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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史之急 资治之需 深研之途 修志之实--浅说城区研究与地方志关系(许洪新) 2006/03/28

许洪新

一、上海城市由文化特征各不相同的城区组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多年来学术界对上海城市文化总特点的共识和概括。上海城市文化既经700多年海内百川的融汇,又经近代以来100多年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从而形成一种以兼容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独特城市文化,即海派文化。

细而言之,旧时上海的城市文化又是多元的,无论建筑、电影、戏曲、饮食、服饰,乃至民俗民风……,都具有亦中亦西和各类中西文化结合交融的多元性特点,即中华文化多元性与国际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城区也是这样,这里所说的城区,是指文化层面上的城市区片,而不是建置上的区或街道。不同的城区既是多元文化的融汇又呈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城隍庙与南京路的风貌韵味全然两样,霞飞路和老北站也不相同,同属华界的城隍庙与老北站或同处租界的南京路和霞飞路,也都风格迥异。可见,一座偌大的上海城市本就是由文化特征各不相同的一些城区组成的。

以文化特征而言,上海的城区至少有三类,即以城隍庙为代表的老城厢区,那是上海城市受西方影响相对较少的城区,是上海中心城区中具有较多中华传统特色的海派文化城区,其基础是吴文化,却又融汇了诸如越、徽、湘楚、闽粤、齐鲁等海内诸文化圈的内容;外滩与南京路,那是一种以英美文化为主源的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海派文化城区,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息和俚俗性特征,洋泾浜英语就是这种文化气息与特征的典型表现;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为代表的城区,其雅静与南京路的旺盛、其密而精的商业布局和以咖啡馆为主力的休闲服务业与南京路的大公司商业大娱乐中心,都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以俄法文化为主源的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又一种海派文化城区,透发着一种典雅的欧陆贵族气息。如果说城隍庙是上海代表中华文化的典型街区,那未,外滩与南京路正是使近代上海获得“西方纽约”誉称的代表街区,霞飞路则是上海作为“东方巴黎”的代表街区。再细而分之,在同一条霞飞路上,东端八仙桥华人区、中段俄侨商业街市、西段欧美侨民聚居区,也都有明显差异:以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口为中心的霞飞路中段,曾被称之“罗宋大马路”、“东方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1920年代初,于霞飞路中段南侧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段两侧以近百幢法式、西班牙式和英国式乡村别墅为主体,以严格执行的环保措施为保障,建成了法租界第一个优美小区,呈现了“都市里乡村”的风貌,被旅沪法侨称之“小瑞士”;马斯南路南段安南(今越南)巡捕家属聚居处,那里有安南人主持的学校和教堂,遂有“安南村”之名,分明是一个法式安南文化笼罩的社区;东段两侧韩侨集中,特别如宝康里(原淮海中路315弄,今瑞安广场处),仅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与重要干部就先后入住过十多人,是上海韩侨社区的主要地块;而霞飞路西段南侧今桃江路与高安路、宛平路一带则颇多德侨。再如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为中心的虹口地区,日侨聚居,人们名之“小东京”;提篮桥一带,二战期间,曾被侵华日军辟作犹太人隔离区,今舟山路有过“小维也纳”之称;曾以“野鸡游荡”著称的四马路(即福州路)也明显地分为三段,江西路以东段为“东方华尔街”——上海金融中心的一部分,江西路至福建路段,本是由棋盘街辐射延伸的文化街区,至1930年代这段已取代河南路、山东路而为上海文化街的中心,福建路以西以天蟾舞台和会乐里为中心才是旧上海娱乐与色情街区。此外,今四川北路永安电影院南侧的半个街坊,是广东旅沪移民集中之地,人呼“广东弄堂”;大洋桥、日晖港、肇嘉浜、虹镇老街等地,那是苏北移民的天下;原中兴路14弄中多为高邮籍移民,且多从事自制畚箕的营生,人称“畚箕浜”。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区,都呈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所以,整体上观察,上海城区文化是汇纳、融合了中外百川的各种文化成份,以海派文化而名之。若仔细分析,却由于诸多文化成份构成的强弱不同,各城区所呈现的显性文化特征都各有差异,形成了不同城区的不同文化特征。正是这些文化风格不同的众多大小城区,形成了大上海城区文化的多元性。这种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使上海城市和海派文化展陈了五彩缤纷,蕴含有隽永回味,散发着深透时空的魅力,成为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的内在动力之一。

二、城区文化差异是城市化进程中诸多历史要素互动的结果

城区,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以一些处于中心地位的诸如江河湾角、道路桥梁、寺庙村宅等自然的或人文的地理实体为依托与标识,在诸多历史要素作用下逐渐向周围辐射,从而形成的地片或区片,它不似政区那样有明确的地域范围,而只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致概念。当然,它与政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的镇、街道、建置区等,对稳定、推进或改变其文化发展趋向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城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是一批相对稳定的人群经常活动的舞台,从而在特定的城市化背景中,在自然特点、居民来源、经济结构、政治变动、民俗民风以及构成社会生活的其它要素互相作用下,形成一种于城市文化共性中凸现独特性的地域文化,从而显现出城区文化的差异性。城隍庙与老城厢区、外滩与南京路、霞飞路三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城区,就是自古代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近代上海两界(华界、租界)三方(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政治格局并存的结果。老城厢区由宋末上海镇发展而来,特别于明嘉靖年间以后,在为御倭而构筑的城墙之保护与封闭下,以豆粮、土布为大宗的商业与沙船运输业为主要经济支柱,集聚了本籍和以苏南、浙北、徽州及闽广为主的早期移民,其中不乏众多的簪缨之家和诗书俊士;外滩与南京路,形成于英租界开辟的初期,继在英美租界合并组成的公共租界的历史影响下发展定型的,早期买办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霞飞路则是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租界中已形成一个聚敛了巨大财富的暴发户阶层,在这个阶层渴望享受近代物质文明欲望的驱动下,并在法国专管租界的条件下,又适逢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一大批曾深受法国宫廷文化影响的俄国贵族、布尔乔亚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流落于斯,正是他们奠基打造了这股浓郁的欧陆贵族文化气息。

在一些特定文化特征鲜明的城区形成的历史轨迹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些貌似偶然的历史要素在起着必然的作用。沙船的云集和天主教堂早早的建造,使董家渡地区集合起朱、沈等以沙船起家的上层天主教家族,八一三战火又让他们迁聚到伯多禄堂的环周,使今合肥路、重庆南路、思南路与复兴中路间的街区成为上海上层天主教家族最集中的城区之一。马斯南路上的法兰西建筑与环境文化气息,吸引了法侨与崇尚法国文化的中国文化人,从1920年代中叶起,这儿出现了三个法国文化沙龙:一是以著名作家、出版家曾朴寓所,即真美善书店编译所为中心的法国文学沙龙,曾虚白、邵洵美、徐志摩、李青崖、徐霞村、徐蔚南、田汉、傅彦长、张若谷、卢梦殊等作家、诗人、翻译家与文学青年走进穿出,国内的、国外的、巴黎的、东京的,信件邮包,送来飞去,影响过无数人的大小仲马、莫伯桑、雨果等人的著作从这儿编译,再经出版发行而散往各地;一是以张静江、陈和铣寓所为中心,环周先后居住了李石曾、魏道明、郑毓秀、赵志游、褚民谊、张翼枢、江文新等留法归来的一族,同是法国归来的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也是这儿的常客,他们大多是国民政府的高官,即使宦途不彰的张翼枢竟也是一个能影响法国外交部和驻沪总领事的法租界重量级人物,张静江、陈和铣、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又都是成立于巴黎的文化团体世界社的创始人或中坚,在这儿他们筹划了重设世界社,酝酿创建了以世界社为基础的世界文化合作协会、日内瓦国际图书馆中国分馆及世界学校等文化团体和机构,讨论筹办了许多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再一个是中法联谊会,该会先后组织过刘海粟、林凤眠及诸多法国画家相互访问交流的画展,创办过法文教育,孤岛时期还支持中共组建了有过巨大影响的上海剧艺社《译报》等文化活动和文化团体,这是一个由法国驻沪领事馆提供资金、该馆文化参赞出面联络、以民间文化交流为宗旨、中法两国文化人士组成的文化团体,以留法归来的文化人江文新主持。这三个文化沙龙的出现,又进一步推进了该地块的法式文化氛围,形成了一条极有特色、极有影响的和高尚、典雅的历史文脉,为营造霞飞路地区地域文化,进而为形成上海主流社会文化生活的高尚、典雅特征,为上海之成为“东方巴黎”,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再如租界当局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标准,对言论管理较封建独裁的清王朝、北洋政府及民国政府都显得宽松,于是,租界内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都远较华界发展。法租界对捕人、“引渡”须由总领事签字批准,这一似乎是细节性的程序上的规定,却为革命政党提供了有利的隐蔽缝隙和回旋余地,从而使原法租界地区于今天呈现革命史迹特多、特别是高层机关遗址和革命领导人寓所特多的特点。

总之,政治、经济、文化、居民来源与结构等等各类历史要素的相互作用,对城区文化的特征,都会烙上或深或浅的印记。

三、打造新型上海城市文化的迫切需要

自1990年代初起,上海城市开始了沧海桑田式的大改造、大变动,许多中心城区的居民开始了大动迁、大置换。昔日居民云集的街坊,今已成了摩天高楼或是巨大的绿地,连道路格局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许多城区从城市景观、商业布局,到功能框架、居民构成,都呈现了“沈园已非旧池台”的剧变。

环境的剧变,特别是活动着的人的结构剧变,极大地推进和引发了更为深刻的生活方式变化和地域风气的丕变,也就是文化的变化。当一批批居民被动迁离去,当一块块街坊被推倒重建,当一家家商店被拆转调迁,原有的城区文化可能被砍断、被消灭;在形成一种新的城区文化时,可能是原有文化被扬弃被提升,也可能是文脉断裂、精华丧失。城区改造往往受主持者、规划者的主观认识,还有诸如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利益驱动等人为制约,在计划经济模式影响远未消除的转轨时期,缺乏科学发展观的人们,往往不善于独立思考与创造性思维,容易从长期形成的参照模仿等思维习惯出发,一哄而起,邯郸学步,使城区改造呈现百路一面、千店一式,使城区文化失去独特的个性,城市文化失去多元性,从而失去城市的魅力。其结果虽可因炒作而热闹一时,却将因失去城市文化的魅力,而导致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当然,在急切谋求发展的阶段,出现这些问题是难免的。在新一轮的改造与发展中,以构建既有历史继承性又有时代发展性、城区个性化鲜明的新型城市文化为目标,已成为当今的共识。但究竟如何从认识城区文化的具体历史特征、如何认识和继承城区历史文化的精华等方面考虑似乎尚欠具体。因为,只有真正认识各城区的具体历史特征,才能把握城区历史文脉,进而传承、扬弃和提高,使洋溢现代气息的新城区也能不断透发出历史的凝重,蕴含独特的磁性,并使众多城区的独特吸引力汇成整个上海的巨大魅力。开展城区研究,就是研究上海城市文化多元化特征在区域结构方面的具体表现,就是研究各城区的文化特殊性,从而为在城区改造和建设中传承、扬弃和提升历史文化,构建新的城区文化,提供历史依据,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其形势更是十分急迫的。

同时,面对这场涵盖物、人、风的城区大变化,秉董狐之笔,将已经消失或行将消失的一代城区的面貌、一代城区的人和一代城区的风记载下来,显然具有重大的存史意义。这点似乎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将注意力大多放在记述新貌、记述政绩上,注重的是宣传效应,这当然有其必需的一面,但忽视了记述被改造的原城区面貌、原城区的人、原城区的事和原城区的风,就将失落城市发展中的一段历史,于今后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今天,人们为了考证历史史迹,对《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之类的史籍图册赞赏不己,却对眼前旧城区已经消失或行将消失的剧变现象思考不深,对将这些城区的诸如建筑布局、建筑用途、居民结构等史实史料认真发掘、认真记述的急迫性漠然处之。那就不要多久,这些城区的历史就将湮没无传,就像十六铺之“铺”究竟于何时划设、又如何划设等这些当时人人皆知的普通事,如今却成了历史之谜。所以,记述城区,研究城区,研究其中的物、人、事、风,乃是存一代历史的急事和大事。

四、修志的实质就是调研地情

上海是一座海,既大又深,海水中融汇了形形色色、太多太丰富的内容。上海研究,自1980年代由陈旭麓等先生倡导至今,正方兴未艾地成为国内外的一门显学,并已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但是,对于上海的诸多方面,包括大多数城区,尚未有较深入的系统研究,即使是对外滩、南京路、霞飞路、老城厢这些最典型城区的研究,也还相当肤浅,更不要说曾经十分灿烂而被诸如日本侵华战争等原因中断了发展进程的像高昌庙这样的城区。对城区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与过程的研究不足,反过来又制约了对上海整体研究的深化。因为,城区研究具有细部放大的意义,是一种微观的地方史研究,如果取得一定数量的各类典型城区的研究成果,就将对上海城市研究的正确定位和进一步深化提供更扎实的支撑。所以,城区研究与诸如行业、社会生活领域各方面及人物、事件等研究并举,于深化上海研究有条块结合、纵横交叉之功效,实是一个绝好切点和一条重要途径。

地方志机构是修地方志的。志书是一种政书,是官方为科学地管理和发展一地社会而修纂的一方之全史,也就是一方之地情大全。所以,修城市区志、街道志,也是城区研究,只是从建置层面上的一种城区研究,与笔者本文所指的城区研究有些差异而已。因为,修志就是调研地情,并将调研所得的地情资料进行科学的、系统的梳理。修志与系统深入的地情调研,是一种名与实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志书是地情调研的结果,地情调研是取得和积累志书资料的过程和根本途径。不明白这一点,就是为修志而修志,那种不注力于考查发掘历史文献,不认真开展田野调查,资料真伪不辨,不讲学术规范,只在上报志稿上圈圈改改,追求字数、追求装帧,彷彿只要一部外观漂亮的、厚厚的志书印出来就万事大吉的想法与做法,就是为修志而修志的单纯任务观点的反映。长此以往,中华民族这一优良文化传统——方志就将流于形式。志书是官书,但不是官员述职的政绩报告书,也不是对百姓宣传政绩的新闻报道,而是为更好对一地进行管理和推进发展而制订资治、教化之策的地情依据大全,是求一地之自然、人与社会之“是”的“实事”调研报告书。为此就要不断地深化、细化地情调研。如果,为修志而修志,那末,大约再有一两年,各区的续志大多完成了,接下来是再续志吗?除了有建置变化的几个区以外,市区的多数续志所记都只有十年上下,再续志的内容就只有两三年了,可行吗?所以,绝不能把地方志机构的工作任务机械地理解为修志或修志加年鉴,惟有将不断深入的、点面结合的城区和各种专题性调研作为地方志机构的经常性工作,不断形成短期的、局部的调研成果,既能对资政、教化发挥直接的作用,又可与年鉴相辅相成,建成准确、系统、深入、全面的地情资料库;并以此为下一届修志的资料准备,这才能修出真正具有资治、教化和存史功能的志书,才能真正做到“服务当代,造福后世”。在政府各职能部门和诸多学术机构中,地方志机构只有一个优势,就是地情资料的优势,就是掌握着微观而可靠的地情资料。众所周知,以大量的、准确而微观的资料为支撑所引出的结论或构建的宏观研究,才是扎实的、准确的和权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志机构应当是地情调研中心,地方志工作者应当是地情专家。已修成的区志、街道志,保存了一批资料,这是肯定的,但大多存在历史资料过少、社会性欠强等问题,况且区志易疏易漏,对具有一定文化特征的城区反映很不深透,为深刻认识城区文化特点,为城区改造中续接历史文脉,为打造新型城区文化服务,也为今后重修志书作积累和准备,地方志机构理应担起城区研究这一责无旁贷的任务。

为此,笔者建议:市中心区的地方志机构应将城区研究纳入工作计划,有安排、有步骤地从文化层面上认真开展城区研究,对区境内和跨区境的重要城区和已消失的城区,进行系统的研究,在集辑现存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比较分析,对其中的资料矛盾和不甚明了的问题,作一些考证调查,对历史老人进行一些抢救性采访,力求深化一些,力求发现一些新内容,力求纠正一些过去的讹误。总之,力求为上海研究作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上海城市大改造、大发展的形势,提出了开展城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上海研究自身发展的形势也为城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今天,上海研究的一系列基础工程已基本完成,第一轮修纂的各区县志已经完成,市级专业志亦基本告竣,《上海通史》、《上海通志》已经出版,旧乡镇志也已整理出版,《上海大辞典》即将编就,也就是说第一层面的基础资料与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已经告一段落。上海研究正开始向细化与社会领域深化的趋向,作为以收集、整理和研究区域地情为任务的地方志机构,理应细化与深化地情调研,这是一种时代责任,笔者愿与诸君共勉。

(作者单位: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