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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与方志的“资料性”及年鉴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作用 (田骅) 2008/03/05

田骅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是中国地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地方志工作有了法律依据。按照《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应承担起“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的任务。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工作纳入了地方志工作的范围。方志和年鉴具有相同的记述范围、相同的性质,为年鉴编纂工作和方志编纂工作的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资料载体,有不同的编纂要求和规范。不能因为工作职能上的归并、工作任务上的衔接,而将年鉴和方志混为一体。本文以年鉴与方志的“资料性”为基点,论述年鉴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作用。

一、年鉴和方志:不同体例的“资料性文献”

《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定性为“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其共性均为“资料性文献”。

从根本上说,年鉴和方志都是特定地域的资料载体。地方志以“历史与现状”为记述对象,其基本原则是“全面系统”;年鉴以“年度”为记述对象,其基本原则是“时代特征、地方特点、年度特色”。但是,年鉴和方志毕竟是两种不同体例的资料性文献,由此决定了它们的编纂要求不同,所载录的资料具有不同的性质。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地方志书应该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而“年鉴,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时间密集、人才密集的权威性资料工具书。是集万卷于一册,缩一年为一瞬的多功能现代工具书”,“美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百科全书》列举了13种现代工具书,年鉴仅次于百科全书,名列第二”。(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就年鉴与方志的体例来说,方志为“资料性著述”,是“资料汇集”;年鉴为“资料工具书”,“资料性”是它们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均表述为“资料性文献”,是否可以此为依据,将年鉴和方志确定为同一体例的资料载体呢?答案是否定的。据《辞海》(1999年版)注释,“文献”原指典籍与贤者,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以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工具书”是按一定次序把有关知识、资料或事实加以汇编,专供检索查考的书籍。包括字典、词典、百科全书、手册、年鉴、表谱、书目、索引、图录、图谱等。由此可以认为,《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表述并非对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这两种资料载体体例的描述,而是对它们具有的共性的概括。不能因为方志和年鉴都是“资料性文献”而抹杀它们的差异,人为地要求年鉴与方志“接轨”。

全国年鉴界、方志界在讨论年鉴与方志的关系时,可能直接影响对年鉴和方志关系认识的有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年鉴是类似志书的“年志”,年鉴“一年一排列,五年一综合,二十年续成志”;甚至认为各省市县每年都有地方综合年鉴,累加成合订本就行了。(参见徐建红、卢建汶:《浅析年鉴对志书的影响》,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二是,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的方式编修第二轮方志,将方志变成了年鉴与方志的“混血儿”;或者年鉴为续志打基础,做到“三服务”:“年鉴的总体设计要服从续志”,“年鉴选题要服从续志”,“年鉴的品位要服从续志”,(参见刘庚正:《年鉴编纂对续志的作用》,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导致“年鉴志书化、志书年鉴化”倾向。(参见温向前、李翠平:《二轮续志要警惕年鉴化倾向》,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三是,认为志书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已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而年鉴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即时反映,已经到了可以替代志书的位置。(参见向伟:《地方志与地方年鉴》,载《年鉴通讯》1988年第1、2期)四是,年鉴与方志各有千秋,可以相互补充,共生共存。(参见郦家驹:《地方志和年鉴》,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1期)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把志书看成是历年年鉴的叠加,混淆了年鉴与志书的区别;第二说法表现了以工作职能的归并,人为地混淆年鉴与方志的区别;第三种判断否定了志书和年鉴不同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并非正确;第四种论断不仅分析了年鉴和方志的区别,而且肯定了年鉴和方志的互补作用和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我的结论是:年鉴和方志同为“资料性文献”,在社会功能上也异曲同工,但在对资料的选择和撰写上各有规范。抹杀年鉴和方志的个性,会混淆两种资料载体的性质,年鉴将不再是年鉴,方志将不再是方志。区别年鉴和方志的差异,利用年鉴资料为编纂方志服务,是完善、充实方志资料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年鉴价值的实际体现。(参见田骅:《谈谈年鉴资料与志书资料的异同及其在志书编纂中的作用》,《上海志鉴》2006年第2期)

二、年鉴资料:为方志提供信息和线索的资料

年鉴与方志的体例不同,它们所载录的资料的性质也各异。年鉴资料集一年之信息精华,具有鲜明的年度性、时代性,其信息的密集程度是方志不能比拟的。正如尚丁所阐述的:年鉴资料是在“对浩如烟海的知识和情报,加以全面、迅速、及时而精确地处理”后“强化了的信息”。(参见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重结果,不重过程是年鉴资料的一大特征。“对同类信息随年代的推移而变化演进的规律”“不可能像志书那样有规律地显示”而“处于信息结晶阶段”。(参见寇兴军:《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方志通过对资料的科学编排和记述,在力求表现地方特色的同时,寓事物发展的规律、编修者的观点于记述之中。方志资料讲求“全面系统”。“志书收录的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对各方面逐年发展变化的情况经过系统分析,进行深化认识之后的经验资料,是系统的知识”。(参见同上)由此可见,由于年鉴和方志的体例不同,两者在资料的取舍、对内容的表述是不同一的。年鉴为方志提供的资料并非全面的、系统的,而是有限度的;年鉴为方志积累资料只是年鉴作用的一个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得出上述的结论,并不是否定年鉴资料在方志资料采信中的作用,只是强调年鉴资料不能等同于方志资料,更不是志书资料的全部。方志采信年鉴资料,必须按照方志体例,进行合理的取舍,在广度和深度上科学地扩展。年鉴资料作为地情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一轮志书编纂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其作用可表述为:年鉴资料可以为方志的编纂提供准确的数据、事物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资料的线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方志提供准确的、综合性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年鉴所必须记述的。其主要包括经济发展进程、调整甚至负增长等的主要指标,表现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情况的主要指标等。二是为方志编纂提供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等社会实践活动的脉络。虽然年鉴着重反映事物发展的结果,不重过程,但是,在有关综合性的专文、专记或条目中仍然需要反映一个方面的综合性资料。这些综合性的资料往往是对一个方面在年鉴记述年度内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勾勒事物发端、发展的脉络,并且具有连续性,为形成比较完整的资料链提供了基础。三是为方志编纂提供具有年度特色的重要事物的资料线索。年鉴每年将年鉴记述年度内发生的新鲜事物、重大事物和具有年度特色的事物用条目的形式记录,为方志编纂提供拓宽、深入挖掘资料的线索。以年鉴条目所记述的重要资料为线索,在方志编纂上下限范围内,结合对其他资料载体中同一类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扩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将这种规律性寓于对事物的记述中,使得相对独立的一棵一棵的“树木”,变成一片一片的“森林”,从而形成方志对同一件事物的完整记述。

方志编纂中采信年鉴资料要避免两个误区。其一,目前,大多数年鉴由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承担,从履行编纂方志和年鉴的共同职责的角度出发,将年鉴作为编纂方志的前期工作或基础,这并不是可取的认识。不能因为职能的归并,而将年鉴与方志这两种不同体例的资料文献连接在一条轨道上。年鉴并非是为志书而产生,年鉴和志书没有天然的联系。其二,从年鉴资料与方志资料“接轨”的要求出发,认为年鉴设计不科学、不能与志书“接轨”,所以要求年鉴要在总体设计、选题、品位等方面为方志编纂服务。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首先,志书与年鉴同为资料性文献,方志编纂可以采信年鉴资料,这是年鉴“资料工具书”的属性所决定的,并非是人为地苛求的。不能因为组织编纂方志和年鉴的职能合一,而要求年鉴要对应方志的需求,提高年鉴资料直接作用于方志资料的利用率。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年鉴要按照体例,尽最大的努力客观、科学地记述经济社会的状况,反映的综合情况力求有深度和厚度,提高资料的社会价值和使用价值;而方志编纂将年鉴作为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充分利用年鉴资料为方志服务。其次,年鉴设计不科学这个问题不是年鉴的体例所固有的,而是编纂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有的年鉴设计,在考虑为方志“服务”前,对一个事业或一个方面的工作只用寥寥500多字的“概述”一个条目来反映,而考虑“服务”问题后,用13个分目、71个条目记述。如此悬殊的设计,只能说是对年鉴设计上的认识问题,而非年鉴体例的问题。在讨论年鉴“服务”方志前后,年鉴设计的规范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以,需要探讨的是,要提高年鉴收集、记述资料的质量;方志对年鉴资料取舍及利用年鉴进行扩展的方法,寻找有机结合点,使得编纂年鉴和编纂方志相互推进,相得益彰。

三、年鉴综合性资料:方志采信的重点资料

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其所载录的资料既有综合性的资料,也有反映特色的单个资料。年鉴综合性资料主要有专题性综合资料、反映综合情况的综合性分目(条目)以及反映一个方面或整体面貌的图表和统计资料。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相对稳定的记述要素;汇集了一个方面的基本情况、基本数据和年度特点。相比于记述单个事物的特色条目更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资料的厚重感。

所谓专题性综合资料,即通常所说的“专文”、“专记”和专题调研。这类专题性综合资料是对一个方面情况的历史回顾和现状的记述,其体例超越了年鉴栏目“综述”、“概况”的撰写规格,比较全面、概括地记述一个方面、一个重点事物的源起、发展脉络、特点以及总体的发展状况,与一事一条的特色条目最基本的区别是具有“综合性”,是一个“面”的总体情况。尤其是按照年鉴编纂的规范,综合性资料对一个事物的记述必须具有数据准确、轨迹清晰、年度特色鲜明等要求,因此,这类资料比较系统、完整,丰厚度也强。

所谓反映综合情况的综合性分目(条目),即年鉴中各栏目的“综述”(概述),分目的“概况”。这类分目(条目)是对某一领域、学科、产业等,在年鉴记述年度内的总体情况、重要举措、进展和年度特点作综合性记述。无论是涉及成绩还是问题,都有具体的数据、事实,并且有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其特点是,有相对稳定的基本记述要素或要项,保持年度的连续性。如基本数据,年度内的基本状况,年度特点。其中,基本数据的项目是相对稳定的,便于纵向与横向的比较,这也是年鉴资料价值的表现;年度的基本状况和年度特点这两个记述项目是必须有的、稳定的,记述的内容是动态的、年年不同的。

通过对各年度的年鉴综合性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并梳理出重要政策或重大决策、举措的长期效应,以及它们在指导实践中的作用;梳理出各个年度内同一事物的发展脉络,结合这些事物的背景资料,归纳出时代特征、地方特色,把年鉴每年记述的“点”融合成编纂方志所需要记述的“面”,由此及彼,形成方志编纂所需要的资料链,完成年鉴资料向方志资料的转换。对于方志编纂来说,年鉴的综合性资料更接近于方志资料所要求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可信度高,对一个特定事物的反映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应该成为方志采信的重点资料。

年鉴中反映年度总体情况的图表、统计资料等,是年鉴记述年度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直观记录。在进行必要的分析、审核,并按照方志规范进行科学组合后,将其视为方志重点采信的资料,是毋庸赘言的。

年鉴编纂要在遵循年鉴编纂规范、合乎年鉴体例的前提下,对资料进行合理的选择、科学的编排和准确的取舍,并加强对综合性资料的采集和记述深度,这样既可以增强年鉴的资料价值和社会功能,又可为方志对年鉴资料的采信提供更大的平台。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年鉴》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