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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第二轮修志中记述改革开放的几点思考(何惠明) 2009/06/22

何惠明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3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瞻远瞩制定发展战略,沉着冷静面对机遇挑战,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毫不动摇促进对外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一伟大的成就是值得地方志大书特书的。

上海第二轮修志,经过多次论证后初步将志书记述上限定位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位是可取的。第二轮修志如果做到能比较完整和准确记述以改革开放30年为主线的上海发展历史,将会成为一部十分有历史价值和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市志。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地方志作为一方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全史,要写好这全史中3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又是一件十分复杂、较难处理的事情,其中有待探究的问题很多。本文围绕地方志如何记好改革开放的有关问题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坚持实事求是摆脱“左”的束缚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勇于探索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从全党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改革开放,其思想路线的核心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30年改革开放,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体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我们做好地方志工作的根本保证。地方志所以能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和地方志在内容上强调客观、真实,在记述方法上坚持述而不论是分不开的,地方志的这些编纂原则与体例方法在地方文献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质也体现了求实存真的观念。今天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使方志科学性和客观性水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由此使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得到更好的发扬光大。

以邓小平理论指导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首先还是要注意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从第一轮与第二轮修志中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方志中,有的志书在编写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写新中国成立后,只注意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不大注意今天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落后面,从而陷入简单化、模式化之中,影响了志书的真实性。所以我们要自觉运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进一步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才能彻底冲破“左”的束缚,才能全面、系统、科学、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与现状,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中的成绩和失误、经验和教训等,从而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于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要以邓小平所说,“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来正确评价和记述历史。要善于运用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理论指导修志,从而提高新方志的质量。邓小平同志所以指出对衡量社会发展中的姓“资”、姓“社”和以往的一些是是非非要以生产力发展与否为标准,这是因为无论自然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无不与生产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服从于、服务于或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坚持生产力标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新编地方志理所当然地应以生产力标准来审视和记述历史;要围绕生产力发展这条主线,充分记述和展示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的兴衰起伏,使之经得起社会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记好上海改革开放的重点和特点

开展上海第二轮修志,这是一项新的编纂工作,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需要我们认真探索。1978年以来的30年,是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全新时代。以上海建设发展而言,上海改革开放成就令世人惊叹。30年上海国民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来自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年全市生产总值(GDP)仅为272.81亿元,而到2007年已经跃升为12188.85亿元。从1978年到2007年,按可比价计算,上海GDP平均每年增长10.3%。上海以“四个中心”建设为抓手,不断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第二产业从“调整中发展”进入“发展中调整”阶段,形成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都市型工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2007年,全市工业实现增加值5298.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15.2倍,平均每年增长10.1%。

上海第二轮修志中要记好30年中的改革开放历史,首先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要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和根本任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其次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正确地记述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客观地反映社会的全面振兴和巨大变革。30年中上海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各个时期的重要部署,各个阶段出台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一些在改革开放中上海推出的在全国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举措,都是第二轮修志的重点和特点。如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农村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上海特色的新路子,迅速崛起的乡镇工业有力推动了农村改革开放。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台的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率先探索股份制改革,创造数项股份制改革“全国第一”;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90年代初,以功能开发为主导,以功能开发区为主要载体的浦东探索创立新区的模式与经验;坚持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成倍提升上海集聚辐射功能。改革开放30年,上海制造业由中心城区向郊区大规模调整转移,大力发展提升支柱产业,基本形成以微电子产业基地、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海化学工业区、精品钢材基地、临港装备产业基地、船舶制造基地六大产业基地为龙头发展体系。还有在30年间不断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多形式利用外资,不断引进商业新业态;勇于探索积极推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探索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和再就业工程;在城乡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设上海市郊一城九镇等等改革开放的举措很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上述内容都必须在上海第二轮修志中重点地记、突出地记、全面地记,由此真正反映出上海改革开放30年中体制大突破、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的实际情况。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是在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中走过来的,因此,记述这30年历史的地方志也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按照旧时代的编修续志方法,已经不可行;按照第一轮修志的方法,也有很多方面已不适应。方志体例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符合新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我们必须以创新思维认真设计第二轮上海市志的基本框架。要真正突出反映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笔者在编纂《松江县续志》之初,我们就明确提出在体例、内容上要突出一个“新”字。要重点写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新情况、新事物、新风尚、新面貌、新成就、新问题。这些“新”字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突出地方特点和时代特色。首先对地方志中重点突出经济地位、加强经济内容比重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旧时代的地方志重人文、轻经济。上届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时,这方面的倾向问题虽有了较大的转变,但总体上仍显得不够。而这一次我们编修续志,又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随着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体系的扩大、大办商业、外向型经济的涌现、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等,使经济的比重更大,经济的地位更突出。过去比较单一的工业、农业、商业,在这一时期突变成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出现了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新的经济发展格局。过去比较薄弱的房产、旅游、金融、电信等,现在有了极大的发展,还有如经济开发区、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要素市场、证券业、信息业、咨询业、对外服务业等新型的经济业态等。与第一轮修志相比,第二轮修志其经济内容的成份与比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松江来讲,如市级工业园区、国家级农业园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市级新城区、私营经济区等开发建设,还有如环境保护、土地开发管理、房产兴起、商业大发展等各方面都是发展快速、变化巨大。对这些内容的记述在体例篇目方面可采用特殊的载录形式。1、采用升格的方法。松江“五区”(佘山度假区、松江工业区、新城示范区、农业园区、私营经济区)从工业、农业、旅游等行业分出来单独设卷,以升格的方式予以记载。2、采用特载的方法,对一些改革开放时期的典型事件、典型调查,如外来人口,农村劳动力流动、乡镇工业发展,房地产业发展、民营企业的崛起等调查材料和总结报告,以特载的方法予以记录。

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和选用史料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不仅是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蓝图”,同时也是科学发展的全面展示。《决议》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其中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目标,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符合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执政理念。有专家指出,前一阶段的改革,并没有把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指导性理念提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一个更高的境界指引我们推进体制创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相关制度,如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保障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这些制度的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建设将从根本上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负面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制度保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航船更稳健地向前行驶。根据科学发展观理念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写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首先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我们修志者翻开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档案,信手拈来的并非是一张清晰的历史进程表,而是错综复杂、头绪繁多、多层面、多侧面的历史资料,而且各种资料又都各有其比较复杂的历史背景。这就要求我们地方志工作者要作好充分理论准备和技术准备。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审视和选用史料。采纳史料时要想得深些、透些,多侧面地分析,多角度地思考,要注重史料的双重性,对编入志稿的一些特别敏感的史料要慎之又慎,尽力使之科学合理。

比如,当修志者面对有关政府对本地经济的领导管理的大量历史资料,这些资料中有不少对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事无巨细,都由政府来决策和主断的情况时,是否应该注意到其中存在着政企不分,存在着对宏观调控欠缺,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度,该管的管得不够,不该管的管得过多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法治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解、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已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因此在编纂政府领导管理经济等工作时,对史料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不要拾到篮里都是菜,落笔时候要留有余地,对有些尚待推敲的所谓成绩不要过分炫耀,要写得客观一些。对有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能理清楚、记明白当然最好,对暂时难以把握的,还不能一下子讲清楚的历史问题我们要以客观地记录其主要史实为主,尽自已的理解分析能力,尽量不要留下错误的、片面的史料。

又如,当志书在记述经济快速发展时,经济总量增长很快时,我们是否能清醒一下头脑,仔细地看一下某些经济的发展是否伴随着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流失、生态的失衡,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当我们在搞活经济、促进营销的时候,是否看到出现了回扣风假公济私等问题。当我们在搞基本建设,搞形象工程,搞政绩工程,修建会议中心、接待中心、拓建休闲广场时,是否看到其中存在的投资失衡、劳命伤财、有违民意、强迁强拆等问题。当我们大力发展房产业,房产形势日益看好时,是否看到所存在的耕地被大量占有和潜在的泡沫市场等问题。写到卫生改革时,我们是否看到了就医难、吃药难等问题的出现;写到教育改革时,是否看到教育收费上升过快等。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要原则,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此再次加以确认。而现实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过大差距问题,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超过警界线等,同样并非是由改革派生的,而是由配套措施的欠缺所致。比如我们法治监管是否跟上去了,规则是否公平、个人所得税调节体系是否健全。特别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看到生活贫困线上的人们所需要的扶助,是否想到建立和谐社会还任重而道远。另外,在30年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变革中,因为利益调整层次较深、力度较大、涉及面较广,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改革攻坚战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诸如此类问题作为我们修志者,在落笔时是否都已想到和考虑过?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的原则,同时在深刻认识类似问题的基础上,对其利弊要适当予以反映。总之,社会是复杂的,社会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们的认识也必须不断提高,各种史料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我们识别史料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用科学发展观从不同角度作辩证的思考,记述要全面,落笔要慎重。

正确记述改革开放初期和转型时期等有关情况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提高、思路逐步清晰、方法逐步完善、成果逐步扩大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地方志怎样正确地记述改革开放初期与转型时期的有关历史情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关于以粗放型为主的乡镇工业的编纂问题

要写好曾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起过重要作用的乡镇工业,必须以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在认识方法上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事物的发展总是有个过程,有些做法作为历史的铺垫,曾起到过其应有的历史作用。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背景和客观实际,不能因为以后一个阶段发展了、进步了、提高了、或者改变了,就因此而否定前一阶段的做法。

比如经过10多年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可以认为,经过10多年改革的实践和探索,终于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不是说,过去的一些提法都是错了,相反,正是经过以前这些步骤(发展阶段),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出这一符合社会发展的观点。但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认识提高了,有了现在认为正确的观点,就用现在的观点去写历史、去解释历史。当时存在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不能简单地说当时人错误,现在人高明,不能用批判的眼光去写,而是要用尊重客观历史的观点来写。

比如怎样认识乡镇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集约型的问题?改革开放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总体上粗放型增长方式没有改变,而且有加重迹象。所谓粗放型增长就是高投入、高消耗甚至高浪费和低质量、低效益的方式(追求的是数量、规模、速度、产值等,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全党上下抓招商,经济指标主要体现在招商项目上)。

从农村情况来看,1985年至20世纪后期,我们的乡镇工业是比较典型的粗放型为主,有些地方甚至是纯粗放型的经济。三耗(人力、成本、资源)问题十分严重。但回顾历史,要尊重历史。经济发展着眼于数量、速度、规模、产值等方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一个国家实行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并非偶然,而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并有一定的顺序,从外延为主到内涵为主,不可能跨越粗放型增长这一过程。因此对当时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要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客观地记载其发展状大、变化的过程,对其利弊客观反映。

第二轮修志的任务就是要把“三步走”(先解决温饱,再走向小康,然后迈向现代化)发展过程记录清楚。以《松江县续志》为例,续志上限是1986年,当时情况是“温饱”任务尚未完成,到1998年基本走向小康,开始向现代化迈进。这三个阶段对粗放型、集约型适应度还是不同的。在解决温饱阶段,粗放型增长已经基本适应,重在数量;在走向小康阶段,仅靠粗放型已经不够,应当适当转变,部分地转变,集约型增长,贵在质量;在迈向现代化阶段,粗放型增长就不适应了,应当转变到以集约型增长为主。上述有关问题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修续志时在思想认识上要把握好这个度,既不能用过时的观点认识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认识取舍史料,而要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和选用史料。

总而言之,第二轮修志所记述的历史阶段,是我国正处在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正经历着一个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封闭到开放的整体转型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用与时俱进的观点、科学发展观点来看待和研究这一过程,真正写好这一段历史。

二、关于经济转型时期“双轨制”的编纂问题

第二轮修志要记录的这个历史阶段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是一个改革开放渐进的过程。编纂志书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写这是计划经济,这是市场经济。这一段时间内是计划经济在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但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又处于双轨并存现状,就是既有计划又有市场;既有计划机制,又有市场机制;既有计划调节,又有市场调节。一是不能简单地写20世纪80、90年代以前是计划经济或以计划经济为主等,90年代(1992年)以后是市场经济了,或以市场经济为主了,而要从实际出发,写出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对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前,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虽还不足,但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已经出现了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区别。这部分内容我们要注意发掘。对1992年之前各行各业有关市场经济的现象和特征要注重反映,不能从1992年以后笔锋一转,变成一面孔市场经济了。其实,在改革前,计划经济也没有完全包打天下。“大计划、小自由”由来已久,只是有时被视为不合法而已。从企业体制来看,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就是兴起于计划经济之外的广阔天地。

从农村体制来看,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主要农产品从国家统购逐步上了市场。从劳动工资体制看,改革后,通过劳动市场和人才市场的流动陆续扩大,市场形成的工资分配也随之扩大。

以上所述可见,这一历史阶段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还存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在逐步形成中。这种“双轨制”体制客观存在,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来看,“渐进”的改革和双重体制,是有明显的积极效应的。特别是改革前期,有其历史功绩。但随着改革深化,双重体制的正面效应逐步减退,负面效应逐步显露:如企业目标不明,市场竞争不够平等,市场发育迟缓,市场信号紊乱等……还有政企不分等问题。

第二轮修志还是要客观地反映“双轨制”的史实。对上述问题不能简单地否定与肯定,不能简单地用批评的口气来反映当年计划经济有些做法,不能简单地否定“双轨制”时一些过渡性政策。有些过渡性文件、政策(特别是开发区优惠政策),现在看来不符合有关新文件,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曾对发展经济起过一些作用,比如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特别是退免税问题。以松江为例,1997年县政府文件中规定:根据本县实际,凡在经济小区内从事生产加工,并吸纳当地劳力,纳税正常的实体型企业(以下简称实体型企业),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全额返回两年(从工商注册之日起),第三年起返加80%。2000年区政府文件规定:凡在经济小区内从事生产加工,并吸纳当地劳动力,纳税正常的实体型企业(以下简称实体型企业),可继续得到区园区发展资金的扶持。上述1997年、2000年政府的两个文件,写法有所不同,其实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其中前一文件涉及到返税问题,这是政策性比较强的问题,有些做法出发点是好的、其效果也是好的,但随着国家税收政策的逐步完善它已与国家政策有所违。对此,我们在编纂续志、选用史料时应该有所避讳。对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不能写得太直白。

三、关于灵活审慎的财政、金融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

30年我们坚持一如既往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同时也是坚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有关具体政策。10多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果断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为中国抵制危机冲击、保持国内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2004年底,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7年底,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扩散和渗透,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出台了十大政策措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实践证明有关具体政策调整并不是对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改变,而是为了更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历史发展也是如此。由此可见,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科学发展观体现,这些政策真正起到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作用。地方志应把这些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真实地记述下来,让后人从中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在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灵活审慎的工作策略。

关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设专卷问题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设专卷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面广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将涉及政治、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经济体制的改革,又与业务关系密切,各部门的改革又都体现在业务工作中,必须结合业务的发展来记述,不能割裂其联系。同时,各部门的具体改革内容多,且又侧重于管理方法上的改革,分散在相关专业卷中记述更能反映其个性和特点。

笔者见到的一些志书专设了经济体制改革卷,实际上该卷中的内容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做到全面的。第二轮修志记述的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从改革开始到深化,从局部到全面,社会各行各业都渗透着改革的元素,每一个社会进步、每一项新事物的产生、每一步经济的发展都伴随着改革开放,专卷内容怎么能游离时代主流和时代的行为方式。用不一定确切的话说,是把灵魂、筋骨与肉体分开叙述,这也可以说是一些修志者给自己出了一个不可能解答好的难题。比如30年间改革开放中最早开展的农业体制改革,在写《农业卷》中如果把农业体制改革分离出去,而只写下面具体业务章节,该卷就如无源之水无从落笔。在改革开放30年农业发展中其主体、其灵魂、其所有发生的事物都围绕两个字:改革。而农业体制改革恰恰是农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块内容。如果离开农业体制改革写农业,就不可能写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基本特点。因此,这里的问题不是交叉重复问题,不是详略是否得当问题,而是根本无法割开的问题。

由此可见,简单化地从各经济卷中抽出体制改革内容单设一卷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体例逻辑的,是不符合事物分类,是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的。

其次是个重复记述的问题。这是一段改革的历史年代,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专卷集中记述了有关改革内容外,还有很多经济行业、经济工作也都有重要改革的内容,各行各业、各项工作与改革都有紧密的联系,如抽出了各卷的经济体制改革内容而设置专卷,因为内容上很难分割,由此必然会出现专卷与分卷重复记述,虽在记述上可以稍作变动但也难以避免重复。

笔者认为有些关系全局、综合性的改革政策、措施、方法等,一些牵涉到社会根本性问题,确实不宜割开。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综合性的情况和牵涉到各行各业的所有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等,可以在全志的综述中加以表述,在综述中基本理出一个头绪,拉出一条线索即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可通过地方志的横排竖写,点与面、分与合、全覆盖予以记述。从而全面、系统、真实地再现这一历史阶段中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貌。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设专卷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第二轮修志中出现了专设《政治体制改革》卷的问题。笔者看了有关志稿后,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很好地把握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意义重大、内容广泛的课题?从已经出版的第二轮志书中,有单设《政治体制改革》卷,但由于对此问题在思路上尚未理清,操作上把握不准,由此造成了一些提法上不确定性,在具体内容记述上必然会出现某些随意和交叉重复等问题。

从第二轮修志已经出现的志书中看,设《政治体制改革》专卷的其主要内容大多是党政机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志中主要只是将有关内容归并一些、裁剪一些、改一些名称,这样小打小闹尚构不成政治体制重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现实情况是如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尚处于实践与探索之中,在很多问题不确切、不确定情况下冠以此名,把有些本该在一卷中能说清的事分成几卷记述,内容大同小异,似有不妥之处。

比如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党政机构改革,主要内容是工作机构的设置变动,又如人大、司法、群团等机构改革等,实际上只是机构上的一些变动,主要依靠这些内容来集中反映说明一个地区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大问题显然是不够的。相反这些内容如归类于各卷则比集中在政治体制卷中更为合适。

还有党政机构人员编制等情况也都是一些常规性的变化内容,都是政治体制改革中一般现象,相反把这些内容归还于有关各卷则比较合适。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日起,就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内容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涉及全部政治部类。也就是说政治门类的内容也脱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见到一些志书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卷的内容,主要是具体的工作方法、过程,很多不是体制上根本改革,如此立卷不够全面和完整,很多具体内容,如事业单位的设置、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人事与工资制度改革等都应是人事卷中的主要内容。如分成两卷记述,一是造成不可避免的重复,二是为了避免重复必然会使主要卷中主要内容缺漏。编者人为地把机构编制和干部编制分在上述两卷中记述,如此分开记述,把机构的变化冠以政治体制改革,把干部编制的变化归为日常的人事工作,实际上在讲干部编制时,离不开机构编制。

慎重记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负面问题

在30年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我们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了,社会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无疑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也要客观地承认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腐败、官僚主义,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污染等方面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泡沫经济、形象工程、回扣风等,群众意见比较大。对这些问题,要客观全面地作分析、要一分为二地看成绩和问题。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关键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我们修志中对这些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敷衍塞责,而应客观真实地反映问题。但在记述这些存在问题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加强反映党和政府怎样针对这些存在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发布的政策等等,这些年党和政府为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付出的极大的努力。比如这些年来从免除农业税到全面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从推进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到落实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从深化城市社会保险、开展农村小城镇社会保险到完善农村社会保险、扩大综合社会保险;从频出重拳严惩腐败到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以加强社会综合治理,来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修志者要认真学习30年间中央10个“一号文件”,着力反映党领导农民群众改革实践的历史轨迹。着重反映:在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策措施的出台,特别是2006年1月1日,在中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正式废止,标志着对农民实现由“取”向“予”的重大转折。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从掀起清欠风暴,到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各项农村改革彰显了党中央、国务院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负面问题不能因为出现在改革开放年代而错误地认为是改革开放而造成的,造成存在各种社会问题有其复杂的原因。我们要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有些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有些问题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时看不准失误所致,有些问题则是因为改革开放不到位、不够深入所致。换一角度看问题,有些今日出现的负面现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问题会更多、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会更大。实践证明,有些问题的出现确是因为我们改革尚不到位造成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还不完善,我们的监管机制、社会保障体制还没有改革到位,所以出现了三鹿奶粉问题,还有就医难、吃药难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所指出,解决这些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通过改革来逐步解决。有些情况比较复杂,有些背景不大清楚。对有些问题认识上有分歧,因为坚持向前看,所以没有展开争论,是非尚未辨明,有些问题还有待历史检验。编志中,我们对于这些一时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要开展深入研究,与专家、行家、有关领导来分析研究,要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观点,坚持求大同存小异,一时讲不清楚的问题,只记客观现象,不记主观看法和今人的所谓结论,有待历史去评判。同时对改革开放中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干部腐败、社会治安、制假售假、社会分配不公、下岗失业等问题,对这些社会最为关注、人们议论最多,在修志中回避不了,应该记录,如不记,失去了志书的应有功能和价值;记不好,又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形象。所以记述上述负面问题、热点问题应当取慎重态度。这里不能简单地提“秉笔直书”,更不能过分渲染。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社会主流。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落后和丑恶现象只是在社会开放以后出现的一些支流。对此,一方面要有我们正确的立场和态度,从实际出发,采取略记和概述的方法,不去渲染,不记具体细节,着重记述治理和惩治的措施,记述治理取得的成绩。

 

(作者单位: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