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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新方志学术品位的思考 (沈永清) 2007/12/12

沈永清

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三级志书的首轮修志,“截止2005年底,首轮修志规划内的6000多部志书,已完成91.7%;全国专职地方志工作人员已接近1.5万人。……修志的广度上,还是在修志的成效上,都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朱佳木《深入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努力开创地方志工作新局面》,《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1期)新编志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正在日益显示。“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地方志在总体上存在一些问题。如全国地方志书尚未进入‘五个一’的行列;《新华文摘》极少摘到关于方志学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登地方志的文章非常罕见;中国图书奖,极少有地方志获奖。……在当代高规格的学术论文中,引用新编地方志的数量仍较少。”(魏桥《关于志书学术品位的谈话》,《浙江方志》1996年第6期)究其原因,在已经出版的志书中确有一些“官书”味太浓,“学术”味太淡,类似一般业务公报,有的资料堆砌,缺乏见解,有的人云亦云,照抄照录,个别的甚至以讹传讹等。因此,如何确保志书质量,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与实用价值是方志界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独具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世界上有着重要的文化、学术地位。……编纂地方志是一种学术性劳动。”(郁文《加强领导,开拓进取,把地方志事业推向发展新阶段——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上海修志向导》1996年第3期)“志书是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国情书”。(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戒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海修志向导》1996年第3期)地方志作为学术著作,是有其历史传统的,是方志文化的历史沉淀,学术性则是地方志的属性之一。“地方志的学术性是内在的,不是硬加的。方志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已列为770·7050,是三级学科。可见其学科已经形成,方志学既属于历史学,又是独立学科。方志学不能脱离历史学;历史学也不能代替方志学。当然,地方志书不同于方志学,但它也是一门专门而有系统的学问。以市、县志来说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市情、县情的资料性著述。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记述得最全面、最翔实的,地方志可能是其中之一。为此,在国家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列入‘地方史志’是完全应该的,也说明地方志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学术品位。”(魏桥《关于志书学术品位的谈话》,《浙江方志》1996年第6期)

地方志的学术价值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指在志书编纂实践活动中能够为方志学科研究提供新的编纂成果,为方志学的构架提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志书能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翔实、系统、科学的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能补充、纠正已有历史定论的资料。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会议上号召志书的撰稿人,“把志书的质量和学术品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戒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海修志向导》1996年第3期)地方志的学术品位是指志书所含学术价值量的多少,学术价值含量高,则志书的学术品位高,反之则低。因此,学术品位是评判志书学术价值高低的一把尺子,按此推论,学术品位的高低决定了志质量的高低优劣。提高地方志的学术品位应该从编纂主体(人)和编纂成果(志书)两个不同层面着手。

提高学术品位的主体是志书的编纂者

“专家修名志,名志传千秋。事在人为,关键在人才。”(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垂戒后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海修志向导》1996年第3期)《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编纂地方志应当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纂人员实行专兼职相结合,专职编纂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志书的主编、编辑、撰稿人员应该进一步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领会其精神。要加强业务学习和有关学科理论学习,发扬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精神。热爱乡土、了解地情、研究地情、热爱方志事业,研究方志学理论,所编纂志书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所在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之全貌,使志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学者参与修志历代有之。魏晋时期就有“编纂《三吴郡国志》、《吴兴录》的韦昭,曾撰《吴书》一部;编纂《会稽先贤传》的谢承,曾著有《后汉书》一百余卷;编纂《吴越记》的谢沈,曾著有《后汉书百卷》、《汉书补传》、《晋书》三十余卷;编纂《会稽典录》的虞预,曾著有《晋书》四十余卷;编纂《游名山记》、《山居赋》的谢灵运,曾著有《晋书》三十六卷”(详见《浙江方志源流》)。魏晋时期的学者参与修志,不仅对当时志书编修具有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方志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清代学者大多参与官方修志。有些地方官便延请学者为之纂辑。如黄宗羲与修《浙江通志》、顾炎武与修《邹平县志》、章学诚纂《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洪吉亮纂《淳化志》、《长武志》,孙星衍纂《灵寿县志》、段玉裁纂《富顺县志》、李兆洛纂《凤台县志》,戴震纂《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姚鼐纂《卢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缪荃孙纂《顺天府志》、《荆州府志》。“可见乾隆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梁启超《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他们把个人的学术研究与修志相结合,视之为著述大业,讲求体例方法,注重史料考证,体例严谨,叙事翔实,丰富了方志的内容,提高了学术价值,使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梁启超《中国近百年学术史》)民国时期,学者们除精心构作佳志外,其贡献主要在于观念的更新。他们在完善方志原有学术性同时,引进新的史学观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方志的现代化、科学化作出积极贡献。如黄炎培纂《川沙县志》、余绍宋纂《龙游县志》、陈训正纂《鄞县通志》、缪荃孙纂《江阴县续志》、李泰棻纂《阳原县志》、王国维纂《浙江通志》等,都是称颂一时的名作。(参见陈野《关于地方志学术性的浅见》,《浙江方志》1996年第1期)

专家学者参与编修新方志,其方法是邀请专家学者当志书顾问、为志书作序。《松江县志·序一》(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作,其序指出其志“一是能够不沿袭旧志的谬说……其可信度当然要比旧志强得多”。“二是妥善保存了民国元年撤除松江以前元明清三代松江府和元以前这个地区的历史资料”。邀请他们当特约纂稿员,《上海通志·综述》(2004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熊月之纂写。在志书初稿完成后,请他们评议,也可邀请他们对已版的志书进行评论,论其得失、评其优劣,指明志书学术品位的高低优劣。新方志的编纂实践证明,凡专家、学者参加编纂的志书,都具有较高学术品位。《松江县志》、《上海通志》(2006年被评为上海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就属此例。

台湾地区“现在编修第三轮志书,重点是乡镇志。他们第三轮志书的编纂,就是由当地主政者聘请专家学者来编修。如《鹿港镇志》的纂修,开始于1993年12月,2006年6月出版。时任代理镇长的詹益林和接任镇长李栋梁,聘请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台中夜间部主任黄秀政为总主持人,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文星为副总主持人。全志分为10篇(册),各篇主持人为:地理篇,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施添福;沿革篇,黄秀政兼任;政治篇,‘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张胜彦;经济篇,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王良行;交通篇,‘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戴宝村;民族篇,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英章;教育篇,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单文经;宗教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许雪姬;艺文篇,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戴瑞坤;人物篇,吴文星兼任。该志的主编人员都是专家教授。当地行政长官聘请专家学者主持其事,专家学者再找有关人员和助手一起纂修。”(郭凤岐《开创独立千秋的崭新区志》,《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台湾《鹿港镇志》从编纂人员体制上保证志书应有的学术含量,提高志书的学术价值,值得志界同仁深思!

提高方志学术品位的客体是志书

志书学术品位蕴含于体例(主要是篇目)和内容之中。地方志讲究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要了解一部志书的科学性如何?是不是有创造性?首先要看这部志书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是不是能把一个地方或一个专业的方方面面,历史与现状,兴衰起伏,把相同的或相关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有机地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一定体系,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志书篇目是志书的外形,要看志书,先看篇目,篇目设计不科学、不合理,老面孔而无创新,其学术品位必然低矣!

新编地方志已愈来愈摆脱了旧方志的单纯资料性,而愈来愈具有著述性,学术含量愈来愈重。因此,新编地方志要注重科学性。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整体框架的合理性。其结构要符合本地方的实际,要全面、系统、合理地反映本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之全貌,要能够充分显示地方特色,展示时代风情。在设计篇章节目时,要讲究逻辑性、连贯性、层次性。篇目结构就相当于一部机器的设计图纸,只有精密准确的无懈可击的图纸,才能制造出一部精良的机器。志书也是如此,只有有了科学合理的篇目设计,才能编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佳志。

《松江县续志(1985~2005)·凡例》(2007年7月,方志出版社)说“本志篇目以概述、大事记统摄,按建置地理、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门类分别记述。志末设专记,记录1988年松江撤县设区情况和1998年后松江新城区建设发展情况。全志分卷、章、节、目等层次。”其志篇目结构先自然,后社会,再按政治、经济、文化、人文之顺序排列,其下分卷、章、节、目层次,整个框架排列有序、结构合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其特点之一是将旅游从《商贸服务业》中抽出单独立卷为卷二十三《旅游业》,又将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从《旅游业》中独立出来,单独立卷二十四《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通过这两卷的记述,再现了松江是上海古代历史文化的发祥地、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地情特色。特点之二是设置《专记——松江新城建设述略》,记录松江撤县设区和新城建设情况。将上海市城镇建设规划中的“一城九镇”中的一城——松江新城之新貌显现在读者眼前,所反映的是松江之地情特色和时代之主旋律。笔者认为,《松江县续志(1985~2005)》的框架是一个学术品位较高的篇目。

胡乔木指出,“旧的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新的地方志应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我们不仅要门类设得比较合理,在门类的叙述上比较得当,而且要力求表现出各门类的相互关系。……地方志的编纂者要逐步地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我们要求科学化,在不能做到高度科学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要求一种比较低水平的科学化,至少要求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胡乔木这段论述地方志科学性的话语,是方志工作者制定篇目和纂写志稿的基本原则,也是提高地方志学术品位的必由之路。

资料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首要条件

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志书之所以能够资治、教化、存史,它那灼灼之花能够在中华大地上长盛不衰,关键就在于它提供了翔实、系统、可信、全面的一方之地情资料。要使志书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很重要的一点是资料的准确、丰富和翔实,这是志书生命之所在。道理很简单,前人做学问,研究问题,撰写著作有考据、辞章、义理之说,这“考据”就是说的资料,是在资料的丰富性、翔实性、准确性上下功夫。

方志资料具有区域性、广泛性、连续性、原始性之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好,志书的学术品位就高,反之就低。区域性要求志书能体现地方特点,不仅要抓住一地独有事物,更要从总体上把握地方特色,要着力记述能反映地方本质特征的事物,善于从共性中寻找个性。广泛性要求资料要包罗一地的方方面面,以便志书出版后各行各业都能从中查找到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不让读者(用志者)失望。连续性要求志书资料必须纵不断线,显示事物发展的历史轨迹,要与上届修志下限衔接起来,不致留下历史空白。原始性则要求修志者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偏听偏信,不辗转讹化,做到无一事无出处。资料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首要条件。“《浙江省烟草志》在编纂过程中,对烟草和烟税的起源问题上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去芜存精,去伪存真的考辨,发掘了烟草和烟税起源的新资料,前者早于学术界已有定论的明‘万历说’,后者早于国家税务局掌握的清‘咸丰说’,这些独家资料的首次披露自然提高了这部志书的学术品位和价值。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在有些从事志书编纂的单位,对志书资料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的重视,有的编一地的建置沿革因袭旧志而未加考辨,结果是以讹传讹,有的对搜集到的资料,未能运用新的观点加以甄别而悉数入志。”(《资料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首要条件》,《浙江方志》1995年第4期)

志书的学术品位蕴含在资料性与真实性之中,评判一部志书学术品位的高低,首先要看其资料是否翔实、全面、系统、准确,是否违背现代科学的基本常识,是否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某些方面的基础资料,没有资料,或资料不具体,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资料不真实,也无法从中获得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甚至给科学研究带来错误的结论。有论者对首轮志书真实性进行初步评估后,认为其缺点主要有:“(一)有不同程度的报喜不报忧的倾向,缺点错误等负面东西记得不够,回避了一些责任人和重要史实。记缺点错误,往往避实就虚,一笔带过,含糊其词。(二)敏感问题,如政治体制、政治运动、重大政治事件、社会问题、领导班子问题等回避过多。(三)有些材料缺失,有些材料有水分或有错误,较少记述深层次的问题。(四)文字四平八稳,有些地方言不由衷。经过几年的历史沉淀,笔者进一步了解更多的历史真相,更加觉得我们的志书离实事求是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黄勋拔《试论志书的真实性》,《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8期)

“志书的科学性要求志书内容真实客观,地方志工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求实。把志书的真实性当作志书的生命线。首先要使志书记述的事实材料真实、准确,努力消除这方面可能出现的任何差错和失误。对于地区发展深层次的情况和问题,也要努力做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反映,实事求是地记述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郁文《加强领导、开拓进取,把地方志事业推向发展新阶段——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上海修志向导》1996年第3期)郁文的这段论述为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提供理论指导,修志者应该认真实践之。续修志书“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地方志工作条例》)

重视社会调查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纪要》指出:“建议各地通过十三大报告的学习,重视社会调查,以利提高志书质量,并希望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3期)这句话的核心是将社会调查同提高志书质量联系起来,提出了提高志书质量的途径。新编地方志书资料,主要甚至于有些完全来自区域内外的书本与档案,很少来自社会调查,编纂者似乎都是按照方志体例把各种现存的资料编排起来,所编志书只是书本与档案的“转存”,志书出版了,但并没有为社会资料宝库增添新资料,从而也影响志书学术品位的提高。

其实,“重视社会调查是地方志古已有之的老传统,编纂旧志,一般设有采访员,实地收集资料。谢启昆编纂《广西通志》时,就‘柱杖荷豎,登陡岭巘,求古昔摩崖之作’,亲自作实地调查。”(龙廷驹《重视社会调查,提高志书质量》,《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6期)

地方志内容广泛,许多知识是编纂者难以完全掌握的,不可能事事都由编纂者调查。所谓社会调查,除编纂者的亲自采访外,还应该包括编纂以外人调查。萧山区的编纂者“在编纂《萧山区志》农村、农业、农民编时,涉及农村鼠害的记述,当时如果笼统地记载某种鼠增加、某种鼠减少,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已经记述清楚,但从修志的角度看,只完成了一半,世人看了只能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因其内在规律尚未揭示,未能为世人消灭鼠害提供参考、借鉴。这就迫切需要有一个像萧山区农业局楼曼庆同志执笔的《1987~2003年萧山农田害鼠种群的动态调查》那样的专题调查,对萧山区域内农村害鼠种群的分布、害鼠优势种群的变化、害鼠种群密度变化等方面作系统、全面、真实的调查和研究,为当前和今后消灭鼠害提供珍贵的史料。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看了这篇动态调查后,百忙之中给萧山地方志办公室同志写信,他说读悉此篇,‘很有感慨’,在谈及眼下志书存在主要问题时,他认为主要是‘学术品位不高’,‘我们修志同仁所唯一能做的主要就是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这次读到此篇,我感到富于学术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于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这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是值得提倡的’。(2004年9月24日陈桥驿给萧山区志来信内容。)既然好的专题调查有助于志书学术品位的提高,那么,作为致力于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修志工作者,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努力实践之。”(钱志祥、杨贤兴《注重专题调查,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7期)

《嘉定县续志(1988~1992)》(1999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其《志余》设有:“1978~1991年嘉定县农村居民膳食结构调查,1987~1992年嘉定县居民生活调查,1988~1992年嘉定县居民住房装潢及婚丧宴请抽样调查”等3篇调查反映嘉定县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川沙县续志(1986~1992)》(2004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其《附录》设有“人民生活调查表”,反映川沙县1986~1996年农村、居民、职工生活水平。《松江县续志(1986~2005)》设置《专记——松江新城建设述略》,从“景地绿地、办公中心、松江大学城、轨道交通客运中心、商业、文化教育、医院、福利院、住宅建设”等方面全方位多层面地反映其建设情况,凸现松江新城具有的区位优势和文化历史优势,具有现代化、都市化、园林生态化的地情特色。

上述3部续志的社会调查与专记是志书记述内容的深化,与《萧山区志》中的专题调查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学术品位的有效提升。

述而有论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二

变志书的“述而不作”为“述而有作”。把“述而不作”或称“述而不论”,作为志书编写的一条基本原则,实是一种理论上的误导。据饶展雄考证,我国历史上并无述而不作的规定,反而是有述而有论的规定。如明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第八条称:“风俗,叙前代至今习俗异同。形势,论其山川雄险,如诸葛亮论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类。”明确地写明要“论”。(饶展雄《关于方志文论与学术问题》,《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6期)饶展雄考证了从宋到清雍正时期的11种志书,均是述而有论的。王闿运所编的《湘潭县志》,被梁启超盛赞为一代名志,该志除了文字优美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志中写了不少无题序言、论、赞等论述性文字,加深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了解。该志的成功不在于述而不作,而是述而有作。因此,他断言:述而不作的传统修志原则是不存在的。(荀德麟《增强续修志学术性之我见》,《江苏地方志》2007年第4期)

新方志的“述”体是创新之体,志书志首概述(综述)和篇、章前之概况(无题序),清理一地、一物、一业之历史脉络,反映其时代与地情特色,揭示事物发展过程的特点、因果与趋势。恰当地运用分析、归纳、综合和提炼,对全志和各篇章作提纲挈领式叙述,并作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或评价。在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等历史进程中,恰如其分地作一些实话实说,发一些精当的议论和评点,这是述而精作,既能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又能使人感受到启迪和教益,提高了志书的学术品位与实用价值。编纂者在客观、真实地记录一地、一物、一业的历史脉络中当然可说可讲,但并非是一定要站在前台来亮出自己的观点,而应大量地通过隐寓的方式,把自己的立场、观点融于资料的著述之中。

“如果我们的志书还是用只述不论来缚住手脚,志文无创新可言,那只能处于二类学科的地位。但有人抱盲目乐观态度,认为‘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独立、完整的新方志学的建立已呈现水到渠成的势态。’(《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学术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1期)这又是一种业内人士自我安慰的一种说法。所谓‘多年的理论探索’,探索来探索去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各说各的,统一不起来,如方志的性质问题论点越来越多;方志定位为资料性著作又是翻来覆去地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学科建立的客观标准,一门学科的独立形成,其指标有五,其中有一条是要有学科的代表作品。‘至2003年,全国出版了方志理论研究专著578部’,(《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学术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1期)数量是极为可观,但是哪一部可以作为方志学独立为一类学科的代表作品?业外人士认为,志书本身学术品位不高,‘抄撮陈案,殊不足语以著作之林’,学科的代表作又尚未出现,更谈不上‘精以营造的理论体系’和‘本学科和科学研究方法’等要素了。看来方志学科要在学术领域中成为一类独立学科,还需付出艰辛的劳动。”(饶展雄《关于方志文论与学术性问题》,《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6期)

记好学术领域、反映学术水平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三

编纂地方志是一种学术性劳动,志书要记载一地学术成果,展示其学术水平。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是清代中叶产生于扬州一带杰出的艺术流派和学术流派,其成就卓越、影响深远,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扬州市《广陵区志》(1994年5月,中华书局)设置《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编。“为了写好这一编,我们作了潜心研究和周密布局:其一,求实介绍两大流派形成沿革。其二,系统介绍两大流派主要成果,向读者提供最有说服力的资料。志书选介8幅‘扬州八怪’代表作并附影印件。对入帷的15家作品,海内外收藏多达3218幅,蔚为大观。读者‘按图索骥’,可以在天南海北重睹这批稀世之作。扬州学派的记述,则用目录索引方法选辑7位学者的122部代表作。数十年间,扬州有上百部名著问世,国内外均属罕见。其三,兼及其他流派。其四,记述对两大流派经久不衰的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杨杏芝《试论新方志的学术性》,《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3期)《扬州画派研究资料索引(部分)》按“专著、有关论著、专论画集、传说故事、影视剧”分类,分别记载从1916年至1999年间研究扬州画派的书(篇)目200篇论著(文)。《扬州学派研究论著书目(部分)》按“王念孙研究”、“王引之研究”、“汪中研究”、“焦循研究”、“阮元研究”、“江藩、刘文淇研究”为顺序,记述从《清史稿》至1990年扬州学派研究书(篇)目200篇论著(文)。“志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之一,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区志重视对学术的记述,专设《扬州画派和扬州学派》编,分析性记述了产生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进而记述了扬州画派的艺术特色和扬州学派的形成原因、学术成就与特点等,并列举了主要人物的主要学术著作,便于人们从事研究。”(魏桥《广陵出新志、志苑传佳话》,《广陵区志评介》黄山书社1994年12月)

《上海县志》(1993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特记下,专门记述《有关黄道婆及其影响的资料》,资料由身世(姓名、籍贯、生卒、经历)、业绩、影响(传授纺织染纱技术、改进纺织工具、民众生活改善、推动全国棉纺织业发展、改变苏南地区的生产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改变民间习俗)、祠墓、纪念文物(祠宇、墓基、纪念文物)载记题咏选录(有关黄道婆及其影响的载记、题咏、论述的主要书目,篇目存目94篇。“上海县文化局和上海县志办公室,以两次黄道婆学术研讨会交流文章以及新编《上海县志》过程积累的历史资料为基础,编辑《黄道婆研究》”(《黄道婆研究·后记》,1994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该书是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研究黄道婆的专著。

《广陵区志》、《上海县志》的编纂者将一地之学术研究成果以书目形式入志,既为研究者提供了书目索引,又提高了志书的学术品位。

注明资料出处是提高志书学术品位的方法之四

志书注明引用资料出处,是修志的优良传统,一向为修志者所重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赞赏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嘉庆《兰阳县志》凡例规定:“事有稽者,则出某书,出某人;其自续者,则曰新增。”嘉庆《松江府志》凡例亦规定:“志中引用事实,均载原书名于本条之下,……以免杜撰之疑也。”同治《都昌县志》在星野、沿革两目中,注明出处的就有40处,所引的书籍有《汉书地理志》、《刘基细分野书》、《史记》、《三国志》、《隋书》、《新唐书》、《宋史》、《明一统志》、《江西通志》等。民国时期,方志编纂更加重视注明资料出处,瞿宣颖在《志例丛话》中指出:“最要者注明出处,则来源之虚实,传说之异同不难覆核。”并要求“新出之书,并须注明页数,罕见之书,并须注明所藏之地。复见之文则注其初见之处。”认为这是“学术上之著作通例如此,不可违也。”黎锦熙在《方志今议·纂修总例》中指出:“一切材料,皆有源,撷入篇中,即非原文,必注出处。新据旧籍,固应篇卷分明;即系新材,亦源头清楚,如调查、报告、档案、试卷,凡新根据,逐段注明……所以昭质实严谨之义,免模糊影响之讥。”民国25年刘敬主纂的《顺昌县志》,针对顺昌旧志对注明出处有所忽视,在凡例中特列一条:“旧志征引简籍,不载书名,殊央征典贵真,隶事贵实之意。今依旧志例,悉注书名于下,中有本于旧志无从考出书名者,但注旧志二字。其由采访所得者,则直书据采访册,以免相混”。民国版《平阳县志》仅舆地、沿革两门,注明资料出处达70多次。民国《龙游县志》卷二沿革中,注明资料出处约30处。民国版《福建通志》的通纪卷,全卷数千条大事要事,条条注明出处。(曾万文《志书应注明资料出处》,《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4期)

新编志书,对注明资料出处普遍有所忽视,在新志书的凡例中明言“文内一般不注出处。”《松江续县志(1986~2005)》和《嘉定县续志(1988~1992)》,其凡例中仅标明“统计资料由区统计局与区志办公室核准。”两志对入志资料仅说明统计资料的来源。《川沙县续志(1986~1992)》凡例说“本资料来源,主要出自区档案馆,史志典籍以及正式的报刊书籍。统计数据依据统计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其志对入志资料的来源作了较为全面的说明。3部续志的共同点是在志文内不注明资料出处。

“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地方志“应当是一部科学文献”(曾山《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1987年第1期)。“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一种学术性劳动,如同胡乔木同志讲过的,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李铁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5期)为入志资料注明出处,是志书科学性与文献性的基本要求,亦是方志编纂者做学问的基本功。新编《绍兴县志》的“考证订讹,注明出处”的实践值得志人效法。“在修志的实践中,我们深知志是一门学问,修志就是做学问。资料的真实性,引文的准确性,史料的可靠性,实是志书生命所系。鉴于所采资料,史料和引文有属辗转传抄,有凭个人记忆,有囿于旧闻,不采新说,有缺项,断线,破残不全等情况,在修志的全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历史资料的权威性和现代资料的科学性。在初纂和总纂过程中,足足花了近两年时间操办此事。核对引文,核实史料,均秉《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二十五史》,兼以《中华民国史》和本籍新、旧志书,旁及纪事本末,明清实录。文献资料则从诸子百家等最有权威的典籍中一查到底,注明原文出处,并改正讹。对于难以查到出处或难于统一诸说者,则宁缺勿错,忍痛割爱;或者诸说并存,待求索者正之。主观上力求读志、用志者笃信,放胆实用。”(傅振照《八年磨成志——在〈绍兴县志〉首发式上的汇报提纲》,《浙江方志》2000年第3期)

编制索引方便读者是志书提高学术品位的方法之五

胡乔木指出:“志书作为一部工具书,索引是必不可少的,它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方便。”(《胡乔木希望上海市志提高质量严格要求》,《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4期)

新编《龙游县志》(1991年,中华书局)卷末之《索引》被陈桥驿誉之为“把新一代的方志从学术性和实用性方面提高到一新的层次。”陈桥驿在肯定修志同仁十分懂得修志学问的同时,提出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用志大户”及其成果,修志者一方许多人知之甚少,如竺可桢先生利用大量方志写成的文章(《中国近代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陈正祥先生利用大量方志撰写的专著(《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香港中文大学,1965年出版《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出版),不少修志者甚至都不曾专翻一下。从现在情况看,旧方志的主要“市场”是学者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新方志的主要“市场”,到几百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恐怕也是如此。……历来有许多学者在方志上做学问,而且做出了不少成绩,则今天的修志同仁确实有必要为这些“用户”着想。我国丰富多样的地方志,从总体看,具有覆盖面广、记述的项目多、延续时间长等特点,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与学术价值,可为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所以地方志是各种学问的源泉,因而历来学者常用地方志做学问。”陈正祥先生说:“为查阅方志,我曾遍访日本各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像蜜蜂似地辛勤工作,中国方志数量较多,每一县有数册或数十册,在书库用梯子爬上爬下取书,按目逐页地找寻。”(《中国的城》,收入《中国文化地理》)这对方志编修者来讲是一种安慰,因为方志成果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如同蜜蜂之追求花蜜,但“按目逐页地找寻”一语,却说出了旧方志没有索引的弊病。“在没有索引的志书海中搜寻资料,如同在没有灯塔的海洋中航行,往往劳碌终日,久无所获。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实在无法计算。”(陈桥驿《地方志与索引》,《中国地方志》1992第2期)学者利用方志做学问,索引是必不可少的。

新编《嘉定县续志(1988~1992)》、《川沙县续志(1986~1992)》、《松江县续志(1988~1992)》等3部续志,仅《嘉定县续志(1988~1992)》卷末设有《索引》(4万文字,占全志版文字3%),其索引采用“主题内容分析索引法,按主题词首字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嘉定县续志(1988~1992)》第781页)按是否设置索引标准评判,《嘉定县续志(1988~1992)》的学术品位高于其他两志。续志编修者应为当代与后代的用志者着想,为志书的开发利用着想,为学者利用地方志做学问考虑,编修者都应为志书编制一种内容完备、使用便利的索引,提高志书的学术品位与实用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