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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志书年鉴化倾向 (陈其弟) 2007/12/12

陈其弟

按照李铁映“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的讲话精神,苏州的新一轮修志当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算起,至今已经完成了《苏州郊区志》、《金阊区志》、《沧浪区志》、《平江区志》等4部区志的出版。2003年,昆山市率先出版了《玉山城北镇合志》,该志由《昆山市玉山镇志》(1993~2001)和《昆山市城北镇志》(续集)两部分组成,分别是1996年版《昆山市玉山镇志》和1995年版《昆山市城北镇志》的续志,意味着苏州的新一轮修志工作已经在实践在探索了。继2005年8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后,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05年10月13日发布的《关于做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意见》,标志着苏州市新一轮修志的全面启动。一年多的编修实践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其中志书的年鉴化倾向尤其值得关注,现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供修志同仁探讨。

一、志书年鉴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1、在志书名后标上下限。这种形式在已经出版的“续志”中被普遍采用,如《井陉县志》(1985~2004)、《南康市志》(1986~2000)、《利津县志》(1986~2002)等。笔者前文提到的《昆山市玉山镇志》也用此形式,似乎在方志界已经约定俗成了。今年初,本人有幸参加了全国二轮试点《邗江县志》(1988~2000)的评审,会上,我就提出志书名称之不妥。事实上,上下限是每部志书《凡例》所必须规定的,只要在《凡例》中说明即可。书名不妨直接称“《邗江县志续》”或者称为“《邗江县续志》”,这不仅因为古有先例,而且邗江县已经成为历史,成了扬州市的区,今后不会有再续的县志,只有区志了。退一步说,哪怕邗江县继续存在,本人也认为不宜用“《邗江县志》(1988~2000)”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古无先例,古代是凡某种志书多次编修的话,或冠以重修,或称之为续,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仍然用同名,只以编修者或出版时间作区别,如苏州历史上以《苏州府志》命名的同名志书有5种,我们一般将编修于明洪武年间的《苏州府志》称为“洪武府志”或“卢志”(卢熊编纂),而编修于清同治年间的《苏州府志》称为“同治府志”或“冯志”(冯桂芬修)。我们新编地方志,或许也应该以出版时间或“续”、“重修”之类加以区别,如同为《苏州市志》,我们不妨称“1995年版《苏州市志》”、“2010年版《苏州市志》”。如果碰到县改市的情形,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上届志书称“县志”,而本届志书称“市志”了。因此,本人在参加吴江、昆山、张家港等市志纲目的讨论时,也提出了反对志书名后括注上下限的做法。当然并不是不提倡创新,而是认为旧志合理的地方还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2、特载和领导视察照片。从大量年鉴的特载文字来看,大部分都是歌功颂德的报告文学色彩的文章,而这样的文字是志书行文所忌讳的,有违志体,不能算做创新。至于照片,作为年鉴,在某年内有中央领导光临,那当然可以作为大事存档备案;而志书强调的是其存史价值,如果领导仅仅是游玩式的考察,那就没必要入志了,象1998年江泽民亲临抗洪前线,则无疑要载入史册了。

3、志书附索引。方志界在总结上届修志经验教训时,往往将上届志书没有索引、不便查索作为其缺陷之一。笔者以为,年鉴作为工具书,加上主题索引和人名、地名索引无可厚非,而志书作为“严谨科学的资料性著作”,大可不必加索引。再说,如果同时出版电子版的话,可以全文检索,索引更是多此一举。

4、文字模式化。年鉴一般采用条目式,格式比较模式化:每个类目都有一个概况,下面设一些特色条目,操作起来简单明了。志书也有条目式,有些地方为了图方便,也将年鉴这种形式引入志书,搞所谓的“通用格式”、“示范条目”,到头来,“通用”掩盖了特色,模式导致了呆板,没有特色、行文呆板的志书何谈上乘佳志?

5、装帧国际化。现在社会上有种错觉,好像什么都要与国际接轨,才算合潮流,包括出版界,原本16开本的书,一定要A4纸大小的,有的甚至于用大32开与16开之间的形式出书,别出心裁,名之曰“异形书”。我们修志界也有受此影响者,苏州市方志馆在购置志书时已经购得A4纸大小的志书了。笔者以为地方志书是中国特有的,毋须与国际接轨,相反,外国人要迁就咱们才对!

二、志书年鉴化的缘由

1、志书与年鉴的概念不清。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是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志书是全面系统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20年的年鉴叠加不等于这一时限的地方志书,地方志办公室可以编年鉴,但并不意味着地方志办公室所编的书都是地方志书。

2、志书与年鉴的关系不明。年鉴是志书的基础资料之一,而志书是包括年鉴在内的一系列资料的升华。年鉴讲求时效性,要求“三六九”出版,是地域新闻的分类年度化,注重经济效益;志书注重存史价值,关注社会效益,较之年鉴更具严肃性,不允许有商业化倾向的广告,志书的时代特色与年鉴的时效性有本质区别。

3、年鉴是驾轻就熟的编纂形式。上届修志完成后,全国许多修志机构为了生存,抓住了年鉴这根“救命稻草”,一编就是若干年,也形成了一套年鉴的编修队伍,还为清苦的地方志单位带来了经济效益。在这一非常时期,年鉴确实为方志事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尽管为了将编纂年鉴合法化,《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列入地方志的范畴,但是编年鉴毕竟不是方志办的主业。新一轮修志全面展开后,由于大多数人没参加过修志,编惯了年鉴的修志部门便轻车熟路地使用起编年鉴的套路编志了。

4、领导有急于求成的心态。由于约100万字篇幅的年鉴,一般当年就能成书出版,给我们的志办领导造成了一个错觉,“市志200万字左右,县(市区)志80万字左右”(《江苏省续修地方志工作规则》2000年5月8日印发),三年五载,绰绰有余。于是,省、市、县(市、区)在制定本轮修志规划时,大多使用:“2005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市、县(市、区)志书编纂出版任务”的说法。根据本人20年来的修志实践来看,一本50万字左右的乡镇志也得三年五载,何况市县志!笔者以为,导致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急于求成的心态在作怪。编修地方志书绝不能象经济建设那样限时限刻赶进度,尽管它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工程,但不能“冒进”,应该让它“十月怀胎”,水到渠成。

三、年鉴非志书之理由

1、地方志书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产品。从其诞生起,就承载着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重任,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年鉴诞生于近代西方,不符合中国特有的特征。因此,《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划入地方志范畴,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混为一谈。

2、方志办可以编年鉴,但不能成为年鉴亦是志书的理由。地方志作为一项事业,其工作面当然不可能仅仅编一部地方志书,应该不断拓展其工作面,象年鉴之类的地情书理所当然可以收归麾下,而且可以作为下轮修志资料积累的有效形式,锻炼我们的修志业务队伍,但并非因为它是地方志书才干的。

3、年鉴是地域新闻的年度化,而志书是地域历史的永恒化。年鉴是刊物(年刊),有时间效应,要求当年出书。而志书是历史的沉淀物,非但没有时间上的“保质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越发不可限量。套用一句档案术语来说,年鉴是暂时保存的“短期档案”,不需要进馆的,而志书是“长期档案”,甚至是“永久档案”,需要进馆长期保存的。

4、年鉴有溢美有评论,志书要求“述而不作”。年鉴的“概况”往往来源于单位的总结,特载则具有报告文学色彩,广告更是“好话连篇”,这类文体,注定无法具备存史价值。笔者曾听到一句戏言,很能说明问题,“完美无缺的产品,要从广告中去找;十全十美的人,要到悼词里去找”,很显然,由于溢美的原因,广告和悼词在人的心目中已经失去了其可信度,年鉴的特载和广告,无疑也会导致类似的后果。而志书的存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述而不作”的内在要求,保证了志书文字信息含量的真实性。

总之,年鉴与志书不可同日而语,方志办的主打工作应该是编修地方志书,年鉴作为地情书,可以列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由方志办编纂,也可由其他单位编,苏州市以及吴江、昆山、吴中等县(市区)都由档案局编。在处理年鉴与志书的关系时,要分清主次。志书有志书的体例和要求,年鉴有年鉴的编纂方式,千万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以为,用编纂年鉴的方式修志或志书借用年鉴的套路,即年鉴化,是无法编出质量上乘的志书的。

(作者单位: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