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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徐建寅与格致书院(徐泓) 2009/11/13

徐泓

 

一、引言

自从英国殖民主义在1839至1842年和1856至1860年发动两次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战败,遂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1858年,俄、美、英、法又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两国又迫使清皇朝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等。

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商品大量倾销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原料的掠夺,这是西方国家侵华多年来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方面。通商口岸成为西方殖民国家在华倾销商品的据点、掠夺原料的聚集地。

从此,西方人在中国取得了殖民统治的地位和获取利益的立足点。此后,大多数在华的西方人首先关注的事情是扩大商业机遇和传布西方宗教。

在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处在殖民主义欺凌和压迫的状况下。殖民者为了缓和地方上民间矛盾,也为了标榜西方文明,采用施以善意,示好当地社会和民众和集中国资源为主,倡议设学堂、办医院等善事。诚然,此举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殖民者推销商品、传布宗教的宗旨没有改变。

格致书院创办于1874年,座落在上海广西北路66号,现名上海格致中学。1874年3月5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倡议创设上海格致书院。

麦华陀倡议开设格致书院之举,中外人士感到欣喜,时论给予盛赞。矢志以科技报国的徐寿,为此奔走相告。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880年),书中引述了时人对倡设书院的反应:

“徐君雪村告余曰:‘君亦知中国西学之将大盛乎!盖西国驻沪领事麦君,得有创建格致书院之举,欲以西学训导华人也。’吾闻之,乐以忘忧,喜而不寐。”

二、徐寿徐建寅募款建书院

徐寿(1818~1884)字雪村,无锡人,中国近代科学之父、中国科学技术近代化奠基人,中国近代造船、造舰、造蒸汽机和军事工业奠基人。

徐寿邀至董事会任职,就矢志不渝,着力募款建书院,展现全能才干。此时徐寿在江南制造局任襄办、提调、翻译馆委员,他具有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宁机器局、金陵军械所、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及其翻译馆等的经验。

徐寿进入格致书院董事会,董事会自然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寄以厚望,期望他在书院创办中发挥主要作用。徐寿也不负众望,他全身心投入其中,成为书院创办、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人物。

徐寿在江南制造局译书、制造等事不仅名声大振,还深受曾国藩、李鸿章诸重臣青睐。他洞察创办格致书院全凭国内民间募款之艰难,遂请求官方支持和帮助;他也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影响,先从上层社会开始进行。徐寿知道,只有得到高官、重臣的关照和支持,格致书院的募款才能实现。可以说,徐寿的这种打算和计划切合中国实情。嗣后,徐寿上书两江总督李宗羲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呈《格致书院章程六条》。

1874年9月27日(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李宗羲批示:

“据禀邀集中西官商在沪格致书院,购备书器,推广图算制算诸法,尚系精求西学,非设堂传者比。所请酌拨经费,应饬上海沈道于杂款下提银一千两,交给该员等领用。”

1874年10月18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九日),李鸿章批复:

“据禀邀中外官商在上海捐建格致书院,所拟章程六条尚属妥协。其起造房屋,购备书器,经费不敷,侯饬津海关道于洋药加增捐款内,拨银一千两,以资应用。该员等务须实力参稽,多方招致,使中土艺学日兴,人才日多,有裨实用,是为切盼。”

《格致书院董事会议》(1874年8月30日),载《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以下简称,父子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称:

“当时所捐银共计一千六百两,银数虽少,亦可起手兴办。董事徐雪村禀明李中堂并李制堂,各董事见其禀,尽皆欢悦。”

有了两位总督的批示和资助,极大地增大了徐寿徐建寅父子募捐经费的信心。在徐寿父子的努力下,募款、集资工作取得突破。

1875年(光绪元年),格致书院校舍基本建成。

1876年6月22日(光绪二年闰五月初二日)格致书院正式开幕,沪上报刊相继报道,《申报》称:

“本埠设立格致书院,久经布闻。目前将运到机器陆续进院,亦复登报。兹闻得本日大启院门,设筵宴客,敦请中外绅商士庶之预闻其事者,发贴四百余副,备筵六十席,诚盛举也。”

1876年7月(光绪二年六月卷),《格志汇编》报道:

“所请中国官员绅商约一百人,所请西国官绅数亦略同。中国来者上半日居多,西国来者下半日居多,大为热闹。无不赞美房屋之华丽与器具之巧妙。……约数月以内,格致书院在西国所买或定造之器具,俱可到齐。以后欲考格致者,可观其书与器,并有讲格致学中外之士在院内讲明各理法。”

1876年6月24日,英文《北华捷报》也有报道,其中有麦华陀在开幕当天冷餐会上的讲话:

“大约三年前,我第一次冒出了这个念头,就是在租界内,为中国人开设一个阅览室。……我的朋友傅兰雅先生,我高兴地由此机会当众宣布,所有已经获得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努力。他建议我们将要兴办的不应仅仅是一个阅览室,应该努力办成一所工业技术院校。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特别是徐\[寿\]先生。徐寿先生和他的儿子都已被延请参加董事会,有三分之二的基金就是通过他们募集得的。我要在这里感谢傅兰雅先生和徐寿先生,是他们的努力,使一大批答应给书院以支持。……他的儿子,现任山东新建的机器局总办,在徐先生为书院而尽力的一切方面,一直共同合作。现在徐氏父子均殷切期望能在书院的空地上,盖一座展览馆,用以陈列西方机器,西方工艺和机器制造的产品,他们并且答应,将尽其所能给予协助。”然而麦华陀的这段讲话与事实相差甚远。

麦华陀所说,“我的朋友傅兰雅先生,我高兴地由此机会当众宣布,所有已获得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努力。”显然麦华陀此话不仅过多虚假,他还混淆一个概念。他把倡议创办书院与募款、建造书院两者混为一谈。要知道前者只是一个建议和想法;后者募款、筹集资金、建造书院是有序作业。岂是一个倡议或建议所能替代呢?其实,要知道,没有募集足额经费,就建造书院而言,建议也好,倡议也罢,那只是一个善意的表示,尤是水中的月亮,可望不可及,又如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次,麦华陀称中方募捐经费三分之二(合占66.6%),也是不实之言。

《格致书院董事会议》(1875年1月8日),载《父子研究》,第220页称:

“当时共捐银五千余两,内有一千另八十七两为李中堂给发。中堂批内望此书院速成。又有祥生洋行助银三百三十三两,亦为徐雪村助捐而得之。”

《格致书院董事会议》(1876年2月2日),载《父子研究》第224页称:

“徐雪村先生为盖造书院及其他所需垫付了四百二十九两二十七钱银子。这笔费用尚未归还徐先生,下面他将对此进行说明。徐先生认为这笔帐不难结清。到目前为止,不算几笔由中方人士答应捐赠的款子,由于他们远在外地尚未收集上来外,实际总收入为七千七百六十五两四十九钱,总支出为八千一百五十四两三十一钱。总收入中六千二百六十四两三十三钱为中国人所捐赠,一千五百另一两十六钱为外国人所捐赠。……另外,他有一个朋友答应用土地作抵押,借给董事会急需的两千两银子,为期两年,不收利息。徐先生相当自信认为在这两年内一定会收到比这个数目多的捐款。”

从上述两件史料中,可以看到麦华陀的财务报告表明了中方和外方的捐赠数额。也看到祥生洋行333银两,实是徐寿劝募而得。由此计算中方募款数实为六千五百九十七两三十三钱,占84.957%,而不是三分之二(66.66%);外方募款数应为一千一百六十八两十六钱,占15.04%,而不是三分之一(33.33%)。由此说明,麦华陀刻意把外方募款金额的钱扩大一倍多,为什么呢?麦华陀见书院已建成,西董欲占有书院领导,遂先出言定调门,书院所有一切成就归功于傅兰雅个人,此举即铺垫、保持、延续洋人在书院的领导职权。

从列次董事会议记录统计和比照中,不难看出麦华陀的用心所在。

从倡议、创办和成立书院之日起,格致书院董事会由中西方董事对等比例组成,这是不合理、不平等的行为。按照国际惯例和西方价值观,中西方董事取得募捐基金的额度,应当在书院董事会成员比例及职别构成上体现出来。

西方董事募捐经费仅占15.04%,还独占董事会主席、秘书、司库(财务会计)三要职。此种格局表明,西方人在董事会占有绝对的地位和权力。西方董事处于我决策我指挥的地位,中方董事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对此违反常识的事,难道麦华陀、傅兰雅不知道、不明白吗?其实,这是西方人惯用的操弄殖民地的手法,,集当地资源,募社会钱财,然后,他当家,他作主。这种做法,有悖创立格致书院的初衷,更违背了1874年10月10日格致书院第四次董事会议规定,即书院由洋人首先倡议,中国人合办,在事有成,书院能自主,再渐让中国捐助人和华董自己管理。难道格致书院管理竟如此复杂,其难度如此之大吗?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书院第四次董事会议的规定,以及徐雪村创办书院所作事迹和贡献。所以麦华陀所谓,“当众宣布格致书院所有已经取得的成就都应归功于傅兰雅的努力。”此言不实。况且,建院三年是经营不善。当1878年春天,徐寿接任书院名誉司库一职,麦华陀主席、傅兰雅秘书、泰卜司库交出的账目是负债高达1600银两的烂摊子。

1878年4月,徐寿对书院的科普工作开展迟缓甚是焦虑和不安,“格致书院大楼已经竣工二年了,但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书院没有做出什么重要工作。而且以地契作抵押的贷款也没有还清,更没有资金可以购买科学仪器。因而令人担心,院外人士将对书院的工作产生怀疑,谣言诽啄,令人生畏。”显然,这种局面的发生,与洋人为首的董事会无能、不尽责有着直接关系。对此,徐寿感到极大的压力,建造书院基金绝大部分由徐寿、徐建寅募捐而来,中方官绅银两资助人的目光,自然注视着徐寿的作用。为了摆脱书院困境,徐寿着力征集募款,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偿还债务。到1878年底,书院财务已改观,每年可有1000银两固定收入。

1879年11月,书院学习班开始招生。该月1日,《申报》刊登招生简章称,“学制有两种,一是学习外语者,有各师讲课,二是学习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有各专家讲授等。徐寿在书院任化学教习,“与诸生日夕讲解,积久而功效愈远”。

傅兰雅,《上海格致书院的第三次报告》(1878年3月~1883年3月),载《父子研究》,第240页称:

“在创办书院的首次发起书中所表示的原有意图是,当书院完好建立后,一般应逐渐地由董事会内的中国董事和赞助人来掌管。朝此方向走出的第一步是徐先生定为司库,十分之九的捐款是在徐先生的努力下获得的。”他接着说,“当他1878年接任司库时,书院负债1600两银子。此后,他曾集资近7000两银子,用以偿还全部债务……书院每年将有1000银两的收入。”

报告接着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不错,徐先生所做的一切,应该得到董事会的衷心感谢。”他又说,“并请山长华先生及其助手进行讲解。……华先生履行其职责但未给书院增加负担,……董事会对他所提供的志愿服务,负责照管书院和接待来访者,感到衷心感谢。”

由此可知,徐寿在书院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麦华陀、傅兰雅、泰卜等无法替代的。公正地说,徐寿在多年创办书院过程中,已深陷募款集资、财务扭亏、教学及事务中,耗费如此大量时间和精力,这是很惋惜的。其时,书院治理和管理钱财之权,早受西董三人职务所挟制。由于书院经营不善,经费高额亏空,遂推徐寿担任司库,一待局面改观,经费盈余,西董则力图重掌书院大权。

显然,这在徐寿生前难以得逞。对此,西方学者对傅兰雅扮演保护人,说得很清楚,并评述傅兰雅对科学只有点皮毛知识。

载维·莱特(美)《19世纪西方科学在中国:徐寿和徐建寅》,载《父子研究》,第543、548、552页称:

“撇开傅兰雅的某种保护人的腔调以及西方人给中国人带来的‘启迪’论调不谈。它证实了徐寿的灵巧和智慧在他们的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文章接着说,“这个活跃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小团体,其成就和影响,是不能仅借着生活在中国的西方人士极为有限的帮助(这些人像傅兰雅,大多对科学只有点皮毛知识),他们在许多领域,如声学、光学、弹道学和量热学,完成了出色的研究,显示了他们的独创性和洞察力。”文中还对自然科学领域小团体或“无锡学派”,如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等人在声学、光学、弹道学和量热学方面,表明完成出色研究,进行了描述。就傅兰雅撰写,书院第四次报告,对徐寿的指责。文章中又写道,“公正地指出,徐寿已没有机会来回答这些批评。但是书院的衰败在1877年就为其他一些观察家注意到了。”实际上,麦华陀、傅兰雅经营书院至1877年,财务亏空已达1600银两。

三、傅兰雅的第四次报告及其离职之后

1884年9月24日,徐寿积劳成疾,病逝格致书院,终年67岁。

在徐寿去世后第6个月,在格致书院第三次报告后第24个月,傅兰雅提出《上海格致书院第四次报告》,他一反常态,以粗鲁和胡诌的语言,否定了董事会第三次报告,对徐寿、华蘅芳进行诽谤和指责。那末傅兰雅究竟为了什么呢?

毕乃德(美),《上海格致书院:向中国人传布西方科学的尝试》,载《徐寿父子研究》,第457页称:

“1884年,徐寿去世后,傅兰雅敦促董事会抓住这个机会重新控制书院;制定新的规章制度;选举新的司库;以及董事会聘请一个新的能干的山长”。从这里终于看到傅兰雅向书院夺权的开始。

傅兰雅,《上海格致书院的第四次报告》(1883年3月~1885年3月),载《父子研究》,第247页称:

“人们记得,麦华陀爵士得到上海外侨的协助,倡办了这个项目。在其居住于上海期间,不言而喻,他稳操书院大权,尽管十分之九以上的捐款来自中国人。中国人的捐款由于徐先生长者,及其次子的大力募捐,全部捐款均来自大清帝国各地的高级官吏。”

现在再看傅兰雅如何操弄,尽管他在捐款书院中,只付出50银元,但他的第四次报告向书院夺权并不马虎。他对麦华陀倡办书院,“不言而喻,稳操书院大权”,侵害华董利益,表示赞扬和支持以至津津乐道。傅兰雅要的是稳操书院大权。这公平吗?傅兰雅在报告中写道:

“徐先生,长者,立即着手,就其所能,并按中国观念领导书院。……最后,书院中的外方利益已降低至最低点。”文中表达他对所谓外方利益的索求。那末如何对待书院利益呢?

对书院利益而言,书院宗旨和章程就是利益。它涵盖着中西方捐钱建院人的初衷,即“此院原意本为华人所设,应交华人管理”。另一方面,也有清廷两位总督的批复为证。两江总督李宗羲明示:“尚系精求西学,非设学堂传教者比”。直隶总督李鸿章明示:“使中土艺学日兴,人才日多,有卑实用,是为切盼。”所以书院或是陈列样品的专业博物馆,或是陈列工业产品和消费商品展览馆,但不是宣传、推销商品的商业广告的固定场所。

基于傅兰雅刻意划分外方利益与书院宗旨之纷争,对此,书院董事必然维护书院权益,即便傅兰雅受到西方捐款人的委托,当有损害书院宗旨,作为名誉秘书理应劝阻。由此表明傅兰雅既不明也少智。他理应做好书院宗旨和章程的推进工作,当一个称职的秘书,而不是相反。随后,傅兰雅在报告中又写道:

“书院原有的公众性质和教育性质,无论从中国和外国人士的角度来看,不是全部也几乎丧失殆尽……山者和徐氏家属也可说不再鼓励那些也许可能要看书、参观仪器对书院本该进行的工作进行垂询的中国人到书院去。”他接着在文中指责徐寿、华蘅芳等人说道,“尽管他为人正直、资历丰富,并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董事会任其使用无知之徒和天资低下的人来管理书院。”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下列几个问题:

这里表达,傅兰雅就《格致书院章程》六条,偷换了一个概念。格致书院是教学为主,以培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

徐寿在禀呈李鸿章《书院章程》中规定书院教育学生,“轮流讲论格致一切,如天文、算法、制造、与图、化学、地质等事”。章程中还规定,“司事登记、籍贯、姓名、来历、年龄,然后逢期进行学习”。可见书院培养的是专业技术人才。

傅兰雅所谓的教育性,面向广大公众开放,不是培养专业技术的教育方式,而只是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再说公众性,邀请大众观看展览、广告,欲推销商品,达创造厂家展品有商贸机遇。又一厢情愿地大众造访,造就广泛的潜在客户群体,当商贸成交,或供货厂商,酬致以礼。此种做法,有悖书院章程。

第二,傅兰雅无端指责徐寿华蘅芳说,山长华蘅芳、徐氏家属不再鼓励公众去书院观看展览。显然这是他思维错位。山长和徐氏家属不是陈列产品结构、性能的讲解人,也不是展览商品的推销员。傅兰雅何不自己去充当这个角色呢?

第三,傅兰雅指责说,徐寿任用无知之徒和天资低下的人来管理书院。但是华蘅芳任山长是董事会同意的,难道秘书在会上游神去了,还是自己失职呢?可以说,傅兰雅急于推销西方商品的心态,又用无端指责失态诸言,诽谤徐寿、华蘅芳的行为,这与西方殖民分子或浪人有多大差异?

对此,就《格致书院第四次报告》而言,比照书院宗旨和章程,足以表明,傅兰雅是偷换概念。用编造和杜撰书院第四次报告内容,达到向书院华董夺权。

从傅兰雅而言,虽然他曾和麦华陀倡办阅览室和工业技术院校起,又曾捐银50银元,然而建造书院的失败,他们则很快脱身。尤如华商胡雪岩捐钱5000银元,可合秘书的100倍,对改善书院基金起着很大作用。要知道,没有经费,光是空叫、空喊一阵建阅览室或技术院校,那是作虚功。也要知道,提个倡议或建议,就成为格致书院的缔造者,那末世界上可以有千奇百怪的成群成堆的缔造者。

对徐寿而言,他在书院募款和建院过程中,所用时间和精力,有目共睹,他还捐助大额银两,经办事迹历历在目。他不仅要对清廷高级官吏和中外捐助人负责,还要把它建成符合宗旨和章程的格致书院。然而傅兰雅却诽谤徐寿任用无知之徒和天资低下的人来管理书院那是蒙羞自己。虽然傅兰雅是一位译员、翻译家。若与在声学、光学、弹道学和量热学完成出色研究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相比,则是门外汉;若与他们在制枪造炮、造船、造舰、造蒸汽机等科技领域相比,则是外行人。从其所言,无知之徒,天资低下者,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者,应当不是华蘅芳等,那是非此即彼了。但是徐寿不一样,他禀呈书院章程六条,受到清廷高官的核准和支持。他不能篡改书院宗旨和章程,刻意为西方商品创造商机和创造利润。

就徐建寅而言,1879年奉旨赴德,派充二等参赞,考察、考查德、英、法、俄、比利时等国100多家工矿企事业、200多项制造工艺技术。

1885年,徐建寅在格致书院,早已学贯中西,阅历海外,他的阅历和资历,早已高于西董了。他目睹西董违反西方文明准则和价值观,背离建院初衷,玩弄控制书院之术,自然感到不快。他虽力图推进书院工作,却遭到傅兰雅的百般阻拦称,“他在院内站稳脚跟之后,即开始花钱。先在书院入口处增添了一堵带铁门和栏杆的墙。”以及西董莫明其妙一致性的排挤。所以徐建寅目睹如此局面,告别书院,离沪赴宁督办金陵机器局也是原因之一。

就第四次报告程序合法性而言,现在来考查一番。对此必须了解凡是董事会议活动的几个要素:

董事会内董事有确实人数;凡召开董事会议,出席董事必须超过半数;董事会议决议、文件、报告等均由出席董事表决,过半数票同意。

格致书院董事会议纪要(1885年6月10日)载《父子研究》第245页称:

出席:丹文、杜德维(E.B.Driur)、傅兰雅、唐景星、黄春甫。出席共五人,洋董三人,华董二人。丹文任主席,徐祝三列席。

缺席:王蓂阶、徐仲虎、华若汀、唐茂生、钟发丁(音译)共五人。

会议“确认增加好博逊、瞿理思·贾德、J·恒宁生为董事”。即增加西方新董事四人。董事会议上表明出席董事和缺席董事相等。再观董事会操盘手清一色的西方董事的表演。

格致书院董事会议(1885年7月1日),载《父子研究》,第246页称:

出席:丹文、杜德维、瞿理思、贾德、恒宁生、傅兰雅、徐保家(注,徐家保)先生发现徐仲虎先生事先与其他中国董事商定不出席此会,即退席。

“会议宣读并签署了上次会议(6月10日)的记要,其中包括第四次报告和书院新的规章制度,会议要求名誉秘书尽速将上述三个文件交外文报纸刊登,并将其中译本交中文报纸刊登。”

依据中西方董事名额对等的原则。文中表明,中方董事全部缺席抵制召开本次董事会议,当出席人数未过半数,不符合程序原则,理应属无效。更何况董事钟发丁(音)、好博逊两人缺席。实际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人数六人,合占董事总数十六分之六(37.5%)。试问,这是什么类型的董事会,不择手段到如此地步,难道董事会议成为傅兰雅秘书的私家商铺。无论按照西方国家文明或是价值观,还是中国人角度审视,本次董事会议均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可以说,这种不伦不类的董事会议得以屡次召开,无疑是傅兰雅策划的殖民地模式的一种类型。傅兰雅如此娴熟的操盘,也许其在国内学过此类课程。这类违反董事会议程序会得以举行,也显示了西方殖民者、浪人、少数传教士等对当地公众财物和权益的蔑视和侵害。也许过于殖民化的做法,所以傅兰雅的第四次报告,没有在外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上刊登。英文《北华捷报》印成单行本收入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院大学图书馆傅兰雅档案杂卷第五卷。当然,《北华捷报》没有客观、公正地把第四次报告和会议主题及1885年7月1日格致书院董事会议记要,一同收录其中。其用心不言而喻,混淆历史事实。这是殖民主义者惯用伎俩,也是秉性难改的又一例证。

《北华捷报》此种偷鸡摸狗的做法,难免造成不明历史真相者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为了以正视听和澄清事实,应当是上海格致书院第四次报告与书院董事会无关,充其量是傅兰雅个人说辞,仅此而矣。

综观格致书院创办,从麦华陀、傅兰雅倡议办阅览室和工业技术院校起,徐寿、徐建寅着力募捐建院基金。傅兰雅在书院第三次报告中承认,“十分之九的捐款是在徐先生努力下获得的。”报告接着又说,“此后,他曾集资近7000两银子,用以偿还全部债务”。

但是,中西双方捐助资金不等比的投入,在格致书院董事会和董事名额分配比例上,却没有体现出来。即董事会内主席、秘书、司库三要职,全由西方董事独占,却与募集基金投入占百分之九十的中方无缘。尽管西方董事募集基金投入只占百分之十,却占有董事份额的半数。这是中方的一个失误,如果在书院购地、建造之际,在中方募集大量基金之时,中方提出设立格致书院董事会章程,就董事会的产生、运作、选举、表决等事项作出规定,又如对董事会主席、秘书、司库的产生、职能、任期、以及董事类别(捐助人与非捐助人)的名额分配等等有所规定,那末,格致书院的发展会顺利和宏大得多。这与中方董事的科学家、绅士对西方殖民者、传教士等过于信赖也是一个原因。

其次,傅兰雅于1875~1897年在书院董事会任秘书长达23年之久。他在格致书院报告中,还几次表明,“一般应逐渐地由董事会内的中国董事和赞助的人来掌管”。格致书院第四次董事会议记录中,“有设院原意,欲西人倡首,华人合办,俟事有成,院能自立,再全让华人全管等语。”

但是直到1897年,傅兰雅赴美定居,西方董事掌管书院的局面没有改变。这是傅兰雅食言的自我写照。

再观傅兰雅离职之后的表现。尽管格致章程六条规定不传教,尽管傅兰雅已经离华8年了。然而傅兰雅欲图布道会和格致书院合并而现身。

毕乃德,《上海格致书院:向中国人传布西方科学的尝试》,载《父子研究》,第462页称:

“1904年6月,趁傅兰雅访问上海之际,格致书院与尚贤堂(注,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办,作为中国高等人士的布道会,1903年在上海正式成立,与格致书院合并不成),就合并问题举行谈判,后者在1904年上半年为了发展中国人入学,租借了格致书院的教室。但谈判未达成协议。”对此,格致书院董事会前秘书,也徒呼奈何了。于是在书院传教未成。

再观西方董事强加给格致书院的租借合同实属一个荒唐的骗局。尽管傅兰雅告别格致书院已经15年了,可是他却在导演此局中,令人费解。1911年7月5日,合同规定,格致书院整体全部租借给英租界工部局的合同,年租金每年一元。租期六十年。合同规定,将书院房屋地亩九亩七分五厘五毫,以及书院现金一万六千元,以及书院一切权利等项交出给租户,这项荒唐离奇的租借合同,为担文、傅兰雅等西董出丑。

《租借合同》,载《格致书院校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称:

“立租契合同。格致书院董事(担文律师、傅兰雅博士、教士李提摩太、史医生、贾福来工程师、法陆士君、古柏律师、徐祝三、赵学南、汪晓村、聂其杰、马相伯、李平书、王一亭等),即契内所载‘租主’(二字均系包括嗣后或随时充当董事者而言)今与寓沪西人工部公局,即契内所载‘租户’(二字均系包括嗣后或随时接办寓沪西人工部公局者而言),立租契合同,按照以下开明规约条款,……议定将该房屋、地亩等件,租给租户为业。租主立定此项租契合同之时,业已将银元一万六千元交与租户收领,……以六十年为期,租户应付租银,自一千九百十三年正月一日起,每年付银元一元”。

然而,这份西方董事精心制作的以租借为名、实是骗局的格致书院合同,遭到中方董事的反对和拒绝。

《格致书院华董致西董函》,载《格致书院校史稿》,第132页称:

“昨阅所订格致书院出租草合同,殊感诧异。合同所载弟等名字,查弟等历次与贵董事商量,因古柏先生欲将书院基地一亩另租与工部局之事,尚未定妥,岂有肯将书院房屋及基地八、九亩及存款一万余金,全数租给与租户之理?弟等决不能承认。”函中又说,“查格致书院第四会议记录,自光绪九年起至光绪十一年止,中有设书院原意,欲西人倡首,华人合办,院能自立,再渐让华人全管等语。”函中又接着说,“当时何等慎重,现在岂可轻轻一议,华董中之赞成者不过聂云台一人,骤拟此草合同,名为租借,实为放弃,岂不负墨领及中国各大宪、绅商捐资之美意,而大悖设立章程之规则乎?”函中接着说,“后因基地道契抵押于汇丰银行,由徐雪村先生将华人捐助博物院之洋五千元,并自添银千两,将道契赎回。”函中又说,“弟等愚见,以为书院本非难办之事。现学堂林立,蒸蒸日上,皆起于格致书院之后。而本院首先创立,反致望尘莫及者,推原其故,皆由于甫经成立,徐雪村先生不久去世,后由西董主持,而西董中或则公事匆匆;或业商行,绝少余暇;或所托非人,以致因循坐误。又华董等,以西人为我华人首先起意,亦难十分争执,由是因循三十余年。”函中明确表达华董的立场,书院原意为华人所设,应由华董管理,同时又明白指出,西董主持书院三十余年,经营管理不善,“所托非人”,然而,傅兰雅并未引咎辞职。

再说,书院中的华董聂云台,则背叛华董的责任和义务,欲弃送书院权益和财产,此等为卑劣小人也。

由此可以看到,格致书院租借合同之荒唐离奇,实属罕见。丹文和傅兰雅等已经到达如此巧取豪夺中方财富的地步。租期六十年,年租金每年壹元。然而,1878年2月,英国人提出,要由清政府担保贷款给格致书院建设展览馆的年息为百分之七。试问,书院一万六千元存款年息为数百银元,全部送给洋人租户吗?那末在同等条件下,为何不把书院租借出资占百之九十的中国人经营管理呢?尽管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会议规定格致书院要交华董管理,傅兰雅在书院第三次报告中,都有同样的表达,对此,董事会秘书早已抛弃了自己履行董事会决议职责,这不是他的遗忘,而是刻意设定的骗局。

租借合同,其中原因,除了西董贪婪书院财富十多万金外,还妄图把书院永远作为西董的据点和领地及金库,再延续租期六十年的倍数。须知道,书院租借合同,则是如法炮制类同操弄书院之术的再版。

所以从书院建造和经营四十年的事例统计和比照中,尽管傅兰雅在书院任秘书长达23年,清楚地看到西方董事做些什么工作。但是建院捐助人要求是履行书院章程六条的事例、事迹和业迹,而不是所谓傅兰雅最重要。

《格致书院志略》,第90页称:

“格致书院经营先后有三位灵魂人物,而傅兰雅、徐寿、王韬三人中尤以傅兰雅为最重要,始终从事其事,致力最勤,用心最专,贡献最大”。此说没有史料存在也未见求证,实在令人费解,却有难免造成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为了以正视听,以明历史真相,理应给予澄清。

综观上述史料:应当是傅兰雅在格致书院董事会任职了23年秘书一职,并不称职。也就是书院西方董事主事“所托非人,以致因循坐误,……由是因循卅十余年。”

四、结语

在那个年代,自从西方人在中国获得扩大西方影响的立足点,此后,半个世纪以来,大多数在华的洋人,首先关心的事是扩大商业机遇和传布西方宗教。

这类人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有利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开拓,达到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在那个殖民主义猖獗的年代,西方冒险家、殖民主义分子、商人、传教士等蜂涌来华。他们为着各自的目的,施展各自的伎俩和影响,寻觅、采集当地资源和财富,达到开拓西方商品市场之目的。

在传教士中,固然不乏为宗教信仰布道的人,但他们中有不少为谋求私利或为殖民主义而谋求利益的人。他们那种有恃无恐、不可一世的行径是有目共睹的,也实在令人作呕。当然,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但回眸往事,人们的心情仍然是很沉重的。

纵观中西方董事创办格致书院,他们的动机、目的各不相同。诚然,格致书院的成立,客观上起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也推动了中国人以科学技术为重点,了解西方文化,也促进了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国第一所科技学堂。

格致书院创办成功,是十九世纪中国学界的大事。然而,西方董事对书院惯用责难、操弄、控制之术。殖民者的理念表达出,你出力,我掌管,你方出资,我主事的恶习。重读这段被人忽视的历史,对他们的赞美和颂扬之言,则难以认同。

徐寿、徐建寅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1999年,上海格致中学为徐寿建立铜像,2005年又为徐寿建立了全身铜像。它表达人们对徐寿、徐建寅父子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

(作者单位:中国电力投资公司高级培训中心)

参考文献:

(1)汪广仁等,《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寿父子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2)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3)张志敏、王丽萍,《格致校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4)王赓唐,《徐寿、徐建寅传论》,作家出版社,2001年

(5)徐泓,《徐寿、徐建寅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引进》,《出版史料》,2008年,NO.1

(6)徐泓,《曾祖父徐建寅生平事略》,《无锡史志》,2006年,NO.5

(7)徐泓,《近代科学家徐寿生平事略》,《上海志鉴》,2006年,NO.4

(8)徐泓,《高祖父徐寿铜像暨徐寿研究会建立始末》,《无锡史志》,2005,NO.6.7

(9)徐泓,《徐建寅与中国近代渊源》,《航海2008年》,NO.4

(10)徐泓,《中国军事工业、机械业和化学工业起源——江南制造总局》,《江南集团技术》,2008年,N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