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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翔寺开山年代暨白鹤导施传说考--一则修志用志教训的个案研究(许洪新) 2009/05/20

许洪新

云翔寺,旧名南翔禅寺、白鹤南翔寺、南翔讲寺等,清康熙年间以清圣祖赐额而更今名(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云翔寺)。这是上海吴淞江北岸的一座著名古刹,位于嘉定区南翔镇。

云翔寺何时创建,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在通常所见的一些颇具权威的新编修的史志中,除《上海宗教志》、《上海文物博物馆志》加有“相传”两字外,几乎众口一词地言其创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年),更有直言创于天监四年的。再翻一下历史上的文献,明中叶以降的地方志,亦多一致地记载着天监创建、唐代大兴之类的文字,稍有矛盾的唯明正德《练川图记》,记载着创于唐开成四年(839年)。

面对这一不易引起重视的矛盾,是采用少数服从多数或盲目服从权威机构所写所编的简单化思维,抑或予以充分的重视,深研一番,查个究竟?这是一个是否具有科学态度、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

鉴于早期文献的匮缺,云翔寺的开山创建又与白鹤导施传说相纠合,史料发掘十分困难。经过广泛查阅迄今可见的有关文献,排比、分析了有关记述,大致梳理出有关云翔寺创建和白鹤导施传说记述变化的过程,基本弄清云翔寺的创建年代和白鹤导施传说的产生与衍化。

寺创开成 文献有据

于今可见的有关云翔寺最早史料,其实就是今天仍然矗立在南翔古猗园中的这对唐代石经幢。尽管由于日久风化,幢上刻字早已漫漶,其顶上的唐高瓘《南翔禅院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记》,也早已损毁,记文亦佚,唯清嘉庆《南翔镇志》有著录①。

幸而清嘉定人程祖庆据瞿氏古泉山馆所集吴中金石文字与其目睫所及,编就了《吴郡金石目》,其中辑有经幢上题刻的文字。据其所记:

莫少卿造经幢,在嘉定南翔。

八面拓本,高四尺五寸三分,广七寸。前经,后题名年月。正书。每面九行,行五十八字。

陀罗尼经经不录。

其辑唐咸通所立经幢刻字为:

唐咸通八年岁次丁亥十二月丙申朔五日庚子,建幢主弟子莫少卿,置院老僧行齐,院主僧文翛。

时泰平兴国五年庚辰三月甲戍十一日甲申,僧子湘并小师庆思、庆明重修此幢两所,永充供养。院主僧子昌舍财,刻字比丘妙聪、思职。

大元元统元年重建大殿,移幢基址向前,添新易旧,次年甲戍四月\[阙\]。

乾符所立经幢刻字为:

唐乾符二年岁次乙未秋八月十八日建,弟子莫少卿建此幢,永充供养。\[阙\]老宿僧行齐、院主僧文翛。

当院徒弟僧子湘并小师庆恩、庆明,舍衣钵重修造尊胜幢两所,上下各二十四层,造行道菩萨各八身,并\[阙。据《江苏金石记》阙五字\],永充供养,时太平兴国五年庚辰三月甲戍十一日甲申立。殿主僧文广、上座僧过宗、院主僧子昌。

大元元统元年岁次癸酉七月吉日鼎建太殿,因移二幢基址向前,添新易旧,次年甲戍四月吉日募缘重镌幢上经字。住持慧灯、广\[阙一字\]佛心妙行大师昙证重建②。

此可知,在唐咸通八年十二月初五日(868年1月3日)莫少卿所建经幢上署名的“行齐”,乃是南翔院的“置院老僧”,也就是南翔院的创设者。这应该是有关云翔寺创建的最可靠的记载。

今见最早记有云翔寺开山年代的史籍是《吴地记·后集》,记云:

南祥禅院,在县东一百十里。唐开成四年置,后废。光化二年重置。③

此处的“县”,即昆山县。按该书中的前一条为方泰寺,位置为“县东七十里”,故可认定“南祥禅院”即“南翔禅院”,当为采访中以同音而误。《吴地记》旧题陆广徴撰,陆氏生平不详,据是书《前集》中有“今唐乾符三年庚申”句,学术界断其撰于唐乾符年间;又以《后集》所记建置年代止于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而断《后集》为宋人于大中祥符年间增修;再据《前集》中有“至大宋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句和《后集》中有两条“大元元贞元年(1295年)”的记述,又断两集中都有南宋至元代窜入的文字。有关云翔寺的这条史料当属大中祥符年间宋人增修时所记,其时距唐开成年间约170~180年,距光化年间不足120年,在古代相对静态的社会中,当属距事不远的记载,自然较为可靠,而其意义则是补充了经幢题刻,明确了置院的具体时间,即开成四年(839年)。

元代高僧弘济所撰《南翔寺重兴记》中,曾引了一条今已佚的文字,也印证了《吴地记·后集》的可靠性,其实这是从较《吴地记·后集》更早的文献中引出的,文曰:

案《图经》,光化二年,行齐禅师复庵于兵烬旧址。④

《图经》,即宋罗处约所撰《吴郡图经》。是书,今佚,文散见于后来的苏、松两府早期各级地方志中。明嘉靖《吴邑志》载:

处约,字纯文,华阳人。太平兴国中擢第,以大理评事知吴县,后赴阙以为著作郎,直史馆,赐绯鱼。在县日,作《吴郡图经》。⑤

据此可知是书撰于宋初太平兴国(976~984年)后期至雍熙、端拱年间(984~989年),所以较《吴地记·后集》要更早些。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三年纳土归宋,此书当为宋中央政权对吴地实施行政管理后的第一部地方志,其时距唐光化二年(899年)仅90年,史实更为可靠。而且,该佚文与《吴地记·后集》所记后半段一致,行齐之名又与经幢题刻吻合也印证了《吴地记·后集》中的“南祥禅院”即为南翔禅院。

根据经幢题刻及该两文献与经幢题刻中院名、置院者行齐禅师之名、开成至咸通年间置院和光化二年复寺各点的两两相吻,笔者认为可以确认云翔寺是行齐禅师于唐开成四年所创,咸通、乾符间大兴时名南翔禅院,后废于兵灾,光化二年又由行齐重建。

白鹤传说 源于晚唐

白鹤导施故事是与云翔寺开山紧密联系着的一则民间传说,研究云翔寺何时创建,必须厘清白鹤导施传说的由来与衍化。

从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最先记载这一传说的是唐代陆龟蒙。陆氏生年不详,约卒于唐广明二年(881年),长洲甫里人。他的记述是这样的:

南翔寺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空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熏修享二时。

昆山临江乡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径丈余,当有二鹤飞集其上。僧有齐法师者,即此地为精舍,聚徒居之。鹤飞来无定方,随飞来处,其方必有人来施财作供,无一日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为之号泣,石上忽见题一诗云云。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鹤⑥。

陆氏此诗此文,《甫里先生集》及《全唐诗》均不载。之后,记述该传说的是宋龚明之,龚生于元祐六年(1091年),殁于淳熙九年(1182年),昆山黄姑村人,其地后属嘉定。所记曰:

南翔寺昆山县临江乡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经丈余,常有二鹤飞集其上,人皆以为异。有僧号齐法师者,谓此地可立伽蓝,即鸠材募众,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鹤之飞,或自东来,必有东人施其财;自西来,则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随方而应,无一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号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熏修享二时。”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⑦。

再后,范成大于绍熙二年(1192年)成书,绍定三年(1229年)刊刻的《吴郡志·异闻》中,也记了此事:

昆山临江乡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径丈余,常有二鹤飞集其上。僧有齐法师者,即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鹤飞来无定方,随飞来处,其方必有人施财作供,无一日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为之号泣,石上忽有题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空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熏修享二时”。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鹤⑧。

这些记载都一无具体朝代,二只称有“齐法师”,龚、范两人明显地采录陆氏所记,尤其范氏所记几与陆氏记述完全相同。

据清代南翔人顾瑞麐云,唐代刘绮庄《昆山编》中也记有白鹤传说,顾氏曰:

南翔寺鹤迹石,相传梁天监时,高僧德齐思营兰若,随有双鹤南来,飞翔于此,施者千亿,遂成雄刹。厥后,有僧行齐嗣兴,二鹤驯扰不去,亦如德齐故事,唐人刘绮庄《昆山编》多载之⑨。

今因《昆山编》未见,难知其详。考刘绮庄其人,明嘉靖《昆山县志》有传,云其“毗陵人,为昆山尉,研究古今,纂记浩博,作类书百卷行于世,名《昆山编》” (10)。《全唐诗》又记其“宣宗时官州刺史,集十卷” (11),并存诗三首。《唐诗纪事》谓其善诗,尤工乐府,与白敏中、崔元式、韦琮友善(12)。《新唐书》记其有《集类》百卷,《刘绮庄集》十卷(13)。据此,刘绮庄于唐宣宗朝即大中年间(847~860年)时任州刺史,之前任过昆山尉,也就是与陆龟蒙同时代。他在含嘉定在内的当时昆山地区任职的年代,也正是在大中末年即860年前的十余年中。《昆山编》似以昆山地区掌故为主,那末其中的白鹤导施传说也应是刘氏在那个时候听说的,这正是行齐创寺之后。如果此断不谬,那末,白鹤导施传说的产生便可断于此时,即在行齐建精舍后的十数年间,至咸通大兴之前夕,已流布颇广,寺遂以“南翔”而名。

《昆山编》书今虽未见,但据陆龟蒙与龚明之、范成大的记述,大致可判断其内容不会超出陆龟蒙等人所记。

吴地多鹤,则是白鹤导施传说产生的客观条件。吴地以多鹤,故多有鹤坡、鹤沙、鹤窠、鹤鸣桥、白鹤诸地名,亦多如云间陆云、陆机之类好鹤故事;鹤又历来被视为神物。行齐师徒弘法有方,里人敬佛,乐于布施,如莫少卿等大力捐输,人们将此与常见的白鹤翔舞现象联系了起来,其中更不乏文人的加工,如添赋诗作,这便产生了白鹤导施的传说。

修志不审 传说变“真”

云翔寺既创于唐代开成四年,那末,梁代天监之说究竟何来?

“假作真时真亦假”。世上常因假的错的一再重复,竟被当成了真的对的。历史常因人事沧桑、文献误载,而导致真相长期湮没。

北宋之后,因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没有记述云翔寺,范成大《吴郡志》也没有记及其创建年代,两宋间有否异说,不知其详。据今存文献,则是元代开始出现不同的记载:

一是后至元三年(1337年)弘济在作《南翔寺重兴记》时,不仅提出寺创梁天监之说,还出现了“德齐法师”之名,记曰:

梁天监间,比丘德齐法师开山,时二鹤至止,若有所感。寺成,鹤乃翩跹而南,地以南翔称,《郡志·异闻》记之为审。(14)

一是释纯让明言创于天监四年,其《南翔寺诗》云:

天监四年萧梁朝,齐公老禅摩云霄。铁锡飞来槎浦上……阴赞经营成佛寺。(15)

显然,弘济是以已经民间丰富改造成梁、唐两次白鹤传说曲解了范成大的《吴郡志》所记,从而写下了“寺创梁天监”的文字,并将群众口头塑造的“德齐”变成了文献人物。但他也是心存怀疑的,故又写下了一句:“岂两齐公异世同文者欤?” (16)不过,最终他仍曲从传说,将文献与传说调和起来,提出:寺开创于梁天监年间,而“唐开成间,锡今额” (17)。至于纯让将创寺年份定格于天监四年说的原因另见下文评析。然而,对寺创天监之说,明初修志者并不认同,如洪武《苏州府志》虽记有白鹤翔舞传说,但关于创寺时间依旧是“唐开成四年”,开山祖师记的也是行齐(18)。

明正德元年(1506年)王鏊主纂的《姑苏志》,首次将白鹤导施传说和天监创寺说正式记入地方志,并言创寺人为“得齐”。但志中又有“或云寺初未名,唐开成四年,行齐禅师见双鹤翔集,若有所依者,因驻锡于此,增修梵宇。一日,笑曰:‘吾事毕矣,鹤如之何?’鹤翱翔南去,遂名” (19)一段,基本因袭弘济之说。应该指出王鏊所据底本原是都穆和张习在弘治年间形成的并经吴宽主裁的遗稿(20),对于云翔寺之类的微观资料,负责访撰嘉定部分的原稿作者都穆自然比王鏊更加熟悉,三年后即正德四年,都穆在其主纂的《练川图记》中,却将王鏊的记述又倒了过来,所记为:

唐开成四年,僧行齐即其地作精舍,……或云寺建于梁天监中,其易名则始于齐耳。(21)

相隔不足四年所刊刻的两部志书,同条内容的记述有此矛盾,至少反映了到都穆所处的正德年间,除据“或云”即传说外,并没有实据可证寺建于梁天监年间。

大约是后来修志者多简单因袭旧志的缘故,明正德之后的各级地方志,除明嘉靖、清嘉庆两种《嘉定县志》因未见外,全部记作梁天监年创寺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志所记都十分混乱。如明万历、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两部《嘉定县志》记作“梁天监中”“僧行齐即其地作精舍” (22),将行齐这位高僧从唐代提前到了南朝梁代。大约是后来的修志者发现了这一矛盾,从康熙三十年《苏州府志》、康熙年间成书的徐崧《百城烟水》起,又都将“行齐”改作了“德齐”(23)。清乾隆《嘉定县志》则记为梁天监德齐开山,唐开成行齐等增拓,奠定了以后各志书记述的基本模式和德齐、行齐并存的格局。(24)

稍有不同的是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该志主纂者王昶也是当时的一位金石、史学大家,他一方面因循梁天监开山说,但将“德齐”改为“得齐”;另一方面在记述行齐止锡和白鹤导施传说后,又说:“按此,是南翔寺名非始于梁,即始于唐” (25)。多多少少流露了抱有疑惑,只是没有去亲自探究而已。对一部卷帙浩繁的州志而言,一座寺院的创建年代只能算小问题,自然不可能充分顾及。

此后各志,包括新编史志,都只是简单抄袭乾隆《嘉定县志》的记述模式。于是,假的错的便成了“真”的“对”的了。

缘何白鹤导施传说会升唐为梁呢?后人又缘何对此又乐于接受,以至没想到要去查一下矗立殿前的经幢实物及拓片呢?

人多有好古之心,而梁武帝又是中国好佛第一帝,一生四次舍身入同泰寺为奴,素有“皇帝菩萨”之称,还曾提出过欲自任僧官。自其于天监三年发布《舍事李老道法诏》(26),归为佛弟子之后,即于次年起大兴佛寺,开创了江南佛教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因此,人们将一些稍有历史的古刹名院归于他的提倡,甚至直接定位于天监某年,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现像,这正是白鹤传说被移植至梁天监年间和产生寺创天监或天监四年说的文化根源。

在那个时代,传说的力量是惊人的,“当是时震旦之士,毋论缁白,咸以二齐公为一身,而后双鹤之即为前双鹤也,其语留珠林中甚著。”(27)当然,一些有识之士对这种将传说替代历史的简单化行为,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明代王世贞记中就有“云鹤之游也,留诗于刹之楣,《郡乘》载焉,以其俚或傅会,置弗录。”(28)

用志当慎 深以为训

综上所述,根据于今所见的文献资料,云翔寺始于唐开成四年行齐所建的精舍,于咸通前后得莫少卿之助而大兴,并以白鹤导施传说而行得名“南翔”,是一座至今已有一千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古寺。梁天监说只是民间传说,相传的开山祖师德齐禅师,只是一位传说中的高僧。元代弘济等人误传说为史实,将此载入文献,明代正德以后修志者又多不审,遂使后来的地方志都作了误记。

白鹤导施传说产生于行齐创寺之初,即开成四年至刘绮庄在昆山的大中年间,唐陆龟蒙、刘绮庄,宋龚明之载入笔记,《吴郡志》亦作“异闻”采录;经长期流传,至宋元之交丰富为梁天监德齐开山、唐开成行齐大兴的两度导施,元初记入弘济碑记与某些诗作,明代中叶起正式载入地方志,并被作为梁天监创寺之依据。纂撰者的不审,导致贻误后人。

笔者认为,在古代,文献复本原少,兵燹水火无情,尤在越代之后,湮没佚失,殊所难免。当时又无公共图书馆,私家收藏秘不示人,修志治史因未见而多漏,诚可谅矣。但万不可以想当然,裹足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不作踏实探究。志书记载颇多源自访稿,羴入传闻亦难避免,故对旧志亦要广搜排比,遇见矛盾异说,务必认真剥离,故方志大家章学诚极重“考证”、“征信”,强调“取舍贵辨真伪”(29)。修志撰史万不可以传说为信史,贻误后世;务求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尊重历史,写真求实。

研究云翔寺创建历史,对于实事求是地发掘该寺文脉源头,厘清其发展脉络是很重要的;弄清云翔寺创立的时间,对研究南翔与嘉定地方历史也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正由于云翔寺的创立,并得名于白鹤导施传说,其地才有“南翔”之名,并发展至“宋元之间”得以“创”建为镇(30)。明确云翔寺创立时间,对于正确评估古代上海吴淞江以北地区社会发展和佛教传播状况亦有一定的意义;梳理白鹤导施传说,对研究民间传说、民俗文化及其与佛教文化之关系,也都很有价值。至于长期被志书误记一事,更足为今天修志用志者戒:修志须缜密,用志当审慎。

 

(作者单位: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①清嘉庆《南翔镇志》,卷九《艺文·碑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135页。

②清程祖庆:《吴郡金石目》,光绪三年(1877)八囍斋刊本,页5;并参民国《江苏通志稿·艺文志·金石记》,《金石六》、《金石七》,1927江苏通志局版,页27、页34。

③《吴地记·后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第587册,71页。

④元弘济:《南翔寺重兴记》,见清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38页。

⑤明嘉靖《吴邑志》,卷三《县令》,抄本,页6上,上海图书馆藏。

⑥唐陆龟蒙:《南翔寺》。见宋郑虎臣《吴都文粹》,卷十,页17下~18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854~855页。

⑦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64~65页。

⑧宋范成大:《吴郡志》,卷46《异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第485册,304页。

⑨清顾瑞麐:《鹤迹石赋》,见清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45页。

⑩明嘉靖《昆山县志》,卷九,页2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

⑾《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563,页1441中。

⑿《唐诗纪事》,卷54。

⒀《新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卷59《艺文志》,166页;卷60《艺文志》,169页。

⒁元弘济:《南翔寺重兴记》,见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38页。

⒂清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42页。

⒃元弘济:《南翔寺重兴记》,见清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38页。

⒄元弘济:《南翔寺重兴记》,见清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38页。

⒅明洪武《苏州府志》,卷43,抄本,页15下,上海图书馆藏。

⒆明正德《姑苏志》,卷30,页33下~34上,正德元年初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⒇明王鏊:正德《姑苏志·序》。

(21)明正德《练川图记》,卷下,1928年周承芝据正德四年初刻本钞刻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22)参阅明万历《嘉定县志》卷18,万历三十年(1605年)初刻本,页7上;清康熙《嘉定县志》,卷13《寺观》,康熙十二年初刻本,页10下。

(23)清康熙《苏州府志》,卷40,康熙三十年初刻本;清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42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4)清乾隆《嘉定县志》,卷12《寺观》,乾隆七年(1742年)初刻本,页30下~31上。

(25)清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51《寺观》,嘉庆七年(1802年)初刻本,页44上。

(26)一作《舍道归佛诏》,见《广弘明集》,卷四。

(27)明王世贞《重修南翔讲寺记》,见清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39页。

(28)明王世贞《重修南翔讲寺记》,见清嘉庆《南翔镇志》,卷十《寺观》,139页。

(29)清章学诚:《修志十议》,见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26页。

(30)清光绪《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志·市镇》,1927年刻本,页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