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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改革三十年(上) (杨森耀) 2008/03/05

杨森耀

改革开放是我国新时期时代交响曲的主旋律。放眼浦江两岸,改革潮催动着经济潮,经济潮必然又涌动着文化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中国经历了两个伟大的转变: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举国上下繁荣昌盛,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上海文化顺应了整个社会的巨大演变,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制定新型的文化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造了一批大型的、具有标志性的、与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文化设施,同样进入了一个深刻变化、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谱写了崭新的篇章。

打开新时期上海的文化之窗,我们既可以时刻领略华夏多元文化的风雷激荡,也可以真切地感受迎面而来的五洲文化馨风。如果说,历史上上海曾有过中西文化、中国南北文化交会点的闪光一刻,那么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打造与锤炼,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旗帜,上海文化迎来了与古今中外各类文化交融、相融、汇融的鼎盛时期。如今的申城已经成为展示中国优秀文化、世界灿烂文化的大舞台,成为全球文化艺术界的聚焦点。一个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在东海之滨拔地而起。

一、新中国建立后上海文化建设的初步展开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关心和支持下,上海文化事业很快得到恢复。在对旧文化事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发展新的文化事业,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后又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上海文化事业建设是在曲折中展开的。

(一)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上海文化事业的初步发展。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立即对上海的文化事业如文化艺术、报社、出版、电台等进行了全面的接管和整合。195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组建市文化局,并委派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夏衍、于伶担任负责人,调集干部和专业人员,加强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和管理。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下,市文化主管部门逐步把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原有的上海文化艺术从业人员聚拢结合,先后筹建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实验歌剧院、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中国画院等国有市属文艺团体,发挥实验、示范、指导作用;对民间职业班社进行登记、整顿,组建集体所有制的文艺团体;建立区、县文化局、科,实现市区、县分工两级管理;还建立了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群众文化工作委员会,按系统、按地区筹组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青年宫、少年宫、群众文艺馆和区县群众文艺活动中心;改造原有的剧场、游艺场,兴建了文化广场、大舞台、音乐厅、杂技场、美术馆等演出展览场所;与教育部门相配合,还筹建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市舞蹈学校、上海市美术学校,各区县文化部门和各文艺单位还开设过各类学馆、训练班及业余艺术教育组织,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文化艺术事业框架。到1965年,市文化系统有直属的表演团体15个,美术团体4个,演出场所9个,中等艺术学校3个(两所高等艺术学院隶属教育系统),群众艺术馆1个,职工2800多人;各区县有表演艺术团体40个,演出场所308个。此外还有分属工会、共青团、中国福利会、各地区的一批文艺团体和活动场所。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对电影、报业、广播、出版系统旧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发展。上海及时筹建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组建了上海首家公私合营的长江电影制片厂。1950年拍摄的《农家乐》、《大地重光》、《上饶集中营》、《翠岗红旗》等影片,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一些经过改造和政府主管部门指导的私营电影公司如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业公司、国泰影业公司等也拍摄了几部在艺术上精心创作的影片,如《我这一辈子》、《三毛流浪记》等,受到观众好评。之后,中国唯一从事电影译制的制片机构——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译制48个国家各类影片近千部,赢得国内外观众的称誉。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及《青年报》、《劳动报》、《人民文化报》等报相继创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组建开播,保证了党和政府及时掌握舆论工具,并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影响很大。上海及时建立了新华书店,并带动其他67家书店开展代销业务,发行革命书刊,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上海还创办了新华印刷厂,为上海国营印刷工业奠定了基础。

(二)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口号下,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缓慢。

上海解放后,上海文化事业在对旧文化事业改造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初步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在一个很长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缓慢。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人们对如何建设上海这一座远东第一大城市的认识有偏差,片面认为只有生产才能创造价值,于是提出了“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这一过激的口号。这一口号虽然在当时对发展经济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长期沿用这一口号,城市建设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主要放在第一、第二产业上,忽视第三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上海整个第三产业出现萎缩,属于第三产业范畴的文化事业长期资金严重短缺,以致文化设施十分落后。新的大型的标志性文化建筑不能建造,连原有的设施数量也大大减少。以剧场为例,解放初期上海有剧场100多个,而到70年代末期,只剩下30几个。由于上海文化设施落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一些大型的高质量的文艺演出。再如出版业,排字、印刷缺乏新设备、新工艺,出版周期十分缓慢。上海一些高质量的图书、画册不得不拿到外省市或香港印刷。据一位文化学者撰文指出,70年代末,上海国民经济建设全部投入资金为235.4亿元,文化建设投资只有1亿元,比重仅为0.4%。这个比重,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位学者还“建议中央能把上海作为文化改革的试点地区,放手让上海搞成‘文化特区’,给点政策,拨点款”。

在“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偏激口号下,上海文化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基础文化建设缓慢,严重影响艺术生产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但有幸的是,这一问题的凸现已经引起上海有识之士的察觉和呼唤。

(三)“左”的路线干扰,影响上海文化事业正常发展。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的另一原因,是“左”的路线的干扰。众所周知,全国解放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几十年中,发生过多次“左”的路线干扰。这种干扰直接影响政治经济形势的趋向,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化事业的发展。

从上海文化建设投资的历史发展来看,上海文化投资水平总体偏低。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上海文化建设基本建设投资21.4亿元,占全市基本建设投资5.4%。但每一个阶段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投资比重大致经历了三起二落的发展过程: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后简称“一五”时期)比重分别是17.3%和17.1%,“二五”时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为5.9%,主要是所谓“大跃进”和“左”的干扰,形成了第一次下落。调整时期又上升到11.2%,十年动乱期间,文化建设惨遭破坏,比重急剧下降,“三五”时期降至3.7%,“四五”时期继续下降至2%,此间文化投资共2亿元,平均每年仅2000万元,严重削弱了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形成第二次下落。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投资比重才逐步上升,“五五”期间上升到4.5%,“六五”前4年上升到5.2%。同样,文化建设的财政支出也经历了三起二落的过程。“一五”时期地方财政用于文化建设的支出3.1亿元,比重为25.3%,“二五”时期下降为12.1%(受所谓“大跃进”和“左”的干扰)。调整时期回升到22.9%,“四五”时期下降至13.9%(“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坏)。“六五”前4年又回升到26.7%。由此找到一条规律:我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不仅政治经济形势大好,文化事业也得到大发展;一旦遭到“左”的路线干扰,政治经济形势就会蒙上阴影,文化事业的下滑甚至破坏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排除了各种“左”的干扰,这就为进入80年代的上海在文化事业建设方面,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二、邓小平、江泽民的讲话拉开了上海文化改革的序幕

80年代的上海,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如何改革,建设什么样的上海”成为上海人民热烈讨论的话题。1986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明确指出:上海将作为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龙头”,将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城市之一。然而,另一个重要问题又摆到了人们面前。上海在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要不要伴之以相应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发达的经济能离开繁荣的文化吗?中央领导和上海市委高瞻远瞩,从指导思想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从而推进了80年代上海文化事业的初步改革,并取得了初见成效。

(一)邓小平、江泽民的讲话吹响了上海文化改革进军号。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路。他在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就指出:“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上海市委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在改革开放中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工作方针。1986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言简意赅地指出:“振兴上海,不仅是经济建设目标,也是文化方针的目标。要把上海建设成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离不开文化事业的高发展。”他还亲自率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越是改革,越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为上海文化事业改革和发展吹响了进军号,并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和赞同。正如一位音乐家所说的那样,发达的经济不可能建立在文化沙漠之上。

1986年下半年,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上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全国、上海的文化界老领导、老前辈夏衍、朱穆之、石西民、杨西光、于光远、冯友兰、赵朴初、赵超构、顾廷龙等以及专家学者王沪宁、王战、夏禹龙、陈燮君等纷纷撰文参与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上海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必须尽快开始文化改革,制订文化发展规划,加大文化事业的投资力度,使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元化同志在《文化发展战略的三个层次》中指出:“文化组织或机构的旧体制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阻力,已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产”“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当以体制改革为先。”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为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经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整套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配套的文化发展战略。同时也第一次就文化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研讨。上海市委、市政府鼓励专家们集思广益,探索开拓,并总结大家有益意见,及时制定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借助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工资福利等经济杠杆来支持和引导上海的文化事业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健康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的提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成为上海发展文化事业的一大特色。上海在制定和实施倾斜的文化经济政策时,积极探索由发展中文化走向发达文化的基本规律,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宏大关系中确立上海文化独特的格局和风貌,并因此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路,为上海文化事业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1)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反对“天女散花、撒胡椒面”式的平均主义和无序状态,改养人为养事业,集中力量资助代表民族精华及面向世界水平的高层次文化。

(2)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3)冲破条块分割的传统文化行政格局,鼓励文化管理与投资的社会化进程。

(4)大规模推进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海必须拥有第一流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载体。

(5)发展和繁荣上海文化,要打中华牌、世界牌。要依据上海文化发展模式来不断调整文化经济政策。

不言而喻,这些新思路必将对80年代上海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

(二)80年代上海文化改革初见成效。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指引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下,80年代的上海开始初步的文化改革、并初见成效。

第一阶段是1979至1985年

改革的春风从农村吹到了城市,也吹进了文化领域。上海宣传文化领域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宣传改革、研究改革、表现改革,为改革鸣锣开道,为改革献计献策;同时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积极试点自身改革,摸索改革的具体道路,为宣传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做准备。

(1)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改革,促进改革

在这期间,《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运用各种形式积极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9至1984年,各新闻媒体共发表改革评论400余篇。新闻媒体积极围绕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开展生动活泼的报道。“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新民晚报等报刊相继复刊,同时又创办了大批新报刊,发行量大幅度上升,使上海新闻界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气象。

(2)文艺领域开始体制改革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春风也吹到了长期受旧体制困扰的文化艺术领域。上海杂技团魔术队借鉴农村改革经验,率先在文艺领域开始了体制改革。以“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结余分成”为管理原则,试点进行了承包责任制,迈出了向旧文艺体制挑战的第一步。经过两年的实践,成果累累。魔术队一跃而为全市表演团体中唯一能全部自给和结余经费最多的单位。许多节目在国际和全国杂技比赛中获奖,还能投资300万元,新建全国第一所马戏学校。中央文化部、上海市委及时总结了这个成功经验,并在京剧、越剧、沪剧、话剧、评弹、淮剧、滑稽戏、音乐、舞蹈等艺术团体内推广这个新鲜经验。从此,上海文艺系统几十年不变的旧体制开始动摇了,并取得成效。如宝山沪剧团,通过改革,出人出戏出效益,新创作的《家庭公案》、《东方女性》连演连满500场,创利15万元。青年演员华雯脱颖而出,获第四届全国“梅花奖”。人民滑稽剧团改革后,创利积累达60万元,成为全市集体所有制文艺团体的“富裕户”,并培养了王汝刚等8名优秀青年演员。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吹暖了上海电影工作者的心,迎来了电影再创辉煌的历史时期。老、中、青导演激情满怀,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电影,特别是谢晋导演的影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吴贻弓导演的影片《城南旧事》等分别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代表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

1987年全市放映电影40余万场,观众达3亿人次,创造了上海电影放映历史的最高纪录。

(3)出版业在大讨论中探索改革思路

出版系统各单位在改革中努力配合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出好书、快印书、发好书。同时在改革中,针对旧体制的弊病,开始进行出版体制改革的大讨论。1984年,经市委批准,上海出版业全面推广“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推行经济指标责任制和利税承包制’,引进了竞争、激励机制,为出版业的改革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1986至1989年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强调了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指出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的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等进入全面改革阶段。

(1)大力宣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促进观念更新

上海新闻媒体积极宣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改革开放大造舆论。1986年5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口不离”瓜子引起的风波》和《“星条衬衫”引起的风波》两篇文章,并就这“两个风波”在版面上开展了“更新观念,推进改革”的讨论;《文汇报》以高度的新闻敏感性和改革意识,及时报道了上海第一家个体户、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只证券业务柜台、第一个合资企业、第一块向外商批租的土地等,扩大了人们的改革视野。上海电视台及其新闻类节目也以多种方式旗帜鲜明地宣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促进了人们的观念更新。

(2)文艺、电影在全面改革中喜获丰收

80年代后期,社会到了转型期。由于商品经济大潮来势迅猛,电视机、录像机、VCD、“家庭影院”深入到千家万户,一度十分火爆的戏曲、电影、文学作品市场陷入萧条。文艺单位大多陷于经济困境。文化市场要重振雄风,只有改革。宣传文化系统在全面宣传改革的同时,把自身的机构改革推到了前沿。1985年4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上海根据中央精神,结合本市的现状,把改革重点放在探索新体制的管理模式上。4种新模式为:上海越剧院红楼剧团的有偿合同制、上海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制、上海舞剧院仲林舞剧团的导演中心制、上海滑稽剧团顺开喜剧社的名角经理制。这4种模式较之前阶段的改革,起点更高,有明显艺术生产追求和指标,纠正了前期改革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偏向,特别发挥了艺术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排演了不少高质量的剧目,不仅受到了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还打入国际舞台。

1986年10月,上海作家协会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文艺政策,改革专业作家制度。过去专业作家终身制,没有考核制度,缺乏竞争,缺少活力,不利繁荣文学创作。改革后专业作家实行招聘,聘期4年,每年接受考核,4年考核不合格者停聘。新的专业作家王安忆、王小鹰、叶辛等16人,绝大部分是活跃在上海文坛的中青年多产作家。改革后的专业作家制度,给专业作家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了竞争意识和使命感;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开始不断涌现。

上海文联为了繁荣文艺,大胆创新,突出了一个“联”字,并赋予“联”字以新的内容,提出“一个思路、两个规律、三个头脑”的新构想。一个思路:即文经联姻,双向服务,建设两个文明;两个规律:即既要正确把握文学艺术规律,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三个头脑:即文联干部既要有政治头脑、文艺头脑,还要有经济头脑。1986年,文联连续举办了4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不仅受到国际摄影界的好评,还盈利39万元,为日后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提供了新鲜经验。

198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导演摄制影片开始依靠贷款和自筹资金,实行“小承包”。主创人员过去不承担经济风险的局面被打破。改革后,主创人员要同时抓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意识加强了,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好影片也涌现了。这期间拍摄的《开天辟地》、《烛光里的微笑》、《日出》、《人、鬼、情》、《留守女士》等影片不仅受到观众的欢迎,还分别在国内和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3)广播电视和出版体制改革出现飞跃

1987年,上海广播电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下设的3个编辑室分为新闻教育台、文艺台、经济台。上海电视台的2个编辑室分为上海电视一台和上海电视二台。同时建立上海电视制作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和生活服务中心。“五台三中心”,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品种和广播时间均有增加。1988年元旦,专向台湾及海外广播的浦江之声广播电台开播。1988年3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英语调频广播,是建国以来第一个省市电台的英语广播频率,被认为是上海对外开放、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标志之一。上海电视台改革出现一个飞跃,全年自办节目近1万小时,自制节目

2000小时,自采自编新闻突破万条大关,其中730条被中央电视台采用,名列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榜首。

在这期间,出版系统的改革也加大了力度,推行以“双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估考核为核心内容的责任制。该制度在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引进了社会效益责任制,保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能正常出版。1989年,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正式设立。

(4)文化经济政策促进了上海文化事业的初步发展

文化经济政策借助投资、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给文化事业的发展“输血”,同时也促进了它的“造血”功能。在文化经济政策的作用下,80年代后期的上海完成了上海文艺活动中心、颛桥广播发射台、新上海影都、宛平剧场、上海美术馆新馆等大小40多个新建文化项目。1986年市政府批准成立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积极资助举办有全国影响的《上海市文学艺术大奖》、《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以及上海少儿文艺创作奖、少儿电影短片奖,对上海文化发展起着积极作用。电影局运用退资金方式建成了上海影城。新民、文汇、解放3座新闻大厦,也是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三家报社“零承包”优惠政策实施的结果。上海市还建立了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其中大部分用于文化设施建设,一部分用于资助优秀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项目。如每年拨款200万元支持马列主义学术著作的出版,拨款60万元支持重要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学术研讨活动,拨款100万元支持优秀剧(节)目的创作和演出,拨款300万元支持优秀影视片的创作。

80年代的上海,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初步开展,文化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三、上海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90年代上海文化面临的挑战。

虽则80年代上海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对文化发展的渗透和影响,新的文化物质手段和载体如广播电视、录象、音带等事业的不断崛起,促进新的文化领域的发展,并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入90年代初的上海,传统的文化手段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化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趋向。

1、文化活动形式、地点的转移,传统文化面临挑战

由于传播文化的现代化手段日趋家庭化,使家庭的文化职能大大加强,从而使家庭成为一个微观的文化社会,引起了文化活动在空间、时间上的转移,人们的文化活动场所从电影院、剧场、音乐厅转移到家庭,由看电影、戏曲、音乐舞蹈转到电视、录象、音带,使人们的各种文化活动出现一次新的分配。它虽然增强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多维性和选择性,但确实让传统文化样式(如坐在剧院、电影院看戏、看电影)面临一次竞争的挑战。

2、文化活动的时间转移,戏曲、电影面临危机

随着新的文化载体的出现和活动形式、地点的转移,必然带来活动时间的转移。据90年代初的一次抽样调查,职工每天平均观看电影、戏剧的时间仅6分钟,而观看电视、收听广播的时间却达87分钟,是观看电影、戏剧时间的135倍,显而易见,电影、戏剧正逐渐让位于电视、录象、音带,从而导致传统的文化形式出现某种危机,电影、戏剧的观众日益减少,上座率明显下降。这些现象的出现,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传统文化的某种危机与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有关,与新的文化载体出现和新的文化领域发展有关,现代化工业已经或正在创造一个强大的文化物质产业,如卫星传播、电视、录象产业,录音机、磁盘、磁带产业,现代化摄影照相产业,使它们从过去依附于传统文化的从属地位逐渐崛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产业,构成了对某些传统文化活动方式的威胁。

(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