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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上海监狱史志建设献余热(范国忠) 2011/01/27

范国忠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退休已整整十个年头了。这十年中除2006年休息一年外,其余岁月都是编纂上海监狱方面的史志。自我感觉退休以后没有虚度年华,而是切实发挥了余热,为上海监狱的史志建设作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编写《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志》

2000年11月是我退休的日子。退休前夕,提篮桥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于旭光要我参与编写《上海提篮桥监狱志》(以下简称《提篮桥监狱志》),当时我想退休后除家务外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就答应了下来。

我虽然也从事过文字工作,有一些文字工作基础,然而修史编志还是第一回。任务虽然接了,但如何写志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实在无底。12月初我来到监狱史志编写组,负责编写工作的季行要我承担《提篮桥监狱志》中“管理人员”、“共产党组织”、“工会”、“共青团组织”4章的编写任务。当时承担编写其他各章的同志已在1999年4月就接手编写,有的早在1998年5月就开始写稿,而我一人要承担的4章编写任务并且要求要在一年内完成,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时间紧、任务重,况且又是第一次写志。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作为有着近4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来说,决不能畏难退却,必须迎难而上,于是想办法、动脑筋,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为顺利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学习和掌握写志的基本知识。我在收集资料撰写志稿前,利用几天时间认真阅读有关写志方面的书籍,然而提篮桥监狱这方面的书却很少很少,于是就翻阅正规出版社出版、编写得比较好的志书,如《上海公安志》及上海的区、县志,同时参阅了上海监狱系统已经编印的志书,如《上海农场志》、《白茅岭农场志》、《军天湖农场志》及《青东农场志》,尤其是《上海地方志》(原名为《上海志鉴》)内部期刊,更是我的良师益友(直至现在我每期必看必学),重点学习写志方法与要求,同时学习研究上述志书的框架、结构、章节安排、具体内容、语言表述、图表设计等等,做到边看边想边记,从中受到启示,获取知识。经过几天的学习,初步了解和掌握了志的内容和编写方法与要求。

其次做好资料收集工作。能否写好志,关键在于资料是否齐全,俗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无从写志,资料收集是写志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自己在学习的基础上,就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广泛、大量收集各种资料,包括文字资料、统计资料、口述资料。而收集资料主要渠道是档案资料。我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查阅并摘录了监狱解放以来党政工团及组织人事等方面的全部资料,并分章摘录了志书用得上的文字和数据。监狱缺少的就到监狱局档案科查询和摘录。在查阅档案资料基础上,又到相关科室查阅,请求组织人事、教育宣传、老干部等科和纪委、工会、团委分别提供近年的相关资料,由于资料收集相对来说比较齐全和准确,从而为志的编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分章编写,一气呵成。资料收集好后,我首先写“管理人员”这一章。“管理人员”这章分人事管理(包括管理机构、吸收录用、调出减员、考核、表彰、离退休等)、待遇(包括工资、津贴、警衔、专业技术职务、住房等)、教育培训(包括机构、文化教育及学历培训)共三节。这章栏目多、容量大,共有3.5万余字。写好后交季行初审,他认为写的文稿符合志的要求,其稍作修改就被通过,从而增强了写志信心。接着写《共产党组织》这一章,详细写了组织沿革、中心工作、党员干部教育、纪检监察,初稿也顺利通过。《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也在2001年7月前完成初稿。由于人物一章中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这节编写人员没落实,我又承担了这部分的编写任务。结果我写了全书100余页共11万余字的稿件。整个稿件写好后,又花了一定时间逐章逐节逐栏逐目进行补充和修改,并对图表、数据进行仔细的审核,最终在8月底顺利完成撰稿任务,没有拖一天志的撰写后腿。这部由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作序、于旭光主编,记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限1901年,下限至2000年,以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为界分上下两篇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志》杀青付梓,2001年11月付印成书。

二、参与编纂《上海监狱志》

在《提篮桥监狱志》编写后期,上海市监狱局史志办负责人、《提篮桥监狱志》副主编徐家俊觉得我编写志书有了基础,已经掌握了写志的基本功,就想聘我到局史志办公室工作,参与编纂《上海监狱志》,当时我就爽快地答应了。2001年12月受聘,2002年1月正式到局史志办工作。

编写《上海监狱志》范围更大、时间跨度更长,当然标准要求也更高。当时参加编志的人比提篮桥监狱更少,除徐家俊外,还有凌德宇,连我总共3人。而凌德宇主要负责照片(彩页照和串文照)收集和编辑工作。文字工作就是徐家俊和我承担,后又向少管所借调朱宪成参与。2002年下半年后,由于编志人员少,任务很吃重,先后短期借调过青浦监狱董正言、周浦监狱仝茂海。还聘用过退休人员邵国兴(局机关)、金诗德(周浦监狱)几个月时间。而我在《上海监狱志》编纂中,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编排章节栏目。上海监狱志编写工作是从1989年5月开始,先后有20余人从事过资料收集和整理,并撰写成单篇资料,至2000年共完成105辑,总字数约120万字的单篇资料编写任务。包括大事记、狱政管理、教育改造、管理人员、党政工团等。徐家俊、朱宪成与我利用这些专辑,按照志的要求分别设立章节,形成志的框架结构。鉴于专辑资料有的仅是一份统计表,如外事接待,就是一份解放后到1990年各批次外宾参观上海监狱系统的统计表。为达到全志相一致,我专门查找资料、撰写外事接待这一章,分接待与交流(包括接待机构、交流内容、外宾评述)和来访团体、人士(将来访的团体人士分类编排)两个节,这样外事接待这一章就保持了与全志各章的一致。其中我收集整理外宾评述,后以《外宾眼中的上海监狱》为题,刊登在中国监狱学会会刊《监狱理论研究》上,刊物编辑部为该文专门写了编者按。

二是补充单辑中缺乏的栏目和内容。为保证志书栏目的规范和内容的完整,做到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我就负责补充单辑没有或不全的栏目和内容。如罪犯教育改造中缺考核;罪犯生活卫生中缺囚服与作息内容;管理人员中缺素质教育和着装内容等等。凡志中缺少的栏目和内容,我就尽力补全。为撰写这些栏目,就广泛收集这方面资料,先后到局档案科、提篮桥档案室,查了上百份文书档案,摘录了相关资料,按志的形式撰写成文,充实到相关章节中,使志书内容更趋完善。

三是负责收集志的修改意见与建议。2002年4月下旬,《上海监狱志》形成了评审稿(分上下两册总字数110万字),报送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学者,分发给30余位编委会成员和局机关处宣以及各基层单位,请他们进行审阅,并进行修改补充,包括校正差错。专家学者和编委会成员以及各部门、各单位都比较认真的进行了审阅修改,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建议。在一个月后将评审稿分别回收。我就对回收的每一本评审稿进行查阅,详细检查稿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并将这些意见建议进行汇总,共提出170条修改意见,然后一条条、一点点修改补充到相关各章节中,包括错别字的改正。对正确的意见、建议就认真进行办理,如老局长王飞建议要把1986年8月青东改革研讨会要写上,我就找出相关资料把这一建议的内容充实到相关部分。有的意见建议吃不准的,就查阅相关资料进行核对,做到正确不遗漏,有出入的不盲从。由于认真仔细地查对相关资料,确保了整个志中的史实准确无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四是承担下限延伸内容的撰写。2002年7月31日,监狱局召开《上海监狱志》评审会,监狱局领导、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和专家参加会议。会议肯定了《上海监狱志》编写的章节、体例、内容等基本符合志的要求,部分还需要补充修改和完善。评审会上,不少人提出,下限应该延长到2000年为好,这一提议得到了与会领导与专家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上海监狱志》下限延长了10年。各章节延长10年的内容编写任务,我又承担了下来。我就一头扎到档案科,一门心思分别查找相关资料,前后花了2个月时间,查阅了150余份文件,摘录了大量资料,撰写了1991~2000年10年的文稿,补充了10年的数据,给执行副主编审定按照志的体例,将相关内容(除生产这章未延伸)补充到各个章节,大事记延伸到2001年。这些补充文稿前后连贯一致,做到了无缝对接,圆满完成了下限延伸10年的编写任务。

五是整理、补充统计资料。《上海监狱志》统计资料多,数据年份跨度大,全志现有各类统计表300多份。原来的统计表有的表设计不规范,有的数字不准确(甚至相互矛盾),有的缺项不完整。为此,我集中时间专门对已有表格都一份份进行审查,从表题、项目、时间、单位、数字计算等,都一点点进行检查、修正与核对。有的表都查看二三遍,特别是数字,都计算三四次,确保数据准确。因为有的表数据纵横合计差别很大,就逐个数字查对进行纠正。对缺少的统计资料进行补充,新增统计资料30余份。

六是全面检查、校对。《上海监狱志》在付印出版前,我与有关人员花了较多时间进行全面检查、校对。首先检查大的方面,章节栏目是否缺少,有无重要内容遗漏或重复。其次是大事记与各章节中内容是否有出入,数据是否一致,防止志中前后矛盾的“硬伤”出现。再次检查观点、提法是否正确,语句是否通顺,有无错别字,做到字斟句酌,条分缕析,尽可能减少差错。当然现在志中可能仍有差错,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经过3次全面修改,2003年初送审稿报市方志办验收后,又根据方志办验收意见,我们又再次修改,送交上海社会科学院第三编辑室审稿。根据第三编辑室审稿意见和要求,我们再作了最后修改。在监狱局领导重视和各处室、各单位关心支持以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帮助指导下,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努力,这部由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作序,局党委副书记麦林华主编的156万字,跨度1200年余的《上海监狱志》于2003年1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时间跨度之长、容量之大、内容之丰富在全国省(区、市)监狱系统中也不多见,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是首部由出版社出版的监狱志。

三、编写《上海监狱年鉴》等

《上海监狱志》出版后,我们编志人员根据局领导要求,编写《上海监狱年鉴》(以下简称《年鉴》)。于是2004年我被续聘,与徐家俊、汪家褀(局机关退休干部)承担编写年鉴的任务。

编写《年鉴》是一项新的工作,与写志不同,《年鉴》是以条目为主要载体的官修出版物,是资料性工具书。针对编写《年鉴》这一个新的课题,为写好《年鉴》,我就翻阅《年鉴》的书籍。认真参阅上海已出版的有关《年鉴》,从中学习编写《年鉴》的知识与技巧,通过学习基本掌握了写《年鉴》的有关方法与要求。

为与《上海监狱志》衔接,《上海监狱年鉴》决定从2001年写起,当时已是2004年,这3年每年分别写一册,还是3年在一起写成一册。最后决定3年合为一册,书中每个篇分年记述。就这样我们逐年撰写大事记、领导视察、综合篇、政工篇、生产片、科研篇、人物篇、基层篇、资料篇、文萃篇,连同特载、专文、附录等共编为14个篇目,于2004年9月完成初稿。经过修改补充,2005年初定稿。2005年4月,由麦林华主编73万字,第一本《上海监狱年鉴》通过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并附有光盘。以后每年编辑一册。除2006年我休息一年外,2007年我又被聘用继续编写年鉴,其后一直是徐家俊与我两人承担编纂《上海监狱年鉴》工作,基本每年一册。至2010年我已参与1~6册《上海监狱年鉴》编写。同时还与徐家俊参与《上海司法行政年鉴》2002~2008年各册(2007~2008年鉴冯立章也参与)有关监狱部分概况、条目、人物等内容的编写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与《上海通志》有关监狱部分的编写(《上海通志》共10册,1000余万字,其中第二册中有监狱方面的内容)。

退休10年在为监狱局编写志书、年鉴期间,我还协助中国监狱学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依托在上海监狱局,主任委员是上海监狱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朱济民,秘书长徐家俊)组织召开了监狱旧址(遗址)和监狱文物(上海)研讨会、口述历史(甘肃敦煌)研讨会,参与论文征集、修改、评审和会务组织等工作,尤其是对口述历史征文稿进行遴选和修改,以中国监狱学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名义,经主任委员朱济民审定与徐家俊编辑《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监狱工作》一书。对入书的62篇文章逐节逐段逐字进行推敲和修改,不少文章从总体上进行修正和补充,对事实、时间、内容有出入的查找有关资料进行修正,包括查找《中国劳改学大词典》进行校正。最后对所有文章进行分类,分监狱体制和方针政策的制定,改造末代皇帝和日本、国党战犯,组织犯人参加重大工程建设,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旧监狱的接管,监狱(劳改队)的创建与发展,调犯及监狱搬迁,犯人的教育改造,发展监狱生产,监狱院教工作,犯人典型案例等11个专题编辑成书。这本33.6万字的书在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付印,作为向国庆60周年献礼。现在正在编辑这本书的第二辑,预计2010年底可以成书付印。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志》编成付印后,举行了首发仪式。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和监狱局领导(包括老领导)都出席了仪式。《上海监狱志》出版后,《中国地方志》、《解放日报》、《犯罪改造与研究》、《上海志鉴》等曾刊文介绍或评述。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副秘书长张生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过文瀚,《劳改劳教工作通讯》原副总编、司法部教材编辑部副总编郑一之,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张凤仙、刘世恩等专家、学者都专门撰文盛赞《上海监狱志》出版。他们在文中高度评价《上海监狱志》的编辑成功和历史作用,认为这是部“心血浇铸的‘治狱通鉴’”、“政法志苑中的一朵奇葩”、“大墙内的实录”、“一部涵盖上海监狱发展历程的百科全书”。这样评说也许过奖,然而这部志在全国监狱系统确是有一定影响、不可多得的志书。该志在上海市第二届志书评选中(全上海共200余部志)被评为三等奖(列三等奖首位)。《上海监狱志》、《上海监狱年鉴》、《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监狱工作》都受到全国监狱系统的热忱欢迎和良好评价,各省(区市)监狱工作者及政法院校都纷纷索要或函购这些书籍。重庆、北京、甘肃等省市监狱部门的写志人员还专程到上海监狱局学习志书编写经验。

上海监狱局编辑出版志书和年鉴,是上海监狱演变和发展历史的详尽记述,是上海监狱系统的文化工程建设,也是上海监狱系统科研工作的重要成果。我作为《上海监狱志》《上海监狱年鉴》以及《提篮桥监狱志》的参与者,对这些史志的成功有我一份心血与汗水,同时为上海监狱局编修史志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慰。近10年修志生涯尽管非常清苦(每月也只不过1000元聘用金)和单调(整天与枯燥的文字、数据打交道),而且修志和编年鉴前期因任务重、时间紧、工作量大,经常将相关工作带回家,利用双休日加班加点。对此我无怨无悔,我毕竟为上海监狱工作作出了努力和奉献,同时在修志实践中学到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而且这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有着资政、存史、教化作用的著作,一定会起到传承历史,教育后人,为监狱工作的传承和发展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近十年的编史修志,我也体会到:要做好这项工作,一要有勤奋学习的精神。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要学为所用,博他人之长,吸取书中精华,俗语说“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要学习钻研写史志方法与技巧,边学边做,做到老学到老。二是要有严谨的作风。编写史志也是一项科研工作,一定的认真严肃、仔细扎实,一丝不苟,不能有半点浮夸、虚伪和马虎,要对历史、对后人负责。三是要有奉献的态度。写史编志是一项清苦、单调工作,作为编写人员是为事业、为工作,要忍得住清苦、耐得住单调,不为名、不为利,做到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回顾退休10年的年华,可以说自己过得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正如2005年11月市监狱局办公室专门宴请我时,主任于凌对我说:“你将退休的最佳时间献给了监狱局的编史修志工作”,史志办负责人徐家俊在修志编史期间,曾数次对我说,“你一个人的工作效率,顶两个人都不止”。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褒奖。现在自我感觉吃得下、睡的香,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身体健康(这主要得益于退休后每日清晨发奋锻炼,锻炼身体情况就不在此文中罗列),精力还算充沛,如果监狱史志工作需要,尚可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作者单位:上海市监狱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