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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新闻出版业60年的凤凰涅槃(中) (杨森耀) 2010/08/24

杨森耀

 

以党报为核心组建的媒体——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问世。成立于2000年10月9日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是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为主组建的一个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媒体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媒体种类丰富、结构合理、人才荟萃、实力强劲、影响广泛,目前拥有《解放日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申江服务导报》、《报刊文摘》、《人才市场报》、《I时代》、《房地产时报》、《上海学生英文报》九份报纸,《支部生活》、《上海小说》、《新上海人》三份刊物,还有解放日报电子网络版和上海沪剧院,共计九报三刊一网一院。集团报刊年总发行量48082万份,平均期发数为309万份,覆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行全国各地和世界诸多重要城市。集团现有总资产11.3亿元,净资产8.3亿元,截至2002年底,集团净资产为9.55亿元,税前利润1.66亿元,分别比集团成立前增长54.72%和63.87%。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影响力和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主要报业集团前列。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具有事业性质的单位12个,它们是《解放日报》、《新闻报》、《申江服务导报》、《报刊文摘》、《人才市场报》、《I时代》、《房地产时报》、《上海学生英文报》、《支部生活》、《上海小说》、《新上海人》、上海沪剧院等;具有法人地位的单位24个,包括解放广告有限公司、解放印务中心、解放物业公司、解放发行服务部、解放出租车公司、解放实业公司、劳动服务公司、新闻信息产业发展中心、新闻族广告公司、上海金白领广告有限公司、上海解放印务技术有限公司、解放公关策划有限公司、《申江服务导报》、《新闻报社》、《人才市场报》、《I时代》、《房地产时报》、《上海学生英文报》、《新上海人》、《党课教材》、上海沪剧院等。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以后,从原有的一报为主的单一垂直管理到主报、系列报刊并存的多元化集团管理,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也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集团成立后,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了4方面的改革:一是设立了党委(社长)办公室、新闻总编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纪委(监察、审计)办公室、事业发展部、组织人事处(人力资源部)和计划财务部等5室2处,作为集团的核心管理部门;二是集团对新闻宣传和经营管理两大主体内容均实行条块管理,集团新闻办公室对新闻宣传实行条状管理,各系列报刊对新闻宣传实行总编、主编负责制的块状运作,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对经营管理实行条状管理,广告、发行、印务、物业后勤4个中心对经营管理实行块状运作;三是集团对系列报刊确立了“六统一,四独立”的管理原则,系列报刊在宣传导向、发展规划、内容定位、资产管理、干部任免、财务监管六个方面由集团实行统一管理。同时,系列报刊实行独立建制、独立编制、独立采编、独立核算;四是先后修订、制定、颁发了40个文件、规定,涉及管理的诸多方面,以逐步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浙江省为建设文化大省,高度重视打造有竞争力的文化集团,把文化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2000年以来,全省先后组建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宁波日报、温州日报命名的四大报刊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拥有16报2刊,其中《浙江日报》、《钱江日报》分别为全省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和晚报。集团还建立了集团有限公司,下设子公司。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拥有4报2刊。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拥有3报。全省初步形成以集团为龙头、向规模化发展的产业布局,报刊市场主体结构调整基本合理,目前全省有各类报纸69种,年发行量达20.6亿份,有期刊216种,年发行量达7800万册。

浙江报刊集团初见成效得益于三方面举措:一是完善经营组织结构。省、杭州和宁波报业集团在保持原有事业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在集团层面组建经营性公司,形成企业法人实体,落实集团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保值增长责任,构建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组织结构。二是大力推进资源整合重组。省、杭州、宁波三家报业集团对经批准保留的15家县(市)报实行了兼并重组。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入股华数数字电视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全省性平台和发展主体,推进全省有线数字网络联合发展。三是积极探索跨行业、跨地区发展。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与省广电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投资创办浙江在线新闻网站、浙商杂志等,温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实业,现已涉及创意设计、视频点播、咨询培训、资本运作等多个领域。浙江报刊集团为确保报刊业持续发展,还努力实现六大转变:一是由依靠投资驱动的资源消耗型增长,向依靠技术驱动的内容创新型增长转变;二是由不切实际的外部制度模仿,向实事求是的内部制度创新转变;三是由传统的媒体中心观,向以高度整合的资源平台为核心价值的资源中心观转变;四是由百货商场式的大而全的传统内容定位策略,向更加精准的、适应不断细分的市场需求的现代定位策略转变;五是由危及报业增长基础的愈演愈烈的低价竞争,向高水平的内容竞争和服务竞争转变;六是由以新闻纸为本位的传统平台媒体,向以原创内容和信息增值服务为本位的“数字报业”转变。形成以四大报业集团为龙头,以市级党报为骨干,城市报、专业报协调发展的报业新格局。

江苏的报业集团于2001年起飞。该年9月28日,省级重点文化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并被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2年12月17日,成立南京日报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联合经营。该集团与苏州吴中集团组建苏州新东印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200万元,其中本集团60%股份、吴中集团40%股份。参股资金财产保险公司5000万元,投资1000万元参股石湫影视基地。

第二节出版业的凤凰涅槃

江浙沪,尤其是上海出版业历史悠久,盛名天下。它有过鼎盛时期,也有过低谷徘徊。但一旦全面复兴后,江南出版业依然宝刀不老,重焕青春,解脱羁绊,不断突破,努力实现现代化出版业的必由之路——规模化、集团化。

复苏——振兴——繁荣

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和中心,书刊素以量多质优著称于世,名闻遐迩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汇聚于此,为传播知识、开启民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作出过贡献。新中国建立,江浙沪出版业经改造、新生,都纳入了为人民服务的轨道,继续发挥出版基地的重要作用。“文革”十年,江南地区的出版业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古今中外优秀著作,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加以批判、查禁、封存和销毁,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书荒”。广大读者长期被隔离于优秀文化作品之外,他们无法读到好书,也无法买到、借到好书,在政治动荡中空耗了岁月。为此,扫除拦路虎,解放出版业,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一唱雄鸡天下白”。“四人帮”倒台,出版业的春天来临。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江浙沪出版业得到全面复苏。上海通过拨乱反正,出版业飞速发展,呈现出不断跃升的趋势。出版机构成倍增加,实力雄厚,专业布局不断完善。书刊数量激增,并朝系列化、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图书发行体制改变了传统的高度计划模式,在继续发挥新华书店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着力发展集体书店、个体书店等支渠道。书刊印刷技术亦有长足进步,从根本上改变设备陈旧落后的面貌,大大缩短了在制版、印刷、装帧等方面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一个强大的上海出版体系在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上海出版业的拨乱反正始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部分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开禁。当时,重印被长期禁锢的优秀文艺作品,是上海出版文化界开展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出版、创作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等情况下,为缓解“文革”造成的严重书荒,满足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恢复上海出版业的重要举措。

1977年下半年,上海出版业首先重印了外国中篇小说《斯巴达克思》。1978年,上海集中重印出版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子夜》、《家》、《新儿女英雄传》、《红旗谱》、《铁道游击队》,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古典诗词选注本《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唐诗选》、《宋词选》以及外国文学作品《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牛虻》等。中外名著的重印再版,使新华书店出现了门庭若市,通宵排队的盛况。人们争相阅读久违的中外名著。到1979年国庆前,《陈寅恪文集》、《林风眠画集》、《重放的鲜花》以及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等一批图书正式出版,“书荒”现象基本消除。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对于出版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编选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以及陆文夫等17位作者的20篇作品。这些作品正视生活,深刻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但“文革”期间,这些作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期被禁,作者也受到批判,不少人甚至被划为右派分子。现在该书出版,不仅使这批好作品重放异彩,而且解脱了20多年压在作者身上的桎梏,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在出版业全面复苏期间,有一套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自学丛书——《数理化自学丛书》不能不提。上海市出版局一位老局长(时任参与出版此套丛书的编辑)谈起此事,至今感慨万千。他说,当时得知废除几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要恢复,全国知识青年欢喜雀跃。由于“四人帮”对文化的破坏,考生们已找不到一本合适的复习课本。上海科技出版社编辑们集思广益、集体研究,认为重印《数理化自学丛书》是最佳方案。于是,立即行动,克服种种困难,在最短时间内突击重排出版全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共印了435万套,合计6000多万册,满足了江浙沪乃至全国的考生的需求。许多考生在这套丛书的帮助下,圆了大学梦。不少考生后来都成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方志敏烈士的孙女方丽华回忆说,1978年,爸爸给自己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终于让她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上海市一位领导深情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靠着它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命运。后来,这套书借给了两位朋友,他们的命运也得以改变。现在这套书还放在书架上,没有舍弃。”

同样具有源有流长、历史悠久的浙江出版业,由于“文革”期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到1978年,全省只剩下一家出版社,出版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励浙江出版业拨乱反正,全面复兴。浙江出版业全面复兴,解决“书荒”的一个重要手段,即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大胆出版了翻译小说《飘》,由此引起一场地方出版社出书方针的大讨论。通过讨论,浙江出版业解放思想,统一行动,坚决贯彻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关于地方出版“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出书方针”精神,及时解放和发展了出版生产力。《飘》的出版,犹如上海重版了30余种中外名著一样,为浙江出版业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江苏出版业有一批勇敢者,当年还正处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之际,不少人尚对“文革”心存余悸,他们就勇敢地重新返回出版业,开始图书出版的拯救工作。江苏出版业经过拨乱反正,很快进入复兴工作,紧紧抓住地方出版可以“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这个契机,顺应全国大气候,解放思想,冲破束缚,以创办《钟山》、《译林》等全国性的大型期刊为起点,犹如浙江出版业重版《飘》一样,力促多种社办刊物的繁荣,进而推动大批新版图书的出版发行。与此同时,突破一省只能一家出版社的限制,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中分出新建8家专业出版社,建立了江苏出版总社,建立了拥有编、印、发、供多环节的出版体系,为江苏出版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解脱羁绊后的飞跃

出版业长期归属意识形态范畴,与一般农工商业具有性质上区别。解脱羁绊后的江南出版业如何改革与发展,曾引起不同观点的争议,经过激烈的辩论,逐步取得一致意见,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改革思路,然后,不断实践,深化改革,终于取得了解脱羁绊后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对出版体制改革形成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出版体制是整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随着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才能逐步改革。二是认为,从历史上看,出版业具有宣传马列、积累文化等重大功能,不能企业化。三是认为,必须把出版业的社会职能与市场经济因素结合起来定改革的路子。经过不同学术思想的论辩,上海出版业逐步形成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出版社新体制应当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律,根据出版业的社会职能,以及行业本身必须组织生产、开发市场的职能,确认出版业具有事业性质,但应当转变机制,作为企业来经营管理,也就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模式。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1984年起,上海出版业全面推广“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制度,实行全行业体制的重大转变,其改革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努力转变主管局职能。变传统的出版总社型为政府职能型;变传统的封闭型为开放型;简政放权,给企业以充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实施目标管理,由上而下推动体制改革。二是全面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逐步实行总编辑、社长负责制,经济目标责任制、利税承包制,“双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责任制。三是重点突破关系到体改与发展的大项目。突破行业单一封闭性经济模式,实行开放性综合经营的新战略,探索新的出版业经营组织形式,推动行业向高科技、现代化发展。

上海出版业经过改革,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出版社犹如雨后春笋。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申城涌现出大量各种类型的出版社,最多达40家,而且门类齐全、专业兼顾,深受读者欢迎。

二、重点工具书享誉海内外。这期间,以举国最有影响的皇皇巨著《辞海》领衔的大型工具书纷纷出版。该巨作初版时1300多万字,再版时1560万字,累计发行510万册,创中国大型工具书发行量之最。我国第一部大型多卷、反映汉语词汇发展全貌的《汉语大词典》和《金文大字典》、《英汉大辞典》等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作,受到广大读者好评。

三、优秀丛书层出不穷。系列化、成套化是新时期上海图书出版的一个亮点。《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文化史》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外国文学名著》等丛书的面世,大大提高了沪版图书的文化品味。

四、大型画册精彩纷呈。精美画册是沪上出版业的传统特色。这期间,《敦煌壁画》、《故宫博物馆藏画》、《十竹斋书画谱》等多部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美画册的不断问世,引起国内外名家和读者的关注。

五、杰出著作纷纷获大奖。该期间,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古籍整理、科普、少儿读物等领域都出版了大量新书,其中不少优秀图书分获“茅盾文学奖”、“社科著作奖”、“戏剧著作奖”和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奖。

六、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7年,上海全市出版社销售收入11亿元,约是1978年的25倍;有6家出版社的销售收入接近或突破2亿。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发行量高达400万册,列全国刊物榜首,全行业新增固定资产比1978年翻了两番。

冲破禁区后的浙江出版业,改革同样进入快车道。其特点有三:一是出版格局呈特色化。按照“小而专”的要求,从一家综合性的地方出版社,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八家专业出版社,1985年,相继建立了西泠印社、浙大、美院、宁波、杭州及音像、电子等出版社。二是出书量和门类大扩展。从只能出版字大、本薄、价廉的通俗小册子,发展到出版大批丛书、套书、工具书、大型画册、史志类图书和学术著作。三是出版社成为经济实体。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实行以质量为中心的奖惩责任制,建立优秀图书编辑奖、奖励基金和“树人出版奖”等。四是首创社店联合寄销,推动发行体制改革。在这期间,浙江省出版业出版了不少好书,如《我的父亲邓小平》、《走进中国100个院士的家》、《浙江省公民道德规范》、《新中国诞生实录》、《中国战略构想》、《科学改变人类生活的100瞬间》、《温州悬念》等,《中国少年儿童学科全书》、《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已成为全国知名品牌,22种图书获国家图书奖,39种图书获中国图书奖。

江苏出版业全面复兴时,伴随着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尝试四方面改革:一是提出了“质量、特色、效益、稳定、创新、繁荣”的指导思想,二是提出“两个转变”:即传统的出版业向现代的开放的出版业转变,出版事业向出版产业的转变,开始积极探索集团化、多元化发展。三是推行承包经营、社长负责制,社店联营扩大销售,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实行改革。四是实施品牌战略,打造精品力作。出版一大批传承人类文化瑰宝、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如《长城志》、《朗读者》都成为全省的畅销书、长销书。《温度决定生老病死》发行量突破40万册。

出版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规模化

江南出版业与江南报刊业一样,要实现现代化,应对严峻的国际市场,必须做大做强,有规模效应。欲达此目的,一个重要手段即组建大型出版集团。江南出版业顺应历史潮流,经过冲破禁区、全面复兴、深入改革,毅然进入到组建出版产业集团阶段。上海、江苏、浙江先后成立世纪出版集团,新华传媒发行集团、文艺出版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出版集团等,象一个个巨型文化航母,屹立在太平洋西岸,为中国的现代化冲锋陷阵,破浪前进。

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8月14日在江苏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议,表彰了全国各省58家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企业。江南地区的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名列其中,这充分说明江浙沪出版业在规模化、集团化方面已取得骄人的业绩。

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横空出世。成立于1999年2月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是经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2003年6月,集团被中宣部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集团的改革目标是建设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实现资本一体化、经营多元化、手段现代化,以出版业为主业的大型传媒集团。同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调整加强世纪出版集团,在原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图书公司(含上海书店出版社)等5家组成单位的基础上,将原属市新闻出版局的7家出版社,即上海少儿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等,加入集团行列,集团划归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调整后的世纪出版集团,共由12家单位组成。2004年,根据中央和市委要求,集团制定并启动整体转企改制方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将集团内绝大部分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与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上海精文投资公司、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国有投资主体共同发起设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5年11月正式挂牌,成为全国第一家从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的出版单位,并第一个实现整体转企和股份制改造一步到位。作为一家国有多元投资性质的股份制公司,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从董事长到普通职工,个人均不持股,全部由单位持股。其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实行事业转企业的整体改制,占有70%的股份。

为保证党对转制后出版企业的领导,确立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政治核心作用,在体制设计中作出必要的制度安排。通过股权结构安排,保证市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对出版企业重大事项的主导权,通过控股比例保证党对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决策的影响力。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保证党对转制企业各级领导干部的管理权。通过党委成员依法进入股份公司领导层和确立公司决策议事规则,保证对集团重大事务的决策权。设置编辑政策委员会,保证党对出版企业出版导向的管理权。通过公司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等工作,从而为加强党的领导提供组织保障。

同时,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资产为纽带,建立和规范出版企业管理架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关下属单位转入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后,全部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根据不同单位的业务性质和资产运作的需要改造所属单位:股份公司主体为统一法人,出版社改选为分公司性质的企业,其余单位分别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等。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建立起一套符合企业生存需要、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出版生产力提高的管理机制。根据不同业务发展的要求,探讨按照产品生产线组织生产的要求,实施事业部制的管理体制与方式,以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公司制定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建立员工职业发展体系,实行企业劳动人事管理办法,企业与员工通过平等协商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关系,建立职工能进能出的机制;改革人事制度,形成管理人员能上能下的机制;实行新的薪酬体系,形成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

中国出版业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成功“借壳生蛋”。成立于2000年6月的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原是以上海新华书店及各区县店、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上海书城、中国科技图书公司、上海音乐图书公司等24家企业为基础,经资产重组而组建的国有现代企业。集团成立后,以组建资产一体化、资本多元化、发行主营化、经营多元化的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辐射力强的大型图书发行集团为最终目标,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一系列改革与创新。2003年8月,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开始筹备改制事宜。2004年6月,确定了改制工作分“三步走”的总体思路:第一步,完成集团国有多元改制;第二步,由国有多元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第三步,争取上市。围绕着“三步走”的总体思路,2004年8月,集团首先完成国有多元改制。精文投资有限公司、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世纪出版集团、文艺出版总社等上海5家国有文化企业成为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出资人,即大股东。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完成了改制第一步,即由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转变成国有多元企业。9月,上述5家国有文化企业公开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将持有的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股权转让49%。3个月后,上海绿地集团中标,一跃成为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最大股东。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广集团、世纪出版集团、文艺出版总社分别持有上海新华发行集团18.36%、17.34%、5.1%、5.1%、5.1%的股权。从此,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混合所有制文化公司,集团完成了改制第二步,即由国有多元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的转变。2006年10月,集团通过收购重组上市公司,借壳“华联超市”成功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行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2006年10月17日“华联超市”更名为“新华传媒”,开始复牌交易。

“新华传媒”主营业务为文化传媒市场运作,其中,出版物销售的批发和零售是重要的主营业务。公司拥有和控制了上海大型书城、新华书店、超市卖场等大中小不同类型的售书网点近4000家,图书零售总量占上海零售总量的65%以上。公司还拥有文庙书刊交易市场、上海书刊交易市场和沪太路新华书店批销中心三家不同类型的出版物批发交易场所。在做大做强出版物发行的基础上,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要求,致力于开发电子商务、数据服务、动漫产品等新媒体业务,并通过渠道整合、产品整合和管理整合,实施跨媒体、跨区域的多元化经营,实现产业链的上下延伸和关联产品的业务联动。公司先后投资了上海炫动卡通卫视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东方书报刊有限公司、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上海东方出版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上海联合书业会展有限公司等。灵活的改制带来了企业体制机制的创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公司2007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78%亿元,净利润6940.47万元,实现每股盈利0.26元,净资产收益率达到7.97%。

以文学艺术为特色的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集团鹤立鸡群。2003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以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报出版社、百家出版社为基础,组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6年改名为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专业出版集团和大社名发展新路的探索,目标是建成以文学艺术出版物为主要特色的专业化、集团化、走向涵式发展道路的新型出版版机构。2004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复同意在上述8家出版单位基础上组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这种以文学艺术为纽带组合的特色出版集团在江南文化集团群中是鲜有的。2004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完成筹备工作,全新亮相。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8家出版社在文学艺术等出版领域具有雄厚的专业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经济总量为:总资产46929.5万元,总销售收入45612.8万元,总利润6806.2万元。图书出版总量2225种。拥有期刊25种,报纸2种。培育并造就了一批久负盛名的图书、期刊品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建立,将通过现有出版资源的整合,在内容产业的结构上,谋求书刊共同发展,全面提升所属出版机构的文化创造力、文化影响力。50年前,“人民作家”巴金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结缘,他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之一,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社作为一个新崛起的专业出版集团,将秉承巴金精神,“把心交给读者”,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待续)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