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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志续修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初探 (李诸慎) 2007/12/12

李诸慎

目前,就安徽省而言,继二十世纪后期的第一轮修志结束后,各地修志机构基本上都开展了第二轮续修工作。

续修的进行,有其必然性。一是时间使然,第一轮修志,各地基本上都是上限溯古,下限一般在1990年前后,迄今已近20年。按照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时近则宜得,新编地方志以20年一修为宜,第二轮续修已是理所当然。二是机构使然,第一轮修志迄今,虽历经数次机构改革等变化,各地的专业修志机构也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省地方志办公室仍然独立设置,有的(党)史(地方)志合二为一,有的是档案、党史、地方志三合一,我们宣州区则属于后一种情形。修志队伍中既有参加过第一轮修志的老志人,也有后来陆续加入的新同志。修志机构既然存在,专业修志人员还在享受着政府的俸禄,必不能无所事事,第二轮续修也是必然。

一、当前续修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1988起,笔者有幸参与了第一轮新修地方志工作,为时10年,完成了新编《宣城县志》的编纂出版任务。其间,我们又于1995年率先在全省启动了续修《宣州市志》工作。1997年后,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续修工作几近停顿。2002年4月,经历再一次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之后,又重新恢复《宣州市志》续修工作,但已从当初的领跑位置滑落下来,与兄弟县市的距离拉大了、落后了。两轮修志,酸甜苦辣,艰辛备尝,感触良多。虽然都是前后衔接的修志工作,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但有些问题还是表现出一些差异。

1、修志队伍大换血,修志经费更紧缺。第一轮新修地方志工作,不仅编修出了与古代旧志迥然区别的新一代地方志书,还培养出了一批修志专业人才。当初,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或自愿(主动)或组织调动(被动)而走上了修志的工作岗位,从“志者记也”开始,经过10多年的磨炼,终成“正果”。但随着第一轮修志任务的完成,修志工作从高潮进入相对的低谷,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到了退休年龄,也有一些人主动或被动地调离了修志岗位,到第二轮续修启动时已所剩无几。现在修志岗位上相当数量的同志没有参加过第一轮修志,起点仍从“志者记也”开始,缺乏修志实践,且编纂力量大大削弱。

地方志办公室是公认的穷单位,经费一直较为紧张,但在续修过程中,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其一,以前“地管县”时,地委、行署只是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并非一级政府,地改市后,原有的财政收入被重新分配,特别是市政府所在地的区,财政状况大不如从前,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其二,在现行的工资体系中,存在着所谓“给政策不给钱”的部分,需单位自行解决。其三,现代高效率办公的需求(如配备电脑、打印机等设备),与第一轮修志时“一把椅子一张桌,一叠稿纸一支笔”的条件相比,经费压力巨大。

2、一些部门专业志资料难以获取,使分纂陷入困境。部门专业志是我们进行分纂、总纂的主要资料来源。缺乏专业志资料,志书分纂、总纂将难为无米之炊。对于我们这个改设不久的区来说,一些原区直单位或升格、或并入、或垂直,已实际上不再归属区领导(如工商、公安、国税、地税、土地、广播电视等);一些原区直单位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不再隶属政府机关事业序列(如金融保险、邮政通信、铁路和公路运输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些单位或部门提供专业志资料的“尚方宝剑”已不再灵验,甚至以区政府名义召开协调会也难以见效。修志人员上门时或遇敷衍、或遭冷遇,甚至很不客气。在这些单位或部门中,相对而言,政府部门的工作要好做一些,而其他性质的单位则难度很大。

资料难以获取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以各种理由没有提供专业志资料,是为绝对缺乏。二是相对缺乏,这主要一些企业化的单位(如通讯、金融等),它们往往不单独设立区级公司或单位,即使提供了专业志资料,却因其以市或总公司为统计单位,导致区志无法利用。更为重要的是,税收、金融保险、工商行政、交通运输、通讯网络这些内容无一不是续志中的重要部分,似乎无法割舍。

3、志书体例的影响。经过历代修志人员和方志学家们矢志不渝、艰辛备尝的苦心孤诣,终于形成地方志书的独特体例,被称“一地之百科全书”。这个“全”字,在新编地方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凡一地自然和社会各项事业发生、发展的重要内容均须入志,一般不受隶属关系的影响。而正是这个“全”字,在我们的区志续修过程中,由于前面所述及的一些重要专业志资料难以获取,似乎已影响到续志的分纂和总纂工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个“全”字的思考。

4、机构改革对续修工作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府机构改革也不断深化。作为区一级政府的机构改革、人事调整则更为频繁。在改革中,总体来说,县区一级修志机构的规模在缩小、人员在减少。以宣州区为例,地方志办公室单设时配编7名;1993年与党史办合并,总编制由13名缩减为10名;2002年再与档案局合并,内设史志科配编5人(现实际只有1人),同时承担着地方志和党史的工作任务。修志的工作量如故,而修志人员的数量却已大减,工作负担可想而知。

有道是:兵不在多而在精。经过机构改革后,修志队伍的现状究竟如何呢?首先,前已述及,一批参加过第一轮修志有着修志实践经验的老同志因年龄原因或退休或提前离岗,削弱了业务实力。其次,由于地方志工作是个无权、无钱的清苦岗位,很难受到人们的青睐,热爱方志事业、积极要求从事此项工作的人不多。再加上事业单位的性质,机构改革中甚至作为干部分流的所谓“蓄水池”。从而导致了修志队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情绪不稳、热情不高、经验不足、业务不精、良莠不齐的现象。

再就机构合并后的内部情况来看,以档案、史志三合一为例,虽然工作的对象主要都是文献史料等,但地方志的工作内容是将这些文献史料依据一定的体例编纂成书,档案和地方志在工作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应该说,两者的合并确实给修志工作带来一些便利,如档案资料的调阅利用等。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很实际的利害冲突,比如说稿酬问题。志书出版后,按照规定,编纂人可获取相应的稿酬,虽然档案工作中也存在着劳动报酬的内容,但一般都及时地消化了,影响不大。而稿酬却是聚沙成塔,出书后集中兑现,数额相对较大,难免引人注目,甚至令人眼红。这样,在一些修志人员的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忧虑,担心辛苦十数年,到头来搞平均主义,甚至更坏的结果。这也是机构合并后,对修志工作的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二、原因及对策初探

以上所列举的一些问题,既是我们在区志续修中遇到的困难,可能也是各地修志的通病,只是在不同层次、不同区域表现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在修志实践中如何应对和解决?笔者做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1、地方志最初是封建制度的产物,传统的修志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尚可运行。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社会中,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依法修志。众所周知,地方志的形成,即使从汉代算起,迄今也有2000多年。从历史上看,地方志在宋代已具相当规模,志书体例得以发展和定型,宋志数量近600种,大大超过此前历代方志的总数。明清两代则为修志的鼎盛时期,朝廷下诏编修志书,使之成为官修;志书体例更加完善,并涌现出章学诚、洪亮吉等多位方志学家和一批传世的名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载录,明志有770种、10087卷;清志则达到5700多种。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地方志是诞生于封建制度之下,也成熟鼎盛于封建制度之下,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封建皇权愈是专制,地方志编修也呈现出相应的繁荣,所谓“盛世修志”也,有清一代康、乾两朝则是明证。地方志编修的这种繁荣与其“官修”的待遇是紧密关联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诏令修志,谁敢抗旨。这就确保了志书官修的崇高地位和权威性,其资料采集则有了强制性。

解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上个世纪80年代编修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时,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但却仍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人们熟悉的、习惯的、执行的也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行政命令还在各行各业发挥作用,政府发文件、领导作指示,都在当时对修志工作起到了很大功效。在当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法治国的体制下,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来开展修志工作,显然不能适应,会碰上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行政权力、领导讲话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和政府部门以外往往也不能立竿见影,大见成效了。这便是区志续修中一些部门专业志资料难以获取的根本原因。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在实践中尝试过多种方法,效果都很不理想。例如:以区政府名义召开有关单位修志工作协调会,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到会协调;编纂人员、志办领导经常上门,加强联系,希望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甚至是私人感情来感化对方;主动与对方单位协商,希望以志书这个媒体为它们进行宣传,互利共赢,却因志书编纂时间长、见效慢、出版时间不能确定等原因难以奏效。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编修社会主义新地方志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诸多事业的发展都已立法或正在争取立法,档案有《档案法》,教育有《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等,而地方志事业却无法可依,甚至连地方性法规都没有。古代修志尚有皇帝的诏令,而当代仅凭宣传其重要意义和发文件的形式来开展修志工作。在愈见完善的法制社会制度下,方志事业的存在与发展令人堪忧。令人欣慰的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终于在2006年5月18日公布并实施了。笔者认为这不仅使地方志工作有法可依,更是促进方志事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步骤。当然,立法并不能使一切问题立刻迎刃而解,地方志立法也不是目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动员各种力量,运用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使各级领导、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都知道这个条例。使广大修志工作者的腰杆子挺起来,依法修志,促进修志事业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

2、以退为进,必要时舍弃所缺,确保续修工作顺利开展。依法修志固然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但《地方志工作条例》毕竟还不是一部法律,其效应可能有限,执行难恐怕在所难免。虽然《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可以向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征集有关地方志资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支持。”但对于极少数不支持、不配合的单位,《条例》并没有明确的具有强制性的规定。那么,眼下如何解决区志续修工作中少数部门专业志资料难以获取的问题呢?前已述及,地方志书已俨然成为“一地之百科全书”,是为志书之定例。哪怕只是缺乏一个部门的资料,志书总纂也难以进行,更谈不上出版,可谓“一粒老鼠屎带坏一锅粥”。如果某个部门或单位的专业志资料在一定期限内确实无法获取,难道我们只有苦苦等待他们的觉悟和合作,而影响到整个志书的编纂进程?或许有人认为,志书的体例应是“横不缺项”,怎么能编修一部内容不全的“残志”呢?

对此,笔者认为,志书的体例并非一成不变。前已述及,历经漫漫2000多年和无数修志人员、方志学家的辛勤努力,志书体例才得以不断完善,形成了地方志的独特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修志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按照现代自然和社会科学分门别类,较之古代旧志,增删最多,变化最大,充分体现了地方志事业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不断自我完善。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宣传《地方志工作条例》,要求有关部门按照《条例》办事。但在个别部门专业志资料确实无法获取的情况下,为了按时完成区级志书的续修任务,可以考虑舍弃这部分内容。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以正视听,可以设定一个提供专业志资料的最后期限,在此期限的半年前,由志办分管领导率人上门,向该单位递交书面告知,要求他们在限定的时间之前将其符合入志要求的专业志资料提交地方志办公室,逾期未交者,其内容将不再编入本级志书,同时将在正式出版的志书中明确注明:“由于××单位在入志最后期限(××××年×月×日)未将其专业志资料提供给××区地方志办公室,致使总纂无法进行,因此该部分内容阙如。”

这一招也许不算上策,但笔者认为,在区志确实不能拖延、欲全不能的情形下,不妨以退为进,使用此法,或许可以引起社会的反响和有关单位的警醒,从而促进修志工作。

3、研究市场规律在修志工作中的作用,以修志为本,长短结合,探索克服经费不足、队伍不稳的有效途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的尤为显著。地方志事业的经费需求如果只把眼光盯在并不富裕的政府财政上,是不明智的,也不可能使我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性的好转。因此,我们修志工作者切不可只做“书呆子”,要开拓思想,学会运用经济规律来考虑一些问题,学会经营,立足修志工作岗位,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来“经营”好方志事业。去江浙两省考察过的同志可能都发现,由于近年来外地前去参观考察的人数众多,精明的江浙人因此生出一个新的生财之道——收费参观。这无疑也是对我们的启示。

当然,创收工作目前尚不宜偏离我们的本职,但志书却是一个长线产品,可变因素复杂,耗时多,周期长,须到最后出版时方有一些效益。因此,我们必须多在“短线”产品上动脑筋、下功夫。实际上,现在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特别是市以上的志办,通过编纂年鉴和地情服务资料、办业务培训班等种种方式,获得了良好的收益,有效改善了经济状况。当然,市以上志办的创收手段和条件要明显优于县区,有些条件也是县区所不具备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县区志办的创收空间,只要我们结合当地实际,认真借鉴成功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必然会闯出一条事业发展和经济创收相互促进的好路子。

在现行收入分配体制下,行业、部门、单位间的收入差距很大,同为国家公务员,仅仅是因为所在单位不同,正当的年收入可有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差距,这还不包括所谓的“灰色”收入和钞票“含金量”带来的差距。地方志工作者不是神仙,也要食人间烟火,在失衡的收入分配状况下,奢谈提高工作积极性、稳定修志队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现实的。通过创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办公现代化、干部待遇、修志队伍建设等等均有了改善和加强的条件。尽管公务员收入制度即将进行改革,但笔者认为,创收与身无分文肯定还是有差距的。办公现代化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缩短修志周期,同时也可以促进创收,创收之后又能够进一步改善办公设备,如此良性循环,促进了事业的发展。提高修志人员的待遇,可有效地稳定军心,调动工作积极性,还能够吸引一些高素质的人才加入到修志队伍中来,提升修志质量。同时也可以有偿地聘请曾参加过第一轮修志、身体仍然健康的老同志承担部分修志任务,既能保证志书质量,又能节约修志成本,互利共赢。

地方志的“官修”性质,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修志,决定了地方志正常经费应由政府财政解决。创收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主要用于改善干部待遇等方面。我们还应加大工作力度,多出成果,争取政府适当增加对方志工作的投入,以确保方志事业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4、规范稿酬支付途径,保障合法的劳动报酬,切实提高编纂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自上一轮修志以来,志书出版印刷的形式多样,方法灵活,这给志书的出版印刷带来诸多便利,大大降低了修志成本;稿酬给付形式多样,但可能以从印刷厂直接提取现金发放的方法居多。时过境迁,修志机构合并后,续修稿酬再以此种方式支付,可能会出现笔者前面谈到的问题。有的同志寄希望于志办领导的开明与公平公正,从而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但这毕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笔者认为现在有必要规范志书出版后稿酬的支付渠道和方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内部纷争,维护合法的劳动报酬。建议省地方志办公室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稿酬支付方案,使全省的修志稿酬有一个明确可行的政策依据。即:志书的出版印刷仍可以多种形式进行,但稿酬必须由某机构统一支付,即审批出版之时,志办应将相应稿酬划拨到该机构,待志书出版后,再由该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直接支付给编纂人员,并且依法纳税,使稿酬兑现不再与志办发生瓜葛。这样,各级志办在稿酬的支付上就有了统一的形式和标准,合理合法,取之有道,也避免了内部可能由此产生的麻烦和带来的副作用,从而激励修志人员的工作热情。

以上是笔者参加两轮修志,于实践中遇到的几个较典型的问题,并由此而引发的一些思考,谨将自己的观点求教于诸位同仁,以期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探索出区志续修的好路子、好方法,促进方志事业不断发展。

(作者单位:安徽省宣州市宣州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