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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宝典 资政佳构(熊月之) 2006/03/28

熊月之

凝结着成百上千史志工作者的心血、历时十余年、凡十巨册、四十六卷、一千多万字的上海第一部市志《上海通志》终于出版了。这是上海文化史上一大工程,上海史志学上一大丰碑,实在可庆可贺。

上海地区之有方志,始于《云间志》,宋代杨潜等编,成于公元1193年(宋绍熙四年),有明代抄本。第一部以上海命名的县志是《上海县志稿》,明代顾彧编,1370年(明洪武三年)编成,已佚,在《永乐大典》等书中录有部分资料。第一部有关上海地区的府志是1512年(明正德七年)的《松江府志》。以后,形形色色的关于上海的地方志、乡土志、专门志不胜枚举,到1949年以前就有255种之多。但是,到20世纪结束还没有一部上海市通志。上海作为中国最大都市的历史,已经超过一个世纪。方志界前辈曾想编纂市志,也切实努力过,但是,没有成功。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上海市政府专门设立上海市通志馆,由柳亚子先生总揽其事,拨发专门经费,调配众多专家,包括徐蔚南、胡怀琛、蒯世勋、席涤尘、胡道静等一批硕学鸿儒,专事修志工作。通志馆诸位先生全力以赴,黾勉以求,翻阅档案,检索报刊,移译外文,访查古迹,并向各国驻沪领事馆征集史料,至1936年,已草成《上海市通志稿》初稿十一编,包括历史编、地文编、政治编、学艺编等。上海通志粗具规模。令人发竖眦裂而扼腕叹惜的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八一三事变,侵略上海,通志馆务被迫停顿。第一部上海市通志至此夭折。那批志稿辗转多处,幸免兵燹,现躺在上海历史博物馆里,我们前几年编写《上海通史》时参考过。大多数志稿系小楷工笔誊抄,字里行间,密布批语和修改文字,资料翔实,考订细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通志馆诸人念念在兹,希冀复馆重振,但因烽火连天,国运多蹇,均没能看到通志的出版,赍志而殁。志运系于国运,志运犹如国运,即使能干如柳亚子、博学如胡怀琛,亦徒叹奈何。

改革开放以后,万物复苏,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得以恢复,全国各地均设方志机构,调人拨款,新修方志。上海从80年代起步,历二十余年,修成各种区县志、专业志百余种,每种字数少则百万,多则二三百万,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在此基础上,《上海通志》正式启动,调集专家,汇集资料,撰稿、改稿、审稿,补阙纠谬,删繁汰冗,琢之磨之,精益求精。此项工作之烦难艰辛,非局内人很难想像。古之修志,恨其资料少,今之修志,愁其资料多。志书贵在存史求真,门类齐全,提纲挈领。要在种数过百、字数逾亿的区县志、专业志中,取宏用精,钩稽贯串,批沙存金,谈何容易!翻阅《上海通志》,我深感此书确实不同凡响,洵为佳构力作。门类设置方面,在齐全中凸显特色,传统地方志中的许多要素,诸如建置沿革、环境、人口、人物等,均被发扬,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写了许多上海特有的内容,诸如外国租界、侨民社区、会馆公所、浦东开发开放等,很好地处理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资料使用方面,于继承中有创新,一秉求真求实原则,吸取了学术界大量研究成果,也有许多新的考订、补充。文字表述方面,于准确中力求简洁。古之事简,故古代方志多简要,今之事繁,故今之方志多厚重,不厚重则不足以蒇其事、副其实。本书在厚重中求得卷与卷之间、章与章之间、事与事之间不矛盾、不重复,纲举目张,繁简得当,殊非易事。

方志的存史、资政、教化三大功能中,首在存史。有关上海历史的书籍尽管已经有了许多,包括通史、简史、史话、辞典、百科全书等,但是,任何一种都不能取代通志的功能,因为其资料是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的资料,其表述是经过有关部门认可的表述,集资料的可靠性与政府的权威性于一体,远比一般史书可信可靠。《上海通志》的出版,对于人们了解上海、研究上海、建设上海,对于上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会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它很厚很重。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