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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云四次青浦调查看其“三农”思想(王卫红) 2005/06/27

王卫红

陈云14岁走出练塘、走出家乡青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在长期担任全国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期间,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既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创立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完整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其中包含了对农业问题的探索与实践,并确立了“农业是基础,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思想,形成了其农业思想的两个基本点,即基本出发点是发展农业,必须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基本立足点是发展中国的农业,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陈云的农业思想内涵深刻,内容具体、丰富又现实,充分显示出其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以及广泛的人民性的特点,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

“三农”问题是陈云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农业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具体的探索与论述,明确指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4页。这是陈云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思想。着眼于他的农业思想,陈云先后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展开了广泛的有关农业问题的调查,也因此有了他的四次家乡青浦之行。

从青浦调查看陈云的农业基础论思想

陈云重视农业,并在多年抓财经工作中对农业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的发展地位和作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1951年5月的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云就提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43页。。20世纪60年代初,陈云更是明确提出: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的观点。这是陈云农业基础论的主要思想和观点,而其核心内容就是粮食问题。

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就指出:农业问题就是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经济建设如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就不能巩固。而农业问题,首先就是粮食问题。1957年,陈云又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人民底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便站不稳,必然还要回头补课。”《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84页。陈云还对为什么要重视粮食生产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其观点是:第一、粮食同全国的每一个人都有切身的利益关系;第二、粮食分配同农业生产有直接的关系;第三、粮食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的最重要的物资,没有任何物资比粮食更为重要;第四、粮食是大头。大头紧,各头紧;大头宽,各头也宽。陈云认为:粮食是农业的有效供给,有了粮食的保障才能有经济稳定和健康的运行,才能保证政策稳定,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反之,粮食混乱的后果是影响物价,那对劳动者的影响就大了,就会造成人心恐慌,造成社会的混乱和社会发展的滞后不前。陈云一再强调:“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73页。并提出了“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25页。的论断。这些都是陈云农业基础论的核心思想和精辟论述。

陈云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7页。

陈云1955年1月第一次回家乡,就是为了调查他农业基础论中的核心问题——粮食问题,为了处理好在粮食问题上的几种关系。

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秋,国家直接掌握的粮食出现急剧减少的状况。1953年,在上海市场上首先出现了对食油和面粉囤积居奇、套购外运等不正常现象,广州、唐山等城市食油供应紧张的情况也非常突出,并且有迅速扩展的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在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作了题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讲话。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国家对棉花、油料和食用植物油脂也实行了统购统销。但在统购统销制度建立的初期,面队成千上万的农户,要估算出粮食等的确切数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缺少经验,1954年,在农业减产的情况下,国家又多征购了70亿斤粮食,这样一增一减,是农民留粮大大减少,造成了1955年春季许多地方喊“缺粮”的状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解、检查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农村的执行情况,陈云在谭震林、杨帆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青浦小蒸乡作调查。在家乡调查的几天里,陈云详细查看了米店、粮仓等,找了农民、商人、教师、居民和干部等各界人士座谈,征求他们对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在调查中,陈云重点研究了统购统销中的两个较大的问题,即农村周转粮(调剂粮)的问题和对农户统购多少,留粮多少以及缺粮怎么办等问题。并在24日结束这次调查回到上海后,还与江苏、浙江两省的负责同志交流了对粮食统购统销的看法。他要求:对粮食产多少、购多少、销多少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一定要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同时又指出:政策要坚持,办法要改进,用简单划一的办法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陈云在返京后,对在家乡调查的有关问题作了周密、系统的分析,发现了“统购统销”的政策限制了市场、扭曲了农产品价格等弊端,并因此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和办法,即对粮食要实行定产、定购和定销。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1955年8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的规定》,明确提出对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

应该说,陈云提出的“统购统销”的政策,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经验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的艰难探索,在当时,对于稳定物价乃至稳定发展“一五”计划的经济都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它的成功或失败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在大量的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在倾听了广大农民的意见、心声以及进行了全面的反复、比较之后,陈云发现了“统购统销”政策存在的问题;还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发展,为了处理好关于粮食问题的几种关系,陈云敢于否定自己,并在实践中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切合人民利益的政策,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陈云四次家乡青浦之行的其中三次,是为了其农业基础论思想中的重中之重——粮食问题以及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调查过程中,陈云关于“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问题,首先就是粮食问题”、“粮食的局势和价格如果不稳定,整个市场物价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就无法进行”、“粮食问题,是国计民生的问题”等农业基础论思想贯穿了调查过程的始终,同时,他在全面的的调查过程中进行反复的比较,择优选出方案,进行决策,制定出更符合广大农村、农民实际的政策。应该说,陈云在几次家乡调查中,淋漓尽致地实践和印证了他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以及“交换、比较、反复”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从青浦调查看陈云对农民深厚的阶级感情

出身农村的陈云,对农民怀有一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青浦练塘这块偏僻而又贫瘠的土地上走出的陈云,对农民以及农村生活的清苦、辛苦和艰难无疑是了如指掌、感同身受的。所以,走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倾听人民的心声,了解人民的困苦,成了陈云工作的一贯作风,也成了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能够提出和制定正确决策的重要途径和依据。

陈云四次青浦之行,到过小蒸、练塘、青浦县城及青东地区,从陈云四次青浦调查的足迹可以看到,陈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想到的是农民。在调查期间,他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他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温饱问题,生产状况;关心他们的吃粮是否偏紧了?自留地种得怎样了?牲畜的养殖又怎样了?种双季稻还是种单季稻的收益更好些?种种细枝末节的事情,也是农民生产、生活脱离不了的事情,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他的心中。无论他的身体多么虚弱,工作是多么繁忙,农民、农业、农村已成了他生活中必须思考和始终牵挂的问题。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搞穿衣吃饭的。”

尤其是1957年3月陈云的第三次家乡之行,是因为当时肆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血吸虫病吞噬着上海人民,吞噬着家乡青浦的父老乡亲。当时的上海地区是全国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之一,而青浦则是全国10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县之一,全县累计查出钉螺面积7429.72平方米,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3/5;累计查出血吸虫病人157232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9.25%。

正是因为心中牵挂着处于“瘟神”侵害之中的家乡人民,陈云带着他的殷切的关怀和爱护,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安慰,在秘书周太和等的陪同下视察了青东区里浜村血吸虫病流行疫区,到实地视察了灭钉螺情况以及粪便管理、水管建设等工作,又到血防站治疗组,视察和询问了血吸虫病人的具体治疗情况,并走进病房亲切慰问得了病的农民们,嘱咐大家安心治病。

在谈到血防工作的重要性时,陈云认为:血吸虫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祸害,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很严重。我们共产党员要关心群众疾苦,消灭血吸虫病是造福人民的好事,是为子孙后代做好事。如果让血吸虫病蔓延下去,会影响民族的繁荣和群众的生产生活,合作社也不能巩固,这是政治问题。在结束这次视察、调查时,陈云反复叮咛青浦的同志:“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一定要做好。”这也说明,群众的疾苦、群众的安康、群众的生产生活已成了他的心结。

在1955年5月陈云第二次回家乡作农村调查期间,陈云还曾关心过家乡农民青年的就业问题。据当时练塘颜安中学第十二届毕业生金学廉、李福云回忆:

当时,练塘颜安中学第十二届毕业生中,尚有五十多名同学未考上高中,但他们组织了自学小组,每周有几天集中学习,以等待时机,再次争取升学的机会。1955年5月,当这些同学得到陈云来家乡视察的消息后,个个兴奋异常,意欲请他帮助解决就业问题。于是,他们推荐学生代表前往当时陈云的临时寓所(练塘镇派出所),请求接见。陈云的工作人员问明学生来由后,就去请示。陈云当即应允。接见被安排5月25日下午。那天,由颜安中学校长车志康、教导主任朱维圣带领学生代表金学廉等人前往。入座后,陈云以亲切的家乡话,询问师生的来意。同学们讲:“我们毕业后未能升学,又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家靠家长负担生活,况且有些同学家境很困难,希望陈云副总理帮我们解决就业。”陈云问:“你们多少名自学同学?”答:“五十多人。”陈云诙谐地说:“人不多麽!不要说五十几个,就是五百多个也不难,只要我写几张条子,某某单位多少、某某大厂多少、不就全部解决了吗?”师生听后,个个喜形于色。但是,他接着说:“不过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从中央一级、一直到地方一级,都像我这么做,我们的中国还像什么样子?”他又赞扬和肯定了组织自学小组是个好创举,并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你们的同乡,希望你们都能继续升学或是参加工作,但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我希望你们好好自学,多参加些社会活动,国家发展了,就需要许多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去参加工作。我希望大家早日就业或继续升学。”陈云又对两位老师说:“学校要多关心自学同学,要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活动,要给他们创造一些必要的自学条件和提供活动场所。同时,应给他们增加一堂‘劳动课’,让他们在劳动中锻炼和提高自己。有可能时,应尽量安排他们做一些有报酬的、临时性工作,以减轻同学和家长的部分生活负担。社会各方面如要用人时,学校要主动联系和推荐。”接见约五十分钟,结束时陈云还亲自送别师生代表。

事后,学校遵照陈云的指示,更为关心自学同学的学习,又与社会多联系。1956年初,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因为陈云同志直接或间接的关心、过问,颜安中学的五十多位农村青年先后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就是这样,陈云对农民的感情,既蕴涵着深切的关怀、殷殷的关爱,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是真切的、细致的,又是冷静的、客观的;既“不居功,不自恃”,是可亲的、平和的,又是原则、理性的,是要从源头上帮助人民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也反映出他为人处世的一贯原则和作风。

从青浦调查看陈云对农村体制改革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探索

陈云在强调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谋求着对农村的出路、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要提高的思考、探索,他在深入农村调查的同时,以独特的视角、见地来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并用比较的方法,掌握全局,择优决策方案,使中国在农业体制改革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也是陈云农业战略思想的重要部分。

1955年5月,陈云回家乡作农村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个时期,我们党正在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努力探索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在这次农村调查之前,毛泽东正在研究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以便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及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问题。正是为了配合毛泽东的研究,为其提供事实依据、素材,陈云再次回家乡作调查,调查的主题是怎样使粮食增产,使农业更好地发展的问题。在陈云第二次青浦调查的一年之后,即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着眼于调动一切因素,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而陈云则在这年党的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为补充)的经济观点,这些是当时突破苏联模式的新的思想萌芽,时至今日仍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陈云在第二次家乡调查之后这段时期,经济思想十分活跃,他反复强调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首先要抓吃穿用”等观点,应该说,这些都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对农业体制、经济体制所作的研究与探索。

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的关系,陈云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思考,并在1951年5月的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布局……我们要把各种庄稼分一下类,调整一下,什么地方适于种棉花就种棉花,什么地方适于种粮食就种粮食。……如果我们把各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加以调整,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大增加。”《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42、143页。的观点。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同时又掀起人民公社化高潮,这两个运动,标志着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极左错误倾向的开始,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连年自然灾荒,使农产品的产量急剧下降。陈云在这个时候指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综合平衡问题是个大问题,“大跃进”的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针对这些农业上存在的问题,1961年6月,陈云再次回到家乡,这次调查的目的正是为了进一步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以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集中力量加强农业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精神。

陈云在这次调查中,就上述问题和现象展开了仔细、周详的摸底、询问,并在调查后,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专门给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农村存在的“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70、171页。等问题和现象,并附上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调查报告。陈云第四次家乡青浦调查,方法上更注意广泛性、科学性,步骤上更为细致、缜密,观点的阐述上更为详尽与全面,并针对当时我国农业存在的问题,为党中央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应该说,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几次调整,都是因为农业出了问题,而陈云的“三农”思想也正是在我国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败的反复中得到系统的总结而逐渐成熟起来。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努力探寻着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样的社会主义之规律问题,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一代领导人,曾经受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急性病的传染,虽然也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长期的,但还是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也因而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又大又公”等所谓的先进。邓小平在后来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对头,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6页。而陈云在这个时期,敢于打破框框,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大跃进”的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等体制上的、方法上的不同观点,并坚持在调查的事实上制定出相应的政策,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并要顶着巨大压力的。陈云的这些观点、策略,对扭转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农业形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启示作用。从这一点上说,陈云的“三农”思想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彰显出了其独特的地位和特殊的贡献。

陈云注重调查研究,他曾说过:“领导机关决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他是这么说的,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也是身体力行地这么做的。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很注意做社会调查,他曾深入农村,调查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考察农民运动,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提出作出了准备,并在后来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认识论的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陈云下基层做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先后深入农村,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正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摸索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前进之路。这里,我们也可以从陈云身上,看到我党做调查研究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陈云的四次青浦调查,也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作出了很好的、很有力的诠释、注解。

陈云关心、关注“三农”,并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减轻农民负担等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实践。他的四次青浦调查,内容丰富,目的明确,收获也是多而大的,发现了很多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遵照邓小平和陈云的指示,对发展农业经济特别是粮食生产始终抓得很紧,措施得力,相继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199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199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199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8年10月14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和流通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2000年6月1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2001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二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2002年1月10日)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大量的事实与研究表明,陈云的农业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这使陈云农业思想在“三农”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粮食供给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民基本得以解决温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陈云还是提醒要重视粮食生产,反复强调“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警告。1993年5月,他在接见家乡代表——练塘镇党委书记吕健康时,还是殷切希望要切实搞好农业,提出“‘有粮吃’跟‘要粮吃’的味道不一样”的观点。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再次面临着新的关口,凸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大量减少,农业产量连年减少,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是徘徊不上。与此同时,人口增加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国家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城乡差异的矛盾日益突出……2004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颁布的第六个一号令还是强调: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因而,我们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在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同时,重温陈云的农业思想,重新去思索和回味他对“三农”问题入木、透彻的分析和精湛、精辟的论述,就可以发现,陈云关于“三农”的思想并没有过时。而我们今天应该做的,应是如何审时度势,灵活掌握和运用陈云“三农”思想中的理论精髓,去指导我们现时期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去探询解决“三农”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路径,并带着全中国9亿农民一同奔向小康,这才是一项当务之急的、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工作。

(作者单位:上海市青浦区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