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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志书应具科学的程式--读《云翔寺志》有感(王继杰 ) 2010/05/12

王继杰

云翔寺,上海吴淞江北名寺古刹,历史文化名镇南翔因之得名成市。慧禅法师主编的《云翔寺志》(下简称《寺志》),凡40万言,资料宏富,图文并茂,展示云翔寺历史风云,列入南翔古镇文化书系,名至实归,若以《寺志》为基础,衍生开发文化产品,如《名人与云翔寺》、《云翔寺碑刻》等,当非难事。执行主编许洪新先生病后行动不便,仍广征博采,严密考证,还云翔寺历史本来面目,对上海地区佛教史研究极有价值。更难得的是,许先生不拘泥于以往新方志编纂一般程式,以《寺志》编纂为“实验田”,孜孜探索志书处理资料的科学方法,可敬可佩。

概而述之,《寺志》采用下列方法处理资料:

一、夹注资料出处。

如《寺志》10页大事记:“唐开成四年(839)僧行齐来此地建立精舍,阐扬佛法。时名不详,是为云翔寺开山之始”条,夹注“《吴地记·后集》、明洪武《苏州府志》、尊胜陀罗尼经幢题刻”。

二、按语辨析异说(多说并存,存疑等)或补充介绍(说明推论过程,释人、释事、释物、释地等)。

前者如《寺志》10页大事记:“唐咸通八年十二月初五日(868年1月3日),莫少卿捐立尊胜陀罗尼经幢两座”条,按语:“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记》作一立于咸通,一立于乾符”。后者如11页《寺志》大事记:“五代(907~960)寺僧建砖塔两座于寺前”条,按语:“实物无年代,亦未见明确记载建年之文献。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请古建筑专家陈从周等,据形制研究而定为“五代至北宋前期”建。据清孙锡恩、陈松《双塔晴霞》诗,有‘五代声灵凝片石’《国朝三槎风雅》、‘浮图五代旧声灵’句《槎浦棹歌》,似有文献可证”

三、辑录原始资料。

如上卷第六章艺文的第一节《著录》、第二节《文存》、第三节《诗存》,下卷第十章《附录》的第一节《重建文件选辑》、第二节《规章制度辑录》,卷末二《历代方志文献中有关云翔寺的记述》、卷末五《附设团体祠观机构及其有关文献》等等。

四、具刊参考资料目录。

卷末六为《主要参考资料目录》,每种书刊注明版本,档案标明藏处,以补正文夹注为节约篇幅而简略之不足。

五、制作索引,以便查考。

按现行学术著作通常处理资料范式:注释,可采用脚注或尾注的方式,注明引用或参考、借用的资料数据出处及他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并将参考文献列于文末。《寺志》对资料来源、论证过程的处理,比较科学。

笔者以为,在新编志书中采用上述科学规范处理资料极有必要。古人云:“志属信史”,新编志书秉承传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①,以全面、客观、真实、系统反映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为职志②。新方志倡导者胡乔木同志反复强调“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志书的科学性要求贯穿志书编纂的各个方面和环节。③如果新编方志游离于学术规范之外,资料不注来源出处,结论不述考证过程,作一般地情读物犹可,遑论科学的资料性文献。

史志有别,但研究方法仿佛。其研究对象是既往之事件,研究凭据是历史之记录,所谓往事如烟,意即记录有失完整,有欠客观。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第一任主任吴云溥认为:新编地方志书应该从纷繁的资料(现象)求索历史之真实(本质)④。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是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历史学家纵然使尽十八般武艺,“上穷碧落下黄泉”,“众里寻他千百度”,但终究只能无限接近于真实。所以,对于众说纷纭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自认为正确的结果写进志书,还要说明依据的资料,阐述论证的过程,此说如何正确?他说为何而错?至少要留下点资料线索吧!

孤证不立、无征不信,乃治史原则。以《寺志》为例,《沿革》章记述“寺基”:“随兴废时有大小。唐咸通年间,基广几近二顷(明冯梦桢《重修白鹤南翔寺大雄殿记碑》)。或云180亩(明赵洪范《南翔寺免役记》)。后因苦于京运,僧人弃卖田土,至明末存百亩有零(清嘉庆《南翔镇志》)。至清初为140亩(清归庄《重建南翔寺观音殿记》)。咸同兵灾之后,又多为寺僧所卖或街市商家民宅蚕食,至民国初仅30亩(民国《嘉定县续志》)。”上述历史记录较为零碎,有待于丰富充实,如果不注出处,即便有新资料发现,旁人也辨不明白各则资料间相互关系,也许我们会就此遗憾错失逼近历史真相的机会。

治史犹如判案,不仅证据确凿,还需推理严密。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对志书只有结论不列考证的做法就大有看法,曾就新编《龙华镇志》而说:“编纂者于龙华寺及塔的始建年代,并未断然采取吴大帝赤乌五年及十年之说,亦否定了宋太平兴国二年由吴越王钱俶命人建寺及塔之说,而定前说为传闻,后说实是重建。何以见其然?《龙华镇志》附《始建考》长文以明之,可以供读者之参考、史家之议论。于此,《龙华镇志》打破了志书‘述而不作’的体例,为他志之类于此者开其先河,大获我心。”⑤

述而有作,述作分离,《寺志》按语即此用意。如《寺志》43页上卷《建筑》章《堂房楼阁》节“禅堂”目“净继堂”条:“位于崇善堂西北,僧义渊建,年代不详。至清嘉庆年间已废。堂址后建大悲阁,亦称观音阁。清嘉庆《南翔镇志》”,其按语:“据图,大悲阁建于大雄殿北,非该堂故址,清嘉庆《南翔镇志》志文似有误,存疑”。如循“寓褒贬于资料之中”之说,不脱“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之窠臼,结果是述中有作,作中有述,含糊其辞,记述不明。

传统方志有的记述以讹传讹,究其原因一是注释不清,二是考证不严。由云翔寺始建年代记述之流变,可见志书加注出处之必要性。据许洪新先生考证:

明洪武《苏州府志》虽记有白鹤翔舞传说,但关于创寺时间依旧是“唐开成四年”,开山祖师记的也是行齐。明正德《姑苏志》首次将白鹤导施传说和天监创寺说正式记入地方志,但正德《练川图记》记为:唐开成四年,僧行齐即其地作精舍,……或云寺建于梁天监中,其易名则始于齐耳。可见明正德年间,除“或云”即传说外,并没有实据可证寺建于梁天监年间。后来修志者多简单因袭旧志,明正德之后的各级地方志,除明嘉靖、清嘉庆两种《嘉定县志》未见外,全部记作梁天监年创寺了,但各志所记十分混乱。如明万历、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两部《嘉定县志》记作“梁天监中”、“僧行齐即其地作精舍” ,将行齐从唐代提到了南朝梁代,康熙三十年《苏州府志》、康熙年间成书的徐崧《百城烟水》起,又都将“行齐”改作了“德齐”,清乾隆《嘉定县志》则记为梁天监德齐开山,唐开成行齐等增拓,奠定了以后各志书记述的基本模式和德齐、行齐并存的格局。此后各志,包括新编史志,都只是简单抄袭乾隆《嘉定县志》的记述模式。⑥

当然,古籍刻本印本有限,搜寻不易,备注出处有客观困难。在传播发达的今天,理由并不存在。

志书注明资料出处方便利用。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研究《水经注》时曾参校了33种不同版本,今本卷十八《渭水》经文“又东过武功县北”下的注文,记及一处名叫太一山的温泉:“渭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汤。杜彦达言:可治百病,世清则疾愈,世浊则无验。”温泉疗疾,却和“世清”、“世浊”牵连在一起,令人费解。但康熙《陇州志》解决了难题,其卷一“温泉”条下引《水经注》作:“水清则愈,浊则无验。”“世”必是“水”的音讹。

缺乏学术规范影响地方志书作为资料性文献的权威性,对此笔者深有体会。数年前参与“抗日战争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课题”项目,新编地方志书对此均有记述,但由于未注资料出处及考证过程,只能作为参考资料,课题研究人员不得不另起炉灶,假如志书备注资料出处,何必从零开始作重复劳动,事倍而功半。

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简称中指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对志书资料出处未提出要求,1990年7月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发布的《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也同样缺失,以致新编志书普遍忽视注释。

新编志书处理资料不够科学规范也是阴差阳错之事,一方面,新编志书以传统志书为样板,以致忽视现代注释的使用,另一方面,因排版形式之差异,对传统志书中的小字夹注等好做法也弃而不继。

注释考证是中国学术传统之一。如总共仅1193个字的《尚书·禹贡》,有“古今地理志之祖”之称,千百年来众多学者对其注释考证,形成专学,清人胡渭采撷众说集大成于《禹贡锥指》。注解包括传注、集解、义疏,各有所指,就其作用而言,不外乎注音、释义、释事、校勘、评论几个方面。汉代章句之学是注解先秦经书的,后又有义疏,“引取众说,以示广闻”,是对注释的注释。

其实,解释、注释和征引是志书行文的三种常用技法,恰当使用这三种技法可增强志书的学术性、知识性和可信度。

传统志书较多运用注释说明考证人名、地名、史实、典故来源。以清嘉庆《南翔镇志》为例:(1)135页卷九《艺文》“碑刻”《槎溪泰定万安寺碑记》条,夹注出处《临川虞集》。(2)14页卷二《营建》“官廨”分防县丞署条,夹注“向无官廨。嘉庆三年,即马公讲院,里民蠲资修建”,阐释史实,作用类似新志正文。(3)35页卷五《选举》“国朝进士”叶昱条,夹注“乾隆丙辰金德瑛榜,见《贤达传》”,作参见之用。(4)51页卷六《人物》“孝义”记述夏之瑚孝亲事迹,夹注相关事件背景:“夏孝子割肝事,在康熙乙丑间,时闻志已竣。乾隆元年,程邑侯修志,采访及之,为同局某沮,失载。未几,某患肝疽死。”(5)10页卷一《疆里》“水道”“上槎浦,南通孙基港,北达南横沥”条,夹注相关文献“张锡怿《槎溪夜泊》,138页卷十《杂志》“寺观”夹注相关文献元释宏济《南翔寺重兴记》,明王世贞《重修南翔讲寺记》、国朝陆陇其《白鹤寺记》、钱大昕《重修敕赐云翔寺大雄殿记》和唐戴叔伦《白鹤寺访慧上人诗》等16首诗。

学养深厚之士重视志书注释问题。清张瑛在道光《兴义府志·凡例》中说得更加明确:“书中引用诸书,但标书名,不标撰人;卷首备列引用书目,注明撰人,以备考核。”民国吴宗慈特撰《论修志必标出处》一文:“夫修志遇事必标出处,乃是所记述者均有所本,非有意自矜博洽。古人云,作文则文必己出,修史则文不必由己出,即其义也。”

运用按语说明议论也有渊源。如司马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何、曹参、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在叙述史实的正文之后,知人论世,有何不可?

1993年1月中指组邀请专家学者,召开新编县(市)志评论会,专家们提出:为了加强志书的科学性,志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必须要经过考证,最好能追查到原始资料。重要的资料、数据、引用原文和统计表格都应注明出处,使读者感到可靠,可以放心地使用。7专家意见得到采纳,1997年5月8日中指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16条规定:“地方志所采用的资料,包括史料、人名、地名、年代、数据、引文等,务必考订核实,重要的要注明出处。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地理古名,注明今地。全书要附有索引。”2000年10月,中指组再度召开专家座谈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所教授提出志书要重视引文的准确性。2008年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再度明确。但之后新编志书却遵守者寥寥,习惯已成,反正甚难!有说志书有资料长编以备查考,或者志书篇幅已过于庞大,注不胜注,自有一定道理。然而,上轮修志资料保存善者可能还在库房中寻觅得见资料卡片,不少志书的资料已经流失,或许本轮数字化技术能扭转这等局面;而《上海通史》、《上海改革开放二十年》各卷等对重要资料的注释的做法,也证明篇幅也在可接受范围。笔者认为,志书作为一部独立的资料书,必须遵循学术规范,标注资料出处,列出参考文献,当然注释的范围可以界定,或以重大事件、多说并存、统计数据及其处理原则等为要。

《云翔寺志》实践足证:地方志书中的重要资料加注出处,附设按语,列举书目,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如得发扬完善,功莫大焉!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①1985年4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2条: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第4条:新方志应当批判继承我国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

②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3条:“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③梁寒冰《学习胡乔木同志讲话 提高志书的科学质量——在河南、江西、河北、山西几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载《上海修志向导》1988年第1期。“乔木同志讲的方志性质与体裁,是从志书的科学要求提出的。科学性的高低,是志书质量的重要标志。……新志书要提供的资料,应该是科学化的资料。什么是科学化的资料呢?只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改造制作功夫’,使资料条理化、系统化,才能成为科学化的资料。科学化的资料是真实的,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不仅资料的分类要科学化,资料的排列也要科学化。志书的行文要逻辑化,文字要规范化,杜绝一切空话。一部新志书,从头到尾要合乎科学的要求。因此,我们要求新志书的编辑同志们,自始至终要保持科学的态度,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④吴云溥:《科学的地方志:从现象到本质》,《上海修志向导》1990年第二期。

⑤《龙华镇志·序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⑥参阅《云翔寺志》,299~3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册,608页,中指组办公室选编,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