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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史上一大盛事--祝贺《上海通志》出版(邹逸麟) 2006/03/28

邹逸麟

企盼已久的《上海通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部十大册的煌煌巨著是上千位上海方志工作者和史志专家倾注了十余年心血铸成的。它了却了上海人七十余年前的夙愿。作为一个上海人,我对参编者的辛勤劳动和高度的敬业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对这部上海文化史上里程碑式著作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众所周知,上海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上世纪30年代,已成为亚洲的第一都会,国际上著名的金融、商业、贸易的港口城市。抗战前,学者、诗人柳亚子先生主持创办了上海市通志馆,上海史专家胡道静先生当时参与其事,办起了通志馆期刊,发表了编纂上海市通志的规划、资料和研究成果,工作进行得十分红火。可惜由于淞沪战起,工作只能停顿。以后数十年内,中国大地上战火频仍,世事动荡,一切都无从谈起。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倡导和支持下,全国掀起了新修地方志的高潮,上海地区也不落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县志、区志、专业志。于是编纂一部高水平的《上海通志》必然提到日程上来了。

既然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的县志、区志和专业志,《上海通志》究竟应该怎么写?写什么?是颇费斟酌的问题。笔者曾经参与几次《上海通志》体例、框架的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最后达成共识的是:新编《上海通志》不能是各县志、区志、专业志的浓缩版,应该是站在全市的高度,全面反映上海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主要发展历程并有自己特色的一部志书,资料要真实,文字要通俗,有可读性,要求在全国省志一级中达到上乘之作的水平。不过当时说是好说,做则不易。我最近收到新编《上海通志》,不过数天,白天有其他工作,我只能利用晚上时间,翻阅了第一和第十首尾两册,本文只能就此两册所见,谈谈读后的感想。

一是信息量大。古人说地方志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因此,地方志首先要反映地方上大量地情,内容要全面、广泛,否则何以能“资治”?《上海通志》(以下简称《通志》)第一册中的总述、大事记两部分已占全册三分之二的篇幅,我认为编得非常好,两部分合起来简直就是一部上海简史,其中所含信息量极为丰富。例如,从大事年表,我们得知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上海地区地震频发时期(1844、1845、1846、1847、1853、1854、1855),光绪十八年(1892年)上海地区奇寒,黄浦江结冰经旬不解,徐家汇积雪深达29厘米,农历十二月初一最低温度曾达到摄氏零下12.1度,为上海地区有气象记录的最低。这对于今天防灾、消灾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他如上海在对外交往和市政建设上开全国风气之先以及人们意识上现代化,都可以在大事年表中找到。这些虽然都是具体事例,但对认识上海城市现代意识产生的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二是科学性强。地方志虽然不是一部科学著作或学术著作,但它记述的内容一定要有很强的科学性或学术性,否则何以“资治”?以往包括现修的一些地方志大都在建置沿革和自然环境方面有不足之处。建置沿革是地方志的传统门类,也是方志内容的基础。以往修志者往往对修志以前的地方建置沿革不甚了了,或抄袭旧方志,或抄录正史的地理志,未加辨析,读者读了还是一头雾水。《通志》第一册第一卷建置沿革部份可以说是精心编撰的,不仅综述上海地区的建置,还分述了区县以下各级行政区划的变迁,以及各区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概况,读了此卷,上海市发展的基本概貌了然心中,真正起到了开卷的作用。第二卷自然环境含有很强的学术性,其不同于一般方志记述自然环境只着眼于修志时的自然坏境,而是从地质时期讲起,包括成陆过程、河湖变迁、地质矿产、土壤生物,都是几十年来专题研究成果的总结,编者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提供了十分重要而科学的实情资料,对今后上海地区坏境的保护和治理有其极为重要的价值。

三是存史价值高。第十册专记、特记两卷恐怕是一般读者都会感兴趣的部分。专记第一章“文化大革命”纪略,真实记录了上海地区“文革”整个过程。上海地区是“文革”的发源地,这一章详尽地记述了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期间,上海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种种劣迹,无所隐讳。因为我们都是亲历者,读后感到有很高的存史价值。还有特记中的“上海租界”、“上海外国侨民社区”两章,写得也很详细,是许多专著和资料的综合。对读者了解上海、尤其对年轻一代了解上海是怎样成为“华洋杂处”、“海纳百川”特点的城市,有极大的帮助。

匆匆翻阅,豹窥一斑,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不过志书是备查考的,不是备通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将越来越体会到这部志书的价值。而本文所言,可能是极为肤浅之见。

(作者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