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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说起(仓弼光) 2011/01/27

仓弼光

在八十年代中期第一次修志之前,人们一般不知有“地方志”这回事。但我在工作中却受到了地方志的很大帮助。笔者是从事审判工作的。多年前一件房地产纠纷案中,原告的祖母购了二亩七分地,盖了两间平房,余为菜地。该案的主要证据是一份地契(土地证),且是官契,系蒲松市国民政府发给的,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这可将我难坏了,如何认定这样的证据?首要问题是什么是蒲松市?它在哪里?属哪个省?问了许多人,有说在昆山,有说是嘉善,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真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查了许多图书馆,档案馆,也未找到答案。本来并不复杂的案件,却使我束手无策。后来去上海县法院开会,我又问该院的法官们,都说不知道。但有人建议我去上海县图书馆查阅,可巧,该图书馆藏有一套民国期间的《上海县志》经仔细查阅,发现民国期间,现北新泾地区曾一度设为“蒲松市”,真是喜出望外。后去北新泾镇(现已改为北新泾街道)实地一看,至今仍有条路名叫“蒲松路”。可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见,地方志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解决大问题。

方志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是一致公认的,我是深有体会的。由于,近百年来国家衰落、战乱,方志久已不修。更甚者,“史无前例”时期斥之为“四旧”。方志几乎被世人遗忘。“盛世修志”,近二十多年来修志再度兴起,国家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我们上海在市委和市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市方志办在第一轮修志中完成了各区县与委办编修的区县志与行业志,并在此基础上又编修了《上海通志》。后来,又在浦东川沙建立了“上海通志馆”,除收集上海自己编的各类志书外,还到全国各地搜集省、地、市、县新编的志书,并尽力收藏历代志书。可谓是一座初具规模的志书收藏馆,为今后的志书查阅提供一个理想的场所。第二轮修志以来,经市、区(县)方志部门的不懈努力,硕果累累,多家区、县志已出续志,我们《长宁区续志》也即将付梓。

在尝到地方志帮助解决问题的甜头同时,也感到现在对方志在开发利用上还未能跟上。其一,提供利用方志的渠道太少,在图书馆、档案馆中志书也未有相应的地位。志书展览活动未见开展。其二,新修志书、历代志书出版发行的力度较弱;研究志书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寥若晨星;研究成果尚未引人注目,志鉴报刊也许难以见到;其三,新修方志尚有许多有待改进的方面。当今修志均系官修,由机关、国企、高等院校等担任修志工作,搜集的基本都是本单位的现有资料,但对于留存于民间的资料收搜较少,或说有待加强。尤其是缺乏民俗、乡情内容,诸如民间文化、民间曲艺、民间故事、民俗节日等,还有民间工艺、民间风俗习惯、民间金融活动等等都少载入,还有待专志来填补。在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尤为重要,让其流失,实在可惜了,也使地方志的地方特色大为逊色。另外,搜集资料较为被动,有的志书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在该地方的执行、落实反映不够,对该地方的影响和引起的变化缺乏深入的生动的反映。譬如近几年来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医改、教改、房改三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环保等等应是重点反映,才能起到“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笔者认为评价一部志书就要看“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及其地方特色。当然,要达到此目的,困难肯定不少,非一朝一夕,也非一人一地所能克服,但我们总得奋起努力,才能对得起国家与民众的重托!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签署了第467号国务院令,颁发了《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工作的性质、类型、机构、领导、经费、职责、队伍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对我们广大史志工作者是莫大鼓舞,也是重大鞭策。同时把修志的责任直接交付给各级政府。并要求“领导到位,队伍到位,经费到位,条件到位”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工作前景呈现一片光明。

(作者单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