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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对真如寺寺名、寺址的考证(《真如寺志》编纂组) 2009/03/05

《真如寺志》编纂组

《上海地方志》2008年第5期所刊《〈真如寺志〉得失谈》(以下简称《得失谈》),对我们编纂的《真如寺志》从“纂法三得”和“似有三失”两个方面进行了评判,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对一部新志书的评论,有好说好,有差说差,原是很正常之事,当事者理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事涉真如寺的历史,《得失谈》在分析“三失”之时,又指谪我们“以疑代证,妄下结论”、“贻笑大方事小,误导后世事大”,于是我们总得有所回应和讨教。

我们的疏漏

在《真如寺志》中,我们的确依据清康熙《嘉定县志》中有真如寺“本在官场”之说而明万历《嘉定县志》中无此记载的情况,提出了“为何前人不知此寺‘本在官场’,而晚了68年的后人反而知道?有悖常理”等疑问,并进而认为“说真如寺‘旧在官场’缺乏必要的依据,不予认同”和真如寺“应该一直建在真如地区”。如今《得失谈》为我们补充了明正德《姑苏志》的记载:“真如教寺,在桃树浦。宋嘉定中僧永安建,名真如院。本在官场,元延祐间僧妙心移置于此,改寺。”①这是一条重要的资料,是我们在上海地区的旧方志中所没有见到的。《得失谈》为我们提供的这条资料,指出了我们对真如寺“本在官场”问题认识上的偏差。修志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我们为此再次感谢《得失谈》作者。当然,这个疏漏和偏差的造成倒不是我们无知到连真如寺地区历史上曾经属于苏州府和太仓州管辖都不知道。我们的疏漏在于,当时觉得搜集到的资料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所以也就没有深入一步去发掘资料。而明正德《姑苏志》这个记述的发现,恰恰证明我们的资料还不够,有重要缺漏,并因此导致对问题的认识带来一些偏差。这确实是个教训,说明修志人员在搜集资料时务必要广征博采,不要浅尝辄止。因为资料不完整,有的时候可能还过得去,有的时候却可能对结论产生误差。我们的疏漏就是一例。

事实上,在《得失谈》发表之前,作者就已告诉我们明正德《姑苏志》中有“本在官场”的说法。我们迅即查阅了明正德《姑苏志》,找到了上述所引这条资料。知道《真如寺志》的这个疏漏后,我们心有内疚,一直在想如何加以补救。特别是《上海地名》杂志2008年第1期刊登了《对真如寺寺名原址的考证》(以下简称《考证》)之后,我们心中更觉不安。《上海地名》杂志刊登我们的文章,事先我们并不知晓,是编辑部在《上海地方志》上见到后予以转载的。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了“本在官场”这一疏漏,如果我们校阅的话,一定会加以修正。可惜我们也是收到《上海地名》杂志后才见到文章,所以无法修改。

现在,正好趁此机会,对《真如寺志》和《上海地方志》、《上海地名》等所载《考证》一文的初步结论部分第二点作适当修正。我们原来认为:“真如寺应该一直建在真如地区,元延祐七年僧人妙心对真如寺进行请额‘鼎建’,也就是重新建造,而非迁建。说真如寺‘旧在官场’缺乏必要的依据,不予认同”②。现修正为:真如寺,在明正德《姑苏志》中确实记载说“本在官场”;但我们认为,即便有此记载,也不排除真如寺原本就在真如地区的可能性。

我们的原委

《真如寺志》所附《考证》一文,并非是我们的专题科研项目。我们只是在编纂《真如寺志》过程中发现对真如寺许多事情的记载,上海地区的新旧志书记法不一。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能是个正常现象,但我们要编《真如寺志》,就必须对种种问题有个统一的认识,大家方可分头执笔。这便是我们写作该文的原委。

在关于真如寺寺名、寺址问题上,我们当时碰到8个问题,这在《考证》一文中都列了出来。关于“真如院”、关于“真如古寺”、关于“真如教寺”、关于“大寺、大庙”这4个问题,矛盾并不太多,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突出的问题是另外4个(主要是3个)。

一是关于寺址“旧在官场”问题

我们原来看到的志书,明万历《嘉定县志》没有此说,从清康熙《嘉定县志》开始,记到“旧在官场”。我们当时从万历志在前、康熙志在后出发,对“旧在官场”之说提出了疑问,并不予认同,认为真如寺应该一直在真如地区。现在见到了明正德《姑苏志》的记载,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疏漏。明正德《姑苏志》早于明万历《嘉定县志》,所以没有理由再不承认有“本在官场”之说。但我们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后觉得,说“《考证》一文否定真如寺从官场迁搬桃树浦之理由一条也不能成立”是否早了点。就以明正德《姑苏志》所记为出发点,所记仍不免有疑问。比如明正德《姑苏志》说真如寺“本在官场”,但明万历《嘉定县志》并无此说。对此,《得失谈》将其归结为明正德《姑苏志》等是详写、万历《嘉定县志》是“简略记载”的缘故。这说不通。第一,这两种写法,并不是什么“详写”、“略写”的区别,而是“本在官场”和“本在真如”的根本性区别。如此重要的史实,对于高水平的编纂者来说,是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会简略掉的,因为如果简略掉的话,语意便截然相反。第二,说万历《嘉定县志》是正德《练川图记》等志的“简略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万历《嘉定县志》的记述量非常大,要几倍于正德《练川图记》的记述量。它的记述不是“简略”,而是要比正德志翔实得多。由此,我们想说,它是对明正德《姑苏志》的说法不予认同,故而不写。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比明万历《嘉定县志》早编80多年、只比明正德《姑苏志》晚辑十多年的明嘉靖《嘉定县志》,对真如教寺的记载也无“本在官场”之说。是志记载:“真如教寺,在桃树浦,宋嘉定中僧永安建,初名院,元延祐间改寺。”据此,我们认为,明代志书对真如寺原址的记载,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我们在《考证》一文中还说到一个旁据,即真如寺前之香花桥正巧建于宋嘉定年间,与真如院建院时间恰巧相同。《得失谈》作者对此的反驳意见是“因为明代以后的志书记了一句建于嘉定年间,不等于其名始于嘉定年间,犹如说锦江饭店楼建于1925年,并不是说1925年起其楼即名锦江饭店。”③《得失谈》反复说我们的《考证》只有疑问,没有考证,遗憾的是自己在此也只是疑问,并没有文字或者实物的依据。事实上,单凭举个锦江饭店的例子,是无法否定香花桥的桥名和建造年代的。

《得失谈》对清乾隆《真如里志》、民国《真如里志》和民国《真如志》的作者陆立、洪复章、王德乾是推崇有加的,称赞他们“家富藏书,学问淹博”,“是地方上的大知识分子”,他们所编内容,严于考核,“可信度自然较高”。那我们就看看他们关于“香花桥”的记载:

清乾隆《真如里志》记载:“香花桥宋嘉定间建。国朝乾隆二十八年,监生李德泽甃石。”④

民国《真如里志》记载:“香花桥镇北市梢,跨犁辕浜,架石。南堍生号八图,北堍生号九图。宋嘉定间建。清乾隆二十八年,监生李德泽甃石。”⑤

民国《真如志》记载:“香花桥镇北市梢,架石。南堍生号八图,北堍生号九图。宋嘉定间建。清道光二十八年,监生李德泽甃石改建。民国十七年三月,经董王守余、洪兰祥以乡公所款改建,用银一百余元。”⑥

这三位高手对“香花桥”的记载有个共同点,都未说到桥有他名,就叫“香花桥”,是“宋嘉定间建”。因此《得失谈》对它的疑问并无道理,也是对其推崇者的不信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得失谈》作者主笔编纂的1994年版《真如镇志》对“香花桥”的记载:“香花桥亦名桃树浦桥。南宋嘉定年间筑,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和民国17年重修。原为石桥,1951年改建为钢筋水泥桥,1988年重新翻建。……北堍真如寺,南堍寺前街。”⑦这就令人奇怪了:《得失谈》作者对“香花桥”桥名、始建年代的记载,与陆立、洪复章、王德乾所记完全一致,与我们也完全一致,却又说我们的理由不能成立,这不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己给自己制造难堪吗?《得失谈》在“香花桥”问题上批驳我们当然可以,但前提必须承认自己在《真如镇志》中对此记错了,而且还要说清错在何处、为何错了。

《得失谈》批驳我们时认为,香花桥就像锦江饭店开始不叫锦江饭店一样,可能开始时不叫“香花桥”,而叫其他名称。《真如镇志》中记了一个其他名称“亦叫桃树浦桥”。但恕我们看的旧志有限,对“香花桥”,《真如镇志》之前的志书中没有见到过“亦叫桃树浦桥”的记载,故此桥名充其量也就是近世来百姓的习称而已,不可能是此桥在叫“香花桥”之前的名称。

《得失谈》作者说香花桥“因为明代以后的志书记了一句建于嘉定年间,不等于其名始于嘉定年间”,这说明作者查阅有关资料尚不到家。对“香花桥”,不仅“明代以后的志书”记载了,明代的志书同样记载了。就在《得失谈》向我们推荐的那部明正德《姑苏志》中,明明白白地记着:“香花桥三:一在罗汉寺前,洪武间建;一在真如寺前,嘉定间建;一在保安寺前,永乐间建。”⑧后来清康熙《嘉定县志》与明正德《姑苏志》所记一模一样,陆立、洪复章、王德乾等人所记,其依据均在于此。可见,《得失谈》是无法否定“香花桥”桥名及其建造年代的。《得失谈》作者如果在查阅《姑苏志》关于“真如教寺”条目同时,顺便查一下“香花桥”条目,相信就不会弄错了。

“香花桥”桥名及其建造年代既然无证据加以否定,则目前真如寺这个地方在宋嘉定年间有过寺庙也就无法否认,换言之,真如寺原本就在真如地区而不一定在“官场”的可能性也不能加以否定。比较明代几部志书关于真如寺的记载,如果我们信从明正德《姑苏志》所记,则必须解释清楚以下几个问题:若元延祐间僧妙心是首次在真如地区建寺,则怎么宋嘉定间已建有香花桥?若原地在宋嘉定间本已建庙,则原地之庙为何庙?真如院为何要从官场迁建到人家的庙里去?迁建后原来的庙到哪儿去了?为何旧志中对原有之庙只字不提?而明嘉靖和万历两部《嘉定县志》关于桥和庙的记载,就比较和谐统一,合情合理,即宋嘉定间既建了庙(真如院),又造了桥(香花桥),元延祐间僧妙心则是对庙重新建造,并将“院”请额改“寺”。所以,对真如寺原址问题,尽管旧志有两种不同说法,但我们觉得真如寺原本就在真如地区的可能性要比从官场迁建到真如地区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些。

二是“官场即在今大场附近”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修《真如寺志》当然不是个重要问题,但也不是如《得失谈》所言“毫无意义”。因为寺志中无法避开“旧在官场”之说。而对官场到底在什么地方,又有几种不同说法,比如《真如镇志》对官场括注为“即今宝山县大场附近”⑨,另外有的志则括注为“即今宝山县大场”。我们不清楚这些志明确予以括注依据的是什么,反正我们查了《上海地名志》、《宝山地名志》、《大场镇志》等好几本志书,都未找到“官场”即大场“或“官场即宝山大场附近”的文字记述。“官场即大场”或“官场即大场附近”都有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单凭可能性而下结论。为此,我们在《真如寺志》中对吃不准的事情不予否定,但也不轻意加以认定,免得“贻笑大方”。

三是关于真如寺“一名万寿寺”问题

我们在《考证》中指出,在清乾隆《真如里志》前的几部旧志中,没有见到真如寺“一名万寿寺”的记载,最先说真如寺“一名万寿寺”的就是清乾隆《真如里志》。我们认为,此前各部旧志(包括康熙《嘉定县志》)中没有“一名万寿寺”的记述,说明此事如是事实,必定发生在清康熙《嘉定县志》之后到清乾隆《真如里志》问世之间。但《真如里志》除“一名万寿寺”五个字之外,又没有任何注释性的记述文字。故我们编《真如寺志》时,“为慎重起见,不予认定为宜”。也就是说,旧志中曾经有此一说,但可信度不够,我们在《真如寺志》编纂中不去重复此说。我们想,作为编纂人员持此种态度应该是允许的吧。

《得失谈》在批驳我们时,没有例举出任何可以证明真如寺当时确曾称为“万寿寺”的事实,只是特别强调清乾隆《真如里志》的编者是明代大学者陆深的后裔,“家富藏书,学问淹博”,他修的志是不会有出入的。有学问的人修的志、写的书比一般文化人写的东西水平要高,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但探讨问题还得“就事论事”,不能离开讨论的问题本身,用是否是“大学者”的身份定真伪和对错吧。客观的事实证明,大学者并不等于句句话都是真理。最近红透半边天的“品”这“品”那的著作均为教授、学者所著,不是也有不少读者指出了他们许多的瑕疵吗?更何况我们对《真如里志》毫无贬低之意,对“一名万寿寺”之说,也只是编纂《真如寺志》不予采纳而已,并非说它一定是错的。我们在《考证》一文中说到了南翔大德万寿寺,那是说旧志中所记当地“万寿寺”,只有南翔大德万寿寺,并无与真如寺有关联的万寿寺,无非是强调我们对“一名万寿寺”说法有所保留的意思。而《得失谈》却说“《考证》推测他(引者注:指陆立)可能将20多里外的南翔大德万寿寺之名混移于真如寺”,⑩这实在有点强加于人了。

我们有个问题倒想请教,1994年版《真如镇志》在记述时说真如寺“明初曾称万寿寺”,此说依据何在?清乾隆《真如里志》也只是说“一名万寿寺”,并未说明时代,而《真如镇志》进一步把时间明确为“明初曾称万寿寺”。明正德《练川图记》、万历《嘉定县志》和清康熙《嘉定县志》等志皆修于“明初”之后,真如寺若“明初”果真称“万寿寺”,为何这些志中均无记载,又若“明初曾称万寿寺”,则何时又复称真如寺呢?因此,我们很赞同《得失谈》的意见,志书中有新的见解,应该要加必要的注释,应该要有依据,不然就很难令人相信了。《真如镇志》的这个记载明显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四是关于真如寺“又名宝华教寺”问题

真如寺与宝华教寺是两座同时并存的寺庙。真如寺建于宋嘉定年间,在桃树浦,宝华教寺建于宋咸淳年间,在大场。但是,由于明正德《练川图记》的差错,其记载变成了“宝华教寺,在县东南四十八里。宋嘉定中建。名真如院。元延祐间改寺。”这段记载把宝华教寺与真如院说成了同一座寺庙。对此,我们在编纂《真如寺志》中发现了疑问:对于明正德《练川图记》的这个说法,嘉定、宝山的众多旧志都没有采纳,但在上海首轮修新志中有几部志却赞同此说,并写入了新志。我们通过对一批旧志和新志所记的史实考证后明白,宝华教寺与真如寺不是同一寺庙。并怀疑到明正德《练川图记》漏记了真如教寺,从而把宝华教寺与真如教寺混为一谈,并试着指出《练川图记》可能漏记了哪些文字。对此,《得失谈》也不得不加以肯定,说我们“疑得正确”,《练川图记》的脱文造成两寺“移并合一”,“见解相当英明”。只是《得失谈》同时也责备我们没有“从可贵的思辩出发,再踏实地走几步”。对此,我们一方面感谢《得失谈》在此问题上对我们的肯定,另一方面则也让我们疑惑不解。因为前文已经说到,历史上的旧志都没有去重复明正德《练川图记》的差错,一些新志却去重复了这个差错,而率先重复《练川图记》差错的,恰恰是《得失谈》作者主笔的《真如镇志》。《真如镇志》在记述真如寺时说:“真如寺,宋代建于官场(即今宝山县大场附近)。……明初曾称万寿寺、宝华教寺,俗称大寺、大庙。”正是由于《真如镇志》的这一错误记载,才真正误导了后面成书的新志。如有的志书跟着说真如寺“明称宝华教寺”、“别称宝华教寺”。这种差错在新志中出现,本也属正常,因为《练川图记》所记错之处是要反复进行比照之后才有可能发现,我们是在修寺志过程中经过了几个月的讨论、核对才提出疑问并加以否定的。在这点上,真如寺住持妙灵法师也充分肯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得失谈》作者在谈论这件事情时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似的,不仅连半句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而且还责怪我们没有搞清脱文的全部,“没有再踏实地多走几步”。我们要感谢《得失谈》的是,它所提供的明正德《姑苏志》的记载,实际上已经清楚地说明《真如镇志》把真如寺说成“明初曾称宝华教寺”是必错无疑了。其实,《得失谈》既然摘引了明正德《姑苏志》关于“真如教寺”的记载,也可一起摘一下这《姑苏志》关于“宝华教寺”的记载(两个条目是前后紧连的):“宝华教寺在大场镇,宋咸淳间净光法师建,永乐中僧文瑜重修。归并庵三(崇福庵、荐严庵、圆通庵)。”可见,真如教寺是真如教寺,宝华教寺是宝华教寺,这完全是两座不同的寺庙。《得失谈》作者以对上海地方史料的熟悉而称著。以其在这方面的学术素养,弄清这件事本不是件难事。所以,我们对《真如镇志》的这一疏漏和失误深表惋惜。

综上所述,《得失谈》在明正德《姑苏志》中找到的关于真如寺“本在官场”的记述指出了我们在《考证》中的疏漏之处。我们经过修正,现在对真如寺寺名、寺址问题的初步结论是:(1)真如寺的建立不会晚于宋嘉定年间,至今已有800年的历史。始建时取名真如院,后易名为真如(教)寺。(2)明正德《姑苏志》中有真如寺“本在官场”、“元延祐间僧妙心移置于此(引者注:指桃树浦)”的说法;但从明嘉靖、万历等《嘉定县志》不记真如寺“本在官场”和众多旧志都记有宋嘉定年间即建香花桥(在现真如寺前)来看,也不排除真如寺一直建在真如地区、妙心是对真如寺原地重建的可能性。(3)真如寺与万寿寺、宝华教寺是曾经长期共存的不同寺庙,说真如寺“一名万寿寺”缺乏必要的依据,说真如寺“又名宝华教寺”则是完全错误的。(4)明正德《练川图记》关于“宝华教寺”的记载有误,并因此造成了《真如镇志》等有些新志对真如寺的记载有所出入。

至于说我们的《考证》一文“大多以疑代证”、“妄下结论”、“实际既没有考,也没有证”等等,话是说得够绝的了。对此,我们不想多说了,因为我们的文章及其引用的众多资料客观存在在那里,由读者去评判。我们只想再说一点,“无考无证”怎么会发现问题?而且考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文献、金石证之”是其一;亲身经历者口述是其一;对于无法以物证、人证等方法弄清事情,依据现有资料从道理上加以分析、判断,从而发现原本以为正确的一些事情存在着疑问和漏洞,也是考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虽然不一定能推翻旧说,但起码可以让人清醒,使用旧有资料时有所保留和顾忌,避免人云亦云出现不必要的差错。

我们的看法

文章至此,本可以打住,但《得失谈》另外提及的几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不妨也说点不同看法。

一是“擅翻旧案”问题

这是《得失谈》在分析《考证》一文之后说的,原文为“章学诚先生曾十分诚恳地告诫过修志有八忌,其五即忌擅翻旧案”。意思是我们在瞎翻“旧案”。

如前所述,我们在真如寺“本在官场”问题上有所疏漏,说真如寺应该原本就在真如地区的结论下早了点。但就是这个“旧案”,也并非铁案,仍有疑问留待弄清。而真如寺“又名宝华教寺”这个“旧案”,毫无疑问是翻对了。

“忌擅翻旧案”,这是章学诚的一家之言。在首轮新方志的编纂中,“翻旧案”的情况恐怕不在少数。比如《奉贤县志》就将“诸葛瑾墓”这个“旧案”给推翻了。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旧案”,志书中翻得就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对“旧案”要进行分析,不该翻的不要去翻(但该疑的仍可去疑),该翻的则坚决去翻。修志中不必去立这个清规戒律。那怕就是翻错了,也可以再改过来。有些“旧案”只有去翻了,才可能知道是应该翻的还是不该翻的。如今正在编纂的二轮志书,记的主要是改革开放期间之事。改革开放,必然会去翻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旧案”,否则社会怎么能前进呢?

谈论《真如寺志》的得失,自然可以各有各的看法。我们自己觉得,除“真实如常”地把各种史料按志书要求载录下来之外,我们之一“失”就失在考证中尚有疏漏,对“本在官场”的看法,本应两说并存却变成了基本只存一说。而我们之一“得”就得在通过考证,弄清了“真如寺又名宝华教寺”等问题的真相,从而避免了对后人的误导。

二是“失于生人记多”问题

《得失谈》评论《真如寺志》有三失,一失于资料漏多了、二失于结论下早了、三失于生人记多了。对于前两个失,我们表示接受,因为《真如寺志》是有一些资料漏了,关于真如寺“本在官场”问题是有结论下早的情况。但第三失“失于生人记多了”,我们尚未理解。

《真如寺志》第六章人物共分三个节,第一节“住持”,活着的住持只记了一人。第二节“驻寺僧人”,志书中只有一张《1992年至2005年真如寺驻寺僧人名单一览表》。第三节“功德主”,活着的功德主只记了六七个人,每人不到一行字。综观人物全章,真正比较完整地介绍的人物只有现任住持一人。这样的记述怎么能算“生人记多”呢?记一个人算“多”,记几个算“不多”呢?

人物篇(章)中可以对合适的活人作简介,这已经是方志界形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很好地拓展了“人物”编(章)的记述面。比如2007年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奉贤县续志》“卷四十人物”,除24名去世人物的“人物传略”外,“人物简介”部分就有政界军界、科技界教育界卫生界文化艺术界、全国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社会闻人等在世者;“人物名录”部分每人一行,也收录有副厅级副师级干部、部委办局党政负责人、乡镇党政负责人、经济园区集团企业公司党政负责人、正高级职称专家学者、省部级劳模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模先进工作者等在世人物。“简介”、“名录”两项合计,“人物”中所记在世人物近1800人。再加上“以事系人”所记,全志记到的人物约达3400人。这是第二轮新方志编修的一个很好的现象,更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得失谈》说《真如寺志》“失于生人记多”,此话颇有歧义,是记的生人人数多?还是对生人记的篇幅多?第一种含义根本不存在,前文已经分析到,剩下的只能是第二种含义了。其实要说的不是人数多,而是说对现任住持“不是立传的立传”有1000多字,是否合“度”?我们以为,就省、市、县志等大志来说,“人物”中分列传、表、录三大部分,是得体的。但对一大批像《真如寺志》那样的小志来说,应该从实际出发。写“人物”毕竟方法有多种,何必一定要固守“传表录”的定势思维呢?《真如寺志》如果一定设“传记”一节,那就是历史上的一些住持而已,资料十分有限。所以,我们商议后决定以记人为中心,不分传表录,改设住持、驻寺僧人、功德主三节,这是符合真如寺实际情况的。《得失谈》所言,实际上可能是针对当今的住持的。《真如寺志》记当今住持妙灵法师,有一千余字,《得失谈》说我们是在为活人立“传”。记人,为什么非要往“传”上靠呢?实际上我们是作为人物简介来写的。庙里的“住持”,如俗家人理解,是“现任领导干部”,不应立传。但我们觉得,妙灵法师是个高僧大德,不仅对真如寺的复寺建功至伟,而且对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在上海地区佛教界德高望重,在全国、在国外也甚有名望。对于这样的高僧,寺志中予以介绍,谈不上打什么“擦边球”,也没有什么不合“度”的地方吧。而且,对住持的简介资料,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和上海市佛教协会都进行了审阅,并无溢美不实之词。

寺志“人物”编(章)中记活人,旧寺庙志中没有,不等于新寺庙志中就不能写。事实上,新寺庙志中介绍活着的高僧并不罕见。我们手头就有一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北天目山灵峰寺志》。它记人物,也不按传、表、录的固定模式来写。全志12章,写人物的就涉及4章,章名依次为《灵峰高僧》、《灵峰益大师传记》、《灵峰益论坛》和《灵峰檀越、法谊》。这里有言明是“传记”的,也有只是作为人物介绍的。在对高僧的介绍中,就有该寺的在世方丈达缘大和尚(祖居上海金山枫泾镇)的详细介绍,篇幅也过千字;在“檀越”、“法谊”之中,对活着的法师的介绍就更多,其中包括灵隐寺的方丈等等。

三是“新方志不能直接引用”问题

《得失谈》作者在文中说到,他在参加国家某重点课题的一子项工作,该课题组规定“新方志不能直接引用”。作者说,“作为从事修志多年的笔者而言,面对成果不被学术界真正认可,很不是滋味”。对此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地方志虽然是一种科学文献,但它毕竟不是原始文献资料,而是经过加工的二次文献。如果有些著作为了确保引经据典的原始性,规定“新方志不能直接引用”,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认为新方志不可信而作出这样的规定,则又是一种情况。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要求方志界认真总结首轮新方志编纂的经验教训,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首轮新方志编纂中的通病是什么?志书中多多少少存有一定的差错包括“硬伤”,这是二轮修志中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克服的一大难题。至于克服的措施,由于非本文主题,不去展开论述。我们接着要说的是,新方志中的这些差错,是主要部分,还是次要部分?一部志有了点毛病就无用了?就不可信了?非也!国家领导人早就对地方志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国家有关部门早就对新方志的编纂作出过实事求是的肯定结论。

再说新方志成果“不被学术界真正认可”,也尚可推敲。在新志编纂过程中,学术界有许多人共襄盛事,提供资料,参与评稿、审稿;有不少志书是由学术界的人直接担纲完成的;学术界有许多人虽未参加修志,但他们利用地方志成果,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科研项目;当然学术界也有人对新方志并不认可,甚至抓住志书中的某些毛病进行口诛笔伐的。总之,学术界的人对新方志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在这二十多年的新方志发展进程中,否定新方志的话我们听得已经不少了,什么“新方志五分之四是废品”,新方志“令人哭笑不得”等等。如果说找差错的话,正史之中不也经常被人发现吗?张学良曾埋头研究过明史。他说:“历史上记载的事,未必都真实,我们最初学历史时开始,一直作笔记,明史上错处不少。中国史官作的史书却有很多虚假。”更不用说有些学者的个人著作了。就是“素以考证见长”的“一代鸿儒”王鏊所纂的明正德《姑苏志》中,也有张冠李戴的“硬伤”实例存在,清乾隆《江南通志》就有所指正。难道说因为正史中、因为学术专著中发现有差错,我们也来个规定“正史不能直接引用”、“某某人的学术专著不能直接引用”?

我们觉得,地方志工作者的正确做法,首先是一定要重视对新方志的批评意见,严肃、认真地编好地方志书和各类年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力求不出现差错或尽量少出差错。对于一些漏网的差错,也可用印制正误表或后志勘误的方法加以解决。至于对新方志的闲言碎语,就随它去吧,新方志的成绩不是谁能抹煞得了的。

 

注释:

①⒁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3册,第567页。

②见2006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真如寺志》第187页。

③见2008年第5期《上海地方志》第29页。

④见2004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第9页。

⑤见2004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第30~31页。

⑥见2004年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册第13页。

⑦见1994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真如镇志》第142页。

⑧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3册,第383页。

⑨⑾⒀见1994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真如镇志》第185页。

⑩⒂见2008年第5期《上海地方志》第30页。

2006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嘉定历史文献丛书第一辑·练川图记》第51页。

⒃见2008年第5期《上海地方志》第28页。

⒄见2009年1月3日《上海老年报》上的文章《张学良研治明史始末》。

⒅见清乾隆《江南通志》第二百卷《辨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