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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年鉴创新与研究之我见(胡新力) 2006/03/28

胡新力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过对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形成的总的看法并确立的工作指针。从宏观意义看,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构建和谐社会,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的,以五个统筹为具体内容。

一个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宏观指针作用的科学发展观,如何与年鉴的编纂找到结合点?

我们姑且不去只是讨论科学发展观,就讲年鉴。

通过十几年的年鉴工作实践,结合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认识理解,我在最近考虑了几个问题,借年会拿出来讨论一下,全部是个人想法,并且有的想法与当前的主流意见相左。

1.年鉴创新一定会在一些传统意志上发生变革,产生来自“另类”角度的挑战;

2.依据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的年鉴创新会出现被视为认识和做法上“异化”的现象;

3.承认人的认识的多样性,多样性比人云亦云的一致性要好得多,特别是出现的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可能是年鉴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观点。

一、在一致认为正确的指导思想下面,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甚至对立的具体观点

这是因为人们所处的环境和位置不同,东部的与中西部的会不同,不做具体业务的与做具体业务的会不同,编地方综合年鉴的与编行业、专业年鉴的会不同,办官方年鉴的与办民用年鉴会不同,年轻的年鉴人和年长的年鉴人会不同,年长的年鉴人之间也会不同……等等等等。我指的是具体问题会出现意见不同,认识的大方向则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认识问题上出现的不同指导意见,会导致实践途径和方式的不同,以至于产生不同的结果。

比方说年鉴要为市场经济服务,这一点没人反对,我也不反对,相反非常拥护。但很多人都说既然为市场经济服务,年鉴就要走向市场,年鉴的运作就必须市场化,这一点我就有不同的观点了。试着说几点。

1.现在一说到市场经济,就认为什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年鉴的生存也是市场决定的,得出个结论,年鉴必须市场化才能生存。我在苏州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试论创新中的地方综合年鉴定位误区》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年鉴都是这样。在中国,绝大多数年鉴是官方或专业的,不是消费类的,市场化运作的典型特征就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投入的是资金,获取的是利润。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得以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某些公益性的事情,做公益的目的还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个企业拿出万分之几、千分之几甚至百分之几的利润做公益事业,目的是树立企业形象,争取社会关注、跻身上层政治社会,使企业得到更大的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官方年鉴则是争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所以说,官方年鉴不是商品化的生产,而是公益性的生产,投入的是资金,获取的是不是利润呢?我看是为了获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去评判。

2.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可能我们并没有弄清楚。市场并不是一般的买卖关系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把东西卖出去赚到了钱就是走向市场了,用狭义的市场概念代替了广义的市场概念。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并不包含整个社会形态的所有方面,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叫其他主义的市场经济?就算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由市场来调节、通过市场来运作的。比如教育、医疗等等,我们已经看到把学校和医院推向市场后的现状了,本来是社会公共服务、社会公共保障的事业,拿到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负面效应?现在通过国家行政调控,药品会成倍的降价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看到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等等并没有让它去市场化,因为什么呢?如果把这些党报党刊推向市场去市场化运作,会不会出现如同目前一些本应该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部门异化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集团呢?

3.官方年鉴的工作机构是国家行政单位,不是市场主体,不具备市场运作的法定资格。我们过去提出的“背靠政府,面向市场”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当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正确或是说不全面,那时,政府也在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在经商,人家都在创收,年鉴为什么不能创收?另一个因素是从经济收入意义上,既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又要通过发行和广告得到收入,于是既要背靠政府拨款,又要面向市场创收,落脚点是经费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现在上海的政府财政管理非常正规了,原来意义上的“背靠政府,面向市场”一个萝卜切两头吃的便宜恐怕是占不到了,那么这个口号也该改改,叫作“依靠领导,服务社会”。官方年鉴的机构性质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与政府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企业或企业性质的事业单位,不存在“背靠”的关系;“面向”的服务对象是包括政府成员在内的全社会需要年鉴的各界组织和人士,不仅仅是市场。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同志在《上海通志》暨《上海年鉴(2005)》首发式上说,地方志工作是具有履行政府职能的工作。肯定了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机构的官方性质;用中国期刊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的话说,就是要“立足地方特色,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文化品位,坚持公共服务”,这才是年鉴的准确定位。

理论上的误区,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偏差。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头审视一下我们坚持了多年的理论,与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具体实践要求有什么不相适应的方面,存在哪些误区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二、树立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和游戏规则办事

很早就明白这样的道理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年鉴的创新和研究也是如此。创新是有预见的,是在对具体事物及其规律把握的基础上,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符合具体事物发展方向和能够取得的目标成果,所作的探索性理论的和实践的尝试。不能人云亦云,不能自以为是,不能拍脑袋盲目行动。改革要积极稳妥,年鉴创新和研究亦然。

创新表现在:

1.新的方法、工艺、措施(手段创新);

九2.新的表现形式、式样、品种(实物创新);

3.新的理念、理论(思维创新)。

起到先导作用的是思维创新,即新观念的产生,有了新的想法才会有新的动作;

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手段创新,即把新的观念付诸实施,产生了新的操作手段,是创新思想的具体实践运用;

起到成果和证明作用的是实物创新,采取新的手段做出新的东西,是新思维新手段的物质实现,凭人们对新理论新手段的实践成果和对新成果的认可,来证明新思维的真理性和新方法的有效性。

创新分为原创新和继创新,也叫做一次创新和二次创新。

原创新(一次创新)是前无古人的,如发明专利,这里不多说。

继创新(二次创新)是在别人创新基础上,有所感悟,有所启发,吸取别人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搞出了更新的东西(思维、手段、实物)。年鉴搞原创新目前我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思路,是因为对年鉴的规律把握得还不够,但可以搞一些二次创新,比如把现代期刊、网络的表现形式作一些变化,移植到年鉴的装帧设计上来,赋予年鉴新的面貌,突破了年鉴古板的表现形式。

就两个创新问题探讨一下,一个是框架等表现方式的创新。

眼下年鉴创新路数不少,比较常见的是“框架创新”或曰“创新框架”。但看来看去好像无非是“升格”了、“增减”了、“分并”了类目或栏目。我以为,这种配置框架的“升降法”、“增减法”和“分并法”从方法上并不是创新,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讨论并实践这种做法了。

所谓“升降法”,就是将本地区特色产业或特色经济门类在框架中,突破属概念“升格”为种概念,即把原来只能以条目或栏目反映的东西“升格”为栏目成类目,以此突出其特色的份量,反之亦然。我记得《苏州年鉴》很早就把“园林”升格为类目了。

所谓“增减法”,就是将新产生的经济门类或行业门类或新发生的重大事件增设为栏目或类目,反之亦然。

所谓“分并注”,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相应地合并或分离类目或栏目。

这种“升降法”、“增减法”和“分并法”虽无人像我这样地总结成这9个字,但十几年来,谈及年鉴框架经验时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现在讲创新了,还是按着这个套路升啊降、增啊减、分啊并的好像还没看出是什么方法的创新。

那究竟什么才算是创新?我在这说几句“反话”,“醉翁之意”在于引起讨论,或许,对年鉴创新从另一个角度能得到点什么启示。

地方综合性年鉴的框架特征,应该是以国民经济分类为主要框架的,许多地方在框架中显示了当地特色,条目标题也要尽可能地“动”起来,以突出特点,但也带来问题:

1.如果有100个地方的特点都是钢铁,人家都升格钢铁,突出在框架类目中(与工业并列),不也是“百鉴一面”吗?

2.我发现,只有年鉴界同仁们和一些专家在热烈地讨论年鉴的框架特色,读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要的是快捷地在年鉴中找到所需资料,我们把框架搞出特色了,实际上是把一些属概念提出到种概念外面“另立中央”,如果一位读者要同时查找多部年鉴进行比较,他能在相同的类目中找到同类资料吗?

3.据我看到的国内外综合年鉴,如《香港年鉴》、《新加坡年鉴》等等,就是按国民经济分类布置的纲目框架,查找起资料来非常方便,可这些年鉴都没有刻意地搞什么“特色框架”,条目标题也没有“动”起来,而我们却十分注重框架特色,千方百计让条目标题活起来,甚至导致条目标题与内容出现大帽子小身材或小帽子大体量,即孙关龙同志指出的“题大文小”、“题小文大”题不符文(见《年鉴信息与研究》2005年第5期)的概念逻辑混乱,令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走的这种创新路子对吗?

对地方综合年鉴来说,好像“千鉴一面”并不是问题或不足,倒是“千鉴千面”有问题了。你让人家怎么查资料?是你以人为本跟着读者需要走,还是让读者跟着你的指挥棒转悠?

所以我提出,地方综合年鉴的框架,应该以人为本,根据使用者便于查找资料的需要和习惯,以国民经济分类为本,来布置类目和分目。人们不是只通过一部年鉴来了解一个地方的,年鉴的功能应该突出的是它的史料性而不是宣传性。一个地方用于宣传的出版物、印刷物(各种小册子)和各种媒体(包括网站)很多,这些宣传品内容丰富,文字华彩,即时性强,非年鉴可比。年鉴因宣传需要对框架和条目标题下足功夫实在没什么必要。年鉴的创新还是从资料检索途径和框架的涵盖面以及文、表、图的表现形式寻找突破口,使之更加人性化,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第二个是四色印刷的全彩版年鉴

提出个问题,为什么要搞全彩版年鉴?是报刊都搞了,许多年鉴都在搞我也要搞;还是时代需要全彩版年鉴?如果是前者,那就只要印成彩色的就行了,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这样的话全彩年鉴就太好做了。已出的几本全彩版年鉴包括2004年的《宝山年鉴》,除了随文照片变成彩色的,内文标题和表格加了色块,并无什么特点。甚至一些年鉴搞得色彩背离美学、色彩学原理,搞了好多种颜色,冲突的色系混在一起;题头用淡化的彩色照片压上黑色或红色标题大字;照片质量差,有的照片原片都无法修好,让人感到视觉疲劳。如果我们为使用者着想,先考虑这样的彩色人家看了会不会眼睛难受,也考虑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印出来的年鉴好不好看,我们就应该下些功夫学习些平面设计和色彩学方面的知识,把彩色的年鉴搞得让使用者看着不劳累。顺便说明一下,全彩版年鉴的效果主要来自于设计,目前的印刷质量是过关的。

如果是后者,那我们真得去看看最流行的彩色印刷品是个什么潮流,当前有什么流行色和构图艺术技巧,考察一下有什么理念在支撑当今的流行。在此基础上去设计今后的全彩版年鉴。

我的意见是,既然要搞彩色的年鉴,就是要让它“抢眼球”,要大气,要让人看得舒服,看得拍案叫绝。这里要提到的是,2005年的《上海经济年鉴》、《静安年鉴》、《徐汇年鉴》封面就改得很庄重很大气很抢眼。某种意义上讲,简单也是一种美。倒是有一部年鉴本来图案色彩配合不错,烫银后令人扼腕。

《宝山年鉴》2004年改为全彩四色印刷时,还只是加了年鉴的色彩,不能算是“创新”。2005的思路是,主要突出全彩印刷的特点——抢眼球。这是现代期刊特别注重的。既然印成全彩的,就要有全彩的大气和吸引力。于是做了如下试验动作:

一是取消原来意义上的卷首彩版,只布置两幅有年度影响的大尺寸照片,许多年鉴在卷首表现的领导活动等重大事件照片放在大事记中。

二是设置《宝山镜像》系列大幅图片,每页一幅,共43幅,表现宝山的建设成就和有特点的景观,《宝山镜像》图片置于各类目前的双页上,也起到了类目间过渡的作用,令所有类目标题页置于单页码。

三是广告插于各类目的结束位置,这样就使原来插页断开类目资料、麻烦读者的问题得以解决。

四是一部分随文照片突破版芯,让其“出血”,这也是引进了现代期刊和图书的表现手法,同时可使照片尺寸加大,增加版面的活力。这次改动还不到位。

五是放置了一幅跨四页的大照片,位于卷首,编辑说明等书前位置的内容版面作了美术化处理。

2005年的《宝山年鉴》在全彩设计上的改变只是个尝试,或者说在二次创新上下了点功夫,这本书出得晚了,还没听到更多的评论。希望听到批评。

本文标题上还有“研究”两个字,文中讨论得不多,其实全文已经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这个意思,那就是年鉴的研究要创造有合力而多角度的创新性意见的环境,包括对过去传统理念和目前主流学术思想的反思和评价,学术上不能总是一个声音,有些与主流理论不同的意见可以拿出来争鸣、讨论,以此刺激年鉴研究拓宽思路,推动年鉴理论研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最后提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中国年鉴网》(http://www.yearbook.cn)你上了吗?如果上了,去年鉴论坛灌水了吗?发表意见了吗?一个正在大声疾呼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为年鉴创新、为年鉴事业发展作贡献的人或组织,连中国年鉴网上论坛这个代表当前最先进的信息交流平台都不屑一顾,懒得去碰,连上网这样的事都不会或不愿去做,应该是一种悲哀。

(作者单位: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