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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年鉴与方志关系文论述评*(田骅) 2009/03/05

田骅

※本文成稿于2006年8月,故所采撷的文章均发表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前,文中将地方年鉴与方志对应时,其中的“方志”即为“志书”。

 

地方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地方年鉴)与方志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即现代形式的年鉴作为一种新的载体传入中国的初期。其探索的观点或论述大多散见于新版的“序”中,少有专题的论述。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后,年鉴编纂、出版工作掀起高潮。此时也正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也方兴未艾之时。对地方年鉴与方志关系的研究逐步见诸方志的专刊。90年代中期,全国第一轮新方志编纂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相当部分的方志机构在继续从事方志工作的同时承担了地方年鉴的编纂任务。由于编纂地方年鉴与编纂方志两项任务共担,因此对地方年鉴与方志关系的研究相对集中并延续了一段时间。2006年5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地方年鉴的编纂任务明确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成为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从地方志工作的整体考虑,地方年鉴与方志关系的研究再次提上各级方志机构的议事日程,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深度、新的观点。汲取这些成果,有利于推进深入研究,促进方志和年鉴编纂工作的发展。

本文采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有关专题研究地方年鉴与方志关系的文章中所涉及的研究课题、各种主要的观点,作一述评,以为深入研究提供资料,并表述本人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本文采撷的观点来源于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中国地方志》(1994~2005年);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前身为中国年鉴研究会)主办的《年鉴信息与研究》(1982~2005年,前身为《年鉴通讯》、《年鉴工作与研究》);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上海志鉴》(1988~2005年,前身为《上海修志向导》);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于2006年举办的首届学术年会入选的论文(见《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论文汇编》),涉猎的文章共46篇。这些文章研究地方年鉴与方志关系时所包含的主要课题有志鉴起源、志鉴异同、年鉴资料与方志资料关系、志鉴发展趋势、志鉴接轨和地方志机构的任务等六个方面。

一、志鉴起源:二元说与舶来说

对志鉴起源的探究是从历史沉淀的深处挖掘地方年鉴与方志是否存在渊源关系,为后续研究的课题作铺垫。主要有两种观点。

1.二元说。即在中国历史上志与鉴起源于不同的文体:志起源于古地理书,鉴起源于历书。随着历史的发展,方志形成独特的一枝奇葩,传承至今,而年鉴却湮没在传统的志书之中。

寇兴军的《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一文,从起源的角度对志书和年鉴进行了探求:“我国传统志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禹贡》、《山海经》等古地理书”;“中外古代形式的年鉴都源于当时记录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及有关生产实践、祭日等活动的历书”。文章认为,“我国古代的年历和后来的《春秋》、《竹书纪年》等类编年体的记述在‘年度感’(时间感)、内容的百科全书式和可供借鉴性上都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形式的年鉴。”这种“中国古代形式的年鉴”没有像地方志那样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日臻完备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各方面发展形态上的不同,加之中国长期中央集权制的意识形态崇尚儒家思想的需要,使得古代形式的年鉴湮没在适应‘大一统’思想的中国传统志书中”。但是,他认为,中国志鉴的起源“超乎寻常地类似,似乎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大家族的不同分支”。(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李南星在《年鉴与方志》中提出,“以‘年鉴’为书名,早在我国宋代就出现过,可惜此书已佚失,内容无法考据。但从当时以鉴为书名的例子来分析,《年鉴》一书不可能是历书,而应是史志性质的书籍。”文章以宋人范祖著的《唐鉴》为例,认为“其书叙述了唐代近300年的历史概要,并附有论断306篇”,这是“史”而不是“鉴”;《资治通鉴》前8卷(《周纪》5卷、《秦纪》3卷)原取名《通志》。宋英宗对署名不满意,命人续修,修成后由即位的宋神宗命名为《资治通鉴》——可见宋时把“鉴”与“史”或“志”是相提并论的。李南星的结论是,“年鉴与方志本来就具有内在的联系”。(载《年鉴通讯》1986年第3、4期)

2.舶来说。即现代形式的年鉴是国外传入中国的“舶来品”。

李南星认为,我国现代形式的年鉴,是借鉴国外的,但不知是哪位名家里手,把外文“yearbook、aimanac、annual”译为“年鉴”,而没有形而上学地译成“年书”、“年刊”。采用了我国固有的“年鉴”一词,这更能充分表达现代形式年鉴的性质和特征。(李南星,《年鉴与方志》,载《年鉴通讯》1986年第3、4期)柴伟梁《年鉴编纂与续志资料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年鉴的产生与志书无关”,“中国的年鉴是从西方引进、借鉴而来”。“学术界曾有人认为,我国古代的‘历书、编年史、时政记’等可视为中国古代的年鉴,不过仔细对照后可知,它们和现代意义上的年鉴相比,不论在内容还是编纂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所以,与“年鉴志书没有天然的联系”,“年鉴只是进入中国后,才与志书逐渐交融并合”。(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志鉴的起源“超乎寻常地类似”,“具有内在的联系”并不能说明起于同源。中国古代的“鉴”是“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年鉴”——确如李南星的说法。与宋时将“鉴”、“史”、“志”相提并论的说法相一致的,还可在国内早期编译出版的国外年鉴的“序言”中找到。如熊希龄为1914年3月由上海神州编译设编辑出版的《世界年鉴》第二卷的“序言”中说:“至如通史,而有三通九考年史,而有记事本末,实开我国年鉴之先例。”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是从国外传入国内的这一观点为大多数年鉴工作者所认同。这是其一。其二,国外近现代年鉴的内容或编辑的出发点,是提供某个方面的资料给社会使用,所以有“年书”、“年刊”、“年报”的含义(从三个有关英文单词的含义中可以体会出来)。而国人引进现代意义上的年鉴时,是以“比较”、“借鉴”为立足点的。因此,对其名称的翻译时融合进了中国式的理解,并从主观上考虑其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有细微不同的三个概念翻译为同一个词——“年鉴”。这个说法有两个参考依据。一是,被称为中国年鉴出版事业创始人的卢靖于1909~1911年组织编译出版了《新译世界统计年鉴》、《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监狱统计年鉴》4部年鉴,这是中国人编译出版的第一批年鉴。他在《新译世界统计年鉴》(1909年)的“序”中,对国人处“竞争最繁烈之世”,却“不自知”国之“弱也、昧也、乱也、亡也”,“其不自知之故,岂不源于无比较”。由此,他组织编译出版该统计年鉴“所祷祀而求者”就是“假吾国士夫治事之瑕,案置此册,浏览而借鉴之,庶几能免于弱昧乱亡;且进而求夫所以兼攻取侮之策”。(转引自李维民主编的《中国年鉴史料》,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2003年10月)其重于“比较”、“借鉴”的目的非常明确。这应该是有力的佐证。另外,从上述“志”改为“通鉴”的例子和“以史为鉴”,“以铜为镜”、“以古为镜”、“以人为镜”等历史常用语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二、志鉴异同:同性与异类

在地方年鉴与志书关系的讨论中,对志鉴异同的探讨是比较集中的课题,也似乎是首要问题,因此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比较多。主要有“同性说”与“异类说”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1.同性说。即地方年鉴与方志是具有相同性质的资料性出版物,由此而使两者在功能、特征方面也具有共同性。

志鉴具有的共同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志鉴性质相同。“方志与年鉴,同属于资料性出版物”。(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方志具有区域性、连续性、综合性、实用性”,“年鉴具有范围性、年度性、综合性、资料性、工具性”,志书与年鉴的五项特性,本质上是共同的。(寇兴军,《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二是,志鉴功能相同。茼茂安认为,从功能上看,一般说来,“存史、资治、教育”是地方性年鉴和地方志的共同功能,它们的价值都在于提供资料,这是共同的根本功能。(《浅谈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的异同》,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2期)杨慧淑认为,年鉴与志书都为资治存史服务。“资治是方志的首要职责”。其理由有二:一是“地方官员赴任,首先要通过方志来了解当地的民俗民情,以便于统治,其资治作用可见一斑”;二是“后人研究历史,重修旧志,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从历史轨迹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还是为资治服务。可以说,资治是方志的首要职责”。年鉴实录的是一个地区一年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有利于及时反映各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便于进行纵横对比,直接或间接地为领导决策、远景规划及科学研究提供服务”。(杨慧淑,《浅议年鉴与志书异同》,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4期)

三是,志鉴特征相同。地方性年鉴和地方志都有全、精、实的特征,它们博大的资料内涵,涉猎广泛的范围可称是一地之资料大全。(茼茂安,《浅谈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的异同》,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2期)

2.异类说。即地方年鉴与方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资料载体,在属性、体例、编纂周期等方面具有差异性。

志鉴差异性表现在几方面:

一是属性不同。从定义上分析,“地方综合年鉴,就是逐年出版的、主要记述某地区过去一年发展演变的资料性工具书”;“地方志,就是以地域为范围,分类介绍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一为工具书,一为著述,都为著书立说,却分属两种不同的类型”。(茼茂安,《浅谈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的异同》,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2期)“志书是一种科学的著述,是参考书,主要是通过反映作者观点的逻辑资料,揭示所记述事物的全方位面貌,为事物今后的发展和控制提供借鉴,也为记述事物的历史提供充实的客观资料”;“年鉴是工具书,是案头使用的书。它的功能主要是使用,为读者提供大量最新的信息、数据、资料。现代年鉴的大信息量和时代感,使得年鉴不仅伴随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兴起和发展,而且使年鉴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日益发挥出工具书的使用功能”。(寇兴军,《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朱天俊的结论是,年鉴与方志的差异,“完全是与年鉴、方志的各自性质、功能紧密联系的,是由它们各自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决定的”。(《年鉴与方志不可偏废》,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

二是功能排序不同。周如汉认为:地方志的功能“通过存史来资治”,“重点是存史,其次才是为现实服务”;年鉴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现实服务,是直接而简捷的资治”,“它的侧重点就是服务现实,存史是它第二位的功能”。他把修志和年鉴的功能概括为“修志是在存史基础上的资治,年鉴是在服务现实前提下的存史”。(《从修志到编鉴的观念转换》,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年第3期)“地方志以史为重,其使命主要是给后人查证留作依据,将资政、教育列在存史之后”,而“年鉴则把资治,即为各级党政领导提供参考和为各行各业提供资料的功能放在首位,其功能的顺序应为资政、教育、存史”。(茼茂安,《浅谈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的异同》,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2期)志书较年鉴更注意科学性。“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具有记实性特征,它原原本本地反映了历史本然,而对于历史之所以然,则着墨不多”,“年鉴逐年出版,篇幅限制不太明显,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此信息量比较大,年鉴更适合于领导决策、规划和科学研究时的资料性查阅检索、纵横向对比以及广大读者从中查考新鲜事物,因此说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是很贴切的”。“志书是变革时代的科学记录,更注重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不仅反映历史的本然,还要反映历史之所以然;不仅要提供横向对比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提供事物纵向发展的规律性资料,让后人从史实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起到‘辅治之事’、‘致用之书’的作用”。(杨慧淑,《浅议年鉴和志书的异同》,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4期)方志,不失为“资治之书”,但它只能偏重于历史的资料。(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

三是体例不同。茼茂安认为:地方性年鉴大都采用部类化、条目化的形式来反映,即部类平行排列,内容条目构成,有检索方便的特点。由于没有时间上的追溯和伸延,地方性年鉴在部类的横向排列上显得更加丰厚。而地方志由于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材料记述需要很强的纵深性,通常布局为篇章节目、层层递进、具有立体感,方法上它采取横排竖写。(茼茂安,《浅谈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的异同》,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2期)“年鉴每年一刊,记载的都是当年的事,分类而布的平行条目最适合资料信息性的体现和工具书的使用。”志书的体例“采用先分类、后分期,即横排纵写的立体框架结构。而且在横排门类的框架中严格体现事物之间的从属逻辑关系”。志书的这种体例,“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容纳资料,有机地反映资料,发挥其存史资治的作用”。(寇兴军,《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四是编修周期不同。以年为期,是年鉴与方志的重要区别之一。方志的续修,间隔年代很久。康熙皇帝认为,方志以60年续修一次最为恰当。(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据尚丁统计,我国7000种志书都只续修过二三次,只有清代的常熟县志,曾续修了13次,但也平均20年续修一次。

对志鉴异同的探讨,建立于对方志和年鉴这两种性质相近、而体裁各异的资料载体的普遍认识。从根本上说,志鉴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特定地域的资料载体。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地方志书应该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而“年鉴,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时间密集、人才密集的权威性资料工具书。是集万卷于一册,缩一年为一瞬的多功能现代工具书”,“美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百科全书》列举了13种现代工具书,年鉴仅次于百科全书,名列第二”。(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就方志与年鉴的定性来说,在“资料性”上是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两者的差异在于体例不同,方志为“著述”,年鉴为“工具书”,它们的编纂规范和社会功能不能等同视之。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均表述为“资料性文献”。是否可以此为依据,而将方志和年鉴确定为同一体例的资料载体呢?答案是否定的。据《辞海》(1999年版)注释,“文献”原指典籍与贤者。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今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的统称,即用文字、图像、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以记录人类知识的各种载体。“工具书”是按一定次序把有关知识、资料或事实加以汇编,专供检索查考的书籍。包括字典、词典、百科全书、手册、年鉴、表谱、书目、索引、图录、图谱等。由此可以认为,《条例》的表述并非对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这两种资料载体体例的描述,而是对它们具有的共性的概括。不能因为方志和年鉴都是“资料性文献”而抹杀它们的差异,人为地使方志与年鉴“接轨”。这一点在后文中将再评述。

五是资料取舍不同。年鉴是在“对浩如烟海的知识和情报,加以全面、迅速、及时而精确地处理”后“强化了的信息”,是“案头上的‘信息库’和‘万宝全书’,它是以共时的知识、情报、数据、信息为其主要内容”;是“知识密集、信息密集、时间密集、人才密集的权威性资料工具书”。(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寇兴军对志书与年鉴所收录的资料的内在含义作了分析比较,提出了年鉴资料是“信息的结晶”、志书资料是“系统的知识”的概念。他认为,“年鉴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对同类信息随年代的推移而变化演进的规律”“不可能像志书那样有规律地显示”而“处于信息结晶阶段”。而“志书收录的是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对各方面逐年发展变化的情况经过系统分析,进行深化认识之后的经验资料,是系统的知识”。(寇兴军,《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柴伟梁的《年鉴编纂与续志资料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年鉴为续志提供的资料是“有限度的”,“年鉴资料入志,必须经过连续比较、深化提炼、核实去莠”;年鉴和志书的“功能和文风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资料的取舍、表述上是不一致的,因此,年鉴资料有相当一部分并不适用于志书”。“为续志积累资料只是年鉴作用的一个方面”,“为续志积累资料即史册性是年鉴的非本质属性”。(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同为地情资料载体的年鉴和志书,在资料的选择和采信、编排和撰写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年鉴资料不能等同于志书资料,更不是志书资料的全部。但是,年鉴资料作为地情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新一轮志书编纂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其作用可表述为:年鉴资料可以为志书的编纂提供准确的数据、事物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资料的线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志书提供准确的、综合性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年鉴的“概貌”(包括社会和经济发展综述、体制改革综述等专题文章)和各个栏目(类目)的“综述”、各个分目的“概况”中有基本记录;在年鉴的综合性的图表中有集中记录。二是为志书编纂提供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等社会实践活动的脉络。这些资料也可以通过对年鉴综合性栏目以及为某个特定的内容组织的专题文章的分析和综合,梳理出重要政策或重大决策、举措的长期效应,以及它们在指导实践中的作用,梳理出各个年度内同一事物的发展脉络,归纳出时代特征、地方特色,把年鉴每年记述的“点”融合成编纂方志所需要记述的“面”。由此而及彼,完成年鉴资料向方志资料的转换。三是为志书编纂提供具有年度特色的重要资料的线索。以年鉴条目所记述的重要资料为线索,在志书编纂上下限范围内,结合对其他资料载体中同一类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将这种规律性寓于对事物的记述中,使得相对独立的一棵一棵的“树木”,变成一片一片的“森林”,从而形成志书对同一类事物的完整记述。这是年鉴资料对志书编纂的贡献,也是志书对年鉴资料的充分运用。

年鉴资料与志书资料的“接轨”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主要原因在于,大多地方综合年鉴由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承担,从履行编纂志书和年鉴的共同职责的角度出发,将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编纂志书的前期工作或基础考虑得多。这是讨论“接轨”的误区之一。不能因为职能的归并,而将年鉴与志书这两种不同体裁的资料文献连接在一条轨道上,确如柴伟梁所说,“年鉴并非是为志书而产生,年鉴和志书没有天然的联系”。误区之二,目前地方综合年鉴存在栏目设置不科学、不能与志书“接轨”。这个问题不是年鉴的体裁所决定的,而是编纂工作上的问题。有的地方综合性年鉴的栏目设置,在讨论“接轨”问题前,对一个事业或一个方面的工作只用500多字的“概述”一个条目来反映,而考虑“接轨”问题后,用13个分目、71个条目记述。如此悬殊的设置,只能说是对年鉴框架设计上的认识问题,而非年鉴体裁的问题。讨论“接轨”前后,年鉴框架设计的规范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以,需要探讨的是,要提高年鉴收集、记述资料的质量,提高年鉴的社会功能;志书对年鉴资料取舍及利用年鉴进行扩展的方法。

结论是:年鉴和志书同为资料文献,在社会功能上也异曲同工,但在对资料的选择和撰写上各有规范。抹杀年鉴和志书的个性,会混淆两种资料载体的性质,年鉴将不再是年鉴,志书将不再是志书。区别年鉴和志书的差异,利用年鉴资料为编纂志书服务,是完善、充实志书资料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年鉴价值的实际体现。(参见田骅《谈谈年鉴资料与志书资料的异同及其在志书编纂中的作用》,载《上海志鉴》2006年第2期)

三、志鉴的发展趋势:替代说、共存互补说与长编说

地方年鉴和地方志书是两种不同体裁的资料性文献,异同相间,各有一体。就其发展趋势来说,各篇论文涉及的主要有三种观点。

1.替代说。即随着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功能的重合,地方年鉴将替代地方志书。

向伟认为:现代地方年鉴和传统地方志,“它们的性质、内容、功能是那么的相似,这也许是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自然衔接,也许是多余的重叠”。“地方性年鉴是地方志的编年史”,而地方志“几十年修一次”,“事实上是不适应社会发展了”,“地方志的现代化,是用地方年鉴来替代,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需要,否则,硬要食古不化,方志只会走进历史的故纸堆”。(向伟,《地方志与地方年鉴》,载《年鉴通讯》1988年第1,2期)刘绍贵、吴诚在《为地方志事业开拓更新的领域》一文中探讨了地方志机构编地方年鉴的趋势。认为,“把地方综合年鉴作为地方志生命的延续而采取的渐进的过渡形式”,“地方志向新一代的地方年鉴过渡,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更顽强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地方年鉴与地方志“终将融为一体,或将被另外的全新的信息工具所代替”。(载《年鉴通讯》1988年第1,2期)年鉴“一年一排列,五年一综合,二十年续成志”;“地方综合年鉴,累加成合订本就行了”。(转引自徐建红、卢建汶《浅析年鉴对志书的影响》,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2.共存互补说。即地方志书与地方年鉴虽然体例不同,但在编纂思想、编纂方法和资料的功能上有共同之处,应该共存互补。

尚丁认为:方志学也面对着更新改革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那么,年鉴编纂的规律,较为科学的体系、体例和工艺,对方志应该是有参考价值的。同时,年鉴也应该从方志学的优良传统中借鉴它的珍贵遗产。如方志学的春秋史笔、地舆中的实地考察、体例上的“目约言简”,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方法上的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此略彼、详独略同等;乃至体裁上的四体、五部等等,都是值得年鉴编纂者认真研究参考,吸取其精华。所以,尚丁的结论为:“方志和年鉴,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是一对兄弟,应该有所侧重,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郦家驹认为,“地方志作为提供全面的、系统的、准确的基础性资料书,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综合年鉴逐年出版,有较强的时间性,可以有效地弥补地方志在这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地方志已经确定的下限之后所发生的新情况,有赖于年鉴予以记录。但年鉴毕竟只是一个年度的记录,要了解一个地区发展变化的脉络,年鉴不如地方志。”(《地方志和年鉴》,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1期)同时,郦家驹指出,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获得信息的手段、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趋向于现代化”,“所以要恰当地估计地方志所能起的作用”。“如果年鉴的框架结构以及设置的部类和确定的条目,能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力争逐年出版的年鉴在内容上相互衔接,那么随着年鉴长期的连续出版,它所汇集的资料,也必将日益显现出其价值之珍贵,年鉴原来难以了解一个地区发展变化脉络的缺憾,也就可以得到弥补。”(同上)寇兴军对分析比较志书和年鉴的异同的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只有准确地认识二者的客观属性和相互关系,取长补短,才能更科学合理地开展我们的编纂工作,使志书和年鉴两花齐放,相得益彰。”(寇兴军《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周如汉在《互补短长 共同发展》中指出,“地方志和地方年鉴的编写,应该坚持各自的体例,运用各自的笔法,保持各自的特点,显示各自的作用,同时在编纂思想和方法上,也应互补短长,共同发展提高”。在具体的实践中,“完全用修志的方法来编写年鉴是不妥当的,完全摈弃修志的影响也是不现实的,恰当地把修志有益的东西移寓年鉴编写之中,是可行的”;“年鉴同样有很多东西,值得在修志时借鉴改进,这对方志的优质创新也是有益的”。(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3年第2期)“志界行家张光熊说得好,有志而无鉴,则缺乏近期资料的积累;有鉴而无志,则缺乏对一段时间长河的资料的提炼和升华。鉴是志和史的基础,志和史是鉴的延续和发展。”(王文海,《编好年鉴为续修县志打下坚实基础》,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年第3期)仇国萍在《论年鉴编纂与地方志续修之关系》中提出,年鉴与地方志“关系密切,两者可以进行互补”,“性质有别,两者不可偏废”。“年鉴与地方志两者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是一对兄弟,应该各有侧重”。(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3.长编说。即地方年鉴是地方志书的资料长编,地方志书是地方年鉴的缩写本。

李南星在《年鉴与方志》一文中提出,“倘若以往逐年笔记年鉴,积累到现在,编修方志时只要将相应时期的年鉴,系统地分条目综合加工即成为编修方志的资料长编,有此基础,编志即可事半功倍。”李南星在文中引用原西北联大教授黎锦熙在民国27年(1938年)撰写的《方志公议》中以城固县编写《城固年鉴》为例,以为“年鉴是方志资料长编”观点的支撑。黎锦熙在其《方志公议》中说:“《城固年鉴》即编修县志的基础,它是县志资料的‘长编’”。黎锦熙还指出,“有此‘长编’,即县志之基已奠,只需益以沿革考证,而损其繁称琐录而已。年鉴之用仍须存于方志之中,规制既陈,续修亦易,且可逐年添附,无烦重举也。”(《年鉴通讯》,1986年第3、4期)“每一个城市修完地方志以后,仍继续保存资料,每年出一本地方年鉴,每10年或20年增订一次地方志。地方年鉴既是年鉴也是地方志的‘长编’”。(鲁海 林申清,《也谈年鉴与方志》,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的编年资料书,是地方志的年度‘长编’;而地方志在一定意义上是若干年度地方综合年鉴的缩写本,是地方年鉴的进一步考证核实后的增补本”。(张尚金,《编纂地方年鉴是地方志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

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都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各具特点,各有千秋。在发展趋势上应该是共存互补,相得益彰,不存在地方年鉴替代地方志书的问题。与其说志鉴的发展趋势将会是两者的结合,其结果是地方志书被地方年鉴替代的话,不如说两者的结合产生的是新的文种,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书,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年鉴——这将是另当别论的课题了。

简单地把地方年鉴看作是地方志书的“长编”,恐怕也有失偏颇。一般意义上的长编,是指“历史资料的编排汇辑,准备删订成书者”。(《辞海》1999年版)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资治通鉴·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1956年版)辑录有关资料,依次排列,并附考订,成为长编,然后“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鉴》”。(同上)可见,资料长编是为编书做准备的。而“书”的种类很多,不同种类的书,有不同的体例,编纂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的体例不同,两者的框架设置不可能一一对应,由此而辑录资料的范围、取向也各有规定性。

从年鉴的缘起及其社会功能上考量,地方年鉴并非为编纂地方志书的前期准备,地方志书的资料来源还来自历史档案、相关的地情资料等多个渠道,而这是编纂地方志书可以采信的重点资料之一。就编纂地方志书利用地方年鉴的资料来说,应该是对年鉴资料进一步向纵深扩展、深化和增加历史丰厚度的加工过程。

四、年鉴与志书的接轨

年鉴与志书接轨的讨论,可能基于这样的前提,即改革开放后编纂出版的地方年鉴一般由地方志机构承担,因此,如何处理年鉴与志书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的讨论涉及四个层面:即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编纂思路上的接轨、体例上的接轨、编写形式上的接轨和方志机构工作上的接轨。

1.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编纂思路上的接轨。

寇兴军提出,在考虑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接轨时“必须树立年鉴工作中的志书意识,主要体现在:增加年鉴资料的连续性、变化和规律性,如在设置年度特色条目,增加信息量的同时,必须设置反映连续性资料的‘固定条目’。从志书的优良传统中借鉴其珍贵遗产”。(《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年鉴为续志打基础,要做到“三服务”:“年鉴的总体设计要服从续志”,在总体结构上要对应志书的需求,“宏观和中观上的类目(栏目)和分目,采用‘以事分类’的结构模式,结构年鉴总体框架”;“年鉴选题要服从续志”,要确保“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全貌,或一个行业、一个系统、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单位基本情况”的综合条目、常规条目的拥有量,因为这些条目的内容是“修志必记的主要内容”;“年鉴的品位要服从续志”,“要认真吸收和嫁接志书记述上的记而不论、言简意赅、严谨凝练的优点”,在提高文字质量上“下一番长期苦功”。(刘庚正,《年鉴编纂对续志的作用》,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编纂地方年鉴,在进一步增强期刊意识,突出其资料新、时效强的特点的同时,“对于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地方年鉴来说,还要进一步增强为修志服务的意识,用修志的需求审视年鉴条目、资料的选取,有关各项‘概况’条目的基本资料数据要齐全、规整且持续连贯,为志书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提供有效的服务,努力提高年鉴为修志提供资料的使用价值。”(朱佩峰,《地方志与地方年鉴关系浅论》,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2.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体例上的接轨。

地方年鉴与地方志书接轨,“主要在设置年鉴纲目和写作上要有意识地为修志服务”,在设置年鉴的框架纲目时就注意“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年鉴“栏目内的有些条目也年年保留”,“这样不仅大事要事不漏,而且一些工作的连续性、整体性得到了体现”。(张建明,《志书修成编年鉴 编纂年鉴好修志》,载《上海志鉴》1997年第6期)“新志书篇目设计中的‘分类有序、领属分明、层层统辖’之原则,可为年鉴编目设计所借鉴。在年鉴篇目设计中,尤其是在类目与分目两个层次上,应有意识地考虑与续志篇目相接轨。”年鉴作为一方之“百科全书”,其门类繁多、内容详备,因此,“年鉴的篇目设计,不但要考虑自身体例的完整性和结构层次的逻辑性,还应考虑其记述对象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以利于反映区县客观事物之原来面貌”;“分目之设置也应与类目之横排一样,应体现该事类之全,是某一事类之全貌”。“在年鉴篇目设计中要注意和防止的是年鉴的志体化倾向,除类目、分目保持相对稳定外,其条目之选题应突出年鉴‘年度性’这一基本属性,条目设置应‘年年出新’。唯其如此,才能与续志之篇目接轨”。(沈永清,《地方年鉴与续志编纂接轨刍议》,载《上海志鉴》2001年第2期)玛世明将哈尔滨铁路局年鉴与哈尔滨局志的篇目进行对比,认为局年鉴的“类目、分目”分别与局志的“篇、章”在结构上可以完全对应,而第三层次的年鉴“条目”与局志的“节”无法对应。这种不对应“表现了资料取向的实质差异”。因此,年鉴与志书的接轨并非举手可行。实施年鉴与志书的有效接轨,可以从三方面作思考,“第一,增加分目中的固定条目”,“设想以志书章下节的基本要求,反馈于年鉴中对应的分目,增设一定的固定条目,把必须逐年积累的基础资料承载其中”;“第二,规范固定条目的撰写内容”;“第三,适当增加条目中‘以事系人’的记述”,“有些条目是可以也应该渗有人物活动内容”,“见事见物又见人”。(玛世明,《试论铁路年鉴与志书的接轨》,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年第3期)

3.编写形式上的接轨。

刘庚正认为,年鉴“在整体结构模式上是宏观严微观活,即类目(栏目)和分目结构相对稳定,条目变化有动态弹性频率。所谓宏观严,是指年鉴对要事大事年年纵向而贯,稳定而连续。所谓微观活,是指年鉴条目新事层出不穷的变化而言”。他认为,大胆尝试条目体结构编写志书,“应该说这是志书创新的曙光”。(《年鉴编纂对续志的作用》,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仇国萍认为,地方志要注意对年鉴编纂的借鉴,其借鉴的内容有:“吸收年鉴的体裁章法,进行续志篇目结构的创新。可以借鉴条目体编写手法”,“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结合,形成一种兼具章节体与条目体优点的最佳结构——类目体”,这“是志体的一种创新,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避免志鉴编纂方法的错位,防止志书续修走入误区”:在年鉴与地方志框架结构上,“续志中采取轻车熟路的办法套用年鉴比较平面的结构会丧失其科学性、严谨性与系统性”。同时,年鉴也应借鉴志书编纂的传统,“历史上就有年鉴编辑参考地方志的传统,如1935年编辑的《上海市年鉴》就是以地方志编目为蓝本,横排纵述。有人评价: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均为当时其他地方综合年鉴所不及。”(仇国萍,《论年鉴编纂与地方志续修之关系》,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对此,温向前、李翠平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在《二轮续志要警惕年鉴化倾向》一文中提出,近期有人倡导借鉴年鉴条目具有灵活性、独立性、突出性的优势,发挥年鉴实效性、服务性强的特点,采用章节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的形式编修第二轮志书,“这种做法实质是将第二轮志书打造成年鉴、地方志兼而有之的‘混血儿’,如果把握不好,会有冲淡地方志特点的嫌疑,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理由有三:其一,“地方志是以‘事物’立题的‘分类竖写’体,本质是‘资料性著述’;年鉴是以‘事件’立题的条目体,本质是‘工具书’,二者不能混淆”。第二轮志书引入条目体,“在形式上向年鉴大大迈进了一步,但并没有使地方志‘分类竖写’这一本质特征得到强化,相反,条目内容的单一性及相对独立性却冲淡了地方志原有的逻辑关系,增大了随意性,弱化了著述性”。其二,第二轮志书“不应该是各年度年鉴的缩编本”。其三,编纂志书与年鉴“组织系统的偶合及承编单位的合一,加上形式上都采用条目体,就更容易使这两种文化载体相互混淆”。因此,第二轮修志时采用条目体,“应注意方志与年鉴这两种文化载体的区别”,续修志书应该“建立严谨的框架结构,坚持横分门类、依时纵叙的志书体例”。(《二轮续志要警惕年鉴化倾向》,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志书与年鉴同为资料性文献,在宏观、中观结构上趋于一体,这是它们自身的体例所决定的,舍此就无所谓“志书”、“年鉴”,何需人为地去要求年鉴的“总体设计”、“选题”“服从续志”的需要?不能因为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同时要承担“组织编纂”“地方综合年鉴”这一职责上的归并,而要求年鉴“在总体结构上要对应志书的需求”,提高“年鉴选题直接作用于修志资料的利用率”,并以“利用率”为衡量标准,判断“年鉴内容是否与志书内容接轨”。(引号内的文字引自刘庚正《年鉴编纂对续志的作用》,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将年鉴作为第二轮志书资料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视其为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与在档案馆、图书馆收集到的资料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温向前、李翠平《二轮续志要警惕年鉴化倾向》,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按照玛世明观点,从年鉴中选用入志的资料大体有两类:“一是基本可用,包括概况,专栏中的大事记、人物、统计资料等;二是部分可用,有专文、特载,百科(行业的各个方面)中的部分条目内容,主要是分目中的综述和典型条目。大概测算,可用入志资料不到年鉴内容总量的30%。”(玛世明,《试论铁路年鉴与志书的接轨》,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年第3期)上述说法不无道理,也非常直白。

年鉴的总体设计即框架设计,是在遵循年鉴体例、并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不断完善的,以求得客观、准确记述和反映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年度特点。如果在对一个区域的地方综合性年鉴十年、二十年的版本框架进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梳理出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并以此为线索,开阔资料的广度,挖掘资料的深度,增强资料的历史丰厚度,使之成为编修方志采信的资料,那么年鉴资料为编修地方志书服务的功能也得到了体现。当然经过这样梳理的资料已经与原来意义上的年鉴资料无疑有了鲜明的区别。因此,在地方综合年鉴和志书编纂职责的归并、编纂任务的共担中,探索编纂年鉴与编纂志书的有效衔接途径和方法,寻找有机结合点,使得编纂年鉴和编纂志书相互推进,相得益彰,仍应该成为地方志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4.工作职能上的接轨。

刘绍贵、吴诚认为,《中国地方志暂行条例》关于各地编纂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的主要任务中明文规定:“编辑出版年鉴、概况,及时向地方领导机关提供参考资料,以利决策……”可见,编辑出版年鉴是地方志完成后的主要任务之一。修志机构编辑年鉴又给地方志事业增添了新鲜血液,增强了它的生命力,为方志事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刘绍贵、吴诚,《为地方志事业开拓更新的领域》,载《年鉴通讯》,1988年第1,2期)“地方志机构主持年鉴编辑任务,可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要求,精心安排类目和条目内容要素,与续修志书进行资料对接,建立资料系统,避免志书续修时重新征集资料,浪费人力、财力、时间,做到以鉴养志,以短养长。”(仇国萍,《论年鉴编纂与地方志续修之关系》,载2006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由修志单位编纂地方年鉴,就轻驾熟,渠道通畅,是一种连续积累资料的最佳方式之一。”(何忠,《论方志资料积累之连续性》,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地方志办公室肩负年鉴与方志两种信息载体编纂工作,有利于实现建立统一、完整的地情资料系统这个共同目标,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吴家鳌,《编好年鉴是方志工作题中应有之义》,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是中国年鉴事业最佳的管理方式”;(张尚金,《编纂地方年鉴是地方志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也是“解决各级志办出路的一条重要途径”。(郭其泰,《地方年鉴是地方志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志成编‘鉴’理所当然”。地方志工作机构经过几年的修志实践,“为年鉴编写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培养了一支具有求实精神较强、质量意识较浓、写作态度严谨、工作作风艰苦的史志写作队伍”,“在机构不动,人员不散,经费不减”的情况下,不“另起炉灶”,而是“老店新开,花色翻新”,因而“使年鉴工作一开始就踏上健康正常的发展道路”。(周如汉,《志成编“鉴”理所当然》,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2年第3,4期)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呼吁“理直气壮地把修志和编年鉴两付担子挑起来”。(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理直气壮地把修志和编年鉴两付担子挑起来》,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

志成编鉴,在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中,特别是在省市级地方志机构中已成为大多采用的做法。采取这一办法的初衷,恐怕是以维持地方志机构的生存问题为指导思想的居多。随着修志工作的深入,修志成果叠出,资料积累丰厚,方志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初步显现出来。如何采集和积累新的资料,及时为社会服务,同时为下一届修志服务成为地方志机构面临的新课题。由此,志成编鉴转化为方志机构的工作职责,将《中国地方志暂行条例》对地方志机构职责的规定落到实处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

 

注释:

1.卢靖于,《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序”(1909年),转引自李维民主编的《中国年鉴史料》,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2003年10月

2.熊希龄,《世界年鉴》第二卷“序”,1914年3月

3.《资治通鉴·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1956年版

4.李南星,《年鉴与方志》,载《年鉴通讯》1986年第3、4期

5.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

6.鲁海、林申清,《也谈年鉴与方志》,载《年鉴通讯》1987年第1、2期

7.向伟,《地方志与地方年鉴》,载《年鉴通讯》1988年第1、2期

8.刘绍贵、吴诚,《为地方志事业开拓更新的领域》,载《年鉴通讯》1988年第1、2期

9.郦家驹,《地方志和年鉴》,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1期

10.茼茂安,《浅谈地方性年鉴与地方志的异同》,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1年第2期

11.周如汉,《志成编“鉴”理所当然》,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2年第3、4期

12.周如汉,《互补短长 共同发展》,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3年第2期

13.寇兴军,《志书与年鉴异同比较》,载《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14.周如汉,《编好地方年鉴是发展方志事业的重要一环》,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3期

15.何忠,《论方志资料积累之连续性》,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

16.张尚金,《编纂地方年鉴是地方志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载《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

17.马鞍山志办,《努力编好年鉴 为修志工作延伸和发展创造条件》,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

18.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理直气壮地把修志和编年鉴两付担子挑起来》,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

19.朱天俊,《年鉴与方志不可偏废》,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

20.吴家鳌,《编好年鉴是方志工作中应有之义》,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

21.郭其泰,《地方年鉴是地方志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1期

22.周如汉,《从修志到编鉴的观念转换》,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年第3期

23.王文海,《编好年鉴为续修县志打下坚实基础》,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年第3期

24.玛世明,《试论铁路年鉴与志书的接轨》,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年第3期

25.张建明,《志书修成编年鉴 编纂年鉴好修志》,载《上海志鉴》1997年第6期

26.杨志林,《志鉴编纂三题》,载《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3期

27.杨慧淑,《浅议年鉴与志书异同》,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4期

28.《辞海》1999年版

29.葛向勇,《年鉴编纂如何与续志相衔接》,载《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4期

30.沈永清,《地方年鉴与续志编纂接轨刍议》,载《上海志鉴》2001年第2期

31.田骅,《谈谈年鉴资料与志书资料的异同及其在志书编纂中的作用》,载《上海志鉴》2006年第2期

32.仇国萍,《论年鉴编纂与地方志续修之关系》,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33.刘庚正,《年鉴编纂对续志的作用》,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34.朱佩峰,《地方志与地方年鉴关系浅论》,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35.徐建红、卢建汶《浅析年鉴对志书的影响》(转引),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36.柴伟梁,《年鉴编纂与续志资料的几个问题》,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

37.温向前、李翠平,《二轮续志要警惕年鉴化倾向》,载2006年8月《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