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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志书质量若干问题的思考--刘其奎教授访谈录(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9/11/13

编者按:日前,本刊编辑就志书质量的若干问题采访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刘其奎教授。刘教授在职期间于市志办分管修志工作,并任《上海通志》副总纂,还亲自参与了近百部上海专志和十二部区志的编纂指导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修志经验。退休后,他十分关注第二轮的修志工作,近年在方志和历史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见地的修志、学术文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如何提高和保证志书的编纂质量,是各级修志机构二轮修志面临的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作为学术问题很有研究探讨的必要。本刊向来提倡方志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本期特发表刘其奎教授有关志书质量问题的访谈,以期引起修志同仁对志书质量问题的思考。

 

编辑:志书质量是地方志工作的生命,编修地方志必须千方百计、克服重重困难,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保证志书的质量。有关志书质量方面的问题,请刘教授谈谈您的想法。

刘教授:近日,我仔细拜读了贵刊转载的国务委员刘延东、中指组组长陈奎元、中指组副组长朱佳木三位领导在2008年11月6日全国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他们都突出强调在第二轮修志工作中要确保志书的质量。刘延东同志指出:“要继续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继续以科学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始终把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努力编修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作。”

陈奎元同志指出:“志书质量是一个综合体系,涉及方志理论和编纂实践的许多方面,指导思想是否正确,体例是否科学,内容是否全面,记述是否准确,时代和地域特色是否鲜明,资料是否翔实,文风是否端正。要坚持质量第一,进度服从质量,严把资料关、体例关、史实关、保密关、审核关。要从地方志价值和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作为地方志工作头等重要大事来抓。”

朱佳木同志在报告中总结了七年来的工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存在的四个不足,“对志书质量重视程度还不够高,以致有的地方忽视对首轮修志经验教训的总结,志稿编纂粗糙,审查验收不严却又急于出书,使志书在篇章设计、史实核准、内容安排、体例要求、文字表述等方面都留有不同程度的遗憾,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当前方志界一个带倾向的问题,即急于出书。据统计,目前出版的二轮志书至少已有370多部,其质量虽不能说都不高,但可以说对质量的评价标准普遍不高。今后五年要在提高志书质量上下功夫,下狠功夫,做到二轮修志又好又快。”

我在职期间参加过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到会领导虽也强调编修志书的质量,但没有像四次会议这样强调得那么高,问题提得那么尖锐,把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作为地方志工作的头等重要大事,并指出已出版志书存在的种种问题。

编辑:您在职期间分管市志办修志业务工作,指导过上百部区志、专业志的编纂工作,退休后又参与过本市二轮部分志书的评议、评审工作,首轮和二轮已出志书相比较,二轮已出志书质量如何?

刘教授:朱佳木同志在报告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目前出版的二轮志书已有370多部,其质量虽然不能说都不高,但可以说对质量的评价标准普遍不高。”显然,评价的标准普遍不高,那么已出的370多部志书的质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2003年退休后,我参加过上海市黄浦、南市、静安、普陀、宝山、杨浦等区志续志及金山、青浦县志续志和上海高等教育志等志稿的评议、审定工作。除了屈指可数的极少数志稿可以称为上乘之作外,其余绝大多数志稿质量不怎么理想,在我的印象中还没有一部志稿称得上精品佳作。我认为二轮已出版的志书从总体上看不如首轮出版的志书质量高。

编辑:您认为二轮已出版的志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如何改正?

刘教授:从我参加评议、评审的志稿来看,有下列诸多问题需要注意改正,首先我要说的是篇目框架设计不够科学合理:

一是篇目的框架设计得过大、过细,因而造成章、节、目的内容单薄、空洞无实际内容。有的章下无节,不能成章;有的节只有一二百字,有的目只有几十个字,不能成节成目。总之,内容撑不起框架,整体上看很不协调。

二是框架结构不是以类相聚、分类记述,而是以时期分段记述。有一部教育志记述教学、教师、学生、社团等内容,分为清末、民国、建国后三大历史时期。整部志稿看起来像一部教育发展史,而不像教育志。

三是分类不科学,节目的标题与正文内容不一致。如有的志稿市政水政管理应放入市政管理章去记述,而放入城市建筑行业章去记;陆上运输管理应放入交通运输章记述,而放入城市建设管理章去记;再如外来人口管理应放入公安编人口管理章,而放入了社会综合治理章去记,等等。相当多的志稿节目的标题与正文记述的内容不一致,如节的标题是文化资源,正文记的是文化团体活动;有的介绍集团公司,节下目的标题为结构调整与经济运行,其正文记述的内容是发展出口贸易,等等,举不胜举。

四是概述网络不规范。一般说来,一部完整的志稿,全书有总述,编(篇)下有概述,章下有无题小序。但有的志稿编(篇)下没有概述,设了个沿革章,其实可以改为概述;有的章下的小序有几千字,似嫌太长,可改为沿革节,还有的节下有大段文字,似小序,没有必要,很不规范。

五是升格不适当、不科学。升格是突出反映一个地域内或一个专业行业内特色的一种手段。升格要科学、准确,升格的内容要视事物的特点、地位,摆得恰当。如上轮上海已出版的区志把某些对区情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的重要事物升格为篇。例如静安的古寺、闸北的上海火车站、南市的老城厢、卢湾的革命史迹等,二轮续志杨浦区志把五角场副中心升格为篇,放在显著的位置都是准确、科学、合理的。但该志在教育编之后又设了一编高等院校,我认为可以商榷。诚然,杨浦区境内有十多所高等院校,杨浦区志要记的重点是这些院校对杨浦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而不是记述这些院校自身的状况,因为各院校都在编校(院)志,上海教委还组织编写上海高等教育志。人们要了解这些院校的情况,查阅各校的校(院)志和上海的高教志就可以了,不会去查阅杨浦区志。我意在杨浦区志教育编下设一章高校简介就可以了,将高等院校升格为编值得商榷。

六是几大部类的排列次序,不必强求一律。志书的篇目(指记述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志书)一般分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五大部类。排列次序,谁在先谁在后要根据地情特点,按重轻次序排列,不必强求一律。有的认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把经济部类置前,这恐怕不能机械地理解。因为各地区的情况多种多样,发展的基础、内容、速度、优势各不相同。如上轮的静安区志是将静安古寺作为开头第一篇,因为静安古寺的兴建与发展,带动了商业、文化、交通、社会的发展,才有静安区境内的经济、文化、社会繁荣,所以将静安古寺升格为篇并且置于篇首,故在志稿评审时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是适当的。再如海南省是个生态省,重点是发展旅游业,海南省志把旅游业置于优先的地位也是合乎志书规范的。还有某些畜牧地区的县市、沿海地区某些以渔业为主的县市,如编纂志书把畜牧业、渔业置于篇首也是理所当然的。

七是志稿的标题多用动态性的长句,趋于年鉴化。我接触到的不少志稿,章、节、目的标题多用动态性的长句,不像志书,更像年鉴。如在章节目标题中大量使用形成、发展、加大、组建、实行、实施、推进、加强、探索、涌现等等动词。目或目下的子目多用动态性的有形容词的长句,如涌现大批现代商业服务业业态;黄浦江岸线段综合开发拉开腾飞的弓弦等等。志书的标题一般用静态性名词或词组,要简单明了,标意准确。志与鉴不能混淆,志有志的规范,鉴有鉴的规定,特别是在章、节、目的标题上不能鉴冠志戴。

编辑:以上您谈了关于篇目框架设计中的种种问题,据我了解二轮出版的志书在资料的选择和录用上问题也不少。

刘教授:是的,我要谈的第二方面是关于资料的选录和运用。胡乔木同志生前曾指出:“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文献”,《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定性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文献”,这都是很正确的。二千多年来地方志的发展和应用实践也充分证明资料性是地方志书的本质属性。地方志是资料文献现在已形成方志界的共识,但以资料性来衡量已出版的二轮志书或正在编纂的志稿,我觉得最大的不足是在资料的选录运用上不够系统、全面、真实:

一是在资料的选择录用上,没有下苦功夫去挖掘、筛选、提炼、考订。有的志稿大量使用文书档案资料或从网络上下载的资料。这些资料不是不能用,但有很大的局限性、时限性。因为这些资料多是在工作运作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统计数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年初、年中、年终三个数据是不相同的,地方志作为资料文献,一定要采用年终经过提炼、考订、核实的资料。

还有一般志稿,如区志、县志都是区、县下属各部门撰写的初稿,是众手成志。显然,由于撰写初稿的人员理论水平、业务能力、文字功力以及对所属部门的情况熟悉了解的程度不一样,初稿的质量也会差别很大。如果区县地方志机构总纂时不去下功夫考订、审核、补充、修改,而马虎浮躁,匆匆总纂成稿,最后拿出来评议的志稿质量怎么会高呢!据我参加评议、审定某些志稿的感受,这种情况所在都有。我曾问过市档案馆和某些区档案馆的领导,现在方志系统去市、区档案馆查阅资料的人员情况怎样,答曰了了,而上轮修志人员去档案馆查资的人员可称作络绎不绝。我和老修志工作者谈及此,常常仰天长叹!

二是记述事类缺乏反映实态性的资料。如记述民族宗教大量内容是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民族宗教所做的工作,缺少民族宗教本身实态性的资料,如少数民族从业情况、经济状况、教育文化情况、人口变动情况等。记述宗教主要是记教堂、寺庵的地址、规模、主持人介绍等,关于宗教本身的教规、教义、仪式、活动等均空缺不记。再如记经济实体企业集团、公司等,按志书规范要求,应记述经济实体创建的时间、地点、创办人、注册资金、主要产品、设备状况、经营管理、年销售额、利税创收等。但多数志稿记述缺少反应经济实体本质内容的产品、经营、年销售额、利税创收等情况。而记述文字不少是宣传性的广告语,如企业公司地址、门牌号码、电话邮编以及企业公司的经理、负责人等。特别是记述某些部门、单位,如银行、保险公司某些内容以保密(其实某些不属保密的内容)为借口,不给提供。最突出困难的是记述某些外资、合资企业,更借口数字不能外传,不予提供。所以相当多的志稿,记述外资、合资企业,内容空洞无物,不少是宣传性的广告语,很少有存史价值。

三是记述的内容较空洞,存史价值不高。如大事记记述会议、会次特别多,人大、政协每年有例会,中间还有届次会议。其记述内容多是谁主持、谁作报告、通过什么决议等,很少实质性内容。如一部志稿记区委届次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全区党组织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克服困难,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全是空话,无存史价值。记述会议,主要是记述党和政府对某一地域内(区、县、市)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有哪些重大作用的内容,如党和政府重大决策、重要举措以及重大人事变动等。

记述政治部类,如中共、人大、政府、政协及民主党派等内容,大量的是记述工作,其内容冗长,过程繁琐,较多的大话、套话。首轮已出版的志书和二轮已出的志书,就我参加编纂实践和评议、审定的感受而言,志书政治部类的记述不够理想。其共同性弊病是记述事类的背景过长,记工作的过程过细,记会议过多内容空泛,引述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过多,行文中大话、套话、空话不少。总的感觉是述而不精,存史价值不高。这一课题作为学术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的必要,我期望不久的将来,这方面能有精品佳作问世。

四是溢美和讳过。我参加评议和审定的多数志稿,讲成绩一路莺歌燕舞,讲问题讳疾忌医。多数志稿在总述中大讲发展和政绩,不讲问题、不足和失误。其原因是怕领导不高兴,顾虑志稿通不过。几乎带普遍性的问题是记述国企改革只一句话带过: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企业实行体制改革,改制为某某集团、某某公司。至于为什么要改,怎样改的,改制后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增值还是流失,则看不到下文。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曲折的,很少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都是在克服困难、避免失误、解决问题中前进的。我国历届党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总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难道一个区或县在前进中就没有困难和问题了吗?

志书要全面、系统、真实反映一个地域内的历史和现状,真实、准确是志书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不满意的三件大事房改、医改、教改,情况到底如何,在我们的地方志书中没有如实的、全面的、系统的记述。我曾经在多次志稿评议、审定中提出,区、县志编纂应作些细致的调查,房地产篇(章)应把历年房价列表记述,卫生篇应把医改历年个人付费、药价变化列表记述,教育篇教改中人民群众反映负担重,读不起书,历年各类学校收费情况应列表记述。志书真实地记述了这些数据,它可以起到为历届执政者资治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存史价值。可叹的是,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哪一步志书如实记述了房改、医改、教改的统计数据。

五是交叉重复的内容过多。我所接触的志书交叉重复比较普遍:如概述和总述、概述和无题小序内容重复较多;介绍企业集团、公司等实体,在商业布局和行业选介中往往重复记述;有的志稿“治安综合治理”,中共篇记了,公安司法篇再记;有的正文中文字记述得相当详细,后面列表再记;介绍人物,同一个人物有多项头衔,分多章记述,内容完全重复;还有大事记与正文重复,如记某领导人视察,大事记已很详细,正文中再记造成重复。志书中某些内容交叉,是允许的,客观上难以避免,但文字内容重复是不行的。记述时如果出现内容交叉,可采取两处同记,但侧重点不同或者设参见条的办法解决。

六是记述内容政治意味过浓,是不可取的。胡乔木同志生前讲过:“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从我所看到的新编地方志中,我感到存在着这个问题。”首轮修志存在着这一问题,二轮修志已出的志书仍然存在着这一问题。如相当多的志书,大话、套话、空话特多,一部志稿记述党的会议,把大段的套话录于志稿之中:“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清形势、坚定信念、抓住机遇、齐心协力,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争取两个文明建设新成果”。有一部志稿,为了突显境内高校的优势,用极具宣传色彩的广告语,作为小标题:“历史悠久,地位重要;规模宏大,学科齐全;师资优秀,力量雄厚;设施完备,环境优美;国际交流,日趋广泛;注重质量,成效显著”,这些夸张性的广告语,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还有的专记没有具体的实质性内容,记的是领导人的所谓核心理念,体裁是论说体,空话、虚话特别多,与整部志稿很不协调。

七是篇幅过长。一般的区、县志都在200万字上下,多的达到230几万字。二轮修志,上限大多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限止于2003年前后,志稿跨度大致在十年左右。志稿所以冗长,究其原因最为重要的是资料选录不精,真正有存史价值的资料缺少,无存史价值的资料录用过多。再就是上面提到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记述较多;有的表格设置不当,占用篇幅;大事记内容繁杂不精;政治、文化等部类记述工作过程过细,记会议的内容空泛;行文文风不够端正,大话、套话、空话、虚话、假话等属于水分的内容还比较多。

有的修志工作者反映,出版志书参加编纂人员的稿酬是以字数多少来计算的,字数越多稿酬越多,这也是志书篇幅膨胀的一大因素。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邹逸麟教授在一次评稿会上指出,志书的质量高低,不是以字数多少来评判的,他认为编纂志书应实行包干制,也就是编纂出版一部志书总体上给多少钱,一包到底,不以字数多少计稿酬。我赞成邹逸麟教授的观点,要想办法,采取措施,控制志稿越修越长。

八是编纂志书必须先编资料长编,并且作为制度规定下来。我经常听到,某些专家、学者对现在出版的志书资料的可靠性存有质疑。他们认为作学术研究,要引用方志的资料作些考证,既没注明出处,又无资料长编查考,那么志书存史的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这些专家的话,对我触动很大。首轮修志时,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曾规定,编纂地方志书要先编好资料长编,志稿交付验收出版时要交付资料长编稿。但这一规定因种种原因没有严格执行,只有少数地方志机构,如上海财政局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粮食局地方志办公室等部门执行了这一规定,编出《上海财政税务志资料长编》(400万字)、《上海粮食志资料长编》(600万字),还有部分区志办编出长编初稿,存放于区档案局,没有付印成书。这是修志工作的一大失误,作为教训也可以说是我从事地方志工作一大遗憾。

修志工作者都知道,编写资料长编,是编纂地方志书的基础和前提。资料长编所收集的资料再经过筛选、提炼、梳理,然后按志书的科学的规范要求,将资料长编中的某些资料收录到志书之中,成为志书的血肉。犹如建造大厦,桩基打得牢,大厦才能坚固。再者,资料长编为入志资料提供查找、考订、核实的依据,确保志书可用可信的真实性,极大地提高和增强了志书的存史价值,使方志界和社会科学界某些专家学者利用方志研究地情解除了种种疑虑。我认为二轮修志要确保志书的质量,必须先编资料长编,并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下来。

编辑: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浮躁、趋时之风,在某些高等学府和社科研究单位,出现了种种抄袭、剽窃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方志界是否也存在这种不正之风。要确保二轮修志各类志书的质量,除了需要克服志书编纂中的种种问题之外,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哪些问题要解决?

刘教授:是的。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确实存在着种种学术腐败现象。而在我们方志界浮躁、趋时现象也确实存在。如在二轮修志中某些单位编纂的志书粗制滥造不符合志书的要求,要急于出书。某些方志论著,打着所谓“创新”的旗号搞什么创新。有的志者否定前人概括的“六字功能”,提出“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必须坚持‘五个为主’的原则,即以服务人民为主,以服务当代为主,以服务本地为主,以服务经济为主,以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主。”“丰富与拓展地方志的服务内容,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板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个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做到‘六个服务’,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服务,为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服务,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这里玩弄的“四、三、二、一、六”文字游戏,几乎全部是从党和政府的文件抄来的,要地方志全方位、全覆盖“服务”。还有的论著武断地提出:“地方志是一种文化产业,方志发展已呈产业化趋势”,“方志具有市场,具有可开发性”,“发展方志文化产业切实可行”。还有的急功近利,想把地方志和其他媒体如报纸、期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一样,立竿见影,不适当地夸大读志用志的宣传作用,等等,这些都是方志界浮躁、趋时的种种表现。要提高二轮志书的质量,必须克服浮躁、趋时之风,潜心、安心、静心,下苦功夫、下大功夫编纂志书,才能确保志书的质量。

编纂地方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实施、专家参与的修志体制,做到李铁映同志提出的五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

领导重视是方志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上海市第一轮修志已出版的志书大家俗称一纲三目:一部《上海通志》、10部县志、12部区志、120余部专业志,总体质量不错,较好地完成了第一轮修志工作,究其原因首要的是得益于领导的重视。1987年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后来成为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指导方针。其后第二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朱镕基市长到会讲话,第三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到会讲话,第四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黄菊市长到会讲话,第五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会议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到会讲话。遗憾的是,第五次会议是1994年开的,至今(2009年)十五年没开过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创全国全市历史之最。上海市第二轮修志因为编纂委员会不能如期召开,有关第二轮修志的规划、规定等迟迟不能出台,工作难以启动。

说到领导我不能不说长官意志对志书质量的影响。我们的某些领导不了解、不理解修志,但为了显示领导的政绩,往往限定领导任期届满时志书必须出版。岂不知,编纂志书的周期和领导任期的届别是不能同步的,领导届满而志书并不一定编纂出版。编纂一部上百万字的志书,它是一项浩繁、费时的文化工程,它不是写总结报告、工作汇报、资料汇编,它是一部完整、系统、真实地记述一地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的资料文献,是一部科学的资料著述。以往的编纂实践证明,没有五年以上的时间是完不成的。成就一部高质量的志书一定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二轮修志还必须向各级领导宣传修志的意义和编纂志书的规范,让他们进一步认识江泽民同志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时讲的一句重要的话:“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把修志工作当做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

要确保二轮修志的质量,还应认清地方志机构的性质。我一直认为地方志机构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学术研究部门,它不是宣传部、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要围绕党的中心开展宣传工作。地方志机构不能够如某些志家所提出的一切为现实需要服务、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修志,那样修出来的不是志,而是《时事手册》、《工作汇编》。著名的史学大家唐振常先生生前曾多次告诫史学研究者:“搞历史研究的人绝不能‘跟风’,不能今天一个‘调’,明天一个‘谱’”。同样,编修地方志绝不能浮躁、跟风。地方志机构除担负指导所属的系统、部门修志之外,应把修志作为第一要务,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地方志编纂工作及其研究上。胡乔木同志生前曾告诫修志人员:“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据我了解,现在不少地方志机构趋于行政化,修志业务人员不研究志书编纂和修志理论,而忙于开会、应酬、不务正业,这种状况怎能确保志书质量呢!

再从地方志机构人员结构看,调配来的领导人员多数是即将退休的行政干部,其他部门不好安排,到地方志机构过渡几年,方志业务还没入门就要退休了。地方志机构领导人员严重缺乏具有一定理论水平而又懂修志业务的大学文史毕业的人员。修志机构的人员组成,不少志办是行政办事员多于修志业务人员。我认为,各级修志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调配志办机构的领导人员,要选拔懂修志业务工作的人员作为领导的主干,地方志机构人员的组成,应该是修志业务人员多于行政办事人员。因为地方志机构人员不多,行政办事人员一人多担负几项行政事务是完全可能的。新进入志办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还需要进行修志业务培训方可胜任修志工作。

要确保二轮修志质量,要下大力气培养和选拔能够胜任总揽编纂工作的主编(不是挂名的)、总纂、主笔人员。我所参加评议、审定的多部志书,所以会出现种种缺失和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缺少称职的总纂人员,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抓紧、抓好。上轮参与修志的离退休老同志及在职的中青年业务人员很多人是了解修志、热心修志,且又具有一定理论修养、熟悉地情的挑大梁人员担任主编、总纂、主笔。这方面的经验不能丢。

我一直认为,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所有人员,要认清自己的职责,要具有耐得住寂寞、默默无闻、不图名利、不辞辛劳、无私奉献的精神。要研究修志学术理论,编纂各类志书,还应该树立好的学术风气,从修志的实践中,我觉得方志工作者必须树立三气,即: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志气;不媚俗、不趋时、不降志的骨气;不唯书、不唯上、敢讲真话的勇气。

要确保二轮修志的质量,必须聘请专家、学者参与指导。上海市在第一轮修志过程中,老主任钟民同志以“聘集夙儒名贤”参与修志的战略眼光,聘请著名学者、文史耆宿谭其骧、王元化、赵超构、徐铸成、罗竹凤、陈虞孙、唐振常、陈旭麓、吴泽等以及一批中年学者为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顾问,指导上海修志工作。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成立后,与复旦大学等单位发起成立上海研究中心,先后举办过两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学术研究与修志实际相结合,加深对市情的认识,推动了上海的修志工作。上海研究中心与市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编纂出版《上海研究论丛》,时至今日已出版近二十集。这本集子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深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

上海上轮编纂的县志、区志、专业志以及《上海通志》等多部志书都聘请专家、学者作顾问,其中不少顾问从篇目设计、志稿编写、分篇合龙直至整体总纂都参与其中。还有的专家、学者承担难度大的篇章的撰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在十部县志编纂中,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地理变迁、建置沿革等,他都提出诸多精辟、科学的见解,纠正了旧志记述中大量的错误。

在我从事地方志编纂十多年的工作中,总感到方志界的某些领导和修志人员中存有轻视或排斥修志专家和学者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的省市志办的领导提出“修志的专家只存在于方志界”,不承认方志界之外其他学术领域有修志专家。二轮修志启动后,有的修志工作者认为,修志专家参与修志会给志界带来麻烦,干扰修志。我认为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应该纠正。要知道,老的修志专家,潜心于方志学研究,在方志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某些从事文学、历史、地理等诸学科研究的学者,有很深厚的理论和知识底蕴,他们的参与可以纠正志书编纂中某些年轻学者发现不了的种种错误,使志书更加真实可信,质量得以保证。那种轻视和排斥修志专家的想法、看法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上海市志办一轮修志中重视和发挥修志专家的作用的种种做法应该继续发扬。

要确保二轮修志的质量,还必须严把评审关。在第一轮修志中,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始终坚持“一评、二审、三验收”的评审制度,并严格执行。上海一轮出版的各类志书,总体质量不错,一般都能达到指导思想正确,篇目框架基本合理,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通顺规范流畅,反映地情和专业的特色鲜明,均属合格产品,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上乘之作,少量堪称精品佳作。“一评、二审、三验收”三关,都请专家、学者参与,评审的水平较高,因而志书的质量相对有保证。不合格的志稿绝不放行。我记得,有一部《上海侨务志》,原稿只有17万字,送市志办审查。我翻阅全志,内容单薄、框架、结构、体例、文字等都不合乎志的规范。尤其突出的是记述的内容不能反映上海侨务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属不合格志稿。后来我亲自登门拜访市侨办主任,详细指明志稿存在的问题,要推倒重来。侨办主任接受了市志办的意见,重新搭班子,充实修志业务人员,后经两年多的修订编纂,成功了50多万字的志稿,后经市级评审验收通过出版,在全市志书评奖时,荣获三等奖。

我认为,二轮修志仍要严格评审制度,市志办验收的闸门不能随意放行。有的志稿经评议审定后并未认真修改,不能碍于情面验收放行准予出版。如果下属单位坚持要自行出版,不能用《×志》的名称,只能以《×志稿》的名义出版,排除志书序列之外,而且参与评议的人员一律不能在书的末页署名。

应贵刊之邀,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这只是个人之言,竭诚欢迎方志界的同仁批评指正。

编辑:谢谢刘教授接受本刊采访,所讲述的关于志书质量的种种意见,可以启发志界同仁的思考,对于确保二轮志书的质量大有裨益。(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