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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上海新方志工作的先驱陆志仁(姚金祥) 2011/05/19

姚金祥

 

陆志仁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慈祥长者。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前的五六年时间内,他实际上是上海地区新方志工作的倡导人和领导者。他对上海新方志,尤其是新县志的编纂工作,不仅大声疾呼应予重视,而且身体力行、全力支持,真可谓是呕心沥血,一往情深。

陆志老(我们对陆志仁同志的尊称)曾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第一次见到陆志老,是1981年在上海县召开的一次修志工作座谈会上。当时我代表奉贤县志办公室汇报了奉贤县的修志进度。陆志老见到我发言,轻轻地说了一句:“唷,这么年轻!”其实,那年我已36岁,但在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当时各县县志办公室负责人中间,我的年龄大约是最小的了,所以陆志老有此一言。

中国第一轮新方志编纂工作,是胡乔木同志1980年4月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首先倡议的。会后,成立了一个有十个省市代表组成的发起组筹备中国地方史志研究会(成立时名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陆志老便是这个筹备组成员之一,并参加了1980年10月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研究会筹备会议和1981年7月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被选为该协会首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在他的发动组织下,上海市也于1981年5月成立了上海市地方史志研究会,这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地方性史志学术研究团体,陆志老担任了该研究会会长。由于上海当时没有市级地方志编纂领导机构,故上海市地方史志研究会实际上担当着上海地方志编纂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在上海市农委万景亮等同志的全力发动和支持下,上海的新方志编纂工作首先在上海郊县启动,最先是崇明县、奉贤县、松江县、上海县,尔后是其他各县,各部新县志的编纂都陆续上马。这期间,上海市地方史志研究会先后召开了多次新县志编纂的座谈会、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就我个人记忆,上海郊县十部新县志编纂过程中的各次会议,陆志老总是有请必到,全部参加。由于当时市地方志办公室尚未成立,郊县修志工作者从1982年起采用“横向联合”的方式,创造性地召开各郊县之间的修志协作会议(一度还发展到苏南地区),对修志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兄弟县之间采用互相交流、共同研讨的方式不断加以探讨和克服,确保修志进度和提高志稿质量。陆志老对此形式不仅予以支持,而且自己也经常到会给予指导和帮助。哪怕是会议休息时间,众多的郊县修志工作者也都喜欢聚集到陆志老住宿的房间,想多听听他对修志中碰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的解决意见。当时,各郊县修志人员都知道地方志工作重要,但同时又深感该工作“说说重要,常常不要”,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受到应有的重视,纷纷呼吁上海早日成立市级地方志领导和编纂机构。每到这个时刻,陆志老总是一再耐心地鼓励修志人员说:我们要树立愚公移山的精神,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了,总有一天会感动“上帝”的。而他自己则利用向市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希望上海市能早日成立有关修志领导机构。在上海市新县志工作开展五六年之后的1986年5月,这一问题终于有了眉目。陆志老对此显得十分高兴,他在5月19日于宝山县召开的上海市郊县第九次修志协作会议上高兴地说到:现在上海史志工作好做一点了。上星期五市委批准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由钟民同志任主任。编委会下设办公室,给二十个编制。将来地方志机构属于市政府,业务指导归宣传部。上海的修志工作终于步入正规,陆志老功不可没。

投身修志工作之后,我与陆志老的接触不断增多。除参加历次协作会议之外,我们还与陆志老、邬烈勋等同志一起参加了1984年7月16〜23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的全国北片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1986年10月《奉贤县志》定稿会召开之前,我们曾将志稿送到了陆志老的家中。他在定稿会议上谆谆告诫我们,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修成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新志书。1987年9月,由我担任主编的《奉贤县志》正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上海市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新县志,在全国也是最早出版的几部新县志之一。1993年10月,在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奉贤县志》被评为二等奖;1998年4月,在上海市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中,则为评为一等奖。这一成果,也应归功于陆志老等于1984年初将《奉贤县志》推荐为我国地方志“六五”规划必须保证完成项目。正是借了这股东风,从县志编委会领导到具体参加编写的二三百名修志人员,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才较快完成了这一任务。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后,陆志老作为该编委会的委员,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支持上海新方志编纂工作。我统计了一下,自1987年至1993年,上海郊县出版的10部新县志,陆志老参加评议或审定的有8部。在这些会议上,陆志老发表了多方面很有见地的评论意见:其一,强调修志要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到,修志“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什么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定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叫做马列主义作指导,另一个同实际相结合,两方面结合起来叫做实事求是。”他还说:“写史写志书中有一条叫做‘秉笔直书’,这话不能随便用。一定要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前提下,才能秉笔直书。”他还专门举有同志在回忆录中说江抗东进部队和青浦游击队1939年到上海虹桥机场炸掉日军四架飞机这个失实的资料为例,说:“写在志书上,政治上要有严肃性,这一点假如你不能坚持,这本志书的价值就很差了。”“县志要反映成绩,但也要适当地反映失误,”“失误应该反映,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反面经验也是财富。三中全会是转折点,没有前面的失误,是不会作出决定的。失误不要回避。”其二,强调修志要进行地情调查。他说到,“修志工作实际上是对一个地区各方面的一项调查研究工作”;“什么是中国特色?那就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上海郊区各县共同的特色,就是它们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郊县,在国家的支援、大工业的支援下,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我们在修志过程中就是要抓住这些特点。”“旧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资料要多搜集,在县志中得到适当反映。因为这是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根据。”其三,强调修志队伍的培养。对如何培养修志队伍,他说:“我看有三条,一是经常地进行一些经验交流,可以十个县也可以邻近的二三个县的范围内进行;二是搞一些专题讨论会,对一些共同关心的、急须解决的问题拿出来,通过专题讨论会解决;三,是否委托哪个大学办方志学的训练班,三至六个月一期,学习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以提高水平。”其四,强调“概述”要有所分析。他说:“‘概述’不能太概,要综合起来分析。”修志“首先要把概况、概述(篇首)写好⋯⋯。概述是综合全篇主要内容(或叫精华),加以提炼、分析和必要的评述,它是要经过一番深入研究工作,把全篇内容提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成的,不是把这些内容简单地拼凑、罗列一下,这使读者只会得到一些零碎、片断的印象”。陆志老的上述观点,就是在全国普遍开展二轮修新志的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领导上海新方志工作的许多长者都已先后谢世,今天又迎来了陆志仁同志的百岁诞辰。陆志仁等同志为方志事业作出的贡献永不泯灭,与世长存!

注:①引文均见其1986年5月在上海市郊县第九次修志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②⑥引文见其1986年10月在《奉贤县志》审稿会上的讲话。

      ③⑤引文均见其1982年12月12日在上海市郊十县编修新志经验交流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④⑦引文见1987年11月《对 〈崇明县志〉送审稿的书面意见》。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