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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两代人与《宝山年鉴》的情缘(支宏愿 ) 2010/11/19

支宏愿

 

说到与《宝山年鉴》的缘分,不得不提我的父亲,因为我们父子都是年鉴的撰稿员,他自年鉴创刊起,我至今年最新一期,每本年鉴上都至少有一篇我们俩编撰的文稿,转瞬之间已是匆匆二十载。可以说,年鉴不仅记录着宝山这片土地的发展与繁荣,也是我们父子两代人精神血脉延续与传承的见证。

父亲是地道的宝山人,早年随知青下乡的大潮,去了安徽的偏远小镇,直到年届不惑才得以重返故乡。回乡后,父亲在区委老干部局担任文书工作,凭着数十年中学语文教师的功底,很快成为单位里文字采编方面的骨干,也自然而然承担了《宝山年鉴》的撰稿工作。也许是老辈人对“文章千古事”的重视,抑或是父亲对乡土的一片深情,他在撰写年鉴稿时显得格外认真严谨。每次撰稿都俨然如临大敌,案头不断堆积起资料,撰写厚厚的整理笔记,直到一切准备就绪,才肯动笔撰写。文稿写出后还要反复斟酌、修改,直至定稿。年鉴出版,他都会带回一本放进书柜,我看得出一年一年积累起来的年鉴是他的骄傲。后来,父亲担任了局办公室主任,工作越来越忙,但年鉴撰稿的任务他始终亲自完成,在他心目中这是一份极重的责任。

也许是源自父亲的耳濡目染,我自小就对文字有种亲近感,但对于故乡的感情却是慢慢建立起来的。随父返沪时,我刚满十五岁,对于宝山的印象只有两个字——陌生。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才走过第一个十年,上海刚刚迎来浦东开发的机遇,一切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当时,我家住在罗店,一间两居室的公房,门前是老式的农舍,屋内是安徽搬来的旧家什,眼前的故乡并不如想象中美好,反而有些落第秀才般的落魄。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宝山也终究不是地处偏远的小镇,短短数年间许多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过往阡陌纵横的乡间变成了车水马龙的交通枢纽,散落的村居民舍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区,一座现代化滨江新城区的宏伟蓝图已初具雏形,而我也从一个骑着单车的孤单少年,渐渐走过了而立之年,从一位孜孜以求的学生变成了宝山的建设者,对于故乡更添了一份深情。

七年前,我走进了区统计局的办公大楼,开始从事和父亲一样的机关文书工作,异常巧合地也成为了《宝山年鉴》的撰稿员。接到撰稿员任务后,我把这一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父亲,当面向父亲请教撰稿的技巧和注意事项。撰稿之时,我也要在案头堆积起累累资料,撰写厚厚的笔记,反复斟酌,不断修改,最终完成一篇篇合格的年鉴稿。每当年鉴出版时,拿到一本崭新的宝山年鉴,我也由衷地和父亲一样的感到骄傲。(作者单位:上海市宝山区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