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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资料价值较高的年鉴--《闵行年鉴》(2006)--兼评志鉴一体化倾向(刘其奎) 2009/03/05

刘其奎

2007年12月6日,笔者应邀参加了《闵行年鉴》(2006)的评议,总的感觉是:这本年鉴资料扎实,特色鲜明,文字精练,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笔者从事地方志工作多年,虽然没有直接介入年鉴的编撰工作,但也阅读或参加过多部年鉴的评议。衡量一本年鉴质量的高低可以有很多标准,如收资、设计、编纂、印刷、装帧、出版等等,但真正体现年鉴核心质量的标准,应该是入鉴资料价值的高低。

《地方志工作条例》认定,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具有历史或现实的资料价值才能称之为文献,否则不能称之文献,这是一般的历史常识。为什么说《闵行年鉴》(2006)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呢?空口无凭,以事实为据。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评议前,我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将《闵行年鉴》通读一遍。于是我将手头现有的《上海年鉴》(2006)、《浦东年鉴》(2005)和《闵行年鉴》(2006)三本加以比照,选取最现实、人们最关注的若干专题进行比较研究:

例一、关于土地管理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源。改革开放以来,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大中城市,蚕食和乱占农田的现象严重存在,据报载国家规定要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有被突破的危险。作为资料文献的年鉴,对于辖区内的土地管理状况,尤其是每年耕地的存量、占用、违法占地查处等等都应有详细的记述。以下是3本年鉴的各自记述内容举例:

1每年农田(或耕地)存量记述

《上海年鉴》(2006)记:2004年统计表记上海有耕地24.57万公顷;2005年上海还存有农田总量正文和表格均无记述。

《浦东年鉴》(2005)正文查不到2004年全区有农田多少,附表记2004年有耕地9483公顷。《闵行年鉴》(2006)正文和附表均记2005年有耕地6411公顷。

2违法占地情况记述

《上海年鉴》(2006)记2005年“查处违法用地数量及处理情况”一句空话,到底上海查处的违法用地数量和情况怎样,无从知晓。

《浦东年鉴》正文记“查处各类违法用地387幅”,幅有大小多少,387幅到底是多少亩或公顷呢?令人费解。

《闵行年鉴》(2006)记“2005年查处违法用地全年3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93件,土地面积2582亩,行政罚款703万元。其中罚款并限期拆除土地违法案件78件,面积2299亩,罚金654.7万元;限期拆除案件2件,面积149亩,罚金18万元;罚款并责令补办手续6件,面积133亩,罚金30万元”。

3土地储备情况记述

《上海年鉴》(2006)和《浦东年鉴》(2005)对于土地储备的情况均无记述。

《闵行年鉴》(2006)记:编制土地储备计划近期866公顷,中期2266公顷,远期4333公顷;土地储备征收(收购)2005年完成土地征收6幅地块,计213.42公顷;土地储备农转用,2005年4幅地块,计76.47公顷;土地储备动拆迁,2005年完成4幅地块181.25公顷,计166700平方米;六类经营性土地出让,2005年3幅地块,计20.60公顷,中标价4.2132亿元。

比较上述3本年鉴关于土地管理中有关每年农田存量记述、违法占地情况记述、土地储备情况记述,很清晰地显现《闵行年鉴》(2006)所记的内容较之《上海年鉴》(2006)、《浦东年鉴》(2005)更加翔实、系统,资料价值更高。

例二、关于计划生育

《上海年鉴》(2006)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记述相当宏观、简略,基本统计数据不系统。《浦东年鉴》(2005)、《闵行年鉴》(2006)对于计划生育各设20多个条目,但记述内容不同。其中有一条目“关爱女孩行动”,《浦东年鉴》(2005)记述100多位培训班学员参加“关爱女孩行动雕塑揭幕”一句话。《闵行年鉴》(2006)记“区设立关爱女孩助学资金,150多位流动人口困难女孩每人给300元资助,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有关镇、街道民政部门对部分特困女孩再给予资助。”就关爱女孩行动而言,年鉴要记的应是关爱行动,《闵行年鉴》记述文题相符,记述的是政府对女孩的帮困,而《浦东年鉴》记述内容文题不符,没有重点记述政府如何对困难女孩的帮助,空泛地记述“参加雕塑揭幕”,其资料价值不大。

例三、关于区情资料记述

《闵行年鉴》(2006)共计130万字,692页,其中区情资料(包括调查报告、报刊、文献选录等)共计234页,约占全书总字数三分之一。其可贵之处在于收录了大量典型调查报告,突出反映了年鉴正文所无法记述的区情特点和新的内容,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开展对现实研究的资料价值。例如,《2005年闵行区1%人口抽样调查》,列出39份表格,涉及人口总户、总量、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登记、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人口迁移、家庭规模、出生人口、参加社会保险人口、按年龄就业人口月收入、按行业人口月收入、按性别就业人口月收入、非公经济各类人员月收入、按身份性别类型人口工作时间、各类失业人口、按年龄性别健康人口婚姻状况等方方面面。

还录有社会保险、经济状况、社会安全、农村“三农”问题等各类调查报告,主要有:闵行区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基本现状、养老意愿、服务需求调查,新形势下闵行区流动人口的服务需求调查,群众安全感调查,楼宇经济调查,七宝中学学生使用手机调查,闵行区外来人口超过户籍人口调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农村住户生活消费状况,种粮农户收入状况,种植小麦、粳稻成本收益情况调查,种植蔬菜成本收益情况调查,养猪、养鱼生产成本收益情况调查,种粮调查点农民负担情况跟踪调查,农村居民最低收入情况调查等。

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城郊居民和农村农民生活状况,对于如何推进城郊改革和城市化,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给各级地方志机构编修地方志书提供了完整、系统、翔实有价值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存史价值。

例四、专文收录

专文是年鉴编纂中一种常用的记述形式,它是对某一方面情况的历史和现状的记述,运用得当可以使年鉴增辉添彩。《闵行年鉴》(2006)共选录专文14篇,主要有:闵行区“十五”期间经济发展态势、关于闵行区“三农”相关政策的中期评估报告、关于提高农民收入政策的执行情况、闵行区“三农”问题研究、闵行区推进都市现代农业建设的基本情况、闵行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情况、以市兴村以商富农——九星村案例、颛桥镇经济增长状况、浦江镇促进非农就业的经验、七宝镇号上村的后顾之忧、反对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寻访董其昌墓等事关闵行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以及民生改善的重大课题。

这些专文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经济发展中的成绩、经验,也记述了不足、困难和问题。例如:闵行区“三农”问题研究专文,列出存在的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低、农村村级经济面临新困难、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相对薄弱等。不回避问题,全面客观记述,对于其他区县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很有启示借鉴作用。

还有七宝镇号上村的后顾之忧一文,记述号上村原有土地1200亩、人口1043人。自20世纪80年代末,土地7次被征用,由1200亩减至850亩,扣除村宅、河浜、道路,实用面积只有300亩。2006年市规划建设外环线大绿地,整村要动迁,1000多村民将失去赖以生存的850亩土地。整体动迁后村集体经济损失2500万元、村民私房租金损失1800万元、工资收入损失600万元、商务楼损失2900万元,共计7800万元。为村民生计考虑,调查报告建议在不影响大规划的基础上,划出动迁土地总量的10%左右约100亩,发展村集体经济,建造10万平方米商务楼,以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上述内容已经作为闵行区三届人大9号提案案例之一由区政研室承办。提案认为“在开发规划中,一定要以村为单位,为已经转居的失地农民保留这一块能够长期增值的资产,以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也为基层政权组织做工作提供物质基础,也更能体现执政为民的思想”。这样的专文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再如,《闵行年鉴》(2006)专文还收入了王永顺先生撰写的《寻访董其昌墓》一文。董其昌是松江府上海县沙冈董家宅(今闵行区马桥镇友好村董家老宅)人。官至礼部尚书,是明代最负盛名的书画家、鉴赏家之一,松江书画派领袖,一代宗师。因为历史上董墓有过迁移、真假之说,1989年10月,王永顺先生为此亲赴苏州渔阳山考察。经过多方寻访、实地考察论证,确认阳家山(梅家园)墓为董墓真墓,经吴县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待董墓整修后,将成为太湖旅游的一大景点。这一专文的载录,也将为上海和苏州地区编修地方志书提供一则真实准确极有价值的资料。

显而易见,一部资料翔实的年鉴可以为编修志书提供扎实的资料,但志书和年鉴又有区别。年鉴和方志是不同体例的资料文献,它们之间有记述范围的共同之处,又有历史渊源和体例上的区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发现近年来方志界各种志刊发表的文章或在编修志书的实践中,确有不少志者把年鉴和方志混为一体,认为志即鉴、鉴即志。我赞同田骅同志《年鉴与方志的“资料性”及年鉴资料在方志编纂中的作用》(见《上海地方志》2008年第1期)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在方志界或年鉴界有人认为,年鉴是类似志书的“年志”,年鉴“一年一排列,五年一综合,二十年续成志”。每年都有地方综合年鉴,累加成合订本就成志了。照这种观点,地方志书不必编修,只编年鉴就够了,简言之谓“方志取消论”;有的认为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编修第二轮续志,导致年鉴志书化,志书年鉴化,简言之谓“志鉴混血儿”;还有的认为,地方志的内涵已延伸到年鉴,全国不少以志鉴命名的刊物,易名为地方志,似乎鉴的名称不能独立存在,要依附于志的门下,简言之谓“方志併鉴论”。

正因为混淆志与鉴的本质区别,在修志的实践中出现了志书年鉴化的倾向。在我参加多部区志的评审中,篇目的标题相当多的是年鉴动态性的长句,有的字数超过20个字或更多。有的区志稿在体例上将年鉴中的“特载”放入志书之中,而且置于总述之后。笔者认为这不是创新,而是志书年鉴化倾向的一种表现。修志工作者都知道,志书体例中有专记、特记、补记、拾遗等表述形式,特载的内容完全可以放入专记、特记中去记述,没有必要在志书中别出心裁弄个“特载”的新花头。

地方志和年鉴是不同体例的“资料文献”,都是特定地域内的资料载体,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地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特有的优良的文化传统,它以系统、全面记述一个地域内的历史与现状为对象;它是资料性著述,是朴实、严谨、科学的资料汇集;经过2000多年的编纂逐渐形成了述、记、志、传、录、图、表等各种体例形式;它的章法重在记述,寓论与记述之中;它要求文字简洁、明了、朴实、规范;入志资料要求完整、系统、翔实、准确等等。而年鉴是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舶来品,不是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它以年度为记述对象,反映一个地域内的年度特色;它是知识、信息、时间、人才密集的权威性资料工具书;它的体例框架结构大致由专文、概况、百科(即社会生活或学科、行业的各个方面)、专栏(大事记、人物、文献、法规等)、附录以及目录、索引等构成;在编纂方法上,有的采用两层次,大多是文章式的,有的采用三四个层次,即类目(栏目)、分目和条目等方法;年鉴的资料重结果而不重过程,它为地方志编纂提供准确的数据、事物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资料线索。

方志和年鉴各自有独立的品格,互不从属,互不代替,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体。要提高方志和年鉴的质量,必须充分认识各自固有的特性、特点和特质。既然方志和年鉴都是“资料性文献“,必须在收集资料、选择资料、录入资料上下苦功夫、下大力气,要象《闵行年鉴》(2006)的作者那样,收集、选择、录入那些能反映方志和年鉴特性、特点、特质的具有较高价值的资料载入方志和年鉴。

笔者以种种事例,论述了《闵行年鉴》(2006)编纂的成功之处,但翻阅全书仍感到有些不足。一是区情资料中选登报刊共80篇、72页,总量似乎多了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都知道,报刊上的文章应时性、宣传性很强,但在真实、准确、科学性上,因考订、核实功夫不深,往往欠缺,故在选登时还需经过一番研究、复核,也不必选那么多;二是区情资料中的调查报告选录可再精一些。

造成方志界、年鉴界某些人员对志鉴认识混淆,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志鉴工作者大多是离退休人员、宣传教育工作者或其他行业转来的,对编纂志鉴工作的业务不熟悉,对志鉴各自固有的属性学习、理解不足所造成的。同时也和《地方志工作条例》在志、鉴性质的表述上不当有关。

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条例》是个好文件,它的发布实施,使地方志工作走上了法制轨道,对于第二轮修志工作和各类年鉴编纂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来冷静地、谨慎地、科学地审视条例,笔者认为在方志和年鉴性质的表述上确实存在可商榷之处。例如,条例第三条文字是:“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从文字或语法表述上看,这一段文字把地方综合年鉴定性为地方志;认定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都是“资料性文献”。年鉴不是地方志,把地方综合年鉴定性为地方志是不妥的。可能有人会反问,既然二者都是“资料性文献”,综合年鉴认定是地方志有什么不妥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从逻辑学角度正推理是对的,即“地方综合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但从逻辑学反推理,即“凡是资料文献都是地方志”就是错误的。据《辞海》注释,“文献”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或某一学科的有关重要图书资料。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象、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以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所以说,资料文献是广义所指,绝不能说“凡是资料文献都是地方志”。科学、准确地表述应是:“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机构的工作任务之一”或者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应由地方志机构承担”。总之,可以把编纂综合年鉴的工作纳入地方志工作范围,但绝不应定性地方综合年鉴也是地方志。本来在第一轮修志时,有的志鉴编纂者就存在志鉴混淆的状况,而条例二者定性不妥,致使近年来志鉴混淆的现象更加突出,上文所引对二者混为一体的事例就是证明。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