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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试论新方志的价值功能(沈永清) 2005/06/27

沈永清

新方志具有多元的价值功能,本文仅就新方志的资治、教化,参与经济建设,学术科研之价值功能发表拙见。

资治是方志文化的价值功能之一。

新方志的资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科学决策的产生需要翔实、系统的背景资料和数据,地方志源于现实记载的地情实录,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轨迹,各级党政领导正是运用地方志的这一功能制定战略性决策。“山东省通过对古代及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史志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证明:文化与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的发展又能极大地促进经济的繁荣。山东内地是华夏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孕育了灿烂的齐鲁文化。在以往,泰山南北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沿海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近百年来,历史的变革使东西两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东部经济日益繁荣,并逐渐向内陆辐射。改革开放以来,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又首先在沿海地区登陆,并与古老的华夏文化相结合,出现了‘两高两多’的现象:文化素质高、文明程度高、大学生多、科技人员多。以荣城和单县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县的人口均约50万,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现在荣城人口增长25万,工农业总产值达167亿元;单县人口却翻了番,工农业总产值则不到30亿元。鉴于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悬殊的情况,山东省委于1988年作出‘东部开发、西部开放’的决策,推动了全省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山东成为经济强省的基础”《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1期张守富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

教化是方志文化的价值功能之二。

一,国情、地情的教育功能。新方志是对各地地情规模最大、最全面的调查研究和信息资料的系统整理,是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综录,是一方之地情书。国情、地情教育是对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地方志的地情书性质决定了它是社会主义国情教育的重要手段。河北省丰南县志办举办县情讲座:“ 1991年春,丰南县人大、县政协举行全会,代表和委员们提出对青年学生要加强教育。为此,县志办编写了一套县情知识讲稿,共分5讲:悠久的历史,苦难的过去,光荣的斗争传统,优越的自然条件,巨大的成就。首先在县一中试讲。师生反映很好,后在全县8所中学举办讲座。……有的学生在征文中写道:‘我们虽然生在丰南,长在丰南,却不真正了解丰南,听了讲座后感到家乡更可爱了。’”

二,传统的文化教育功能。地方志与中国正史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中世纪的封建王朝到近代的屈辱岁月,以至新中国的蓬勃发展,留下了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面貌,是今人了解认识古代社会文化,近代社会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它同正史一起弘扬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敬老爱幼,忧国忧民,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优秀品质,是对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教材。上海市“奉贤县志办利用资料,与县广播站联合举办了《奉贤古今谈》和《奉贤县民主革命斗争史讲座》的专题广播,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乡土教育,《奉贤古今谈》持续3年零4个月之久,影响较大。县志办还和县民政局编印了《奉贤县英烈志》,印数60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许多学校和共青团组织都把这本小册子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姚秉楠主编:《上海郊县修志十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

参与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是方志文化的价值功能之三。

方志文化中所包含的经济资料,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具有较高的经济信息价值。有关部门如果能够从中充分发掘其有用的经济信息,抓住商机,招商引资,对于促进经济之发展有着极大的潜力。根据各地对地方志资料的开发利用,大体上有如下经济价值功能:

一,发掘、拯救地方传统技艺。河南“孟津县生产的手工艺品唐三彩能够驰名中外,远销欧美,《孟津县志》功不可没。1899年在勘探陇海铁路路基时,发现了姿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釉陶器物,著名古代文化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将之命名为‘洛阳唐三彩’。1920年,孟津南石山村陶塑艺人高良田仿制唐三彩成功,其造型色彩似可乱真,后来这种技法散佚民间。改革开放初期,史志办的同志通过翻阅文史资料,又经走访考证,重新整理出这一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原理和方法,仿古唐三彩作坊在南石山村及附近村庄纷纷出现并形成规模。乡镇局、县志办等单位联合在郑州、洛阳等地举办了唐三彩展览,详细介绍唐三彩的历史与现状,进一步提高其知名度,唐三彩连获多种省优、部优产品奖。一些传统工匠又不断总结创新,他们利用古墓内土料进行加工,生产出来的唐三彩与出土文物极为相似,产品畅销国内外。有关专家也亲临孟津考察,给予很高评价,并命名为‘仿古唐三彩’”《河南史志》1999年第3期张兆明、张志立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从而使洛阳唐三彩在河南孟津县重放异彩,收到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开发地方土特产资源。陕西“千阳县历史上就有植桑养蚕的传统,志书记载,清道光间知县罗日璧曾劝勉民众兴桑蚕之事,民国6年(1917年)举办过蚕桑学校。县领导根据这些资料,决定把早已失传的植桑养蚕作为经济的重要项目。县里办起了丝织厂,使植桑养蚕成为四大产业之一,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宁夏史志》1998年第5-6期赵忠虎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从而使植桑养蚕成为陕西省千阳县的四大产业之一。

三,开发地下资源。江西省“修水县黄金储量大,品位高,但一直未能很好地开发利用和管理。1986年,县志办根据从北京、南京、南昌等地及旧志中搜集的修水金矿资料,整理成一份近万字的《修水金矿概述》介绍修水采金历史、黄金种类、产金地区规模,提供开发建议并绘制了图表,提供给县领导和矿产部门,引起重视。县里制定了黄金开发利用规划,成立了黄金派出所等管理机构,使黄金开采走上正轨。1987年,修水成为年产黄金千两县”。

四,开发旅游资源。江西“三清山位于玉山和德兴两地交界处。玉山县志办配合风景资源普查工作,对三清山50多处古建筑、200多件石雕和石刻,以及古松、瀑布等五大独特的景观进行拍照,作了文字记录,建立了档案资料。依据这些资料,编印了《三清山画册》,举办了三清山摄影展览,展示出玉山县发展旅游事业的前景,从而坚定了县委、县政府开发三清山的决心。德兴市修志工作者也编辑出版了《三清山志》和《三清山诗选》,促进了三清山旅游区的开发。”《江西方志》1994年第1期方洲文,《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2期魏平文,《中国地方志》2004年增刊。现在,江西三清山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五,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牵线搭桥。“山东《利津县志》出版后,向国外发行80余册。不少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看了《利津县志》后,被利津县的资源优势所吸引,纷纷来利津考察或洽谈业务。美国商人两次来利津考察手工艺品柳编制作的情况,并签订了收购柳编制品意向书。目前,利津县的柳编制品已远销英、美、法、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汇470万美元。日本商人多次来利津交流苇编制品技术,利津县的苇编制品对外年销售达1080万件,创汇600万美元。自1993年被列为全省改革开放试点县以来,利津对外友好往来逐年增多。墨西哥政府专家组考察了利北草场,香港商人来本县研讨草地畜牧生产事宜。1995年以来,利津县先后发展外资、合资企业9家,与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实际利用外资 120万美元。1995年,利津县获得外贸进出口自营权,对外开放实现了新的突破”《志与鉴》1997年第1期薄海然、崔建学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

六,为建设工程出谋划策。《上海县志》为上海地铁一号线延伸线(梅陇—莘庄段)建设提供论证资料。“1993年,闵行区政府利用《上海县志》中的地质资料,为上海地铁一号线延伸线的修筑提供翔实、可靠的论证资料,使之顺利通过论证。”沈永清:《新编地方志与两个文明建设》,《上海修志向导》1996年第6期。运行后的上海地铁一号线延伸线取得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科学研究服务是方志文化的价值功能之四。

方志文化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功能早已被中外学者所重视,许多研究者利用方志中的有关资料取得巨大成果,成果斐然。“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利用明、清两代大量的地方志,取得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从1400—1900年之间气候冷暖变动规律的研究成果。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侯仁之,根据大量地方志及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再结合调查,编出了饮誉中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台湾学者陈正祥利用历代地方志进行过多项研究,其成果及其观点、思路受到海内外的广泛重视。陈正祥利用3000多种方志中对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的记录,找出了中国蝗虫的分布范围,并通过生态学的知识对蝗虫的地区分布作出了科学的解释;陈氏还以华北平原13府的地方志对蝗灾的详细记录,编出了蝗虫灾爆发率分布图,从而使人们悟出,方志中充满着可以绘制地图的原始资料。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夫妇利用古代方志中有关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查出了23条关于十七世纪的太阳黑子记录,其中6条是在‘蒙德极小期’(太阳活动的衰落期)内,从而澄清了国际天文学界由于资料不足而造成的假象的论断,提出了新见解。英国《泰晤士报》于1981年12月4日刊载了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天文界的重视。”沈永清:《新编志书的实用价值取向》,《兵团史志》1997年第5期。

方志文化对科学研究的价值功能不仅在国内受到重视,在国外尤其是欧洲和北美都有许多学者(汉学家)在研究利用中国地方志。地方志在北美,不论新志和旧志,都受到当地汉学家的欢迎和重视。“著名汉学家施坚雅主编的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就引用了上百种方志。萧邦齐所著《中国的名流和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一书引用了省志4种、府州志30种、乡镇志12种”王英校:《地方志社会功能概说》,《巴蜀史志》2004年第3期。。

各地在新方志的开发利用中取得巨大成果,有力地推动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展开。

一,参与学术研究、编写学术专著。“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乡东湾村)人,最早革新和推广了棉纺织技术,从而在元代就把我国棉纺技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科技史上有很大贡献。上海方志工作者张渊、王孝俭根据两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和《上海县志》编纂过程中积累的历史资料,编著了《黄道婆研究》一书,成为至今黄道婆研究中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著作”。

二,补史之缺。河南《内黄县志》明确商鞅籍贯,“关于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有说是濮阳人,有说是‘魏国破落贵州后裔’,即山西人,有说是汲县人,一直没有定论。内黄县修志工作者在修志中考得商鞅祖籍为内黄,并将这个结论记入《内黄县志》”。《河南史志》1996年第2期陈凯东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起到补史之缺之功能。

三,提出新说,纠正旧说。甘肃《敦煌市志》确定敦煌文明之起源。“据旧志记载,敦煌始于‘舜流三苗于三危’,并以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为证。新编《敦煌市志》吸收了李正宇先生的考证:‘秦始皇时尚境不过临洮,舜时岂能到敦煌?三危不在敦煌,敦煌三危山是后人附会的。’从而确定敦煌文明始于夏末商初(公元前1600年)羌戎居此之时,使敦煌历史立于可信的依据之上。”《甘肃史志通讯》1996年第1期程喜霖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

四,释史之疑。山东《乳山县志》考证“云南”一词的含义。“据载,乳山县居民中有明代从‘云南’迁来者,此‘云南’何指并不明确。新编《乳山县志》‘居民’编所附的《古代‘云南’迁民考》作出结论:明代‘云南’移民,当指从云中或云州之南的广大地区,即今山西省中南部、河南省北部及河北省的南部地区迁来,并非由今云南省迁来。关于‘小云南’则写道‘小云南’是指今安徽、江苏两省北部地区。”《志与鉴》1999年第4期新夏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

五,采集珍贵资料,为学术研究服务。上海市《奉贤县志》收录海岸堤线变迁图。“《奉贤县志》(自然地理)卷中绘制了海岸堤线变迁图,从远古(约6000年前)直到1986年县境海堤变迁尽收眼底。志书还收录了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从高空摄制的奉贤县海涂彩色照片,使人们对今日奉贤全县轮廓有了较具体的了解。《江苏地方志》1988年第2期朱士嘉、黄道立文,《中国地方志》2000年增刊。

综上所述,“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不仅有近期的社会效益,而且有久远的社会效益。”随着读志用志工作的不断深入,方志资料的开发利用,方志文化的多元价值功能随时间的推移在两个文明建设中作用将会得到充分的展示!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