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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志亟待立"信"--兼议传统方志之立信(许洪新) 2010/08/24

许洪新

 

值此上海二轮修志启动之始,正视首轮修志的成败得失,以明确二轮修志的工作重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且迫切。自首轮修志告一段落后,回顾总结的文字不知凡几,但切中弊端、透彻分析者鲜。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简称中指组)颁布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①,实际指出首轮修志的最大教训乃质量问题。这里的质量问题,笔者以为主要不在观点、体例、文字、印刷诸方面,而是资料的准确性和志书的可信性。据此,笔者拟就志书可信性问题,浅议一二,以供二轮修志参考。

方志贵“信”

方志,信史也,本是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朝廷)为有效实施资治、教化而纂修的,用于存史备考的政书,是以皇帝及各级有关官员为对象的资料查询工具书。鉴于其实际作用彰著,遂能绵绵延延,历千余年而不衰,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优秀传统之一。封建朝廷也明白要正确制订和贯彻治理国家的政策与举措,就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地情调查,即对一地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进行周期性调查,以掌握变化中的情况,并为检索便利而分门别类纂记之,这就是方志。所以,方志的直接功能或第一位功能是“存史”,通过存史不仅为当代且能为后世的资治、教化提供地情根据。社会从古代发展到了现代,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但认清国情地情乃是治理与改造一国一地之基本根据,这一点不会变。作为地情载体的方志,其基本功能也就不应变。对此,梁启超说得好:

夫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吾侪诚欲自善其群以立于大地,则吾群夙昔遗传之质性何若?现在所演进之实况何若?环境所熏习、所殴引之方向何若?非纤细周备、真知灼见,无以施对治焉。舍历史而言治理,其言虽辩,无当也。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赜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②

为使方志能为当代与后世的资治、教化提供正确的根据,就必须使方志成为信史。为此,自古至今,朝廷与政府是化了大力气的,拨经费、设机构、发文件,开放官牍文书档案,令各机构单位提供资料配合,常常不惜重金延请专家主其事,甚至以封建时代最高规格的文件形式——上谕,命封疆大员抓好志书修纂和质量。以勤政著称的清世宗雍正,就曾因《一统志》馆总裁官蒋廷锡等要求各省“一年之内”呈报地情资料事,颁发过《上谕》,雍正唯恐各地就事论事,只呈交《一统志》所需资料,便提出重修各省通志;并认为一年太促,可宽至二三年,万万不可草率从事。还表示以此对总督、巡抚们进行考核,奖优罚劣。他强调:

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必详细调查,慎重采录,至公至当,使伟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或……徇情率意者,亦即从重处分。③

于今,志界常说资料是志书的基础,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这话非常正确,但总觉得还不够突出其中的核心与关键,即还不够突出“信”字。因为质量首先是内容质量,首先是资料的准确性,正是资料的准确性决定志书的可信性。修志主要是为了官员们自己使用,而“可信”正是“可用”的前提。所以,诚如孔子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④志书也是这样,无信不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志贵“信”,“信”才是志书之魂。

方志是信史,指的是方志功能要求其为“信史”,而并非只要是方志就是“信史”了。一部方志是否为“信史”,既非修纂者自称,更非因机构权威而“天成”,而是由使用实践的检验作出的评判。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将方志中的资料全部核检一遍,再以其准确率或差错率判定其是否为“信史”。一般读用者只能发现其中的一些差错,而学术界则从学术规范视角估量其整体的可信性。学术规范是专门学问的治学法式,是学术质量的保证。俗话说:“内行看门道”,方志既属一门学问,自然有其“门道”。所以,学术界据其“门道”予以的评判,应该是衡量方志可信性的最主要尺度。

有鉴于此,二轮修志务必将立“信”置为工作的重点。因为,首轮修志对立“信”认识不足,连立信的基本一环,也就是最低限度的学术规范——标明资料出处都没有要求,致使首轮志书中的绝大多数未标资料出处,即有标注的也只是个别章节的个别内容。遂导致读用者心存疑虑,难被信用,学术界更有“新方志不能直接引用”之说,这实是首轮修志的最大教训,也是二轮修志必须认真记取并化大力纠正的问题。所以,立信是保证志书可“用”的需要。

二轮修志突出立“信”,也是传承和弘扬我国方志优良传统的需要。在二轮修志中不仅要修出让人可信敢用的方志,还要通过“立信”,建立符合学术规范必要的修志规程,培育严谨的修志作风和形成一支具备学术素养的修志队伍,这是传承和弘扬我国方志优良传统之必须。由于首轮修志在这方面的缺位,致使安于“下面写志稿,上面改志稿”的模式已成为习惯,要扭转这种已趋异化的局面,绝非易事。希望二轮修志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传统方志的立“信”

欲为新方志立“信”,方志工作者了解与学习传统方志如何立信,便十分必要。为使方志成为“信史”,我国传统方志学者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摸索出一系列的纂辑方法,形成了颇为完整的修志规范。归纳言之,至少有下列几点:

一、标明出处

传统方志大致可分撰著体与纂辑体两类,前者“融会群籍,自铸新辞”,无一语不出于己;后者“上絜纲领,下列征引之书”,无一字不无依据。⑤最初的方志多属撰著体,但撰著体并非全不标资料出处,也有少量资料出处以正文形式出现。如北宋朱长文撰的《吴郡图经续记》,所引《越绝书》等即于文中标示。由于撰著体标示资料出处太少,因此招致质疑,使用者也会欲用而不敢,于是出现了纂辑体。据清代谢启昆考订,南宋高似孙辑《郯录》,其先贤各传“每事必注其所据之书”;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征引更富,遂开“地志引书之例”。⑥

平心而论,就可读性而言,撰著体似胜一筹;但以可信性而言,自然以纂辑体为优。因为即便标有资料出处的,尚难避免因见闻所囿、考订欠精而致所据不当,亦有态度草率、队伍参差而致引证疏漏诸问题,但毕竟可以核查之。撰著体却因无法复核,令人有杜撰之虞。主纂者虽学富五车,也常因目力所限、精神不济而难把其关。如俞樾,乃晚清一代学术泰斗,所纂同治《上海县志》有名志之誉,经秦荣光仔细查核,差错甚多,秦氏作《(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六卷,计22万字,考订参引194条,补正211条,计405条;民国胡怀琛又纠补38条,合计443条之多⑦;甚至有将饰词“雄州”误作苏州曾用名之低级错误。但是,或因态度敷衍,或缘时间紧迫,或恃学识深博,或嫌繁杂麻烦,坚采撰著体者仍多,尤以明代为甚。

清乾隆以降,考据之学兴起,标注出处者“渐众”,志界普遍认识“无征不信”,乃“体至善也”。⑧晚清方志学者黄彭年更曾尖锐批评“旧志中多杜撰”,针对这种言无可征的现象,他在主纂光绪《畿辅通志》时提出:“今惩其弊,每条皆注所采书名”,只有人所共见之专书,才可“不复注”⑨。民国方志学者黎锦熙主张于《凡例》交代主要文献之简称,志文后“均以小字,注明出处,以昭质实”。⑩鉴于撰著体与纂辑体各有所长,在修志实践中渐渐趋同合一,互采其优,多“兹随行文所便,于兹二体,并有所取”;(11)“拟依材料之繁简,以定叙述之方式,相题行文,纂辑、撰著两体,不妨参用。”(12)即以撰著体的写法,但标注所据资料的出处。

如何标注出处,即标注的形式、程度、对象诸问题,传统方志学者也作了多方面的探索。标注形式有列入本文和小字夹注两种,清代章学诚提出“取用成文,缀入本考本传,原属文中援引之体,故可标作者姓名及‘其辞曰’三字,以归征引之体”;如“其势不无删润”者,“则于本文之上,仍标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13)此即于志文中点明的做法;清谢启昆说:“详注书名于所引条下,则考古征信之义如此;”(14)新采访所得,必详出处,(15)以明并非杜撰,(16)对过长的内容,可删节润色,但于其后“仍注原书之名,著所本也”,(17)集辑数书而归纳引用者,“亦标明之”,(18)此即小字夹注的做法。标注的程度一般只到书名,“引用诸书,但称书名,不标撰人”。(19)张之洞主纂光绪《顺天府志》时要求最严,须“注明第几卷”。(20)

由此可见,标注资料出处是传统方志为保证可信性的最重要举措,“以征而信”是我国方志修纂最基本的原则与志规,也是我国方志优秀传统中最重要的内容。

二、记述考证

这是传统方志保证可信性的又一重要举措。历史现象与历史资料的复杂性,常常是多说并存,正讹混处。方志是信史,力求以准确的资料入志。然而,只记考证结果而不载考证所据,读用者与后人依旧会疑窦丛生。所以,传统方志历来重视对资料考订和将考证记入志书,举凡“有致误或可疑者,间加考证,非敢自矜也”。(21)有关方志学者认为载记考证是“志乘贵在核实,不得不尔”。(22)嘉庆《广西通志》要求:“有当考证者,各附本条下”;(23)光绪《顺天府志》也规定“群书互异者,宜考订,详说夹注。”(24)即以小字夹注形式,将考证的主要依据与理由附载于本条之下。

由于考证在辨证史实、保证可信性中作用至巨,而史料存在的复杂性又使考证成为不可或缺之手段,遂成为古代方志的传统体裁之一,即“考”体。章学诚指出:“考,乃志书之遗,府县一考,专论建置沿革,最为全书根坻,考订不厌精详,既著其书,又列其表,观者一望瞭然”。(25)他批评“近世志艺文者,类辑诗文记序,其体直如文献,而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他主张“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按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讐取材,斯则有俾文献耳。”(26)民国余绍宋对考体作了一个界定,他说:考,“皆述自然现象及历史遗迹诸端,事属既往,非稽考莫能详,故曰考。”在他主持制订的《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中,为民国《浙江通志》设计使用的“考”体,共有疆域、地理、氏族、社会、田地、物产、艺文与古迹8门;并规定当有各类异说时,“仿《通鉴》例,另撰《考异》”。(27)由他主纂的民国《龙游县志》,于《艺文》中凡“解题或提要者,悉录以备考,间加考证”;其《氏族》中更收有详考畲族源流的长文。(28)1917年山西省公署颁行的《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中,亦以考与图、略、传、表并为志体,而设沿革考、营建考、古迹考、金石考、著述考、旧闻考、丛考7门。(29)

三、异说并存

或因文献阙佚,或因所见狭偏,或因时限紧迫,歧说未必皆能一一考证明白,事实上有些异说或将永远考不明白。对此,传统方志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原则,“凡采旧文,间或讹舛,必有以考据而后改正。如无佐验,则姑缺之。”这是“古人慎重之意”。(30)即于正文下,或以夹注,或以按语,另附异说,并注明所据,俟后人考核之。

四、附辑文献

传统方志大多附辑了大量的文献,方式有分散、集中及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三类。分散如光绪《畿辅通志》凡“诗文有关事实者,采注各条之下”;(31)又如光绪《顺天府志》,“古今诗文有关考证者,择要分附各门。”(32)集中者,有合辑于志后,为《附录》,为《文征》;亦有细分如《敕诰》、《序跋》、《金石》、《诗文》、《丽藻》等目者。清乾隆《登封县志》,其卷25即以《丽藻》之名集辑了诏诰,卷26为《金石》,卷28为《序录》。(33)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如明永乐十六年(1416)颁行的《纂修志书凡例》规定,举凡城池、山川、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有碑记者亦备录于后”,“古今名公诗篇、记序之类,其有关于政教风俗、题咏山川者,并收录之”,同时集“圣朝制诰别汇一卷”。(34)

传统方志大量附辑文献,目的十分明确,即展示志书之依据并存史。因为文献是志书的原始资料,重要文献更是一地历史发展轨迹和历史文化特点的主要记录载体。先后主纂民国《龙游县志》和主持浙江通志馆的著名方志学者余绍宋,就十分明确地指出:“编集文征,意在佐本志之参征。”(35)黄炎培也说过:“苟发见重要文件,全录以资考证”。(36)

五、“按”“注”点析

方志,述而不作,定例也。但引证有时需删润归并,异说需补充介绍,背景需略作说明,疑义需稍加评析,为不至与正常的志文相混淆,传统方志多取另行加“按”或小字分注的做法。前者如余绍宋,“旧事须重考证,不必仍旧志原文,但删改处宜加按语。”(37)后者如章学诚,对引据旧史传时所遇种种难处,认为“惟大书分注之例可以两全,盖取彼旧传,就今志义例,裁为新传,而于法所应删之事,未便遽删,亦与作为双行小字,并作者姓氏及删润之故,一体附注本文之下。庶几旧志征实之义,不尽刊落;而新志谨严之体又不相妨矣。”(38)由是,传统方志中常有按、注及附录多于正文的现象,对此,民国方志学者黎锦熙有过解释,他说:“双行小注,低格附件,往往多于正文。此不但清醒眉目,节省纸张,亦由检方志者目的不同,……肆应双方……各取所需”。(39)

六、开列书目

传统方志标注出处时,大多只列书名,不及其余。但在卷首或卷末往往列有主要引用书目,如清道光《兴义府志》,即于《凡例》中规定“卷首备列引用书目,注明撰人,以备考核”。(40)以上海地区为例,如明正德《松江府志》,首列《参据旧志并引用诸书》,计57种;明万历《云间人物志》,首列《松江府志》、《皇明世说新语》等参据书目97种,还笼统标示各县邑志、郡邑乡贤文册等;清嘉庆《娄塘镇志》卷首也列有引用书目63种等。

这样,以卷首书目与标注出处、考证、文献、异说及点析按注,共组志文之依据链,令人可信可用,有疑者亦可复可核。

此外,传统方志学者还以多种做法,规范修志的程序,目的都是为了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差错,以保证入志资料的可信性,即为了志书立信。如张之洞手订的光绪《顺天府志·修书略例》,规定“引书凭古雅,若《广舆记》之属及明人陋书,不以为凭”;“引书用最初者,不得但凭类书,其无原书者不在此例”;“采用旧志及各书,须复检所引原书”,人物引语“皆须据书采辑,不增一字,当句下注出典”;“引书注明几卷”;凡辽、金、元三史人名地名,虽“从乾隆敕改本,仍注原本作某字”等等。(41)这些规定充分反映了传统方志学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为减少辗转抄录而发生差错,黎锦熙甚至提出“不宜别纸抄录,只就原书剪辑,分隶新类”,他认为旧志宜用原刊本,凡近年排版重印本,“皆校对不精,伪脱贻误”而不可用。他说“原刊本即版本名贵,但有两份,便须以一份剪贴,勿吝也”。(42)要求之高之严,几近苛刻。

然而,传统方志学者严谨的求真务实精神与规范性的举措,诚如司法程序是执法严肃性与准确性的保证一样,方志修纂的规范性乃是方志可信性的保障,这正是我国方志文化的精华所在,正是使方志成为信史的根本支柱,也是我国方志文化遗产中最可宝贵的传统与非物质财富。

探索新方志立信之途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诸如对抄录致差错的担心早因摄影术与复印术的广泛使用已不复存在,学术规范也更加完整有序,新方志按理应较传统方志更加可信可用,现却由于各种原因而难为学术界所信用,这实在是修志人之大耻。只修志书,不继承传统方志修纂的规范性,不继承传统方志学者严谨的求真务实精神,这只是形似而神不似,结果必将严重影响志书的功能发挥与使用价值,甚至导致方志性质异化,使方志丧失信史的地位。

为使新方志真正可信可用,也为使方志传统不至于异化,笔者认为二轮修志应认真总结首轮修志忽视立信的教训,认真发掘古代方志强调立信的好传统,努力探索并规范新方志立信之途。对此,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做到如下几点:

一、坚持标明资料出处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所以规定“新方志不能直接引用”,即因其没有标明资料出处。学术界普遍质疑新方志,也因为难知其资料从何而来。若从一部不标资料出处的新方志中,追寻某些资料的依据实在费时费力,笔者因参与《清史》课题曾就某些史料追寻过多种新方志之依据,有的尚可寻得;有的恐有差错;有的虽寻得却不能断定其是否即为该志书之据,因所见多非第一手资料;有的连有关志书原操作者也表示“找不到”出自哪里了,从而切实地体验到新方志确难于为严肃的需要所用。事实上,新方志中的资料虽非全属第一手资料,也或有一些累积误差,但多非杜撰,那为什么就不能把出处标出来呢?标注一下,仅为举手之劳,却为新方志立信奠下了基础。

当然,如何标出处是需要摸索的,需要通过实践反复总结的。如标哪些资料,是全部标,还是部分标?中指组的规定是标“重要资料”,这“重要”两字又如何界定?又标至何种程度?中指组规定要“按学术规范”,那么是版本、页码全标,还是似传统方志只标书名;还有标注的形式,括注、夹注、脚注、尾注,何种为宜等等,这些都应于边实践边讨论中摸索。依笔者愚见对不准备编纂长编的志书,则应当要求全部标出处,不能局限于“重要资料”范围,否则难于保证质量。笔者执行主编了一部《云翔寺志》,采用的方法是历史资料全标,只标注书名或篇名,形式为小字夹注。出版后,见仁见智,各有所评,但除极个别人认为标注出处“不合志规”外,都认为作为上海第一部大量标注出处的志书,开了个好头。《云翔寺志》的实践证明了志书应该标注出处,也可以标注出处。因为标注了,令人敢信敢用了,即有疑惑也可复核了。至于具体如何标注,当视志书的规模、内容等实际情况,因志而宜。根据电脑技术的广泛使用,为减少纸质文本的成本,可采用纸质文本不标出处,而在电子版志书中对所有资料标注出处的做法,笔者以为这是一种颇佳的办法,可以满足不同读用者的需要。不过,如无电子版,纸质文本则必须标注出处。

二、对考证及一时未能考明的异说作必要的交代

标注出处只是向读志用志者昭示了资料的依据。当有两种或多种不同说法的资料存在时,如采择其中之一时,还必须交代何以采择这一资料,对其中的考证必须作简扼又清晰的记述。传统方志中,或另行加按低格记述,或以小字夹注紧附于后。笔者反思《云翔寺志》做法后认为,对此似可与标注资料出处结合,统一用注释形式附记;事属重大、情节复杂者则应于节后、章后,甚至志后,用附录形式详载专文。

若一时未能考明的,则在采择一说入志时,也应以注释形式,不仅标明出处,还须介绍他说及其出处,以示慎重严谨。只有使读用者明白修纂者的慎重与严谨,其志书才更能取信于人。

三、集辑重要文献并列参考文献目录

志文所引多属片断,采句摘章常有断章取义之嫌。有些历史资料一般读用者已不易得见,珍稀善本、内部档案、公私藏品等更有集辑附录入志的必要。还有些资料不一定稀见,却因分散,集辑附载较志文中的一般引用,作用大有不同,既有集中存史之功,又有令读用者省时省力之便,更有为志文全面提供佐证的作用。

同样,将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作者、版本、藏处一一开列于志后,既对读用者及后世有集中提供之便,更有为随文标注出处之注释起补充之作用。对此,在《云翔寺志》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甚至建议只要在志后将主要参考文献一一开列,并统一编号,志文中标注出处时,就只需标注编号即可,既达标注出处之目的,又大大压缩了篇幅。

以上是笔者于编纂《云翔寺志》实践后,认为为新方志立信必须做而又是可以做的几点。但是,真要切实地为志书立信,那是需要修志领导机构,特别是市修志领导机构做许多工作,才能落实具体的立信举措。

首先,要带领修志队伍真正树立“无信不立”的修志理念,并以此向上求得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向下统一修志队伍,不怕困难与烦琐,这实是新方志得以立信的思想保证和根本前提。

同时,要制订规范,培训队伍,特别要严把评稿、审稿和验收各关,这是新方志得以立信的制度保障。以评稿审稿为例,以往的做法只是为完成一种程序,对提高志书质量,虽有收效但不大。因为,方志是一种微观史学,记述的微观史料,若非专门研究者,即使知名学者也绝难对其准确与否说得出多少子丑寅卯,所以只能从篇目逻辑、文字表述、错别字及常识诸方面提出一些意见。这样的评稿审稿,对提高方志资料准确性和整部方志可信性的效果是不大的。实际上,只要规定一定要标明资料出处或附资料长编,仅据出处是否多属第一手资料,即可八九不离十地考量其搜资之深广度和可信度。眼下颇多一无长编二无出处,光由下属部门直接撰写呈交,继后统合修改而成的志稿,为了“完成”修志任务而都通过出版了。这除了于志库中多一种“不能直接引用的志书”外,又有多大意义?对此修志领导机构一定要深入指导,耐心引导,加强培训,大力扭转之;并下一个大决心,对无长编、无出处的志稿,一律不予评审出版。

然而,方志有规无定规,修志有法无定法。对于注释的形式、程度,可以视志书实际体量、配套举措而定,就全市而论不一定统一,眼下,不宜硬性划一,以利于从实践中反复总结。

以上浅见,供志界同仁讨论,亦供修志领导机构参考。

(作者单位:上海市卢湾区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①中指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2008年9月16日,《上海地方志》,2009年第3期。

②梁启超:《龙游县志·序》,民国《龙游县志》,1925年铅印本。

③清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728年12月28日)《上谕》,转引于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1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④《论语·为政第二》,见《四书集注·论语》,卷一,页14,巴蜀书店1986年版。

⑤⑾⑿王焕镳:《首都志·凡例》,民国《首都志》,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铅印本,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影印本;湖北通志馆:《湖北通志·凡例》,湖北省政府通字第638号于恩施,1943年3月27日

⑥⒁⒄(23)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叙例》,嘉庆《广西通志》,嘉庆七年(1802)刻本。

⑦清秦荣光:《(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铅印本;胡怀琛:《(同治)上海县志札记补》,见上海通社:《上海研究资料(续集)》,514-52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本。

⑧⒃⒅(21)(22)(27)(28)(35)(37)(40)余绍宋:《龙游县志·叙例》,民国《龙游县志》,1925年铅印本。

⑨(31)清黄彭年:《畿辅通志·凡例》,光绪《畿辅通志》,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⑩(39)黎锦熙:《洛川县志·凡例》,民国《洛川县志》,1944年铅印本。

(13)(26)(38)(42)清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四,726-7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⒂余绍宋:《浙江省通志馆编纂大纲草案》,《浙江省通志馆刊》(创刊号),1945年2月15日,杭州古籍书店影印本。

(24)(32)(41)清张瑛:《兴义府志·凡例》,道光《兴义府志》,咸丰四年(1854)刻本,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

⒇清张之洞:《顺天府志·修书略例》,光绪《顺天府志》,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

(25)清章学诚:《湖北通志·凡例》,见《文史通义新编》外篇六,861页。

(29)郭允叔:《山西各县志书凡例》,1917年。转引于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69-71页。

(30)明余坤:《淳安县志·凡例》,嘉靖《淳安县志》,嘉庆三年(1524)刻本,中华书局1965年《明代天一阁方志选刊》影印本。

(33)清洪亮吉:《登封县志·叙录》,乾隆《登封县志》,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

(34)明永乐十六年《纂修志书凡例》,见明正德《莘县志》,正德十年(1515)刻本。

(36)黄炎培:《川沙县志·例言》,民国《川沙县志》,国光书局1937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