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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鉴结合的几点思考(方继红) 2009/05/20

方继红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发了《地方志工作条例》。《条例》规定了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明确了地方志书毎20年编修一次,地方年鉴是20年左右新一轮地方志书续修的平时资料积累。《条例》所说的地方志书外延有所拓展,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书,又包括了地方综合年鉴,把年鉴定位于“资料性文献”,归属于地方志范畴,这引发了笔者对志鉴结合的思考。

当前,全国省、市、县三级的地方综合性年鉴编纂工作基本由方志编纂机构承担。从志鉴结合的历史看,在首轮修志接近尾声的时候,为了保住机构、稳定人员,修志机构开始了地方综合年鉴的编纂工作。年鉴,就这样在两轮修志的间隔期,以副产品、辅助品的身份,以“为下一轮修志做准备”的地位,正式进入方志系统,成为新方志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尚丁:《方志、年鉴比较说》,《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1996年,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李铁映提出:“地方志书、综合年鉴,以统一机构,统一收集整理资料,统一编纂为好,可以发挥优势,节约人力、物力。”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为了加强和协调方志和年鉴的关系,中国地方志协会于2002年建立了年鉴专业工作委员会。至此,中国年鉴界形成了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年鉴研究会为代表和以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专业工作委员会为代表的两大体系。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分别于1985年和1998年颁发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都明确地将编纂出版地方年鉴作为各级修志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国目前多数省、市、县地方性综合年鉴是由地方志办公室编印的。目前我国方志、年鉴界对方志、年鉴的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大致有“志鉴并行互论”、“志鉴取代论”、“志鉴分离论”三种不同的看法肖东发、邵荣霞等著:《年鉴学概论》,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1991年。中国著名年鉴学家尚丁在《方志·年鉴比较说》一文中指出的两者“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是一对兄弟,应该各有所侧重,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观点。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志鉴结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志鉴结合和志鉴关系的问题,方志和年鉴界许多同仁无论是从编鉴修志的机构、人员以及经费的结合,还是在编纂理论、编纂方法以及运行方式和管理模式,以及从功能体例、语言文风、结构形式、相融性、资料性等方面都作了相关的探讨和研究。刘庚正认为年鉴是绝好的修志资料来源,在选择年鉴编志时要防止利用年鉴资料的盲目性,要科学地汇集好续志所需年鉴资料,提出要围绕事物构成要素去提取年鉴资料,防止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资料缺失刘庚正:《年鉴编纂对续志的作用》,《黑龙江史志》2006第5期。田骅认为年鉴资料不能等同于志书资料,更不是志书资料的全部,但是年鉴资料作为地情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年鉴资料可以为志书的编纂提供准确的数据、事物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资料的线索田骅:《谈谈年鉴资料与志书资料的异同及年鉴资料在志书编纂中的作用》,《上海志鉴》2006第2期。孙培兴认为在不违背年鉴基本体例的前提下,使年鉴的体例、内容与志书有机地衔接起来,续修志书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培兴:《浅议区县年鉴如何为编纂区县志服务》,《年鉴信息与研究》2006第5期。黄长根提出续志中最大限度地使用年鉴资料的办法,即利用入鉴的回溯性资料,以衔接上届志书,利用入鉴的专文资料来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年鉴综合性条目和综合记事条目经补充完善后可直接作为续志条目使用黄长根:《谈谈年鉴为续志提供资料的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6第6期。吕志毅则从编纂思想、知识结构、资料选取、表现形式和检索手段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志鉴两者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吕志毅:《地方志与年鉴》,《河北地方志》2006年第5期。贾昉比较了地方综合性年鉴和区县志特征和功能的异同和侧重点,认为两者在篇目设计方面的异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篇目结构形式、框架设计、框架结构等方面贾昉:《地方综合性年鉴与区县志的异同》,《北京地方志》2006年第2期。裘晓燕认为区县志书与区县年鉴都是资料性文献,前者的资料表现注重整体性,后者带有浓重的年度性,但由于记述的都是一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区县年鉴为区县志书提供了资料的积累,反之,区县志书对资料的要求也规范了区县年鉴的编纂裘晓燕:《区县志书与区县年鉴资料的关系》,《上海志鉴》2006年第6期。李翠平等认为地方志是以“事物”立题的“分类竖写”体,本质是资料性著述;年鉴是以“事件”立题的“条目”体,本质是工具书。两者是各有特色的不同事物,让方志年鉴化或年鉴方志化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李翠平、温向前、朱宏明:《二轮修志要警惕年鉴化倾向》,《黑龙江史志》2006年第8期。

笔者试着将两者的功能、体例、文风等方面进行分析对照,觉得年鉴与地方志书从总体格局上是相通的,虽然在具体情况来着两者还有诸多不同,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两者应该结合起来。那么,怎样使每年编纂的年鉴与20年编一部的志书在体例和内容上更有机地结合,怎样使年鉴资料更好地为修志工作服务?为此,笔者认为年鉴的编纂应着眼全局和长远,从体例、条目、内容上与地方志衔接,以更好地为修志服务。

一、年鉴与志书的性质定位

地方志书与年鉴,一个是土生土长,一个是从国外传入;一个是数十年编一部,一个是每年编一卷。中国地方志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保存至今的历代志书总量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而年鉴从欧洲传入中国才百来年历史,尚处于成长阶段李兆群:《志鉴结合的基础和形式》,《江苏地方志》,2007。年鉴与方志,在体例体裁、资料特点等方面是比较相似的。相同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是志鉴结合的基础。上世纪末,曾提出“方志系统年鉴工作”这一说法,它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和年鉴工作已经结合在一起的实际状况。方志是“认识和分类记述特定区域情况的资料性著述”,“年鉴是一种系统汇辑上一年内重要文献信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曹子西、朱明德主编:《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一个是资料性著述,一个是资料性工具书,由此可见,“资料性”是方志、年鉴所共有的最基本的属性。具有相同基本属性的方志和年鉴,属于同类事物。

现在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志书、年鉴作了明确的定义: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从《条例》对二者的定义,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一是二者的性质相同,都是区域性的地方文献;二是记述的对象相同,都是记述本行政区域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情况;三是作用相同,都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由于记述时限的不同,志书20年修一次,年鉴每年出版一本,使二者在编纂体例、内容表现形式、编纂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归属于地方志范畴下,因此年鉴的性质应靠向地方志的定位,即政府主修的资料性工具书。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将年鉴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对建立保证年鉴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历史上曾规定60年修一次地方志书,而实际上由于清未、民国战乱等因素,很多地方地方志书都断修百年以上。宝山自明朝永乐十年(1412年)建郡以来600年间,仅清朝乾隆和光绪年间出版了两次《宝山县志》,在民国十年出版了《宝山县续志》、民国廿年出版了《宝山县再续志》,可以说是数代人才修一次地方志书。现在《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地方志书20年修一次,同时明确了两轮修志之间的地方志资料工作任务,从《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可看到两轮修志之间的资料工作的主体无疑是每年编辑出版的年鉴工作。可以认为,这是国家以条例的形式给我们年鉴工作搭建了平台,使年鉴真正成为地方志工作重要的资料基础。

二、年鉴在志书撰写中的作用

年鉴与志书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统一体,是局部与整体、基础与工程的关系,只要把年鉴撰好了,撰写志书便可收到“水到渠成”的功效。这是因为年鉴在志书编撰中起到了如下作用:

(一)基础作用。作为一年一鉴的年鉴,把上年度有存史价值的各种资料,经过搜集、加工、提炼、浓缩成可靠、权威的条目集中汇集成书,这就为志书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免得在浩瀚历史资料中寻觅有价值资料的劳顿之苦。

(二)资料作用。一部志书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资料的多寡与真伪,年鉴的资料具有真实、可靠、权威的特点,需要调查核实时当年即可补救;而如果时间相隔较长,就无法弥补资料方面的欠缺或不足。

(三)升华作用。用于年鉴的资料已经过加工提炼更加真实可靠。用于志书编撰之中可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升华、概括,使其在志书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四)加工作用。用于年鉴中的资料是经过初步加工后而入鉴的;有了年鉴的资料积累,而撰写方志之时可对年鉴中的资料再进行精加工,以便引入志书。

三、从年鉴编撰的角度看志鉴结合的问题

虽然我们每年都编有数十万字的年鉴,20年积累的年鉴文字的总数可达上千万,但在编纂续志过程中,从年鉴中选择资料时却发现可用的资料很有限。据《宝山区志》的几位编纂人员分析,年鉴可供区志录用的资料还不到五分之一,有些内容看似可用,真用起来其实是不完整、不准确,还不如重起炉灶进行收集。为此,笔者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年鉴成为地方志书名副其实的基础资料,起到资料长编的作用,从而使年鉴不但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真正归属于地方志范畴?另外,在年鉴的编纂过程中,来稿大多是党政部门的工作总结或是专业行业概况等,报告、总结稍作修改、编辑即收入年鉴,而总结性文件、行业概况性的内容与地方志的记述方法、文风很不一致,怎样使年鉴的内容真正成为地方志书可信、可用、全面、详实的资料呢?方志和年鉴发展到今天,两者之间真正有机结合点在哪里?在《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年鉴归属于地方志范畴这样的形势下,年鉴编纂者如何给予这具有党政公报性的“官书”以更多的资料性和社会性?

相同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是志鉴结合的基础。从志鉴结合的基础出发,抓住“资料性”这个根本,以适应社会需求,有利于发挥方志和年鉴的社会功能为目标,寻求适合现代社会的志鉴结合的新形式何惠明:《浅论年鉴如何更好地成为志书基础资料》,http://www.shtong.gov.cn/。笔者试着提出以下观点,以求各位同仁指正。

(一)拓展年鉴资料的覆盖面

1、进一步完善框架。年鉴框架要做到门类齐全、覆盖面广。目前年鉴编纂还存在覆盖面不够的现象,在编撰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开拓组稿渠道,提高年鉴内容的覆盖面。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年鉴的编纂方式、组稿方式也要变。为做到信息的全面性,必要时可以利用社会组稿渠道作为有益的补充,可通过相关行业协会、学会、互联网、新闻媒体等进行组稿。另外,在框架上要处理好区县年鉴区属和区域的关系问题。

2、写好综合性条目。综述、概述、概况等综合性条目做到全面性、连续性,使其既能起到总结经验又能反映发展轨迹的作用,这往往是志书重要的资料来源。同时,条目资料要完整、准确,重深度,要减少一般性的工作和动向式的报道,增强条目的资料性,为志书积累资料。

3、以灵活的形式对年鉴条目作资料补充。如利用“资料”、“相关链接”、“专文”、“补白”等形式弥补年鉴条目因受时间限制而造成的资料不足,增加背景资料和相关的情况等,这样既不违背年鉴的体例,又为志书积累了资料。

(二)拓展年鉴资料的收录范围

1、增加传续性的资料积累。是指一些跨年度的事物的起始、发展及其结果在年鉴中的连续反映,这样可以使读者了解事物的发展概貌,由此增强年鉴资料性的作用,同时对方志编纂有着极大的资料性积累功效。

2、加强专业性资料的收集。应重点记述行业内重要工作的业绩和重要、重大事件,系统地反映某个行业年度发展与变迁以及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及影响。

3、加强调查资料的收集。每年党政研究部门对热点、难点问题,以及重点领域都会开展相关的调查研究,这些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指导和参考价值的资料在年鉴编撰过程中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可以充分收集政府的一些统计资料和调研报告资料,极大程度地满足年鉴附录部分,同时为今后修志积累资料。

4、增加新事物的收集。对新形势下的新材料、新事物、新问题,如体制改革、私营经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农村建设、社区管理、就业、社会保障、和谐社会等内容,在年鉴编撰过程中可以有必要地收集、发掘、记述。这些内容是地方志书中寻求特色的资料。为此,编撰年鉴过程中要注意扩大信息资源渠道,拓展年鉴内容,收录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有价值的热点信息。

(三)突破年鉴记述的年度局限

年鉴的社会作用是为查找资料提供捷径,为决策提供依据,为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信息,为修志积累历史资料李博、夏溪:《努力发挥年鉴的社会功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05期。年鉴一般只记载事物的完成情况,这样一来缺少了某一时间段的比较,给人们了解、利用相关资料造成一定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可以尝试从两方面去做。

1、适当增加一些纵、横向比较的史料。可采用图表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历年的发展水平。增加横排比较资料,放在全市的水平上比,或与周围的区县比,由此看清当时当地的有关水平,同时可以看清存在的差距。在数字的运用上,年鉴注重横断面,一般单纯地记录年度数据。对一些重要数据,可以采用列表的形式、附上数年间或阶段性的数据比较表,使局部的、年度的数据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内展示其特有的作用,由此提高数据资料的存史价值。《宝山年鉴——2007》将“劳动社会保障”在记述“失业调查率”时采用“2001~2006年上海市和宝山区调查失业情况比较图表”和“宝山区失业调查率图”陈金龙主编:《宝山年鉴——200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258页的纵、横向比较法,以表格与数轴图的形式,使局部的、年度的数据资料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直观的比较和展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适当追溯相关情况。碰到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跨年情况较难全面反映其轨迹时,在当年人物、事件处于结果阶段可适当追溯前几年人物、事件的起因、过程等情况,在增加年鉴信息的详实性的同时也为地方志书的编纂提供了便利。同时,要注重阶段性资料的搜集,如完成五年规划时一些综合性的资料,党政机关五年一届完成的一些汇总资料,对一些重点工程、重大事件的完工时的跨年度资料,对几年评选一次先进的有关资料,在当地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特别是跨年的资料,这些资料存史价值较高,是地方志书中的重要资料,在年鉴编撰过程中要适当追溯、记载。

(四)年鉴要学习方志“惜墨如金”

年鉴在编撰过程中应该在磨字上多下些功夫。地方志在记述方法上强调“述而不作”、“直陈事物”,以史实为依据,靠资料说话,客观真实地载录一方全史,因而千百年流传至今。相比较而言,在年鉴的编撰过程中,比较多见的信息内容空泛、语言空洞,有“穿鞋带帽”的现象,特别是在概况中,大多单位一上来就是一些类似工作总结、领导讲话的语言,以什么为指导、以什么为动力、为了贯彻落实等等的大话、套话,这些都应大力删减,年鉴要向方志那样惜墨如金,恰到好处,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要使年鉴更好地与地方志书相结合,就要让撰稿员、编辑从政府报告、政府文件、新闻报道等写作形式中跳出来,改变那种总结报告中习惯用的上级如何指示、兄弟单位如何支持、下级如何努力等等用句。另外,年鉴编撰还应去除那种公文化的生搬硬套的“三条经验”、“四项成效”等等之类用句,要像方志那样客观真实地记述事物,在文字上多磨磨,力求做到“篇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明·吴纳:《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五)年鉴的大事记要打开门槛

现在年鉴的大事记从收录范畴来讲局限于政府的大事、要事。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方志大事记收录要求来对照年鉴的大事记,适当扩大收录范围,为以后编纂方志提供资料。上一轮修志时确立的方志大事记收录要素有:行政区划的变革及主要机构的增设与撤并;重大决策会议的召开;重要法令文告的颁行;重大政治事件;重大的军事行动;主要人物的活动情况;重大的经济、文化等建设成就;重大的发明创造科研成果;特大的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主要物产的盛衰变化;文物古迹的发现、保护及兴废;重大生态变化;重大涉外事件;其他特殊的大事。

(六)年鉴中人物资料的收录可适当扩大范围

笔者在指导乡镇志、街道志编撰的过程中发现,人物资料因可收录人物甚少而使得人物篇的比重相对全书不对称。地方志书一直严格恪守着“生不列传”原则,站在搜集资料的立场,在年鉴编纂过程中是否可以适当地扩大入鉴人物的范围。参照地方志的人物列传标准,年鉴可收录地方著名人物的简介资料,除了党政负责人、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革命烈士、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外,可以增加专家学者、企业家,对经济文化作出重大贡献者,著名教师、医生、运动员、宗教界著名人士、能工巧匠、社会名流等,以便更好地为方志编纂人物传打下基础。

上述粗浅想法仅笔者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望各位方家指正。相信在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过程中,年鉴、方志一定会相辅相成,取长补短,在保持年鉴自身特点的同时,使编纂年鉴更好地为编纂志书服务,促进志鉴工作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