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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成立始末(郭衍莹) 2011/05/19

郭衍莹

 

1946年初,爱国民主人士李士钊受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委托,到上海创办武训学校。差不多与此同时,陶还委托著名电影导演孙瑜编导电影《武训传》;因经费缺乏,一直拖到解放初才拍摄完。公演不久,就遭到铺天盖地的批判。但武训学校因于解放前即遭国民党政府勒令关闭,解放后也没恢复。加以批判《武训传》运动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长期来都不愿或不敢提及自己有过这一段经历,因此它的情况为很多人所不知。

李士钊先生是山东聊城人,他以当时上海山东会馆为办校基地,聘请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为名誉校长(原拟聘郭沫若,因郭社会活动忙而固辞,遂改聘章。郭个人为办校捐资30万元法币)。还聘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很多是民盟盟员),或在当时已初露头角的文化人如金仲华、姚雪垠、臧克家等为教师。武训学校一方面秉承武训和陶行知平民办学思想,为失学青年讲授文化和科技知识;另方面抨击当时“有钱打内战,无钱办教育”的国民党政府,与当时学生运动的口号“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读书”相呼应,直到1948年被国民党勒令关闭。它的创办一开始就受到中共一些领导和民盟等民主党派的极力支持。上海民盟领导还把它当作开会和活动据点。所以我认为,上海武训学校的创办,不仅是中国平民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解放前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件大事。

我是山东蓬莱人。但我的童年是在抗日烽火连天的上海度过的。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我全家从南市逃往法租界,被山东会馆收容。此后我家一直居住在会馆的汽车房内。我小学、初中都是在会馆办的齐鲁中小学上的,我姐后来是齐鲁小学的教师。武训学校和齐鲁学校都在会馆的大院内。李士钊、景德、蒋云厚等还都在齐鲁兼课,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同乡,和我可谓亦师亦友。我作为“补习生”也常去武训学校旁听他们的课或“讲座”。我亲眼目睹老师们艰辛创办武训学校的经过,也知道这些老师后来坎坷的人生经历。现在这些老师大都已作古人,加以解放后不久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均被撤销,留下的档案资料甚少。我感到自己有一种社会责任来回忆和记下这段已被岁月湮没的史实,使世人了解其本来面目。

一、武训学校创办经过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最早投身于普及教育运动的著名教育家。他生前一直将武训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一直大力宣扬武训行乞兴学事迹。而在当时老百姓心目中,陶行知就是当代武训,大家公认他(他也自称)是“武训主义”者。他于1944年间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时,写了《武训颂》:

“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生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公无靠背,朋友无多。未受教育,状元盖过。当众跪求,顽石转舵。不置家产,不娶老婆。为著一件大事来兴学,兴学,兴学”。

抗战胜利后李士钊受陶行知委托去上海创办武训学校。李就把陶先生这一《武训颂》定为校歌,并由陶的学生,音乐家杜鸣心谱曲。1946年间,董必武、郭沫若等名人都曾为学校题过词。董老的题词是“行乞为兴学,终身尚育才”,意指陶行知办武训学校培育人才,可与当年武训行乞兴学相比。董老还挥笔提了“上海武训学校”六个大字。但陶先生因操劳过度,于1946年11月在上海过早去世(终年55岁),没能亲眼看到上海武训学校的成立和电影《武训传》的公演。陶先生去世后,重庆和延安都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主席在悼词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1946年初,武训学校正式在上海山东会馆(自忠路重庆南路口,解放后被撤销)开学。开始时叫“武训补习学校”,着重平民普及教育,招收学员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失学青少年和家庭妇女为主;也为在校的中学生补习单科。在招生宣传材料中说明办学的宗旨是:“发扬武训先生舍己利人的伟大人格,推广他生前所未竟的普及教育事业,使人人都有读书机会”。学校一般每天晚上和星期日上课。课程有国语、古文、史地、数学、自然科学、文艺等,涵盖了古时孔子的六艺。学员约二、三百人。到了下半年,李士钊设想更上一层,办成“上海社会大学”(对外称武训学校),相当于大专水平。开设一些专业。先后开设有新闻,教育(师范),文学,外语四专业。招收“职业青年,小学教师,以及一切没有机会进大学读书的失学青年” 。聘请姚雪垠主持中文教育专业(一说是系主任),孟秋江主持新闻专业。8月1日正式开学(但仍保留武训补习学校,因此一直是一个学校挂二块牌子),当时报纸上登出“武训学校开学”的消息。于是学员中增加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大、中学生(大都旁听或参加讲座)和在职青年。当时学校主要靠各界募捐,经费比较拮据。老师们的报酬很有限,但都凭着要效法武训的一腔热情,应邀来校为失学青少年教课。

二、武训学校的老师们

武训学校的老师是一些既学识渊博又品行高尚的爱国名主人士。我最熟悉且至今尚能回忆起来的是李士钊、姚雪垠、金仲华、孟秋江和来自齐鲁的兼课老师景德、蒋云厚等。

李士钊先生抗战前从聊城中学毕业后曾在上海音专学习毕业。他多才多艺,文学根底深厚,既熟悉古文,也能讲解新诗和鲁迅的著作。他在武训学校主要讲古文,同时他还在山东会馆办的齐鲁中小学兼语文课教师。他鼓励青年人要知识渊博,将来才能立足社会做个有用之才。

李还聘请当时上海音专教授田仲济来校讲文学写作课。田老师编的教材《作文修辞讲话》,作为李主编的《上海武训学校丛书》中的一本,还由当时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可惜丛书其它各卷,大都已无从寻找了。田老师解放后回山东教书,曾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是我国著名现代文学史专家。

姚雪垠老师,就是后来小说《李自成》的作者,也主讲语文课。当时他已小有名气,深受青年们的欢迎。后来我才知道,他少年失学只读了三年小学,是自学成才的模范。武训学校有好几位老师都是靠自学成才的。我猜想他们热心于义务教学,兴许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金仲华老师主要讲世界史,有时还主动给学生讲述国际时势。当时他已是有点名气的国际问题专家、著名的《世界知识》刊物编辑,但毫无专家的架子。我记得有一次武训学校和齐鲁学校一些学生参加上海反苏大游行(大约1946年中),抗议苏联在东北拆走机器,杀害我国工程师张莘夫。金老师表示反对游行。学生们和金老师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他平易近人,不隐瞒自己观点。所以学生们都喜欢他,愿向他请教、讨论问题。

孟秋江是个和蔼可亲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亲身参加很多抗日战场,写了不少有关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第一手材料,给中国人民以很大激励。当时他在上海任文汇报记者。李士钊就请他当新闻系(实际上是一个班)主任。他讲起课来最富幽默感。可能由于他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暴露,于1947年初就被迫离沪去香港。

景德老师(原名景若南,后化名钱鸣),是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地下党领导人。他父和我父是同乡同村人,两家一直是世交。他主讲历史课,尤其是讲明史,非常生动。他非常赞赏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认为明王朝的覆灭和李自成溃败的教训很值得后人汲取。由于他是地下党特科成员,不能暴露身份,平时比较低调,所以讲课内容主要是古代一些民族英雄如何誓死抗御敌人入侵。姚雪垠老师也讲过明史。他自己说很崇拜郭沫若,受郭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启发,写过《崇祯皇帝传》等文章,在当时报上发表。解放前崇祯是位颇受人吹捧的皇帝。有出京剧叫《明末遗恨》,就是颂扬崇祯如何“为国操劳”,如何“殉国”。《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蒋介石政府攻击它“为流寇张目”。姚很赞同郭老的观点,并在他的《崇祯皇帝传》文中指出,崇祯利用锦衣卫太监特务组织残害了不少忠良,是自取灭亡。因此我想文革时他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并非有些人所说是赶时尚、赶潮流,而是酝酿已久之作。 

此外,还有一些老师只是定期来校举办讲座。我印象最深的是陈白尘老师。当时他已是受青年热爱的喜剧作家,后来电影《宋景诗》编剧。他来学校主要举办文学和戏剧知识讲座。每次都是座无虚席,很多校外人士也慕名来听讲。

武训学校的教师一部分由齐鲁学校教师兼职。蒋云厚老师是齐鲁物理教师,来武训学校兼课讲数理。他解放前夕移居香港,是当地著名建筑工程专家,现已90岁高寿,恐是学校目前唯一还健在的老师。他回忆当年为学校编写的教材《机电知识》,也作为《上海武训学校丛书》中的一本,曾付出版社出版,但已无从找到。

武训学校到底还聘请过多少老师?现在已无从找到一张完整名单。现根据我和一些老人回忆,以及现存一些文史资料提到,除上面提到几位外,还有石啸冲(副校长,也是国际问题专家)、张平(教务主任)、孙起孟(曾任民盟主席)、焦敏之、陈原、傅彬然、方与严、赵纪彬、张文郁、赵晓白(系齐鲁训导主任,在武训学校兼职)。不过大部份教师都是兼职的,或只来校举办讲座,我印象就不深了。

山东人有崇尚孔孟传统。齐鲁小学的校歌是孔夫子遗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农历)孔夫子诞辰,山东会馆和齐鲁都要隆重纪念,武训学校的师生也跟着参加纪念活动。武训学校的校歌是《武训颂》。每年十二月五日武训诞辰,齐鲁小学的学生也要跟着武训学校纪念一番,齐声高唱《武训颂》。1946年12月5日是武训108周年诞辰,李士钊邀请孔祥熙、邰爽秋(著名教育家,他首先提出国内要设教师节)、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来校讲话。会后李士钊邀请贵宾们参观学校,并和臧克家、姚雪垠等老师和同学合影。此事第二天就见各大报纸。孔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他虽是山西太谷人,据查家族谱是孔子第75代孙。他自称崇仰孔孟、武训。看来李士钊是想利用当时孔祥熙的名气来提高学校的合法地位。

1947年,国统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口号是“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读书”。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的头头神经过敏,好像嗅觉出《武训颂》和学生运动的口号有某种相通,因此禁止演唱武训校歌。并多次派警察来山东会馆强制执行任务,也多次遭老师和学生抵制。有一次适遇姚雪垠在给学生讲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他责问警察《武训颂》有哪一句违反了“戡乱剿共”条例。警察瞠目结舌,无以回答。姚随即向学生们挥手告别,说当局连武训不让颂,我明天就不来了。此时只听得山东会馆的礼堂里又响起了《武训颂》,弄得警察很狼狈。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纷纷用醒目标题报道事情经过,成了头条新闻。后来国民党市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暂时取消了这个禁令。

武训学校除景德和孟秋江是中共地下党员外,有好几位老师是民盟盟员。李士钊、金仲华老师和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罗隆基等人关系也很密切。除教学外,他们还常和民盟成员利用武训学校和山东会馆开展民主和反蒋活动。如和上海各界共同发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联合宣言》;曾筹划建立团结山东同乡中知识层,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山东民主协会”。此事文革期间山东聊城和上海的造反派曾多次追查,现经多方证实,确系进步组织,只是因被人(齐鲁一体育教师)告密而很快夭折。

三、武训学校到底何时停办?

从现存资料来看,说法不一。其中一个说法是1947年5月国民党教育局先借口武训学校是大学性质,立案手续不全,勒令“暂停”补办手续。但根据蒋云厚老师等回忆和1947年下半年的报纸上还有武训学校(实际上应是武训补习学校)活动消息,可见武训补习学校还在继续开办。到了1948年秋,国民党借口战局紧张勒令武训补习学校也关闭。而解放后学校都统一归公办,学校未被恢复。从此上海武训学校包括补习学校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四、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和反右对武训学校老师们的冲击

1951年,离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两个年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一件震惊国内外的大事。那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语气严肃,明显有权威性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紧跟着一批对电影《武训传》,以及其他歌颂武训的文艺作品进行口诛笔伐的声讨文章接踵发表。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也是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场大范围的思想批判运动。两个月后,又有一篇权威性的文章,由江青亲自炮制,毛主席亲自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报上发表,迅速把运动推向更高潮。

运动中,一大批和这 “大毒草”电影有关的人,和宣扬过武训其人的文化界人士纷纷受到批判、冲击,并被迫作违心的检讨。当年武训学校的老师们自然难辞其咎。特别是李士钊,他是大毒草《武训画传》的文字作者(由郭沫若作序,为此郭老还作了深刻检讨),成为批判重点。运动前他在中央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任文化部内部刊物《文化资料》的编辑。运动后他被贬谪回山东工作。我想武训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为什么后来都不愿或不敢提及自己曾在武训学校这段经历,完全与这场运动有关。

1957年反右前夕,我在北京遇到李士钊老师。他说是来参加文化部鸣放的。当我问及当年武训学校其他老师的近况时,李老师不无感慨地说,当年很多人为创办武训学校出过力,后来也曾为电影《武训传》的上演叫过好;但经1951年那场运动后,有些人审时度势,赶紧与武训划清界线。有的出将入相,到政府部门任职。有些人改弦易辙,按伟大领袖的教导去改写歌颂农民起义的电影(如《宋景诗》)了。只有李和少数人秉性不改,还在到处呼吁:武训何罪之有。李士钊非常气愤地跟我说,江青的所谓报告,很多地方是弄虚作假,那位农民起义领袖才真正是多次投敌的叛徒(电影《宋景诗》中称之为“诈降”)。实际情况是:宋降清后因镇压捻军、长枪会等有功,被擢升为参将。后又叛清,后又降清,最后为清廷所杀。他将向有关方面(大约是指山东人大和文化部)写报告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他又担心弄不好会像1951年那像栽跟斗。后来的事态发展不幸为他所言中,而且是栽了比1951年更大的跟斗。因为他压根没想自己是被引蛇出洞,被点名打成右派,并被送去农村监督劳动。在劳动中仍不肯悔改,又提升一级,被定为“极右派”。

后来才知道,反右中,章乃器和姚雪垠也都被打成极右派。其他老师也大都受冲击,虽没戴帽,大都属于“中右”或“右派边缘”,为他们文革时进一步受迫害打下伏笔。

五、当年在武训学校执教的一些老师的坎坷人生

后来我知道,当年武训学校的一些老师后来的人生道路都很坎坷,有的甚至很不幸。首先是与李士钊一起编武训画传的著名老画家孙之隽;他是开创我国近代漫画的老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曾为著名小说“骆驼祥子”等配画。解放前后他曾应陶行知和李士钊之邀,三次为武训传作画。但在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对他“老账新账一起算“,最后被迫含冤自杀。金仲华本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建国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反右时就受到冲击;文革开始后受迫害在家自杀。姚雪垠是自学成才典范,解放后曾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不过他在文革前就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1963年他把第一卷送毛泽东主席,得到他老人家赞赏,后又被誉为“长篇历史小说的里程碑”。1999年他病逝时小说尚未写完,是另一作家俞汝捷给续完的。

陈白尘早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学习,嗣后他写过很多剧本;尤其是讽刺喜剧《升官图》,《乌鸦与麻雀》等,用辛辣尖刻的笔调讽刺腐朽的国民党统治,深受当时青年喜爱,称他为当代中国的果戈理。1953年他受江青“调查报告”启示,与贾霁合作写了电影剧本《宋景诗》。但文革中也受冲击,被四人帮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理由是他30年代写的过一本历史剧“石达开末路”,有影射红军和反共之嫌),批斗和下放劳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电影《宋景诗》与电影《武训传》在文革中双双都被列为毒草电影。

景德老师1937年上海同济大学肄业后就到齐鲁小学教书,建立地下党支部。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共中央特科人员。解放后因涉及潘扬案件入狱长达24年。孟秋江老师解放后去了天津,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社经理、天津大公报社副社长、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文革中受迫害,于1967年3月16日被迫害跳楼自杀。

至于担任过武训学校名誉校长的章乃器,解放前就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因主张团结抗日而被蒋介石逮捕入狱的“七君子”之一,被誉为“铁骨铮铮”。他当校长只是挂名。我仅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见过他一次。那次会上,他操一口温州口音作简短发言,强烈谴责蒋介石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内战,只顾搜刮民脂民膏,不肯化钱办教育。与先辈武训比比,实在太可耻了。他的一番话,可谓掷地有声,令人难忘。解放后他曾任粮食部部长。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右派老祖宗”。1977年在北京去世。

在这里我要引夏衍同志去世前写的《(武训传)事件始末》中感人肺腑的一段话:“⋯⋯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4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需要说明的是,四人帮垮台和80年代改革开放后,以上这些老师(包括章乃器校长)均已冤狱昭雪,生话上得到妥善安置。有的人活到现在和谐社会,享受离休待遇,安度晚年(如景德老师平反后被聘为上海市公安局顾问。于2006年因病去世)。

六、晚年的李士钊等人仍执着呼吁为武训其人其事平反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最初的调子还算客气,只是说它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来江青的调查报告把武训定性为“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是反动地主阶级的鹰犬”、“是农民阶级的叛徒”。于是问题性质一下子起了变化,批判运动迅速走向高潮。这是建国后在思想意识领域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行动。这场运动虽没有像后来反右和文革那像扩大化和戴帽子,但却开创了很多恶劣的先例。一部普通的影片在当时居然掀起如此巨大政治波澜,兴起一场大批判运动,成为后人难以想象并大感困惑之事。直至今日,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深思。

那场运动,武训被定性为地主、债主、流氓,还兼叛徒,可谓五毒俱全。到了文化大革命,自然是死定了。于是武训的墓被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砸开,遗骨被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永世不得翻身!连武训父母和祖先的的墓都遭株连毁坏。80年代后武训才得魂归故里,他的墓也得以重建。90年代后,山东省把它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武训故居纪念馆,武训墓、祠堂、牌坊等均已修建一新。再加上近年来海内外很多名人送的题词、雕塑、匾额和大量捐款,确比原来的气派得多 。但当地老百姓心里总不踏实,他们说; “武训行乞为穷苦孩子办学, 何罪之有?”,“总得给武训其人讨个公正的说法吧!”。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上登出中央一位权威人士讲话:“电影《武训传》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对那场批判运动总算有了一个官方的结论。但对武训其人,行乞兴学、平民办学其事至今仍没见有任何正式说法。改革开放后我听说当年武训学校一些老师均已平反。还听说晚年的李士钊联合一些知名人士,为武训本人仍沉冤莫白,为彻底澄清60年前那场公案而到处奔波、呼吁。惜乎天不假年,他于1991年因病去世。我怀念李士钊老师,特别钦佩他那种对自己事业的执著和信仰的真诚,沧桑不改其志。历史尽管曲折,但终究是会公正的,正像恩格斯所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规,但那时我已幸福的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但愿60年前那段历史能尽快完全“纳入正规”,更祝愿李士钊和武训学校其他所有已去世的老师安息!

(作者单位:北京航天测控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