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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必有据 可信可用--在《云翔寺志》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熊月之) 2010/05/12

熊月之

读了《云翔寺志》,感到眼前一亮,真是难得的优秀志书。主编与编纂者下了很深的功夫,非常感动,非常佩服,有几点感受尤深:

一、搜罗详备,资料丰富。主要参考资料有50多种,除了历代方志,还有许多文集、诗集、档案、石刻,相当完备。

二、言必有据,可信可用。志书中,无论是沿革、景观、人物,还是艺文、杂志,均注明资料出处,这是这部志书最重要的特点。我参加新编《清史》工作,他们明确规定,不能引用新编方志。究其原因,不是说新编方志没有根据,而是找不到出处,不敢相信,不敢用。我们写文章,也会用新方志资料,但通常都要去核对原始资料,有时候很难找到,这就不敢引用了。如果都注明出处,就方便多了。

三、文字简洁,信息量大。寺志贯通古今,图文并茂,繁简得当。诗词有注释、说明,方便今人阅读。志后又附索引,为读者着想。

四、反映了新方志的正确方向。体现了学术积累、学术继承和学术贡献。

这几点感受,前面一些老师都谈到了,我就不具体重复了。只是听了各位发言之后,说两点感想。

一是新方志编纂的优劣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掀起了一轮编写新方志高潮。前两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地方史研究的问题。我统计了一下,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可以讲,每一个省,每一个市,到21世纪初,全部的新方志都出来了。我们有660多个市,那么多的县,还有很多的专业志,所以我讲,新方志是成千上万,难以确切地统计。我认为,新方志的编写,在全世界范围看,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第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全世界无论是欧洲、美洲,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那样编了那么多的方志。第二是我们国家政治体制优越性的弘扬,如果没有国家的要求,没有各级地方志办的设立,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力、财力,来做那么大的事情。所以我以为,编地方志是中国特色之一。欧美的学者要研究中国地方史、城市史,没有人不用方志的,而且都感觉到这是研究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当然,前面几位老师都谈到了,新方志和旧方志比起来,或者说是现在编的方志和学术界及社会期待的方志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我自己是一直用新方志的,也一直关注对新方志的质疑。海外的许多学者用新方志的时候,都对资料的准确性提出很高的苛刻要求,方志里面讲到的,顶好去找档案或原始文献核对;如果找不到相应的档案或原始文献,还是要存疑。我自己也用新方志,尤其是方志办的上海通的网站,资料编得非常丰富,可以讲对于研究上海史的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大家都在用,但用的时候都在对其可靠性提出有进一步核实的必要。我认为,这并不是说新方志编得不好,而是说有一点点功亏一篑。在编的时候,很多都做了资料长编,也都是有资料出处的,但出版的时候却全部都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也由于编方志的队伍,很多人原来不是做历史学的,对史料的感觉不一样。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惜的。在这点上,我以为《云翔寺志》在资料方面有鲜明的优点,跟以往方志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看到这部志书会眼前一亮。尽管这是一部小志、一部专业志,不是大的、含量特别多的志,但它在资料方面显示了它的优点。这部志在资料编纂方面,有注、考、编、按语、附录、索引。这几条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一个注、一个考。顺序也是这样的,注第一、考第二、编第三。再下面我比较赞赏的是附录和索引。按语多一点也好,少一点也好,没关系,因为按语是讲自己的看法。注,讲求真;按,是一己之见。所以,按多一点、少一点,问题不大。附录和索引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做学问的人,没有人把方志一个字一个字从头到尾看的,所以国外的学者看到没有索引的书就头疼。外国学者的书中,附录和索引常常占到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二。况且,现在已经到了电脑的时代,加个索引,编者辛苦一点,但是对读者是非常方便的。附录也是这样。所以,注、考、编、附录、索引,这些都非常必要的。我们都知道方志的三个功能,存史、资治、教化。现在新方志大体是反过来的,先是教化,然后是资治,最后才是存史。但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存史,有了存史,才好资治,才好教化,否则就没有根基了。

二是如何注释的问题

注释出处是这本寺志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但现在的整个注法不妨改进一下,就是要既收到注的功效,又避免繁琐。刚才沈渭滨老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以为像这样小的专业志,这样的注法还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一部大志,无论是区志,还是县志、市志,这样的注是没办法做的。那怎么办呢?我看到上海图书馆编的《近代期刊编目汇录》,它的做法是把重要资料编号,后面标上1号、2号、3号,比如一直到150号。最重要的资料都编成号,某一条资料是出自上海档案馆某一个卷宗的,我就把它编成1号,再有出自另外一个卷宗的就编为2号。不一定条条都注,你觉得重要的,下面加一个号码。这个是53号,那个是86号。志书后面列一个附录,标明1是什么,2是什么,53是什么,86是什么。用的人去查,保证能查得到。当然,如果你不去查资料,你相信我,你就用我的材料。通常,有这个注号在后面,用的人会比较敢用,他觉得这是有根据的。这就可以避免我们行文中注那么多,一多句子就都断掉了。这样可以省很多篇幅。只要资料出处清楚,不一定编资料长编。因为资料长编也蛮难编的。能编当然我们也赞赏,原来的《财税志》的资料长编编得很好。但是人家有钱、有人,他们做了那么长时间,比较好办。一般的地方志办公室人也少,财力也有限,一定要把资料长编编出来,确实是困难。上面的注法就可以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既有了注,又避免了繁琐。

《云翔寺志》编纂者对修志是抱着非常虔诚的、非常求真求实的态度,也就是“不打妄语”的佛教精神,许洪新老师可以成为佛教徒了,我对他们表示敬意。我自己是做历史学的,而且是长期做上海史的,是得益于上海地方志最多的人,我们历史研究所里的同仁都在用地方志,也深切地感受到地方志如果要改,这样改可能是科学的。

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