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读取工具条配置

《云翔寺志》学术研讨会综述(许洪新) 2010/07/07

许洪新

2009年11月19日,上海云翔寺举行了《云翔寺志》(简称寺志)学术研讨会。是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简称市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李丽,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简称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暨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熊月之,市志办原副主任、教授刘其奎,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其锬,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夏咸淳、盛巽昌,中国宋史学会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瑞熙,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嘉定区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办公室(简称区民宗办)副主任徐葵,嘉定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张建华等领导与史志学者30余人,集聚寺内慈氏图书馆对寺志进行学术讨论。递交了论文而未能与会的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简称中指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邹逸麟,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原委员、吉林省图书馆原馆长,《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主编、研究馆员金恩晖,吉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陈艳华,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宗教史》主编高振农等人。

会议由嘉定区佛教协会顾问、寺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其兴主持。嘉定区佛教协会会长、云翔寺住持、寺志主编慧禅法师首先致辞。寺志执行主编、首轮《卢湾区志》总纂、编审许洪新介绍寺志编纂情况和举行研讨会的目的。李丽、熊月之、徐葵先后在会上作了讲话。与会专家、学者和寺志编纂人员,进行了整整一天的学术交流。

综合一天的会议发言和所递交的论文、大致综述于下:

研讨意在为寺志把脉,以便利用与修订

慧禅在对与会领导、专家学者来寺指导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之后,介绍了编纂寺志的初衷是为寺院文化夯筑基础,通过挖掘、总结寺院历史,以更好地发展寺院的未来;也为了向世人、向海内外说明当前中国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所造就的良好局面。在谈到寺志中云翔寺的开山年代从传说中的南朝梁天监四年(505)拉近到唐开成四年(839)一事,他说:“一般人都希望自己的历史悠久些,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就希望把自己说得越悠久越好,但我想还是应当尊重历史。我很支持许老师在学术上作出纠正,能够考证到什么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哪怕将来有了新的历史依据再作调整”。他由衷地请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寺志、对云翔寺和上海佛教的发展多提建议,并希望云翔寺与专家学者们因这次会议而结的缘“能一直延续下去”。

许洪新在介绍中说:根据云翔寺在南翔地区的历史地位和自身的一些情况,本次修志的目的是:“及时记录重建史实,发掘历史资料,梳理与续接历史文脉,争取解决诸如创建年代等历史悬案,为构建新的寺院文化奠定基石,进而为推动历史文化名镇南翔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商旅文各业和构建和谐社会多作些贡献”。同时,鉴于新方志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以至难于被学术界认同信用,遂暗下决心在编纂方法上作些探索,力求编一部“资料丰富一点,可信度高一点”的上乘志书。他说寺志在深入发掘资料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主要采取了:以夹注形式对历史资料标注出处,设按语介绍背景、交代考订、并存异说、点析史料,附载重大考证和经考证否定的问题,加大文献辑入量,附刊主要参考书目,编制索引等举措。他强调召开本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请志界同仁与专家学者为寺志把脉,一为用好志书,二为将来修订。他说,千年古寺,积淀深厚,寺志“只是开了个头”,还有许多文献资料因沪上未见有藏,有待进一步查找;作为上海第一本大量标注出处的志书,具体做法更有待改进完善。故在志书刚付印时,就向编纂委员会建议:印数不宜太多,一二年够用即可,俟获“多方批评之后,择善而从”,并待资料有所增补与积累,再行修订,以成真正的存史之作。

李丽在讲话中对此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她指出此中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包孕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深沉的文化使命感的精神”,融入了对中国方志事业的投入、热爱和执著的追求。熊月之说:“《云翔寺志》编纂者对修志是抱着非常虔诚的、非常求真求实的态度,也就是‘不打妄语’的佛教精神”,“我对他们表示敬意”。不少学者也顺应要求,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订建议。

一部难得的优秀志书

大多数与会学者在总体上对寺志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熊月之说:读了寺志,“感到眼前一亮,真是难得的优秀志书。”他认为该志搜罗详备,资料丰富;言必有据,可信可用;文字简洁,信息量大;尤其在编纂方式上为求信而进行的探索,反映了新方志的正确方向。邹逸麟认为:寺志考订严谨,志体得当,资料可信,附有索引。其“记述历史资料均注明出处”,为存史、征信“作了很好典范”。金恩晖、陈艳华指出:寺志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广搜资料,精心考订,是一部具有科学性和丰富内涵的上品志书,其对我国方志优良编纂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也将对新方志编纂产生重大影响。盛巽昌认为:寺志“是一部史事翔实,结构严谨,既含有时代精神的新体思维,又是按中华传统修志的游戏法则的寺志,“相当完备”。市志办市志处处长、编审梅森认为:寺志“结构严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文字简洁,编纂者深通修志之章法,尤其史料搜罗、比较、鉴别、筛选、考订,其苦心造诣,深入经营,难能可贵。”林其锬认为寺志“搜罗群书,弥伦众说,考镜源流,返原求真,从而具有引证翔实,矫枉正本,实事求是,可信可用的特点。”首轮《黄浦区志》副主编陶俊认为:寺志“根据寺院特点,篇目切合实际,记实存真。通览全志,编排有序;细察各章,记述有方;广视艺文轶事,‘传说’有录;深究开山年代,考证有文;不愧为一部具有特色的、有继承又有创新的寺志。”刘其奎说:纵览全书,称是一部真实可信、极具存史价值的寺志佳作,是当之无愧的。首轮《闵行区志》常务副主编沈永清认为这是“一部科学严肃的资料性文献”。崇明县档案馆编志科科长徐兵认为:寺志是一部“言必有据,记必有证”的力作。浦东新区史志办公室副主作柴志光认为:寺志“史料详实,图文并茂,佛法信史,可传久远”。

对寺志编纂方法持有异议的沈渭滨也认为:寺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完备、尊佛崇教、实相真如的寺观志书。这固与千年古刹深厚的历史文脉有关,但也与编纂者宗旨明确,勤于发掘史料,严于梳理考订,在编纂方法上勇于探索不无关系。”

内容丰富,突出了资料性

大多数文章认为寺志资料丰富翔实,资料性突出是寺志内容上的一大特点。

梅森认为:寺志“形成了资料、资料来源、资料考证、资料旁证、资料评点、资料检索查寻的完整系统”,“是部资料性文献特征非常明显的志书”。“整个编纂过程,贯穿始终的、是把提供翔实的资料,作为编纂该志的基础和圭臬。”市志办市志处编辑杨军益认为:寺志“优点良多”,而在资料方面用功尤勤。旁征博引,考订精核,堪称深得“资料性”三昧。夏咸淳认为:寺志对同一作者、同一内容,而出处、个别文字相异的不同文本,“皆一并收入志中,体现了整理文献的审慎态度。”志中还收入一些不见于作者别集的佚文,表明了于整理文献方面的“补阙拾遗之功。”尤其难得的是访得沪上私人藏家,发现了李流芳等6位明清名士的疏引缘起真迹,这些文献孤本、书法珍品使寺志增色不少。金恩晖、陈艳华指出:寺志特别注重资料的翔实、系统、全面的考察,以提高志书存史价值与存世性。他们也提到:寺志尽量依据版本较精的集子,还加按标明不同版本的相异处,有较大差异的则全文另录,这也是一大特色。曾编有《上海佛教碑刻文献集》的柴志光指出:寺志收录石碑记文目录59通,辑录内容40通,“一部当代佛教寺志收录如此丰富的历代石刻文献,是很少见的”,可称“上海之最”,亦是寺志的一大特点。寺志还大量运用石碑资料,计173处29通。突出的是运用《唐尊胜陀罗尼经幢记》,佐以《吴地记》等文献,确定了云翔寺的始建年代。他认为大量辑存和运用石碑文献,使寺志内容确凿,并大大增强了寺志的文献性。嘉定区博物馆副研究员陶继明认为,寺志集辑大量有关诗文,使翻开志书,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迎面扑来乃寺志“一大基本特色”。他指出寺志共辑149篇诗文,较清嘉庆《南翔镇志》多出80篇,可见在这方面“是化了大量精力”,不仅从有关史料笔记、古人文集,甚至私人家藏中抓疏寻觅。正是这些诗文的发掘,使寺志“有了幽深的文化积淀,也有了有别于其他寺院的特点,使云翔寺与文化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沈永清提出:寺志记述中“以人为本,充分展示人是寺院活动之主体。”据其统计,寺志以小传、简介、表等形式共记僧人、功德主、诗文作者514人。他认为:寺志以对众多人物及其活动的记述,“表明了人物是云翔寺千年活动的主体,正是这众多的人物创造了云翔寺千年佛教文化之丰厚积淀”。

考明开山年份乃寺志内容上的最大亮点

考明开山年代,解决了云翔寺历史上最大疑案,并为南翔镇找到了历史源头,乃是寺志内容上的最大亮点。特别是在时下妄古之风盛行的大背景下,充分反映了实事求是的修志精神。与会者及有关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

高振农认为确认唐开成四年为云翔寺前身南翔禅院的创建年代,这可以说是寺志“最大的亮点”,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同时也为后来修志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邹逸麟充分肯定关于开创年代一节的考证,他认为该考证“令人信服”,他说“其考订精当,符合规范,可视为定论”。梅森指出:其考订开创的结论,虽较传说晚了300多年,但成为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史实,“真可谓功德无量”。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存真求实的勇气,令人敬佩,充分反映了求实精神和“出家人不打妄语”的佛家精神。杨军益认为:其对开创一节的考订,精心研考文献金石资料,互相参证,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考正建寺于唐开成四年。又对白鹤传说进行仔细整理,佐以旁证,解决了云翔寺史的重要课题。刘其奎更指出:在当下“崇古”盛行之时,有的地区争古名人、造假古董,文物古迹说得越古价值越高,名声越响。2004年11月19日,云翔寺还曾举行过“纪念1500周年”活动。他们却对开创一节在修志时下苦功夫,搜索资料,辨析考证,结果又不是前溯而是后移了300多年,仿佛是“自讨苦吃,自彰其短”,但这是求真求实求信的态度。他强调:“近年来,包括方志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存在着浮躁、趋时两大流行病。二轮修志已出版和正在编纂的志书,最突出的问题是在资料的选录运用上,不够系统、全面、真实,入志资料没有下苦功夫去挖掘、提炼、筛选和考订,有用的资料缺少,无用的资料充斥志稿,因而志书和志稿存史价值不高。”他提出:应该像寺志那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浮躁,不趋时,守住‘实事求是’这一底线,编纂出真实可信,具有存史价值的精品佳作”。林其锬认为:寺志“不媚俗从众”,而是“出家人不打妄语”,追求“实相真如”、学者“实事求是”、“不曲意逢迎”的态度,敢于打破爱奇攀古的陋习,通过严密的考证,拿出确凿的证据,还了历史本来的面目。他进而从南翔的历史地理与地质条件、传说中的那首“白鹤南翔去不归”诗之格律成熟度、禅宗始祖达摩来华晚于梁天监四年等几个角度,进一步论证梁天监建寺说之非,佐证唐“开成说之可信”。他强调提出:“云翔寺并不因科学的结论缩短了300多年寺龄而受损”,反因还了寺的历史之真实而“更加令人信赖和景仰”,这种科学修志的精神和态度,必将对全国修志工作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盛巽昌认为:“云翔寺何时初建,这是一个大课题。”“寺院的创建,很多无确定期,后来者追记也只能据‘相传’而定格。古江南寺院,初阶段有两个兴旺时期,一是三国吴赤乌年间,一是南朝梁天监年间。……静安寺、龙华寺等,相传都是吴大帝孙权为母延寿还愿而建造的,史无明文,难以考信,却已定格。……因而云翔寺创建年考信的一大成绩,能弄清史实,不含糊,也是于后来修志者作榜样”。

对此,朱瑞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依据宋范成大《吴郡志》:“初……齐法师者,即此地建造精舍”的记载及梁武帝大力推崇佛教之大背景,僧人四出行游,德齐来此建起后来称为南翔寺的精舍“是完全可能的”。又据《大清一统志》卷71记载:“梁天监中,始作精舍”,认为“这一说法也得到部分清朝学者的赞同”。

突出了佛教实态性内容

刘其奎说:“编纂一部志书,首先要明确记述的内容、重点、主干是什么,这至关重要。”他认为,作为一部佛教寺院志,“突出佛教实体,篇目设计合理”是该志最瞩目的特点之一。他说:寺志与《上海宗教志》、《上海通志》及各区县志有关宗教的卷篇,“最大的不同是突出记述了佛教实态性的内容,这是在篇目设计上的一大特点。”全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记述内容”都是反映佛教的,“这样的记述在其他涉及宗教的志书中是很少见到的”。邹逸麟说:寺志各卷所记“皆是实实在在的内容”,都是“我们想要了解”和“需要了解”的关于一座古代佛寺与重建后的“具体内容”,“没有空话、套话,诸如党的宗教政策等等泛论。”他认为:“至少按我目前的理解,还没有想到寺志该有而没有的内容。因此,我认为该志的体例实可为其他寺志编修的蓝本。”

高度评价“文化兴教,文化兴寺”方针

不少学者对志书中反映的今云翔寺“文化兴教,文化兴寺”方针,极为赞尝,并予以高度评价。

高振农认为:新编《云翔寺志》的又一亮点,是明确提出“文化兴教”与“文化兴寺”的理念。今天的云翔寺,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佛教正确的发展方向。金恩晖、陈艳华认为“文化兴教,文化兴寺”战略,乃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寺院文化事业的百年大计。其眼光前瞻,思虑周详,堪称对新时期寺院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林其锬指出:社会资源存在于社会人际网络之中,所以文化也就是软实力。中国佛教要振兴,要有力量,就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以提高自己的软实力。提倡“文化兴教,文化兴寺”,正是扩大影响力,提高凝聚力,增强软实力的好办法。梅森认为,修纂《云翔寺志》本身,确是“文化兴教,文化兴寺”的明智之举,对弘扬佛法和爱国爱教,推动上海名镇南翔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在价值。

徐葵在讲话中指出:寺志编纂出版,让我感觉到我们的宗教工作已经从硬件建设转到了软件提升上来了。这为嘉定宗教界开了一个好头。

标注资料出处乃寺志编纂上的最大特点与优点

发言与论文大量集中于以标注资料出处为主的编纂方式的研讨,并予以广泛的认同。对标注资料出处、加按、附载考证、集辑文献、具列参考书目等旨在提高可信度的探索举措,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邹逸麟指出:近年来出版的志书,有一通病,即大多不重视资料的出处。“如所记均不注明出处,不仅当代人无法审其是非,后世利用者更是如何信得?”寺志记述历史均注明出处,“卷上每一章内容均有文献为征,甚至还有书影。卷末附有大量散见于各种志书的原始文献,不少还是相当稀见的,使志文均有据可信,志文的质量由此得到确实的保证。”刘其奎认为:近年来笔者常常听到一些专家学者告知,读志用志时心存疑虑,极大地制约了方志功能的发挥。寺志标明资料出处,又设按介绍异说、说明背景、辨析点评史料,“不仅所辑录的资料有据可查,而且对有关史料进行深入地解读说明和实事求是地辨析,使志书的真实可信度大大增强。”他强调地说:“这是消除读志用志者对志书质疑的最有效的方法”。张建华认为:寺志最大特点就是在编纂方法上作了一次大胆的探索,在运用资料文献史料时加以注释,加按点评,使读志用志者了解资料的来源和出处,也使读志用志者了解资料不同版本的相异处,提升了志书的史料价值和存史价值,更提升了新编方志的专业水准和可信度,方便了读志用志者。沈永清指出:首轮修志中只有《南市区志》等个别志书的个别章节设有标明出处的注释。他认为“如果说《南市区志·老城厢》为重要入志资料注明出处作了个引子,那么,《寺志》对重要入志资料注明出处则是提供了范本。”首轮《黄浦区志》常务副主编范洪涛、市志办市志处编辑李洪珍等更引据传统方志的实例,指出按体本也是传统志书体裁之一。李洪珍认为“按”有便于多说并存、解释说明、交代考证,有述、记、志、传、图、表、录各体“不能或不便起”的作用。认为从志书本身发展的需要,新方志有引进按体的必要。杨军益认为:“按”在辨析、补充介绍时能将编纂者的态度提出,有“融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的功能。市志办区县处副处长王继杰谈到由于志书缺乏学术规范,影响权威性这一点时,表示“深有体会”。他说:在数年前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课题”研究中,由于志书未注资料出处及考证过程,“只能作为参考资料”,整个研究不得不另起炉灶。他认为“科学的志书应具有科学的程式”,标注出处,附载考证都是中国学术传统之一;加设按语,亦有渊源。“志书作为一部独立的资料书,必须遵循学术规范,标注资料出处,列出参考文献。当然注释的范围可以界定、或以重大事件、多说并存、统计数据及其处理原则等为要。”他说:寺志孜孜探索志书处理资料的科学方法,可敬可佩。

对加标出处注释,张建华提出:“通贯古今的志书可用”,新编现代方志是否可用?专志小志可用,综合性大志是否可用?范洪涛则认为:不论大志小志,有些共同规律、共性问题是相通的,寺志的经验还是有启示的。

在充分肯定标明出处的注释为新方志立信之必须的同时,对小字夹注的形式则就见仁见智了。范洪涛、张建华等持肯定态度,认为“读到哪里就直接了解出处,还可节省篇幅”,较其他形式的注释“更加直观清晰”,“方便实用”。杨军益等认为“割裂志文连贯性”,以改页下注为宜。熊月之认为“注释出处是这本寺志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他说:“这部志在资料编纂方面,有注、考、编、按语、附录、索引。这几条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一个注、一个考。顺序也是这样的,注第一、考第二,编第三。再下面我比较赞赏的是附录和索引。按语多一点也好,少一点也好,没关系,因为按语是讲自己的看法。注,讲求真;按,是一己之见。所以,按多一点、少一点,问题不大。附录和索引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提出:为了避免繁琐和割断文气,亦为节省篇幅,夹注可以改进一下,即将重要资料编号,于志书后列一个附录,只要标注编号即可。

对寺志所作的探索,梅森说:实际上“是对传统方志的夹注评点著录方式进行了继承与创新。”他认为“可见地方志书的编纂方法,形式可以多样,但归根结底是要体现地方志书资料性文献的特征。《云翔寺志》的做法,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这种形式也与底蕴深厚的寺庙文化的内容十分吻合,通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质。”

对此,沈渭滨表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指出眼下志书“往往统计数字及表格不注资料出处;史实分歧及有异说者,取舍未作说明;文献采择不审版本优劣。凡此,俱令史家征引颇多犹豫”;也肯定寺志设注标出处、校文献版本、设按点评、附载被否定问题之考证、列载参考书目等做法“与章氏‘史家法度’之说暗合,或可谓对修志史法之阐幽发微,有助于新修方志之真实可信”,并言“诚可谓探索、创新之举,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又认为通观寺志“总体感觉像成书前送审稿本,而非定稿之作”,“类似一篇有关云翔寺研究之史学论文,而与传统习见之志书大异”。他说加注、设按语、列参考书目等,“是否需要”,“亦可斟酌”。“必欲以此形之于志书,则于志体传统规范不合,易招史志学界垢病。”只是何为“志体传统规范”,如何既按史法令人可信敢用又不“以此形之于志书”,没有能作进一步的阐述,颇为可惜。

此外,范洪涛对寺志按时间分上下两卷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样编纂不合志规,如并合后横排纵写“也可达到同样效果。”沈永清则认为:“形式应服从内容,在第一层次横分门类、纵写史实的志规,也应视实际而可以变通。”鉴于原云翔寺于咸同兵火中已废,硬性并合缺头断尾、轻重失衡,分上下卷后“既可清晰形成古今云翔寺两个概念,又能统合组成一个总概念,符合实际,其体例结构仍是合理的,更是可行的”。杨军益认为这是“不拘泥一般志书‘横排纵写’的原则,独出机杼”,寺志仍是“结构严谨,体裁完备”的。

对二轮修志有一定的启示

研讨会召开之日,正值上海二轮修志即将启动之时,一些领导的讲话与学者的文章都认为:寺志追求可信可用的探索,坚持实事求是的记述,对二轮修志有一定的启示。

市志办主任李丽指出,寺志为求可信可用,在内容发掘和表达形式上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对即将启动的第二轮修志是很有启发的。她表示对寺志所作的创新探索表示赞同,她认为如寺志所追求的“资料丰富一点”,“可信度高一点”那样,为了实现讲真求实、可信可用,除了认真发掘、考核资料,还要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内容的真实可信,怎样才能更有利于开发利用,也就是要探索记载和供利用的更好的方式方法,使志书既取信于社会,又能便于为政府、学者和社会各界利用,从而更有利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影响力的增强,以文化的内涵和文化软实力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她强调要“通过这些探索与实践,使新方志的质量在第二轮修志中提升一个台阶”。

熊月之的讲话主要谈了新方志编纂的优劣问题,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编写新方志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又是我国政治体制优越性的弘扬,是中国特色之一。他说新方志是研究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新方志和旧方志比起来,或者说现在编的方志和学术界及社会期待的方志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他谈到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外学者在使用新方志时,都“对其可靠性提出有进一步核实的必要。”“通常都要去核对原始资料,有时候很难找到,这就不敢引用了。”他认为:寺志“在资料方面有鲜明的优点,跟以往方志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沿革、景观、人物,还是艺文、杂志,均注明资料出处,这是这部志书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我看到这部志书会眼前一亮。”他认为“地方志如果要改,这样改可能是科学的。”

市志办研究室负责人过文瀚提出:寺志实践对二轮修志有4点启示,其一“二轮修志应重视对具体事物的记载”,即在加强面(地域、区域)和线(行业)记述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点(山川、寺庙、特产等)的记述,宏观记述和微观记述并举,以点带面,以点串线,以小见大,见微识著,使方志编纂工作具有完整性。其二是从寺志纠正误传,弄清开山年份,梳理白鹤传说产生衍化过程一事中,二轮修志中“要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编纂思想”。他认为修志要实事求是,要以事实为根据,秉笔直书,“但说说容易,付诸行动是要下苦功夫的。”其三是从寺志中显现的成果表明二轮修志“急需充实研究型人才”。其四从寺志为求可信可用,有意识地在编纂方法上作探索尝试,认为“修志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与时俱进,才更具有科学性。”他认为这些启示,“相信能对二轮修志有所裨益”。

范洪涛认为:“注”、“按”历来是传统方志体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新方志将此淡化舍弃,寺志冲破当今淡化舍弃“按”“注”的习惯势力,“在恢复良好传统方面走出可喜的一步”。他认为寺志恢复方志优良传统方面有多方面的启示。为此,他提出了:要实现观念的转变,修志必须以提高志书可信度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要树立法纪观念,坚决执行已公布的方志条例与决定;要迅速将上述转变落实到行动上去;志书要“减肥”,为“按”、“注”留出空间;按、注要抓住重点,形式要从实际出发;管理方法不能“限时限刻”等六点意见,并强调“有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愈早提出,愈早取得共识,愈早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对提高新一轮志书的质量有重要意义。”

刘其奎认为:“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文献,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以资料来衡量二轮修志已出版或正在编纂的志书,最大的不足是读志用志者对志书的真实、可信度存有质疑。而《云翔寺志》在如何做到真实可信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践行的范例,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修志工作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是大话、套话、空话、假话挂在嘴上,而是要像《云翔寺志》的编纂者那样,不浮躁、不趋时、不急切近利、不好大喜功、潜心、静心、安心,下苦功夫挖掘、筛选、提炼、考核资料,编纂出真实可信可读可用的地方志书。”

王继杰也提出:寺志实践足证“地方志书中的重要资料加注出处、附设按语、列举书目,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如得发扬完善,功莫大焉!

为开发利用出谋划策

修志为了存史,亦望能对当前的发展服务。与会学者为寺志的开发利用,提出了许多建议。

嘉定区工商联原副主任葛秋栋指出:寺志“从一个侧面映衬了南翔这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变化”,将对推进南翔镇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他认为云翔寺是南翔古镇的“文化之根”,“云翔寺的存亡兴衰几乎是与南翔镇的千年发展息息相关,古寺、古镇,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相同,古寺是南翔镇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根系,已成为南翔文化血脉中一个密不可分的基因”。金恩晖、陈艳华指出:充分开发与利用寺志这一学术成果,对于云翔寺今后的传承与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对南翔镇乃至周边地区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以及文化商业旅游事业必将有所贡献。林其锬建议:乘寺志出版发行之机,以神缘(一称法缘)为基础,综合运用五缘(亲缘、地缘、业缘、物缘、神缘)人脉渠道,扩大宣传,扩大寺院文化网络,以进一步提高千年古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王其兴说“南翔正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这部寺志对提升南翔的地位,特别是文化内涵,那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寺志中的许多内容,将为南翔多方面的发展提供科学的历史根据。他说:南翔当前正面临退二进三的形势,即要发展服务业。为此,要大力发掘南翔地域文化,为打造文化底蕴深厚的未来南翔新城区作准备,寺志将发挥很大的作用。他又说,对云翔寺本身,也要考虑对寺志中“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怎样延伸、发挥,“更好地”文化立寺、文化兴寺”。

对如何用志,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王继杰认为:以寺志为基础,衍生开发文化产品,如名人与云翔寺、云翔寺碑刻等。柴志光建议:将在云翔寺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碑石,复刻展现寺内。盛巽昌建议一方面对尚未得见的《南翔文录》、《续南翔寺文录》等作进一步追寻,另一方面利用寺志资料,对前几年出版的《千年古刹云翔寺》进行增补,出版增订版或续集,还具体设计了篇目。许洪新进一步提议:编写出版由《云翔寺小志》、《云翔寺与历史文化名人》、《云翔寺高僧的故事》、《云翔寺碑刻》、《云翔寺诗文赏析》、《云翔寺传说》、《云翔寺历史遗存》、《云翔寺与南翔镇》等小型图书组成的《云翔寺文化小丛书》;同时,利用寺志资料,于寺内辟室布展陈列,既多一信徒进香后的去处,又使古镇南翔多一旅游景点。

为修订提出了许多建议

与会学者在充分肯定寺志的成功与探索精神后,也提出了存在的一些不足。

柴志光提出:志中对碑石著录体例不一,内容有多有少,且还可增加碑石或拓片的长、宽尺寸。刘其奎提出:书名上宜加“上海”两字;重建共化了多少钱亦不全;人物部分内容太简,还可发掘作补充。沈渭滨提出上卷《文存》中按语“大多可省”,并对若干辨析性按语提出了疑问。徐兵、杨军益指出:志文校对中也存在一些差错,具体提出了十数处诸如“祯”与“桢”,“祇”与“祗”的混淆。徐兵还提出参考书目排列颇乱,补充了朱国盛中进士的年份,刘若水的简单生平等内容。上海佛学院教授潘文彦提出了诸如“受戒师”为“得戒师”之误、“洒净法会”为“送圣”之误等佛学知识上的错误;提出了因装订方式不当,导致彩页上几帧跨页大照中间被重叠,说明保证志书质量,还需出版社责任编辑要有质量观念。

早在志书交付出版之时,许洪新即向编纂委员会建议:“印数少一些,在听取研讨会专家意见后,容再进一步发掘历史资料,并多积累一些新寺的活动资料,于几年后再作修订。”与会学者颇支持这一建议,认为是为存史负责的精益求精的态度。潘文彦说:“我想,这部寺志还要好好修订,精益求精,为佛教服务于现代社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夏咸淳表示“期盼在体例的完善、遗佚的搜求、文字的校勘、句读的斟酌诸方面,再有改进修正,俾成地志寺史精品,其于翼教益世之功远矣”,他还毛遂自荐,在寺志修订时愿参与文献校勘句读标点工作。

此外,与参修志的原南翔镇政府干部李林奎交流了自己从不懂到初步学会的体会,他写道:“只要认真,修志是可以学会的。也只有认真,才能修出符合科学要求的志书”。承担寺志设计排版的上海德泓广告传播有限公司经理罗环,介绍了由于电脑各类设计软件排版不尽相同,在输入与处理有较多历史文献性质文字时,需特别加强校对,并探索减少差错与便于检查的工作程序。

由于时间关系,许多问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有关建议与具体意见,更将逐一消化,以备在寺志的开发利用和今后修订中,择善而从,有的还将重核再考,务使寺志成为一部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存史之作。

(作者单位: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