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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岁月的铭记——《上海农垦志》读后(王继杰) 2005/06/27

王继杰

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规划的新编方志专志之一、上海农工商集团总公司(前身是上海市农场管理局)承编的《上海农垦志》,2004年9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对于上海农垦,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整整50年前,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南汇、奉贤两县交界的东海滩涂创办农场——国营奉贤农场,1963年以创建年份命名为五四农场,成为建国后今上海市域第一家国营农场。

《上海农垦志》护封精装,凡一百二十万言,附光盘。卷首彩页32面,有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农工商绿色食品自选商场的照片,“艰苦奋斗,勇于开拓”农垦精神的题词系老农垦部部长王震手迹。

展阅彩页后长幅折页,画面气势磅礴:右边是波涛汹涌的滔滔长江,成百上千的围垦职工或弯腰割芦苇,或担挑肩抗,夯筑大堤,工地上红旗飘扬;中间十数台大型拖拉机在原野驰骋,荒地已成平畴;左边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腰,河中鸭鹅戏水,鱼儿游翔,岸上整齐的栏舍,肥猪满圈。“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宏伟场景,跃然纸上。

画卷出自著名漫画家张乐平之手,长期兼任市围垦总指挥部总指挥的副市长宋日昌于1982年补题画首,详记来龙去脉:

1960年冬,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上海市副食品供应,颇为紧张,当时有“青菜挂帅”之说。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解决上海人民的副食品供应问题,特号召和发动上海人民,到崇明县围垦大海,建立上海副食品供应基地。……漫画家张乐平同志,以他的大手笔,在崇明以两个月的时间,制成此大幅长卷,以纪此壮举盛事,实属极为宝贵。

可以说,志书是一幅内涵更为丰富的画卷,为读者再现上海农垦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从方志编纂角度论,《上海农垦志》也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的良志佳作。

一、上海围垦历史值得大书特书,《上海农垦志》全面、真实地记述上海农垦系统围垦事业的状况和轨迹,为后人了解这段难忘岁月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围垦之举源远流长,对于濒江临海的上海,意义不同一般。嘉定——松江——金山的冈身遗迹,足以证明6000年前今上海市大部分地区还是一片汪洋,正是通过持续不断、规模各异的围垦,滩涂成平畴,新编崇明、川沙、奉贤、南汇、金山等县县志,对历史上的围垦情况均有记载。更重要的是,围垦后略带碱性的“斥卤之地”,虽不宜水稻生长,却适合棉花种植,为源于宋元、盛于明清的纺织业经济创造了基础条件,“绫布二物,衣被天下”,一方水土孕育富饶的古代上海,将其引入中国乃至世界舞台。

不过,有组织的大规模围垦,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最。据《上海农垦志》记载:“1950~1990年,上海已在崇明、长兴、横沙诸岛和宝山、川沙、南汇、奉贤、金山等区县围垦造地67570.3公顷,其中,形成耕地37159.2公顷,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11%以上。在围垦的土地上建立了15个国营农场,2个军垦农场,4个县属良种场,水产养殖场和林场,4个乡以及30多个乡属村、场等。”(第3页)农垦事业对上海发展贡献卓著。

诚如志书所述:“上海农垦作为国有农业企业,一直被视为上海市副食品生产基地而得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和资助,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承担了农副产品供应‘国家队’的责任。”(第5页)仅粮食生产和养猪业就可说明问题:1990年上海农垦系统粮豆总产12.76万吨,常年亩产727公斤,超过了上海市郊农村的平均单产水平,在以精耕细作见长的江南,如此成绩殊属不易。养猪生产是上海农垦的重头戏,当年提出“一亩地一头猪”的口号,1972年全局的生猪饲养量达119517头,上市和出口量为54373头。1979年是上海农垦畜禽饲养量最高的年份,全年的生猪饲养量为291344头,上市出口达173840头。(第248页)在副食品匮乏的年代,可谓解救燃眉之急。

上海农垦的发展过程也是历史的一个缩影。60年代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农牧并举,多种经营”,70年代初的“以工养农,以工促农,以农为主”,70年代末开始试点的“农工商一条龙经营”,发展到80年代末的“提高农业,发展副业,主攻工业,开拓第三产业,综合经营,全面发展;坚持参与城市改造,参与浦东开发,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战略,90年代上海有“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农工商”之说,2004年上海农工商集团拥有3家上市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都市农商社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以光明乳业、农工商超市、海丰米业、“上海鲜花港”花卉园艺业为代表的国家级、上海市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拥有“光明牌”乳制品、“海丰牌”优质米、“星辉牌”蔬果、“海森牌”优质冷却肉、“花桥牌”高档鲜切花、“一只鼎”中华传统食品、“名厨牌”特色水产食品、“大瀛牌”优质肉鸭制品、“博露牌”草坪、“东泰牌”中华鳖等一批农副产品知名品牌。(第740页)

在耕地资源异常宝贵的上海,围垦自然还有更可贵的价值。“据统计,1949~1990年,上海郊区被征用的土地约93400公顷,相当于建国初期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由于同期形成耕地37159公顷,才大大缓解了耕地下降的幅度,使全市耕地面积仍有323200公顷。”(第4页)相关资料显示:建国以来上海圈围滩涂达840平方公里(按:即84000公顷,包括农垦系统外的围垦面积)。在滩涂上建起的重要项目有上海宝钢水库、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上海化工区、浦东国际机场等。就是现在,根据上海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2005年至2010年全市将促淤733平方公里,圈围400平方公里。“向大海要土地”,未来5年里崇明、金山、南汇、奉贤等区县的沿江沿海会出现一个围垦造地的高潮。

上海农场职工曾经是一支庞大的队伍。1966年末有职工57175人,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畜牧业生产。1968年以后,陆续安置市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约36.78万人。(第446页)以农场数量最多的崇明县为例,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人口数与松江、嘉定仿佛,在40万左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达75.5万,跃居市郊各县之首。70年代上海市区人口约600余万,粗略估计,平均不到4户居民就有1人在上海农垦系统的农场工作,影响之广可见一斑。

二、《上海农垦志》资料丰富翔实、体系完备,为相关专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性材料,体现了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的独特价值

资料是志书立身之本,鉴定一部志书的价值,资料性是第一性的标准。没有翔实、系统、全面的资料作基础,志书编写技巧再纯熟也无济于事。《上海农垦志》严格遵守科学的修志程序,从搜集最基础的资料起步,核实、整理、加工入志,据编后记介绍:编辑室共查阅档案2699卷,收集资料近400万字,走访有关人士500多人次,所以,尽管编纂过程一波三折,评审会后曾搁置数年,但客观地说,该志资料性在上海专志系列还是比较突出的。

该志资料体系完整,既有宏观的综合数据,也有分项的微观数据。如第四编城镇建设的第三章公路,下设县级公路和场内主要公路两节,再下以垦区分目,每条道路介绍有路名、建造和改造时间、起迄地、长度宽度、路面结构和投资额等要素,共介绍了212条公路,总长度495.105公里,其中沥青路面(包括少量水泥路面)239.947公里,碎石路面255.158公里。不到11页的篇幅,蕴涵的信息量非常大。第二编围垦中每次围垦的时间、参加单位、人数、过程、围堤长度、土方量、围垦土地面积等资料要素俱备。如记1960年新安沙围垦由吴淞区、黄浦区和高教局分别组织围垦,其中高教局围垦人员共5355人,所属26所院校名称无一遗漏,资料明白准确,可信可用,值得肯定。

志书记的是历史,过程与结果两者并重,不可偏废,《上海农垦志》编者在这方面把握得较好,重视过程性资料,把历次围垦的情况记述得极为详尽,如记大新沙围垦,将1964年冬、1981年春和1985年冬动工的3次扩围情况记得清清楚楚。第四编城镇建设第五章生活设施第二节供水设“1954~1990年上海农垦深井一览表”,不仅有开凿年份、井深和出水量栏目,还有“1990年状况”栏目,交代是否仍在使用或于何年报废,大大提高了志书的存史价值。

新方志往往对人物事迹记述不够,《上海农垦志》注意以事系人,保留相关资料。如1959年开沙围垦时,“12月18日,庙镇公社民工倪汉香创1天自挖自挑13. 36个(立方米)土方的纪录,被誉为‘泥状元’。”(第47页)1965年东旺沙第四次筑堤时,几次合龙均因潮水湍急而告失败,12月26日寒冬腊月,“沈马西、李邦固、毛明德等26位青年跳入急流,筑成3道人墙,大坝顺利合龙。”(第54页)

方志耆宿、曾参与民国上海通志编纂的胡道静先生在新方志开编之初,目光如炬,肯定专志开纂的意义:“‘三志’并修,即综志、专志与区(乡)志同时并举,这种做法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而这一点正是方志学与修志史上的一大进展。专志的作用尤为重大。因为它既能使综志获得结实的材料基础,又能对本行本业起到总结经验教训,使人看到成绩、鼓舞前进的效果。”(《松江县工业志·序》)真知灼见在《上海农垦志》上得到充分的印证。

上海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农场镇作为一个大类有别于其他传统城镇,然而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等原因,相关县志记述得极其简略甚至毫无反映。如《崇明县志》的集镇篇共收录71个集镇,其中县属镇2个、乡属镇23个、村属镇46个,没有记述农场镇。据《上海农垦志》记载:位于崇明县的8个农场场部所在地,人口多在3000~5000人,相当于中等乡属镇,最大的长江农场场部所在地常住居民达11000人,规模在乡属镇中可名列前茅。在“城镇建设”编中,分“城镇新村”“交通线”“公路”“桥梁渡口”“生活设施”五章记述,每个部分务求其详,介绍场部所在地,除了位置、人口、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和道路状况外,还记述了住宅形态、管理机构、公共服务设施、商业网点和企业分布等情况,为了解、研究其特点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三、多数专业志不足之处如跨部门资料征集不够、社会性资料缺乏等,《上海农垦志》同样存在

由一家单位或以一家单位为主承编专业志,是首轮修志较为通行的方式,优点在于编纂单位责任心强,挖掘自己部门资料有许多有利条件,在计划经济模式和行政管理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比较合理,但容易疏忽部门外的资料,《上海农垦志》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江苏省大丰县的围垦,由新、老两部分垦区组成,新垦区规划始于1974年,次年开工,老垦区系50年代围筑。《上海农垦志》对新垦区建设过程记得比较清楚,老垦区的情况则语焉不详。查阅《上海监狱志》的“大事记”得知:1950年2月25日经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和苏北行署协商划出台北县(今江苏省大丰县)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作为上海垦区。3月12日上海垦区临时领导机构成立。3月21日上海法院监狱干部48人率首批2515名罪犯离沪,开赴垦区。6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成立。这是一则非常重要的资料,从时间上讲是建国后上海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围垦,且与后来农垦系统的海丰农场密切相关。(详见本期徐家俊文)虽然,《上海农垦志》凡例声明以本系统为记述范围,但与此情况类似的五四农场就追溯得比较清楚。

新编方志往往强于工作情况的记载,弱于社会内容的反映。对数十万上海农场人、农场人家庭来讲,农场生活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在去年,上海农垦系统黄山茶林场职工撰写的回忆文章结集出版,江西知青在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举办陈列,黑龙江爱辉县插队上海知青回忆录《那山那水那嘎垯》在上海书城首发,对于当年生活状态的描述极为真切。当然,囿于体裁,不能要求志书与文学一般富有感染力,但选辑农场文学片断,搜集回忆性的口碑资料,增加生活内容的照片,应该可行。

“经济繁荣,人烟稀少”,较之旧志,新志对人物特别是人物群体的记述显得薄弱。1970年后,大批知青陆续上调返回市区,在各行各业发挥聪明才智,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人才,编者曾专门搜集有关资料,拟整理入志,终因不够完整而取消,非常遗憾。

今天,崇明东平林场的一座纪念碑林,镌刻着上万名在此拼搏奋斗过的知青名字。知青的历史不能忘记,《上海农垦志》帮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