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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上海新方志大成的鸿篇巨制(朱敏彦) 2006/03/28

朱敏彦

由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本市各部委办局、区县和有关研究单位上千名方志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历经整整十个寒暑,焚膏继晷,通力合作编纂的《上海通志》,今日终于全部完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上海通志》遑遑10册、46卷、247章、1076节,共计1083万6千字,堪称鸿篇巨制。

编纂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自两汉地记起,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发展,隋唐时期初步成型,到两宋基本定型,地方志已经有2000余年的发展历史。上海地区在北宋初年就开始编纂地方志,现存最早的上海地区的地方志为南宋绍熙年间杨潜等编的《云间志》,至今已有810多年。此后,历朝历代编纂了300余种府县志、乡镇志、村里志等,但一直没有一部上海市志。1927年上海正式建市以来,上海方志界同人就打算编纂一部上海市志。早在1932年7月,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通志馆,著名学者柳亚子担任馆长,并率该馆全体同人全力以赴,经过数年的艰辛努力,到1936年,已粗具规模,形成1000余万字的《上海通志》志稿和资料。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通志》编纂工作被迫中断。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倡导下,建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开始新编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据国家档案局1960年统计,全国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00多个县开始了新编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其中约有250多个县写出了初稿。当时,上海地区有万景亮主编的《浦东县志》内部铅印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盛世修志,地方志编纂工作在我国全面开展起来。

上海历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地方志工作都十分重视和支持。1987年5月26日,江泽民出席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1988年8月3日,朱镕基出席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二次委员、顾问(扩大)会议,高度评价上海的地方志工作,他认为“上海市地方志的编纂这件工作本身,对于上海市委、市政府决策能起到非常好的参考和咨询作用”。他还要求各级政府要保证编纂地方志工作的必要条件,包括办公室、经费、资料等问题。吴邦国也很关心《上海通志》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1991年9月13日,黄菊出席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四次委员、顾问(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上海地方志工作近年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上海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地方志事业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显示其独特的功能”。他在上海市九届四次人代会上作的关于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要加强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陈良宇也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并亲自担任《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在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陈良宇等上海历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上海各区县的区志、县志和各行业的专志组织编纂工作纷纷启动,形成了一波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高潮。十多年来,上海的各级领导和广大修志工作者,共同努力,辛勤耕耘,取得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第一轮编纂工作的丰硕成果,编纂出版了12部新区志、10部新县志和100多部新专志等一大批精品良志。在这130多部新方志的基础上,1994年,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全市力量启动了上海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主体工程《上海通志》的编纂工作。按照《上海通志》的编纂要求,全市各部委办局、区县和有关研究单位组织力量,采撷了各区志、县志和专志中的精华部分,陆续写出了《上海通志》的志稿。从1996年起,《上海通志》总纂室开始对志稿进行总纂,期间,志稿经过数十次的同行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评议审改,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上海地方志编纂的最高水平。

总之,《上海通志》是上海几代方志工作者薪火相传、集体攻关的心血结晶,是自20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编纂并出版的130多部、计1亿5000万字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集大成者,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领导组织开展上海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作者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常务副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