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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学新论》述评 (吕志毅) 2007/12/12

吕志毅

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编修方志大潮的涌起,方志学论著也得到空前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毫无疑问,这对方志编纂事业是一个巨大推动力,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方志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众多有关方志学论著中,上海复旦大学巴兆祥的《方志学新论》(学林出版社2004年6月版),是一个闪光的亮点。全书共七章,所涉及内容多是当前方志界所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方志学基本理论问题、方志应用问题、方志发展史问题、方志目录学问题、中国地方志在日本以及新志续修等问题,立论新颖,有创意,资料丰富,说服力强,具有较高的学术品味。

在“方志学概述”章中,作者考察了方志学名称的由来,界定了方志学之概念,揭示了方志学研究任务、学科特点、研究方法以及与其它学科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例如,有关方志学研究对象,认为:“方志学是研究方志编纂行为,编纂思想与学术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指历朝历代的修志活动,方志学者的学术成果,以及方志应用等。”(P.5)概言之,“方志学是以方志编纂及其关联的种种事物和形态进行研究的学科。”(P.5)表述颇见功力。关于方志学研究内容和任务,作者概括为八个方面,其中最后两点“地方理论年鉴研究”、“了解国外收藏、研究、利用中国地方志情况”尤具新意。

在“方志应用的再探讨”章,作者在考察了前人及当代人对地方志的功能价值论述之后,归纳为如下几点:1、地情指南;2、经济建设参考依据;3、学术研究可靠资料;4、宣传教育的教材;5、中外交流的桥梁。上述看法虽未越出传统所论“资治、存史、教化”之范围,但已具有新意,时代品味较强。在揭示方志功能时,作者指出,方志多重功能的发挥,主要源于方志具有丰富的资料。所提方志资料的系统性、复载性、差异性、微观性和可靠性等五大特点,以及方志发挥作用的规律,也较有见地。研究方志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是本章的重点,作者选了两个专题予以剖析。一是方志与旅游,作者不仅阐述了方志蕴藏丰富旅游客体的信息,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重要依据,方志是高级导游书和旅游史记,又是研究旅游史与旅行家游历活动的重要资料,而且还认为,旅游事业有助于方志的发展,方志是旅游成就的重要载体。这些观点皆新颖不俗。二是以望江西圩为例,依据方志资料探讨明清圩田管理制度,以志证史、补史,大大丰富了地方史的研究。

第三章“方志发展史专题”,以现存方志为主体,元以后的方志为研究对象,以大量笔墨讨论了方志发展、演变历史。论述颇具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精到之处。如明代方志,作者是国内此方面研究最着力的学者,研究成果已多为学界引用。此处又进一步检讨,按“关于明代地方志的数量”、“明代地方志的类型与流派”、“明代地方志的特点”三问题,对明代方志进行了新的总体评价,有助于学界对明代方志的了解和利用。在论述《大清一统志》与方志这一问题时,作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十一年到道光二十二年,共约修成省、府、州、县志3201种,其中,三部《一统志》纂修期间约纂有2519种,约占现存清代方志4889种的52%,……三部《一统志》的间隙,也有志书锓梓,约682种。它们也应视为《一统志》编纂影响下的产物,……如果按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清代方志存佚各半来估计,三部《一统志》期间所修方志将达6500种左右。若按保守的存佚3:1的比例推算,这一时期修成的方志也将约5000种。由《大清一统志》编修而形成的修志高潮,其持续时间之长,成书之众,在中国古代方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P.120)上述这些数字,言之有据,有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有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书中所附“三修《大清一统志》期间所纂刻方志统计表”即是作者统计的结晶。所述《大清一统志》对清代地方志高度发达的四方面影响,也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有关清末乡土志问题的论述也颇具特色。例如关于乡土志的属性,作者在对各种观点比较之后认为:“乡土志是清末内忧外患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富有进步意义和创新精神的一种特色文献,具有教科书和地方志的边缘特性。它不是方志的一个属类,更不可能等同于乡镇志,它是种准地方志。若将其视为简志系列也未尝不可。”(P.141)这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有关乡土志的调查统计,从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短短七年间约编辑了449种,年均46种,比较接近实际。对乡土志体例的分析,如部颁标准、程式流派等,论述之详尽为近年所仅见。有关乡土志编纂上的创新点,如主线突出、特色鲜明,地图已处近代化过渡中,采访方法与方志有异有同,编排的简洁明快等等,论述也较到位。对伪满时期的修志活动,以往的论著较为忽略,本书首次进行全面论述,并有较客观的评价。

第四章台湾地区方志编纂研究,分两节论述了台湾在清代、日据、光复后三个历史时期的修志活动与成绩,比较了三个时期在体例和编纂方法上的异同,并总结称:“清代台湾地区的方志,继承了大陆方志的优良传统,成为清代台湾学术文化的上品。日据的史志,体系虽不甚完整,然在资料调查统计上是以往方志所无法比拟的。光复后的方志集前两时期之大成,质量大为提高。其三个时期的方志,尽管修志的主体不同,却体现了中国方志从古老向现代的发展进程。”(P.279)这个观点比较客观,也容易为学界所接受。

方志目录学是本书的重点章之一。作者认为方志目录学是方志学的重要分支,应用性极强,是读者开发、利用方志的前提。但由于我国政区的变化,特别是以往的方志目录著作著录范围不统一,编纂目的和编排体系不一致等,给读者带来极大困难。作者找出了上述问题的症结,“主要是理论滞后于实践,实践缺乏方志目录学的理论指导。”(P.282)认为从目前情况看,方志目录学的建立不仅势在必行,且分析了许多有利条件,探讨了方志目录内容、类型划分、历史分期、发展特点和趋势。这说明作者对方志目录学的构建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思维逻辑。本章还以民国和建国后两时期为专题,重点探讨了民国和建国后的方志目录成就,对一些重要目录、提要作了评述。研究中国史所需要查找的方志工具书,这里基本齐全了。

中国地方志流散海外情况也是方志学研究的课题之一,据初步估计,其数量接近于国内收藏量。其中以日本为最,其不仅收藏数量大,而且质量最优。2000年,作者应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邀请,就“中国地方志在日本流传及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为课题,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调查重点是该所大学图书馆,共收集1949年以前所编各种版本的中国地方志2111种。此外,还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库、内阁文库、早稻田大学等进行实地调查访问,皆有创获。作者对日本大学所藏中国地方志的来源通过调研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对其学术价值进行评估得出了比较可信的结论。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发现了流传海外的孤本(崇祯)《嘉兴县志》及(光绪)《宁灵厅志草》。作者就此进一步展开学术研究和考证,写下了《中国地方志在日本》一章。这是一篇以日本为个案、专门对国外收集地方志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可以填补方志学研究之不足。

在新志续修理论方面,特别是有关新志体例、篇目以及如何续修等问题,作者在继承前人和当代人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再探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在论及新编方志体例时,作者概括为六条:1、无所不载;2、严守空间界限;3、分门别类,横排竖写;4、诸体并用;5、完整布局;6、据事直书等(P.417~418),以此规范新志体例。此说比较实际,各条释文论述颇为周备,实用价值很高。在论述志书体例与篇目关系时,作者做了深入探索,认为它们在新编地方志工作中都居于核心地位,并找出了二者的关系和不同点:一是先有体例后有篇目;二是体例内涵丰富,篇目较为单一;三是体例是规划,篇目为实施蓝图;四是体例决定篇目,篇目反映体例;五是内容决定体例,体例具体为篇目,篇目又体现内容等。其中第四点阐释尤为精当。认为:“方志的框架结构是方志体例的核心,为方志区别于其他著述的首要特征。篇目乃统括地方人事物的门类及所属小目,即章、节、目或篇、章、节、目的排列组合。它的拟制不能自行一套,否则,就不合志例。它必须按照志体要求,分门别类……,这个框架结构即构成了志书的骨骼,完善的篇目也就体现了志书体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P.421)这些看法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在对“续修”概念的理解方面,作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新一轮的修志是继续方志事业,还是编纂具有普通意义上的统合古今的地方志,而不是许多人误认为的断代史式的方志。”(P.430~431)在续志编写探讨方面,不少见解很客观、允当。如认为:“续志设‘专记’、‘专题’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太滥,要设的应是有重大影响的,有特色的。”(P.439)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可行的。此外,在规范志书地方特色以及如何把握地方特色、处理交叉重复等问题,见解都有独到之处,也颇具借鉴价值。

当然,由于本书主旨和篇幅的限制,还有一些方志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未作专题论述,如方志理论发展史、方志编纂的组织与管理、方志批评史、中美方志交流史等等。众所周知,此中许多问题都属方志学研究的前沿,学术界迄今研究不够甚至是空白,但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上讲,仍是需要探讨的,这不能不说也是本书的缺憾。我与作者未曾谋面,然我相信,以作者对方志学研究的执着,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这些方面的新成果不断问世。

总之,《方志学新论》凝结了作者近年研究的新成果,在认真总结前人和当代人诸多优秀研究成果基础上,以专题研究形式构建了此书,表达了自己对上述诸多问题的新见解。钩索文籍,深入调查,用力甚勤,成效显著。其书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势必对当前的修志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