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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三十年 史海育人生(何惠明) 2011/07/18

何惠明

 

古人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笔者从1981年参加修志工作,至今30年几乎没有中断过,有几年虽调在其他行业工作,也始终兼着编纂地方志,利用空余时期还编著了《松江文物胜迹志》、《九峰志》等。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郊曾组织起数千名修志人员,编纂了数以百计的地方志。如今最初那些修志工作者,大都已退休。我每每看到案头上高高一摞地方志书,总会想起许多往事。

方志百科  博大精深

记得那是1981年初夏,当时我在松江博物馆负责文物管理和考古工作,一天县文化科科长王健民找我谈话。他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解放初已授大尉军衔,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过教官,后曾错划右派,这是一位恂恂儒雅的学者型领导。他对我说,县委、县政府决定修县志,拟调我到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时过30年,当时谈话内容大多已记不起来了,但他所说“修志可是个有学问的活”,此话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中。

地方志堪称地方百科全书,前贤曾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松江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也促进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从宋代我国地方志基本成型以来,每逢太平盛世,松江常有修志盛举。据现有资料,从南宋《云间志》算起,松江共修过府志、县志18次。我到了县地方志办公室后,很快接触了大量地方志书,其文献之浩瀚、史料之翔实深深地吸引了我,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等待着我去探索。也许是求知欲望的空前高涨,这一时期,我的工作热情饱满,学习劲头十足,全身心地投入修志工作,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展开资料收集工作。从“衣被天下”的棉纺织业,到甲于天下的松江田赋;从九峰三泖自然人文,到历史文物,名胜古迹;从地方建置到府城文化;从乡镇地理到区域经济;从云间画派到松江书派、诗派、文学流派;从宗教文化到民俗风情,做了数以千计的资料卡片,并分门别类作出初步整理。我还展开了对府城、仓城、古镇、乡村、山林、河流、文化遗址、经济遗存等实地调查,同时还走访松江乡贤耆老等,这一时期,我如同进入了松江历史文化的知识海洋,广泛开展资料收集工作,为日后编纂地方志奠定了资料基础。随着资料的日积月累和对资料认识的不断升华,对松江有关历史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我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发表了《古代松江棉纺织业兴盛和对上海都市崛起的影响》、《编纂县志如何体现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等文章。在研究和写作中,进一步认识到地方志所具有的,而一般地方文献不可比拟的重要资料价值。同时我也被松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吸引。由此,对新编地方志进一步提升资料价值、提升科学价值、突出地方特点等重要问题不断增强了认识。

创新之举  来之不易

修志强调创新,然而迈出创新之步却十分不易。在松江修志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松江县志》中设特记集中记两件事:一是松江府历史,一是“文化大革命”历史。当县志初稿拿出来讨论时,专家学者中有人称此举为创新和特色,也有人称这是违反规律与体例,一时曾掀起了轩然大波。此事可谓惊动了沪上学界名流,还曾引起政界高层的极大关注。在《松江县志》的评审会上。一位长期研究地方志的教授直言否定在《松江县志》中特记“松江府述略”和“文化大革命”记略,他提出《松江府述略》不伦不类,松江府内容应归入正文;关于“文化大革命”集中写,已有出版的县志碰了“壁”,还是分散写,以求平平稳稳出版问世。其后,在展开讨论中,大多数专家对《松江县志》中设这两个特记表示赞成。学术上如此激烈的争鸣,在上海方志界首次出现,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评审会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吴云溥说:“《松江县志》有创新,有突破。评稿会上在学术观点上有争鸣,是历次评稿会最突出的一次,关于县志设特记写松江府历史,集中反映‘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通过讨论,看来大多数专家是认可的,我们还要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请示。我已向钟民同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请示过,他的意见是可以考虑。钟民同志也向市委汇报过,时任市委副书记曾庆红的意见是可以尝试。关于如何写,钟老还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吴主任还介绍,钟老为此事还专门请市委党史研究室两位专家到他住所研究分析松江写的“文化大革命”特记,专家认为政治上没有问题。可见领导对此事十分重视。

关于《松江县志》中以特记的形式集中记述古代松江府的历史,还深得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称赞:《松江府述略》将松江府这个地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概貌及其特色,从唐以前长期不设县治的海滨斥卤之地,到唐宋时期的东南大县,特别是到元明清时代成为农事最先进,物产最富饶,田赋最重,棉布之利衣被天下,诗文书画人才辈出,常足为一世表率的松江府,亦即明清时代全国最为人所艳称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苏松”地区的松江部分各种情况,得以毕具于一篇。很难设想要是不设这一篇,这个从草莱未辟到封建社会后期盛极一时的松江府地区的生产人文发展过程,将如何在市志县志的正规篇章中表达出来。

破题解惑  此乐何极

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因此上海众多的古代历史课题都与松江有关。回顾修志岁月,较难的是经常碰到历来说法不一、缺乏求证、难以理清的历史问题。上海自古历史沿革变化较大,自然地理变迁较大,人员迁涉较大,外来文化影响较大,由此引出了很多问题一直未能搞明白,很多问题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其中一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二是久悬未解的历史遗留问题;三是旧志误载的错误的史料;四是各种地方志不同记载和不同说法;五是旧志中一些牵强附会的说法。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新一代修志者,不是下功夫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将错就错,将谜再谜,那么这次编纂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在质量上则不可能有所突破,修出的就可能是一部平庸的且留有很多讹误和遗憾的志书。面对修志中的难题,是人云亦云;还是向历史遗留问题挑战,我们选择了后者。当时我们还年轻,初生牛犊不畏虎,凭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和韧劲、拼劲、锲而不舍的精神,钻进了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堆里。我们还充分利用当地人修当地志“地近则迹真”的优势,以社会实地调查进一步证实史料真伪。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慢慢地对上海古代存有疑惑的一些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写出了一篇篇有一定论据的考证文章。为了使我们从地方志到地方史的研究更可信、更准确,更好地掌握上海古代历史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特点,使修志工作更好地与当今学术界的研究相衔接,我们先后到了上海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一些专门学术研究机构请教。令人十分欣幸的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得到了上海著名学者谭其骧教授、唐振常研究员、胡道静编审、黄宣佩研究员等前辈学人的指教。这些德高望重的史地学界前辈,对当时开展的编修地方志工作极为关心,对我们这些初涉志海的年青修志工作者更是倍加关怀。对我们提出的有关地方沿革、建置、区划、地理、人文、考古等众多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们有的从研究的方法上给我们以启示;有的帮助我们开列了一大批查阅资料的书目;有的直接帮助我们查证史料;有的明确指出有关历史问题的症结。更为可贵的是,这些专家学者,不但热情帮助我们共同研究问题,还对我们提出的一些新的观点、新的看法,十分重视,对我们的研究成果给予较多的肯定。比如松江地区在秦代属会稽郡由拳县抑或长水县?由拳、长水县建置孰先孰后?上海最早的属县始于何时?华亭之名(唐代县名),是如很多史志书籍所记,始于春秋吴王寿梦狩猎时筑亭,还是始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封陆逊为华亭侯时?战国时的“楚灭越”时间,上海的各种史志书籍中记有十多个时间,从公元前355年到公元前222年,不断地楚灭越,前后相差120余年。另外关于春秋时越国拓土是否达到今上海地界?唐开元捍海塘是否就是《云间志》记的“旧瀚海塘?由拳县治是否在泖河之中?唐陆贽是否松江人等等问题,通过深入研索,逐步理出了一些头绪,找出了一些答案。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论证的真实可靠性,我们经常以邀请来松、上门拜访、信函请益等方式请教谭其骧等教授,他们每每不顾年老体弱,抽出时间查证史料、亲临指导,或来信详尽解答。对我们这些初入学界的小字辈经常性的打扰,不但不厌烦,而且始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谭其骧教授等学者的帮助下,我们进一步查实了上海地区春秋时期至秦初的长水县问题;确定了春秋“吴王寿梦筑亭”的旧志记载有误问题;明确了由拳县治不可能在泖河水下的问题;春秋时越国拓土未达到今上海地界;唐陆贽是嘉兴人,不是松江人的问题。另外在我珍藏的教授信札中,有一封信的内容特别令人感动,信函中,教授在解答了我们提出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后,这样说道:“以上是我用历史考评作出的结论,大概比旧方志的记载来得合乎科学一些,但我决不要求你们完全采纳我的结论。你们身为本县县志的编写者,难免要受到本地传统的束缚。你们若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对自己的学术见解充满科学的自信,然而并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没有宽宏的器局、过人的雅量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样的。

人称地方志为“四苦”(修志辛苦、清苦、艰苦、痛苦)全书,又说“修志不得志,得志不修志”。而我在三十个春夏秋冬,一万个日日夜夜里,并未曾想过这些,而是乐此不疲,始终陶醉在历史文献的宝库之中。松江历史文化的编纂与研究几乎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可以说彼时彼刻,一个个久悬未解的历史课题得到破题解惑之际,也是自己最大幸福与满足之时,记得那年纠正了很多历史问题的《松江县志》出版发行,我撰写的《上海古代历史问题十考》一文在《上海研究论丛》发表,我心中当时确实充满了快乐。

(作者单位: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