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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征远绍 采摭宏富 忠实传承千年古刹沧桑历程--评《云翔寺志》的资料特点(杨军益) 2010/08/24

杨军益

 

两汉之际,佛法东传。六朝时期,战乱频仍,兵祸绵延,佛教得以迅速传播。今云翔寺所处的江南地区,更是寺庙林立。南朝梁武帝四次“舍身”出家,唐代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皆可为证。北朝犹有过之。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5卷,全书记载洛阳大大小小80多所寺院。以寺立目,内容包括立寺人、立寺时间、寺院方位、建筑经构、周围环境并其兴废沿革,市里、官署、道路、桥梁、时人第宅及名胜古迹等也多交待其地理位置,有的还兼记遗闻轶事,被认为是寺庙专志之滥觞。

寺庙作为弘法布道的重要场所,是人们精神寄托的殿堂,在人们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是难以估量的,因此,精神层面的意义远远高于寺庙本身。但寺庙文化的传承却居于次要地位,很多高僧大德的弘法事迹,古刹名寺的历史文化传承,专门的史志资料较少。然而,寺庙从来都不仅仅是宗教场所,也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正如乡镇志具有较高的微观价值意义,编纂寺庙志的意义不言自明。

修志之难,难在资料。《云翔寺志》不拘泥一般志书“横排纵写”的原则,独出机杼,分上、下两卷,记述湮没的历史南翔古寺和重建的今云翔寺,结构严谨,体裁完备,详略得当,优点良多,但相比较而言,在资料方面用功尤勤,旁征博引,考订精核,堪称深得志书“资料性”三昧。本文试就《云翔寺志》资料作浅探小析,分疏如下。

一、广泛搜集,采摭宏富,占有资料尽量“全”

如前所述,寺庙在古代以来的文化传承体系中,与其在精神传承中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符的。古代修志,从全国到县,分别有总志、通志、府志、县志,由各级政府纂修,历代中央政府间有纂修诏令颁布,基本形成一套不断纂修的制度。寺庙志等专志在国家修志体制之外,没有制度保障与资金支持,因此纂修成果少之又少,像云翔寺这样的千年古寺,底蕴积淀深厚,也并没有寺志产生,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从唐开成四年(839)开寺,至建国初历经1100余年,云翔寺经历的毁建兴废、沧桑巨变,虽然一般府县志和乡镇志也有记载,但大都失于简略。幸运的是,清嘉庆《南翔镇志》记载了不少珍贵文献,集载云翔寺金石碑刻序赋11篇、诗作39首及僧人15位,功莫大焉。正如“编余”所说,这些资料“也可敷衍成一本尚过得去的寺志”,但要出精品良志,这些远远不够。编纂者花了两年时间,发掘历史资料,“除旧志外,从金石、谱牒、笔记一批诗文集中,搜得颇多资料,仅碑刻疏序文字即有34篇,诗作115首”。应该说,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还从公私藏家的藏品中采摘资料,对唐宋金石方志文献的发掘,像徐兆曦、李流芳等明清文人的疏文缘起,云翔寺开寺的时间,不少都是旧志和有关文集所未载的最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纂修资料,打下了很坚实的编纂基础。

二、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考核资料在于“严”

志属信史,遵循史家法度,无信不书。但修志者有时候出于各种偏爱,附会矜夸,以彰显志书记载地域范围内的文化、政治地位。旧志中,矜夸乡贤,攀附名人,就是一大通病。对于寺庙志,尤其是创修的寺庙志来说,在资料的考订方面尤其困难。

沪上佛法传入时间,一般认为在三国赤乌年间(238~250)康僧会东来传法。因此,不少寺庙被传说建于赤乌年间,但缺乏文献、金石依据,难作定论。如龙华寺,其始建年代,说法大致有三。一是说创建于三国东吴赤乌十年(247),二是说创建于唐垂拱三年(687),三是据宋、元地方志记载,为五代吴越王所建。但在不少志书中,都采用最早的说法,认为龙华寺创始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唐垂拱年间正式建立殿堂,形成一定的寺院规模。这似乎很合乎社会进化、宗教繁荣发展的模式。云翔寺的开山时间也是如此。新编《嘉定县志》记载为梁天监年间(502~519),新编《上海通志》精确为天监四年,因袭旧志所载。《云翔寺志》不简单地照搬成说,“相传”一下了之,精心地对文献、金石资料研究考证。从《吴地记·后集》、明洪武《苏州府志》和尊胜陀罗尼经幢题刻等爬梳整理,互相参证,考出建寺于唐开成四年,有理有据,逻辑精密。同时,编者还对白鹤南翔传说源流进行仔细整理,旁证建寺唐开成四年的结论,解决了云翔寺史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资料的取材方面,《云翔寺志》态度审慎。在上卷沿革章,无不尽力参详各种文献资料,于考据方面用功尤勤,充满考辨精神。如寺基位置,清嘉庆《南翔镇志》刊载的镇区、寺区两图略有出入,金黄桥位置不一,编纂者对照镇志“营造·桥梁”认为,“金黄桥应位于师姑浜、横沥交口北侧,与寺基并不相连;四虎桥与寺基亦并不相连,当以镇图为是”,对旧志之错讹不回避。对难以作定论的资料,都照录待考。如“白鹤八景”之一的“博望槎”,与寺基旧址相距较远,似乎寺基一度曾达到“博望槎”,否则岂能跻身“白鹤八景”;里人李廷翰《南翔行》里,有寺基数字400亩、房5千多间的记载;今人杨嘉祐《上海风物古今谈》中又有“今日的南翔镇,有一半是庙基和庙产”之说,不以文献难征,事实难明,粗暴删削,都予以录入待考。

小到一首古代游历诗文,编纂者也绝不轻易录入。唐戴叔伦《赠慧上人》一诗,嘉庆《南翔镇志》辑录进来,大概是该志持梁天监建寺说,而《赠慧上人》一诗首句即是“仙槎江口槎溪寺”,因此被附会成南翔槎溪,且将诗题作了改动。若对戴氏一生行迹作一追踪,不难发现,戴生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肃宗至德元载(756年)岁暮,为避永王兵乱,随亲族搭商船逃难到江西鄱阳,并开始探寻仕途,直至德宗贞元五年(789)客死四川,且该诗的颔联为“自恨频年为远客,喜从异郡识高僧”,则应是其仕宦生涯中造访慧上人之作,此槎溪非彼槎溪,绝非南翔槎溪。《云翔寺志》上卷艺文章诗存节,没有辑入,在卷末又作说明,其于资料考订之精细,令人叹服。

三、钩沉索引,详加注释,行文记载力求“信”

自两宋以来,地方文化中形成“志统”,与国家层面的“史统”构成帝国时代二元历史文化结构。史书因其编纂班子的权威性,编纂者大都为全国著名学者,因此,都被看作最权威的信史。志书由各级地方政府主持编纂,本应也有崇高的“信史”地位,但志书容易受地方长官影响,编纂者水平层次不齐,往往不实和错讹之处较多,历来受到学者的诟病。要解决这一问题,给志书添加注释是个比较好的办法。在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中,基本都沿袭旧志传统,到后出的《绍兴县志》等少量志书,带有注释,得到学界肯定,但近出的第二轮志书,添加注释的并不多,或许是作注释需要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专心的修志态度,同时工作量倍增,编纂者畏难而不愿为之。

《云翔寺志》迎难而上,上卷所采用的主要史料,都设小字予以夹住,说明史料来源或依据,即便大事记事条,基本每条都有注释,标明出处,做到言必有据。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对于有疑问的史料,可以考证出来的,在志文后以小字将多条证据来源列出。若孤证难以考辨清楚的,则做按语,予以辨析、补充介绍,并将编纂者的态度提出,以供读者参考。例如“白鹤八景”之一“博望槎”一段,编纂者加注释按语说,“该仙槎桥位于云翔寺山门旧址(今解放街砖塔处)东南,距离甚远,旧时既以为‘白鹤寺八景’之一,则其地亦当为寺址旧迹。如是,则寺基绝非以山门旧址为南限。待考”,融资料性与学术性于一体。

四、艺文资料,以诗文证史,彰显古寺文脉底蕴

陈寅恪在其名著《元白诗笺证稿》,最早示范了以诗证史的方法。旧志比较重视艺文志编纂,一般辑录著述目录、金石文献、诗文选,著述目录,可大体反映本地文化发展程度,金石文献和诗文选则同时富有史料价值。《云翔寺志》上、下卷各设艺文章,上卷艺文设著述、文存、诗存3节,下卷艺文设编著、碑刻·诗文、匾额、楹联,将有关云翔寺是艺文资料几乎辑录净尽,为深入了解云翔寺、研究云翔寺提供了另一种史料,且彰显云翔寺深厚的文脉底蕴,增加了志书的资料厚度。

当然,白玉难免微瑕,《云翔寺志》在资料方面也有些许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小字夹注,割裂志书连贯性,若采用页下注,或许更能顺畅文气;校对方面,也有差错,大事记条目夹注文字,将《吴地记·后集》误作《吴地记·后记》等。但总的来说,一座千年古寺,在文献缺乏、资料难征的情况下,仍能编成如此一部高水准的志书,实属不易,其中甘苦,编者自知。

云翔寺弘法千年,功德无量;新寺志传承古寺,功德不朽!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