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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依法治军的重要内涵 (赵魁浩) 2007/12/12

赵魁浩

80年前,诞生了一支伟大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80年来,这支军队如军委胡主席所说的那样,“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作战”,从小到大,由弱转强,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伟大胜利,其业绩彪炳史册,永放光芒。今天,处于新世纪新阶段、面临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任务,肩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重任,我军必须建成为一支政治强、作风优、技术硬的文明威武之师,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依法治军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依法治军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中的体现,它的目标是把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胡锦涛强调:“要把依法治军作为正规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把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部队管理中创造的成功治军经验及时用法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军事法规体系,依照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规范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使军队建设进一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6版,第205-206页。笔者以为,新时期贯彻依法治军方针要注重以下几点: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

毛泽东同志早就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地指出过,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国家,当然要领导军队,这既符合政治的一般逻辑,也符合我国的国情。总结人命军队胜利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军队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治军,实现我军新时期“打得赢,不变质”的历史性课题,同样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对此,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这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据。根据宪法的精神,《国防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活动”,这进一步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法律保障。此外,宪法中关于我国武装力量领导体制和我军根本职能的规定,内务条令、政治工作条例中关于我军性质、宗旨和任务的规定,都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党的军队建设方针。同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唯一的宗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防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要求我们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是依法治军的根本所在。当前,有人照搬照抄,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企图改变我军性质,我们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本质这一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就更显重要和迫切。

二、保障法制的统一性,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

依法治军首先要明确依什么法。当然,依法治军主要要依军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其一,从宪法和军事法的关系看,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既有像军事法这样调整特定领域特定社会关系的大量的部门法,又有像宪法这样规定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基本国策的根本法,它们的地位、效力是不同的。其中,宪法居于最高法律地位,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规定了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本任务,所以,它在法律体系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被称作“法律的法律”,意思就是指它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包括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行为准则,是其它法律制定的依据。依法治军的“法”,首先就是宪法,军队和国防建设的一切活动都要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不能偏离宪法的轨道。同时,其它的基本法是为了贯彻、落实宪法的原则和精神、保证宪法的实施而制定的,是对宪法内容的具体化。因此,依法治军还应在基本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的精神和内容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与其相抵触、相违背,或有任何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外以及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其二,宪法除了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一国阶级关系对比的集中反映,宪法总是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制定的。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依法治军的根本目标正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于我军的历史使命,“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因此,我们强调依法治军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三、不断完善军事立法,扩大军事法律调整对象

“师出有法”、“师出依法”,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才能使我军更好地履行职能、完成使命;同时,切实按条令条例管理部队,严肃军纪,严明赏罚,令行禁止,也是依法治军的必然要求,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完备的军事法体系来支撑。

重视正规化建设,强调依法治军,是当代各国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加强军队建设,适应战争需要,各国军队愈益重视正规化建设,强调依法治军。例如,1950年,美国国会便通过了《军事统一法典》,步入了美国现代军事法法制化的正规。目前,美国军事法规已覆盖各类军事行动和军事领域,其中仅陆军部制定的法规就有900多种。日本也相当注重军事法规的完善,仅《自卫队法》自1945年6月颁布至今,已进行了50多次的修改。许多国家在军队中都设立了执法机关和监督机构,使军队的一切活动都严格依法办事。

同样,我军的依法治军,不可或缺的一条就是要完善军事立法,使依法治军有法可依。在这方面,从军队现代化编制的建立、武器装备的管理、人员的日常管理、作战训练以及在战争条件下的组织、指挥、协同等等,都需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保障。特别是新时期胡主席关于我军“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更要求我军的军事法制建设应紧密配合,为之提供切实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发展,对我国发展影响重大的海洋权益问题、国际能源战略与能源安全问题以及在积极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大力支援和参加地方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安全保障等方面,军事法制建设都大有可为。并且,我们还应重视以军事法律体系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为方向,及时整合新旧军事法律体系,调整现行军事法中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内容,以应对新军事变革提出的新要求,使我们的军事法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能顺应社会和战争发展的规律。军事法制定出来后,还须认真予以落实,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尤其要注重提高三个能力,即提高准确把握法规制度的能力,提高依法谋划工作的能力,提高依法抓落实的能力,使广大官兵真正做到知法、守法,严格依法办事,依法促进军队各项工作的开展。

四、确立全面的依法治军观念,增强官兵的法律意识

落实依法治军,离不开对依法治军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的观念中对依法治军的理解是片面的,往往将其视为对下不对上的管理行为,或将依法治军简单等同于从严治军,从而出现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现象。曾有这样一个案例:几年前,某团一个连为抓好部队的普法教育活动,连队干部立下一条规定,要求战士在回家探亲之前必须先过普法考试关,不过关者一律不准回家探亲。这件事,仅从连队干部的动机、出发点来说是好的,就是为了促进战士认真学习,搞好普法教育工作。但是也有人在报上撰文,对此做法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文章的大意是,连队干部的做法虽然出发点是为了抓普法工作,督促战士认真学习,但是因考试不过关就不准战士回家探亲的决定却不应该,因为探亲是《士兵服役条例》赋予每位战士的权利,非经法律剥夺和限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取消,否则便属违法行为。显然,连队干部的做法有违军事法规的规定,是一种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行为。这件事说明,依法治军一方面当然要制定完备的法律,但另一个重要条件也不可忽视,那就是要使广大官兵牢固树立全面、准确的法治观念,增强全体官兵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尤其应明确,依法治军和从严治军不是等同关系,从严治军是依法基础上的从严治军,或者说是严格依法治军。从严必须严在法内,要严而有度,严而有理,不能为片面追求从严而用土政策、土规矩代替军法军规,否则,有法但得不到遵守和执行,任由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现象泛滥,法律就成了一张废纸。正如古人所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没有广大官兵相应的法律素质作基础,依法治军就难以真正实现。而广大官兵的法律素质并不是与身俱来的,它需要靠后天的培养和教育。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坚持经常地运用多种手段、把握各种时机进行宣传教育。比如,除了常规的普法教育活动外,还可以在每年的新兵入伍、新生入校、部队开训之际等等,都可以适时地组织部队有针对性地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进而培养、提高整个部队的法治意识。

五、依法从严治军,坚持对军事主体高标准、严要求

军人的的职责意味着奉献和牺牲,也意味着军人要比普通百姓或国家公职人员承担更重的责任。以依法治军的标准衡量,军事主体不仅要履行宪法和一般法律(比如刑法、民法等)所规定的义务,还要履行军事法中所规定的特殊的军事义务、军人职责。军事法对军事主体提出的要求更高;军事法所规定的军事法律责任比其它法律责任更为重大;军事法对违法的军事主体的制裁更为严厉。在这方面,我国的《刑法》、《兵役法》、《现役军官法》、《士兵服役条例》等,都有关于军人职责的明确规定,比如逐鹿沙场时军人要首当其冲,抢险救灾时军人也应赴汤蹈火。再比如,军人违反法律,实施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那么当然要对犯罪军人适用有关的刑法条文,但由于军人的特殊身份,,如果军人的行为危害了国家军事利益,那就构成特定的军人违反职责罪。对于此罪的处罚,则严于对普通公民违反职责的处罚,即在量刑时,考虑到军人的身份、地位,要适当从严。这是因为军队的职能、军人的使命与国家的安危息息相关,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犯罪行为,直接违背了军队的职能,危害国家安全,一般来说,比普通公民犯罪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从严惩处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正是体现了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

军事法对军事主体的高标准、严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行为由普通公民甚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实施可能不构成犯罪,但军人实施则可能构成犯罪。如违抗上级命令,指使部属进行违反职责的活动、自伤身体、虐待部属等。二是某些犯罪普通公民实施处罚较轻,军人实施则处罚较重。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叛逃的,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而军人叛逃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治军从严,古今中外都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中国古代民族英雄岳飞统帅的“岳家军”,明代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他们之所以在抗敌中所向披靡,深受人民群众称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军队军纪严明,治军从严。在外国军事史上,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无论什么性质的军队,凡是战斗力强的也都是纪律严明的军队,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巴顿,其所率的部队之所以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盛名,都与他们严格治军的思想和实践分不开。依法从严治军,坚持对军事主体高标准、严要求,才能使我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打得赢,不变质”。

(作者单位: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人文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