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取工具条配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问题研究概述(程方勇) 2009/05/20

程方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大致有四个重要阶段,分别为启动期(约1981~1989年)、发展期(约1989~2003年)、成果期(约2004~2006年)、持续期(2007年至今)。以下分述论之。

一、启动期(20世纪80年代初~1989年)

启动期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首轮修志实践工作已经铺开,方志理论的清理与研究呈现出恢复向上的态势。推动此向上态势的主要是老一代方志学者,包括朱士嘉、谭其骧、傅振伦、史念海,以及黄苇、仓修良等。他们对方志理论的整理也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方志理论的总结,尤其表现为对方志基础理论、基本概念的厘梳与研究。作为方志理论基本问题之方志性质的认识与总结自然是他们下力较多之方面。考虑到新编地方志的时代情况与编纂实际,他们在厘定方志性质时,并没有完全模袭前代的研究结果,而是高举批判之大旗,对前代方志学家有关方志性质的认定作一定程度之否定,其批判重心则主要集中于方志属性之确定,及其与临近学科的关系之界定与划分。

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以及该会会议论文与相关方志学家论文成果——《中国地方史志论丛》①的结集出版,堪为此一阶段方志及方志性质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与代表性实绩。在此次会议上,谭其骧首先向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开炮”,认为章氏所谓“方志是一方之史”、“志即是史”的看法是“迂阔之谈,并不可取”,指出“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这两种著作一直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强求合并、统一为一种体裁,”强调方志横陈门类、人与自然并重、注重现状记述等特性。②史念海《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一文从现代学科划分角度出发,指出方志学和历史地理学可能有“孪生的关系”。他系统探讨了方志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唐以前方志以述地为主,宋代之后,随着述地记人两种功能逐渐融合于一书,方志更多地记载典章制度,“史书的意义就更为浓厚”,其地理书的性质似乎有所削弱。明清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由此,他强调方志应该注意增强地理性,首先应该揭示一个地区的本来自然面貌,“也就是方志所开始论述的那个时期的自然面貌”。

朱士嘉则取法地理说、历史说之中和,重又阐述其于1935年《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二》中为方志性质所作之论断,即方志“无异一有组织之地方历史与人文地理也。”③当然,朱氏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成果的归并与调和,他进一步指出:“地方志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综合著述。它等于地方百科全书,也是一门边缘学科,涉及范围非常之广泛,既反映了各个行政单位的天文、气候、地形、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以及动植物、飞禽、水族的生长、迁移、灭绝的过程,又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④此论吸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方志从简单的地理书、历史书之争议中解放开来,从学科上谋求方志的独立,从性质上则大大扩充了方志的内涵。

《中国地方史志论丛》还收录其他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于上世纪80年初,也论及地方志的内涵,涉及方志性质,其对于方志性质的判断皆以朱氏论断为基础,或增充,或简化,大多没有超越朱氏的论定。如王燕玉《方志刍议》认为地方志与地方史、地理志不同,是为“囊括裁记一区域的自然社会全貌者”,可以包含地理志、地方史。⑤宋挺生《从我国的地方志谈我省的地方志书》认为:“地方志简称方志,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书,又不同于一般的地理书,乃是综合记述一个地区自然面貌和人文历史全面情况的书。”⑥魏桥《谈我省修志工作中的几个关系》认为:“方志,又称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典籍,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⑦黄炯旋《谈谈广东的地方志》:“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记载一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文献。”⑧骆兆平《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指出:“地方志就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地区史地著作。”⑨

来新夏《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一文定义地方志为“记载一地区自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和文化纵横各方面的情况和资料的一种著述体裁;是对地方情况进行综合性反映的百科全书;是撰述历史借以取材的资料宝库之一”。⑩此定义比较全面,也认定了方志的著述性质、综合性,与朱士嘉的定义基本相合。与此类似,还有黄苇的“方志乃一方古今总览”⑾、董一博的“中国的地方志是一个地方性的百科资料宝库”⑿等观点。

仓修良《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一文针对谭其骧、史念海的观点,指出章学诚提出“志乃信史”乃是针对当时认为方志是地理专书的理论,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并非“迂阔之谈”。并说:“地方志不等于地方史,更不同于历史地理。总的来说,它虽然具有地方史的性质,但内容却比地方史来得丰富,记载的面远比地方史来得广阔,而地方史的内容又比它来得专与深,两者虽有相同之处,却并不等同。因此,地方史既不能代替地方志,地方志也代替不了地方史。方志就是方志,有它自己的特性,决不能以地方史的尺度来要求,否则编写出来的就不可能是地方志。”他认为地方志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风土、社会经济等内容的著作”,具有“亦地亦史的著作特点”。同时,他也指出章学诚所说的方志就是地方史,“但是时至今日,当方志已经称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时候,他的有些说法显然就不合时宜了,特别是方志就是地方史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就不太确切,尽管方志仍具有地方史的性质,属于史的范畴,但决不能说是地方史。”还说:“我们今天也不应当再用章学诚的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来指导今天方志的编写。”⒀

吴天骥既不赞成“方志属地理”,也不赞成“方志为国史羽翼”。他根据现代学科划分理论,认为方志以一地区之整体为调查研究对象,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因此,属于社会学。⒁

此外,有学者仍然坚持传统方志学家对方志性质的论定,如张舜徽指出,方志是一种采用“横的叙述方式”的史书,也就是古人所谓史书的“旁文”。当然,他也承认方志的“地域性”,认为方志“以地区为中心,专详于某一地区的风俗、民情、方言、古迹,以及疆域、人物等等,其中又依时代先后叙述各事物的发展变化”。⒂再如刘光禄、胡惠秋定位方志为“以地(行政单位)命名、以地域为中心的综合性、资料性史书。”而“方”(即区域,或行政单位)和资料性是地方志书的基本特征。但他们同时认为方志只是地方史书中的一种,有自身特点,不能等同于史书。⒃可见,他们并不完全拘泥章学诚之学说。

葛剑雄则强调方志的地理属性。他认为,有人过于强调地方志的历史学属性,重视社会现象,轻视自然现象。他指出,古人的“地理”与今天的地理学的概念不完全一致,当今地理学的成果已大大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今天,历史学者已不可能具有记载研究复杂地理现象的能力,因此,地方志应包括科学的地理内容。⒄

要之,此一阶段为新方志修纂之开始时期,很多方志工作者对什么是方志,方志的性质是什么,以及方志与历史的区别是什么等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缺乏了解。老一代方志学家非常适时地对传统方志学加以梳理,同时结合新方志编纂的时代特点,介绍、分析方志性质、方志与史、方志与地理书的关系等,起到了普及、推广方志知识的作用。基于此,他们并没有就方志性质进行专门、深入的系统总结,更多的是在谈到方志问题时,通过下定义,或比较其他学科的方式,一鳞半爪地论及方志的一些性质。但是,他们的论述无疑影响和推动了方志工作者对方志基本问题,包括方志性质的思考与总结。

在此次会议的推动下,关于方志性质的讨论彻底展开了。1984年,薛虹在其《中国方志学概要》一书中回应于乃仁、黄苇的观点,赞成地方志是“一方古今之总揽”。1985年于希贤在《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一文中提出,方志是“政书”,修志的目的在于供地方官施政参考,方志内容无论古今都是“行政管理知识的总结,是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的”,所以方志学属于“行政管理学的独立分支学科”。同时,主张方志为资料书的有梁耀武、穆恒洲等。⒅主张方志为信息书的有刘伯伦。⒆刘辰、刘宜年等则认为方志是地情书⒇。强调方志为资料性著述的不少,除前述之来新夏等,王复兴、刘柏修亦持此论。(21)肖先治则认为地方志是科学文献。(22)邸富生、方致则更倾向于全面综合方志性质,他们将方志性质一一罗列出来,共10条,分别为:地方性、资料性、广泛性、具体性、现实性、综合性、系统性、真实性、连续性、官修性。(23)

二、发展期(1989年~2004年)

上述研讨与探究激发了方志学界对方志性质的进一步之定性与定量分析及总结。此分析与总结之标志性事件即1989年于湖南岳阳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学会年会。此为方志性质研究之第二个重要时期——发展期开始之标志。此次年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即为研讨方志性质。会议收到了方志界不少关于方志性质研究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方志性质的新一轮大辩论。辩论的参与者由老一代方志学家转变为从事方志编纂实践、研究工作的方志专家。辩论缘起于王晖会议论文《论方志性质》的刊发。该文1990年发表于《中国地方志》第1期。王文指出“地理书”、“历史书”、“史地两性”、“地方百科全书”、“政书”、“一方古今总览”,、“资料性著述”等,或以比喻之方式,或混淆方志与方志学的概念,都没有揭示方志的本质定义。王晖认为,方志性质即是方志定义,研究性质就是研究定义,二者不能割裂开来。其方志性质定义为:“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是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它既是概括一地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地方史书,也是汇集一方基本知识和系统资料的地方百科全书。”

王文引起热烈争论。相继发表有刘辰《驳〈论方志性质〉》、孙宝君、苑广才《方志性质研讨述评——兼评王晖关于地方志性质的“50字定义”》、田周林《对〈论方志性质〉一文的补正》、贾长安《浅议王晖的方志定义》、黄太康《读〈论方志性质〉后的两点感想》。(24)孙宝君、苑广才认为王说存在“定义模糊”、“多处同语反复”、“比喻定义”等三个主要问题。王晖对这些文章提出的商榷意见,一一作答,并将此次辩论文章收录结集为《方志性质辩论》,199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如认为孙宝君、苑广才的《方志性质研讨述评——兼评王晖关于地方志性质的“50字定义”》一文有些“断章取义”,对其定义逻辑规则未能很好把握。(25)嗣后,王晖还发表《再论方志性质》(1991年)一文,概括方志性质为“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坚持将方志定义与本质对接。

这次方志性质大辩论将此前关于方志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向方志本质的抽象定义。1992年,梁滨久在《方志研究》第5期上发表《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的文章,指出对地方志性质的论断是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进一步推动了方志性质的研究与论断。从此,如何全面、准确地定义方志成为方志界一个显要的问题,由此引发的讨论一直持续至现在。

与此同时,坚持方志乃是史书者仍然有之,如黄德发认为:“地方志是记述某一行政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发展过程的资料性历史著述。”(26)李玉成认为:“地理书、资料性著述、地方文献、行政管理学、百科全书,只是方志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或不同侧面的表现,是方志易变的、不稳定的、次要的质;地方史才是方志比较深刻的、相对稳定的、主要的、根本的质,是方志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本质。”(27)

持地方志乃资料性著述者亦不在少数。宋永平认为:“方志是全面系统记述一方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28)梁滨久也认为地方志“是记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29)其他尚有金达迈、刘乾昌、苏长春、魏桥、张景孔、欧阳发、贠创生、苑广才、胡巧利、范洪涛、孙其海等,皆持此观点。(30)梁滨久还认为此说是对章学诚“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说的批判继承,既承袭了章学诚方志为‘全史’说的合理因素,又突破了方志成为史的旧观念,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方志存在着资料性与著述性的根本矛盾及其辩证统一。因此,我们说,现今‘资料性著述’的方志性质说,是对章学诚‘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说的批判继承。”(31)孟庆斌虽赞成著述说,认为“志书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著述”,但主张去掉“资料性著述”中的“资料性”的字眼,因为此“资料性”字眼容易将方志性质导向“资料”,从而降低方志的学术地位和价值。(32)

继续持“地情说”者又有刘以发、何萍、丁一等。刘以发文章批驳“史地两标说”,认为此说虽然“已经觉察到史地二说的偏颇之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更为科学的概念”。同时指出“政书说”从功能着眼下定义,违背了实质性定义的规则;“信息说”将方志等同于信息,将方志定性为“信息全书”或“信息总库”,没有抓住方志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刘以发论定“方志是分类编著的地情书”。(33)何萍则说:“方志是官修的地情书。”(34)丁一认为地方志是“由地方行政部门(或由其组织)编纂,全面、系统记述地情的资料书。”(35)

同时,王晖2004年发表于《广西地方志》的《方志性质、特性和文献属性》综合其此前两篇论文,进一步补充乃至细化其关于方志性质定义的理论。

其他研究文章尚有张仲荧《方志“著述”论》(《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4期)、张松斌《方志的特征性质及其定义》(《方志研究》,1994年第1期)、王矩《浅议地方志与百科全书的区别》(《广西地方志》,1994年第5期)、甄人《试论地方志的本质特征、性质与功能》(《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5期)、单辉《方志之质界说》(《黑龙江史志》,1996年第4期)、马乐《论方志属性与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或对他人关于方志性质论断进行批驳,或提出自己关于方志性质的定义,总之,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对方志性质进行了抽象之总结。

三、成果期(2004年~2006年)

经过发展期的充分探究与讨论,方志性质的总结自然地进入了成果期。方志界觉得到了给予方志性质一个统一定论的时候。此时,另一重要事件的发生也使方志界不得不对方志性质作统一性定论。此事件即《条例》之制订。方志性质问题是《条例》必须要面对并予以统一性定论的问题。为了充分吸纳各个方面的意见,以保证《条例》中关于地方志之性质定义全面、准确、科学,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于2004年10月在广州组织召开了“方志性质研讨会”,主要从《条例》制订的角度讨论、总结方志性质,并予以最后定论。此前,2004年8月在新疆召开的中国地方志协会年会也涉及到方志性质的研讨。这两次会议是这一阶段方志性质研讨的标志性事件。两次会议的参与者主要为方志界专家。两次会议对方志性质的研讨,尤其是广州会议的讨论,不仅对方志界20多年来关于方志性质问题的讨论成果作了归纳和总结,更为《条例》的定稿作了“地方志”、“方志”、“志”和“志书”等概念的界定工作。

新疆会议特别邀请了有关专家就方志性质撰写文章,收到关于方志性质方面的文章有曹建英《也谈方志的性质》、胡巧利《志书资料性和学术性问题辨正》、吕志毅《方志属性研究》、刘柏修《方志特征研究综说》、梅森《“折衷派”与“记录地情的综合性文献”:也谈方志性质》、孟庆斌《关于判定方志性质的几个问题》、王晖《四论方志性质与特征》、邱新立《方志学:它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该会《会议纪要》客观地总结了会议各文的观点,计有:“综合性系统的地方文献”说、“综合性著述体系”说、“科学文献”说、“资料性编著”说、“特殊史书”说、“工具书性质”说等。该《纪要》认为:“方志性质是方志学全部理论的立足点,也是长期以来方志界争论最大的问题。本次年会在总结以往各种旧说的基础上,新见迭出,为方志性质的科学定义做出了积极的努力”。(36)事实也是如此,此次会议再一次对多年纷争的方志性质进行了整理、总结。各个专家广泛吸收以前研究成果,因此,总结也更抽象、更全面,并为广州会议的顺利召开作好了准备。

广州会议邀请上海、浙江、安徽、河北和广东等地的修志人员及专家共12人与会。会议强调,研究方志性质必须着眼于地方志的本质,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地方志的性质。参会代表甄炳昌主张方志的性质特征是记述时间上的连续性、记述空间上的地方性、记述内容上的总体性、记述体例上的独特性、记述性质上的资料性。他认为各特征中最本质的是地方性、资料性,地方志就是地方资料。程慧主张方志的主要特征是资料性、地方性和存史性。颜小忠主张方志的基本特征是地域性、连续性、全面性、资料性、记述性、著述性、分类性。

与会代表还就如何给方志性质定义提出各自的意见。一种是在传统的概念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修正。如魏桥提出:“地方志是综合记述一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全面情况的资料性著述”;胡巧利提出:“地方志是以独特体例反映一地自然或社会发展变化的资料性著述”;程慧提出:“由地方各级政府组织编纂,记述特定行政区域内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颜小忠提出:“地方志是具有独特体例,着重运用全面系统的资料连续记述一定时期一方地情的社会科学著述”;孟庆斌不赞成方志是资料性著述的说法,认为“志书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著述”。另一种是修改幅度较大的提法。如王晖提出:“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韩章训提出:“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公益性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的一门国学”;梅森提出:“今天的方志性质是‘记录地情的综合性文献’”。

因为此次会议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条例》中关于方志性质的定义表述,因此,与会代表还从工作角度提出方志性质定义的表述。如梅森提出:地方志“是指记录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现状的文献”;孟庆斌认为:地方志“是指记述特定区域自然、社会和人的历史与现状的文献”;王志邦认为:地方志“是指记载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和人的历史载体。”程慧认为:地方志“是记述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现状的地情文献”;陈泽泓主张:地方志“是指由政府组织编修,以独特的体例记述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历史、现状的资料性文献”,等等。邱新立综括大家的意见,提出地方志的定义表述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一些核心要素,即:“地方志是记录特定区域自然、社会和人文的历史、现状的文献”。(37)

广州会议基本整合了方志界关于方志性质的见解、总结,最后达成了统一。这是方志性质问题多年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次方志性质的总结性定论,略经修改后,被写入了《条例》。2006年5月,《条例》颁布实施。《条例》定义三级志书之“地方志书”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此定义实为此前研究结果、会议成果的综合与总结。此后,方志性质研究进入持续时期。

四、持续期(2006年至今)

基于《条例》已经对方志性质作有官方之定位与定论,因此,方志界对于方志性质的研讨与争论热潮一段时间内明显呈现减退趋势。但是,关于方志性质的研究并没有就此中断,仍有方志专家对方志性质问题执着地研究、探讨。这些专家多数参与了此前发展期、成果期关于方志性质的研究与讨论。《条例》的定论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意见。但是,他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仍对《条例》方志性质定义的某些表述存有异议,并觉得方志性质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他们继续发表文章,就方志性质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其代表者为梁滨久,他著文《我们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方志性质》,认为包括方志性质在内的很多方志基本理论问题仍然没有搞清楚,因此,研究方志性质非常必要。(38)此前,他已先后发表《不能从学科属性来判断方志的性质》(《广东史志视窗》,2005年第3期)、《小议王晖方志性质定义的逻辑方法》(《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6期)、《方志性质定义与性质判断》(《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2期)、《也谈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地方志的性质》(《上海志鉴》,2006年第2期)、《方志性质研究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广东史志视窗》,2006年第2期)、《从事物的质与属性漫谈方志性质》(《新疆地方志》,2007年第1期)、《方志的属性不作“属于”解》(《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3期)等文章,就方志性质定义的理论与方法问题,运用形式逻辑,质疑一些研究文章的观点和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梁滨久文章引起了争论与商榷,相应的答商文章有王晖的《方志定义的逻辑方法及其他——答梁滨久先生质疑》(《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9期)、梅森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哲学原理去思考方志性质——与梁滨久先生商榷》(《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2期)等。这些商榷与答复主要针对方志性质定义的具体表述及研究方法的问题,对进一步逻辑地厘清方志性质,确定方志定义具有一定的方法意义。

参与研究与讨论的还有孟庆斌、沈松平、李殿元等。孟庆斌曾参与广州会议,此期又发表《方志观的历史演变》(《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分析历代方志性质之演变过程,指出新时代方志因追求多学科之综合,其性质已发生重要变化,不宜再以一科一性进行简单总结。沈松平发表《方志性质再探》(《新疆地方志》,2006年第3期),认为方志的属性是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官修性,坚持方志是史书,是地方正史的观点。李殿元发表了《关于方志性质的再探讨》(《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7期)。李氏对《条例》关于方志的定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方志的内容不是资料,而是社会情势;方志的本质特征不是资料性,而是以体现社会情势为目的的社会性。随之,他定义方志为按照界定范围,采用特殊体例,编著古今自然、社会、人文等方方面面的真实资料,从而客观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动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状况等社会情势的社会学专著。

要之,此一阶段,《条例》已经发布,方志性质已有官方定论,梁滨久等重提深入研究方志性质的必要性问题,并引起相应之讨论,使得人们对方志性质的讨论不仅没有因官方定论而陷入停滞,反而继续为学界重视,得以持续之进行,一定程度上扩开了方志性质研究的新局面。这对方志性质乃至整个方志理论研究的氛围及研究之学术性都具有一定意义之推动与促进。

综上所述,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修志工作的展开,关于方志性质的研究与讨论也日趋深入,甚至掀起了方志理论界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论争。论争使得方志性质的认识更为全面、准确,也使方志界对方志性质的判断与定义更为逻辑、合理。更为可喜的是,《条例》虽然对方志性质作有定性规范,但是,方志界仍然在就方志性质进行学术研讨。另一方面,关于方志性质的研讨首先由学术圈内的老一代方志学家发起,随之吸收大批直接从事方志实践工作的专家加入,培养了方志界的理论力量,提高了方志编纂人员的工作水平,良性地促进了方志事业的发展。时至今日,此研讨几乎已经演变成方志圈里的“内争”,极少史、地学界学术研究者插足进来。笔者以为,如何更多、更好地吸收理论界的研究力量与智慧,进一步促进包括方志性质在内的方志基本理论问题之研究,是当下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注释:

①此书由中国地方志协会编,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据其前言可知,此书所收论文分上下编,上编为此次会议论文,下编虽曰为解放以来全国报刊发表文章中之挑选者,实则多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作品。

②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 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2期。

④朱士嘉:《谈谈地方志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2期。

⑤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7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49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51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⑧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47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39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⑩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35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⑾黄苇:《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方志论集》,第15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⑿董一博:《要重视编修新方志》,《人民日报》,1982年8月23日。

⒀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324~3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⒁吴天骥:《论方志的性质、体例及编纂》,《江海学刊》,1982年第4期。

⒂张舜徽:《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载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总论》,第99页,吉林省图书馆1981年版。

⒃参见刘光禄、胡惠秋:《〈方志学〉讲座》之《方志性质》,《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7、8期。

⒄参见葛剑雄:《编纂地方志应当重视地理》,《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3年第5期。

⒅梁耀武:《地方志是一方的资料全书说》,《云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穆恒洲:《方志性质再认识》,《方志研究》,1989年第6期。

⒆刘伯伦:《方志与信息》,《山西地方志》,1985年第4期。

⒇刘辰:《方志性质与编研实践》,《史志文萃》,1988年第6期;《地方志性质的规定性与决定性》,《志苑》,1989年第1期。刘宜年:《新方志是什么》,《方志研究》,1989年第2期;《地情书三题》,《广东史志》,1990年第3期;《再谈地情书》,《志苑》,1990年第3期。

(21)参见王复兴:《方志学基础》,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刘柏修:《人口部类应该与自然、社会等量齐观》,《江西地方志》,1988年第2期。

(22)肖先治:《对地方志是一部科学文献的认识》,《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3期。

(23)邸富生、方致:《试论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24)刘辰:《驳〈论方志性质〉》,《方志研究》,1990年第4期;孙宝君、苑广才:《方志性质研讨述评——兼评王晖关于地方志性质的“50字定义”》,《广西地方志》,1990年第4期;田周林:《对〈论方志性质〉一文的补正》,《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4期;贾长安:《浅议王晖的方志定义》,《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6期;黄太康:《读〈论方志性质〉后的两点感想》,《中国地方志》,1990年第6期。

(25)王晖:《方志性质辩论》,第72~73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26)黄德发:《史志关系辨析》,《广东史志》,1992年第1期。

(27)李玉成:《方志的本质》,《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1期。

(28)宋永平:《试谈方志的宏观与微观记述》,《福建史志》,1992年第4期。

(29)梁滨久:《新方志学理论的基石》,《方志研究》,1992年第5期。梁滨久同样理论尚见其《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河洛史志》,1991年第4期。

(30)参见金达迈:《方志文体研究》,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刘乾昌:《方志论文集》,第5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苏长春:《增强志书的著述性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课题》,《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6期;魏桥:《毛泽东与地方志》,《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5期;张景孔:《新编志书的观点及其表述——评〈石泉县志〉的记述方法》,《陕西地方志》,1993年第5、6期;贠创生:《新方志编纂研究与实践》,第9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欧阳发:《关于方志及方志工作的思考》,载欧阳发、何静恒主编《方志研究与评论》,第194页,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胡巧利:《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1期;范洪涛:《方志是资料性科学著述》,《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1期;孙其海主编:《方志学基础教程》,第1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31)梁滨久:《方志性质说的批判继承》,《方志研究》1994年第1期。

(32)孟庆斌:《方志资料性浅议》,《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2期。

(33)刘以发:《方志定义论》,《云南史志》1998年第1期。

(34)何萍:《也谈地方志是什么书——兼同资料书说商榷》,《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

(35)丁一:《谈地方志的几个基本问题》,《广西地方志》1999年第2期。

(36)《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11期。

(37)笔者按,上述广州会议的内容均来自《方志性质研讨会纪要》,《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1期。

(38)梁滨久:《我们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方志性质》,《黑龙江史志》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