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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地方志记述文教类内容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初探(范洪涛) 2011/07/18

范洪涛

 

  一、旧志记述文教类内容的简短回顾

  上海地区最早的方志南宋绍熙《云间志》3卷36篇中涉及文教类内容有11篇,为“学校”、“古迹”、“赋”、“诗”、“墓志”、“记”、“序”、“说”、“铭”、“箴”、“祭文”,占相当大比例。明弘治《上海志》8卷38篇中,“学校”(主要记校舍)设在卷五“建设志”中,“学政”设在卷七“官守志”中;卷六为“古迹志”,内容有“城垒”、“第宅”、“胜致”、“丘冢”;“文学”作品设在卷八“人品志”中与人物合记,共7篇。清康熙《嘉定县志》24卷33篇中,“学校”专设一卷,记县办学堂、书院、小学、私塾、学田等;设二卷记“祠祀(祠庙)”、“坟墓”、“古迹”、“寺观”;设七卷记“艺文”、“杂识”,内容有诗、赋、书、碑记、记、杂著、书目,共10卷12篇。民国时期,1920年《宝山县续志》17卷92篇中,卷七为“教育志”记书院、劝学所、教育会、学校、社会教育;卷十四为“人物志”,其中“文学”、“艺术”篇将作品与人物合记,“游寓”篇中记书法家、画家、名医、高僧等;卷十五为“文艺志”,设“书目”、“金石”篇;卷十六为“名胜志”,设“古迹”、“园林”、“第宅”、“祠墓”篇。共4卷14篇。1936年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出现“卫生志”,内容记述“清道”、“戒烟”、“医药”、“掩埋”、“公墓”。“教育志”分得较细,有“教育行政”、“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教育款产”、“教育研究”、“教育统计”、“孔子庙筹建”。“文艺志”分“著述类”(再分经学、小学、算学、诗文、医术、杂著)、“金石类”、“书画类”。“人物志”中设“医术”记名医,设“绘画”记画家,设“武术”记练武人,设“工艺”记有生产技术人。纵观旧志,对“教育”、“古迹”、“艺文”很重视,尤其对文学医术作品、记述颇详。医疗卫生古代无专门医院,长期在人物志名医篇中有记述,体育则与“武术”人物及“科举”中武举人、武状元结合记述。古代人对天文已积累丰富知识,在志书中对气象变化有丰富记述,有的设“星野”志,有的设“祥异”篇。在人物志中往往以精通“占卜”来记述具有天文知识的人士。古代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记述经验,但在“重农轻商”观念支配下,生产技术得不到积累和发展。更未上升为科学技术。明清以来,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纺织业、陶瓷业均有很大发展,工艺技术水平已很高,但在志书中只有物产志、实业志中有所记述,即使到民国时期,也未见专设“科技”志。

  二、新方志记述文教类内容的发展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会上就有代表提出“编修地方志”的建议。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议全国各地修志。至1960年6月,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530多个县建立了修志机构。1958年出版的《浠水县简志》中,设有“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名胜古迹”等门类。1959年《清原县志》共有六篇,第六篇“文教卫生”载“文化教育、文化馆、电影院(队)、广播站、群众文化活动、报刊、杂志、新闻、科学研究、卫生事业”等具体门类。但是刚刚兴起的修志工作,开展不久,至“文化大革命”就被迫中断。

  上海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在郊县开展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1987年9月,《奉贤县志》首先出版。至1993年7月,相继出版的有崇明、青浦、川沙、金山、宝山、松江、南汇、嘉定、上海共10部县志。

  80年代中期,上海各市区陆续开展新方志编纂工作。1994年9月《普陀区志》首先出版。至1999年2月,相继出版的有杨浦、吴淞、黄浦、闵行、静安、南市、徐汇、卢湾、闸北、长宁、虹口共12部区志。

  上世纪末,上海开始第二轮新方志编纂工作。1999年12月《嘉定县续志》首先出版。至2008年1月,相继出版的有《黄浦区续志》、《南市区续志》、《川沙县续志》、《南汇县续志》、《松江县续志》、《普陀区志(1991—2003)》、《奉贤县续志》《卢湾区志(1994—2003)》共9部。

  上述31部县志、区志、县区续志对文教类内容都很重视,普遍作为一个大类安排在志首篇卷、经济大类、政治大类之后,社会大类和人物、传记类之前。大都设有5卷(编),最多设8卷,在全志编卷总数中大都占15%左右,最多的占22.7%。

上海31部新方志文教大类篇目结构分析表

类别

部数

教育

科技

文化

卫生

体育

古迹(胜迹)

(文物)

档案

文献

精神文明建设

升格(编、卷)

平列

县志

10

10

10

10

10

10

5

 

3

 

《松江县志》设“九峰三泖”卷

 

区志

12

12

12

12

12

12

 

3

 

 

《南市区志》设“豫园”编

 

续志

9

9

9

9

9

9

1

1

1

4

 

《卢湾区志(1994-2003)》“科技、教育”平列,“文化、体育”平列

合计

31

31

31

31

31

31

6

4

4

4

2

 

 

  上海31部新方志文教大类记述与旧志比较,有很大发展变化。

  1.重视科学技术的记述,除一部为平列编外,全部设独立篇卷。旧志基本上不设章目记科技,即使有也是零星的。新方志比较系统予以记述,首轮22部新方志的基本内容主要有:机构、团体、队伍、发展和成果、活动(普及、应用、服务)、管理等。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出版的《嘉定县志》率先将“科技卷”列入经济大类之中,并专列一卷记载科研生产联合体“科学卫星城”。1999年出版的《长宁区志》率先将“民营科技企业”列为专章。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新世纪的第二轮新方志9部续志在内容上有了新的发展,2007年出版的《普陀区志(1994-2003)》除了原有的传统内容外,增加了“体制改革”章,内容有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科技经济转型;在“科技企业”方面,除了国有和民营企业列专章外,将“高新技术应用和产业”也列专章,并将“科技产业园区”也列专章,还新增了“知识产权”专章。在所有已出版续志中属于比较完整的。在31部志书中,把“科技”列在文教大类中首位的,在10部县志中只有1部占10%;12部区志中有7部占58%;9部续志中有5部占55%。这也反映了对科技的重视。

  2.地方志对教育历来很重视,但旧志中“学校”偏重记述校舍的兴建,至于教学内容、管理很少记述。学校培养的人才都记在“科举”和“人物”篇中。新方志对教育十分重视,31部新志书中将“教育”列在文教大类首位的有16部,占51.6%。内容也比旧志大为充实,10部县志的主要内容有:旧学(书院、私塾),普通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校外教育),专业技术和职业教育及特殊教育,成人和业余教育,境域内的高等院校介绍,师资队伍,教育经费设施,教育制度(学制、教学、考试),教育管理等。12部区志中增加了“思想品德教育”、“勤工俭学和劳动教育”、“社区教育”、“教育研究”、“社会力量办学”、“校办企业”等。9部续志中有6部增加了“教育改革”内容。《黄浦》、《南市》、《奉贤》、《松江》四部续志设专章记述“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改革”,《普陀》、《卢湾》二部续志设专节记述“教育改革”。

  3.旧志虽不单设篇章记述文化,但对历代文献和文学、艺术作品都特别重视,一般均设专编记述。如清康熙《嘉定县志》33篇中专设“艺文”6篇记述,占总篇数18%。对著名文人、画家、书法家均在人物篇中立传。对“古址、古迹”也专篇记述。中国戏曲有悠久历史,但在旧志中很少记述艺人和戏班子,这与封建社会中将艺人列入“三教九流”社会地位很低有关。新方志对“文化”都放在重要位置,设独立篇章加以记述。在“文教大类”中大多位列第三,仅次于“教育”、“科技”。内容主要有:文化场馆(剧场、文化馆、文化站、电影院、游乐场);专业剧团;群众文化活动(包括节庆活动、文化社团、群众性文艺创作);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古迹、遗址、文物;书刊出版、报社、广播、电视和文化管理等。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中出版的区志、区县续志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是“文化改革”(包括体制、机制改革),“文化市场”,“中西文化交流”,“网络信息传谋和网吧”等。在31部新方志中,对“文献”独立设篇卷的只有2部县志,1部区志,1部续志。有8部县志和2部县续志在“文化”编中设专章记述“文献”。但12部区志和6部县区续志均不设专篇、专章记述。究其原因,认为大城市中的市区、郊区,人口流动性相当大,几代人祖籍在本地的很少,住在本地域的著名文人、作家、学者大量作品发表在全国各地,一个行政区中加以搜集记述难度很大,多数城区志书已不加选录。在31部新方志中设独立编卷记古迹、文物的只有6部,有2部对著名胜迹、游览地予以升格处理,如《松江县志》设“九峰三泖”卷,《南市区志》设“豫园”卷,其余25部均列章设在“文化”编中。“档案”独立设卷的有4部,其余27部均列章设在“文化”编中。

  4.中医、中药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千百年来在保护劳动人民健康上起重要作用,但旧志中并不设立专门篇章记述,只在“人物”志中记述一些名医。新方志普遍专门设立“卫生”篇章加以记述。主要内容有:机构、团体;医院、诊所、卫生站;公共卫生和防疫;“爱国卫生”;预防和保健;医疗服务;中医中药;医政管理;医学科研;行政管理等。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中出版的区志、区县续志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是:“卫生改革”、“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民营医疗机构”、“中西医结合”、“卫生产业”等。

  5.中国的武术和民间体育活动历史悠久,但“体育”在旧志中没有专门篇章记述,只在“文武科举”和“人物”中有所记载。新方志普遍设独立篇章记述“体育”。主要内容有:体育专业团队;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老年体育);运动会和体育活动;训练;竞赛;场馆设施;体育管理等。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出版的区志、区县续志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是“体育改革”(包括体制改革、训练改革)、“体育产业”等。

6.有4部续志在“文教大类”中增设“精神文明建设”独立篇章。(《黄浦续志》、《奉贤县续志》、《普陀区志(1991—2003)》《松江县续志》)并将该独立篇章设在“教育”、“科技”篇之前成为“文教”之首。以显示其重要性。另有4部续志也设“精神文明建设”独立篇章,但有3部设于“政治大类”之中;有1部设在“社会大类”之中。还有3部区志1部续志设立“精神文明建设”专门章节,放在“中国共产党”编的“宣传工作”章中,以上共12部志书。还有19部,即80年代编纂的10部县志和90年代编纂的9部区志均未设“精神文明建设”篇章。

  上海地区31部新方志在文教大类的篇目设置和内容记述上与旧志比较确有很多创新和很大发展。但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变化和当今已处于信息社会的新形势来讲,还有许多不适应和亟需进一步改进的问题值得探讨。

  三、方志记述文教类内容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建议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文化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人民群众对文化提出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方志在记述文教类内容时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分析方志记述中的问题,首先要深入掌握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特点。

  1.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起了很大变化。在“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已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增强了加快文化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

  2.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的改革更加全面深化展开。1983年至1985年,中央在科技、教育、文化领域就作出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90年代,中央对这些领域又陆续发布了许多法规和深化体制改革的决定。进入21世纪,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对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作出新的重大部署,使这些领域的改革进入了新时期。

  3.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是紧紧抓住文化发展这个主题。近些年来,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子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其服务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基层为重点。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其显著特点是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重点是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9大文化产业,壮大国家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这样两轮驱动,两翼齐飞,就能推动文化建设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4. 30年来,我们国家既重视物的发展,又重视人的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上世纪80年代,主要在全民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文明活动。90年代,又更加深入开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和活动,提高了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建立,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形成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在这样的新情况下,就迫切要求我们必须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力求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交流交融中谋共识,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坚守基本社会思想道德,又向更高理想目标前进。

  5. 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共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时期。全球化的高速推进导致了世界范围史无前例的人员、资本、物资、信息等大规模地跨国界流动与交流,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外文化交流、思想交流、信息交流空前活跃。尤其是中国有几亿人上网,更是文化领域中新态势。

  6.中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在这方面教育部门如何做到“学有所教”,卫生部门如何做到“病有所医”,肩负特别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当前社会矛盾的热点、焦点之一,必须给予极大的重视。

  7.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抓人才队伍建设就是抓国家的长远建设和根本性建设。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培养和使用人才,必须由经济、政治等全社会各个领域共同担负,但文化教育部门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无疑是最首要的重点部门,何况,文化大发展自身也需要有高素质人才作保障。

  8.新形势下加强文化建设必须有法制保障。30年来,文教各部门不仅发布了许多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和业务方面改革的决定、实施意见,而且公布了许多法律、法规,例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技术合同法》、《科学技术进步法》、《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文化、卫生、医疗、体育、档案、文物等领域也都有不少法律、法规公布。在严格执法和依法管理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需要研究和改进。

  本着以上对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的分析,笔者认为上海地区出版的31部新方志对文教类内容记述与旧志比较虽有很大改进和创新,但面临新时代如此深刻的变化,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改进。特提出以下建议供方志界参考。

  第一,根据“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新方志总体结构除志首综合卷外,仍应把“文教大类”,安排在经济大类、政治大类之后,社会大类之前。文教大类的篇目设置从形势发展看,建议按下列次序排列,“文化建设发展和改革综述”、“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文献”。关于“档案”、“古迹、文物”设在“文化”篇中还是作为独立篇、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不必作硬性规定。

  第二,建议设置“文化建设发展和改革综述”篇的依据,主要是新一轮志书已有相当部分在经济大类中设“经济综述”篇,从宏观上记述经济发展的总貌,还有相当部分志书设“经济体制改革”独立篇,记述经济改革总貌。(见拙作《新形势下设置续志经济类篇目的若干问题探索》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而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也很有必要按当地地情特点和原有基础从宏观上、总体上记述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破解文化发展难题,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推进文化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并通过加快文化发展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实际成果。文化建设的门类不少,归结起来,无非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济型文化产业两大方面。对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是如何在总体上履行职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有多少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例;有多少文化事业单位作为重点骨干加以培植发展,以带动整体,怎样优先安排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很难分解到各文化具体门类中记述,必须设“综述”加以综合记述。至于从原来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制而成及新创建的经营性文化产业,情况就更加复杂。政府如何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鼓励引导有条件的国有和非公有制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实现低成本扩张,打造一批战略投资者,带动全行业改革发展。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记载地区文化产业产值利润税收占国民经济比重等等,这些方面内容更加难于分解到各文化具体门类中记述,必须在“综述”中加以记述。

  关于文化建设中各主要门类,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改革的记述可以学习经济大类“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上海地区已出版的31部志书中,第一轮编纂的22部方志,除《崇明县志》记述了“教育改革试验”(主要是教学改革试点)外,均未记述文化各主要门类的改革内容。第二轮9部续志中有部分志比较重视改革的记述。有6部记述了“教育改革”,有2部记述了“文化”、“卫生”、“体育”的体制改革,但内容比较简单。总体上看,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改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今后必须强调文化建设各主要门类应把“改革”放在第一位详加记述。笔者认为光分散记述还不够,必须在“综述”中与“文化建设发展”平列进行集中记述。这是因为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具体部署及如何逐步深化,都是陆续下达,逐步实施的,有的先进行试点后逐步推开。省、市一级方志如能设置“改革”专篇从宏观上总体记述怎样一步步根据中央的战略方针和实施步骤,结合地情特点予以贯彻;怎样统一干部认识,冲破各种阻力,协调各方力量,分哪些阶段进行实施;怎样从浅层次的改革,发展到较深层次改革,再到攻坚改革;文教部门体制改革怎样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改革取得哪些成就,存在什么问题,引发哪些矛盾,怎样保持大局稳定等等都是文化各具体门类难以承担,而必须加以集中记述的。至于要不要把“文化建设改革”从“文化建设发展和改革”篇中分出来,独立设篇,可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不必强求一律。

  第三,新增设“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篇的必要性在于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提出来,并作为在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为此,地方志应该在篇目结构中给予重要位置。从上海地区已出版的31部方志看,在政治大类“中国共产党”篇的“党的宣传工作”章节中除党内教育外,主要记述对全民思想教育工作。以《松江县续志》为例,该志“中国共产党”卷第八章“宣传工作”下分六节,分别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思想政治工作”、“主题教育”、“重大活动”、“对外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后五节包括党内党外属于全民性的,可以移至文教大类中,并要加以充实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篇章的内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31部志书中,已有4部设在文教大类之中,有7部设在政治大类之中,有1部设在社会大类之中。完全可以统一设在文教大类中。笔者设想新设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篇应设置在“教育”、“科技”篇之前。下设三章,第一章“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第二章“精神文明建设”、第三章“创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这个理念是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早期提出的。传入中国后,得到迅速发展。在实践中人们对其内涵的认识不断丰富深化和完善。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通过学习发现和发展人的潜能,实现人的全面发现和社会和谐的社会。国内已较普遍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机关、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团体、学习型社区活动,新方志应该设专章加以记述。

  第四,加强“教育”篇的记述及对“校办产业”的安置问题。第二轮编纂的新方志对“教育”篇的章节设置和内容已较完备,但仍有不少薄弱环节须要加强。1、应该明确文教大类中“教育”篇应设在“科技”篇之前。科技确实是第一生产力,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教育更具有基础性意义。2、必须加强“教育改革”的记述,目前有些方志记述不够全面,体制改革方面办学体制应分别记述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民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中外合作和社会捐集资办学改革等;管理体制改革应分别记述省、市、区县分级负责体制改革、中小学校长负责制改革等;教育投入体制改革应记述政府投入为主及其他渠道投入机制的设立等;招生制度改革应体现九年义务教育中的教育公平问题;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应处理好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问题等;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方面也要具体化。3、在记述改革时,还应记述对教育本质的讨论及教育价值观的转变内容。有些方志记述各类学校时,对概况、硬件设施较详,对教学内容则文化知识课较详,而对如何加强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弊病方面则相当简单,亟须加强。4、“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目前,方志对教师队伍的记述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应予加强。5、关于“校办产业”的记述问题,由于教育界和各方人士对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存在许多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各类学校的本质属性都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而非经营性文化产业,绝不能以营利为目的。现在存在的所谓“校办产业”,有些是学校资源设施的经营性应用,作为学校其它收入的渠道之一,仍可在教育篇的管理章节中简单记述,至于由“校办企业”转化而来和由学校投资兴办的工业、商业、服务业,其他文化企业均应划入相应的经济门类中记述,更不必在教育篇中设专门章节进行企业选介等详细记述。

  第五,加强“科技”篇的记述及对“科技产业园区”的安置问题。新方志对“科技”的记述已很重视,在31部新志中有13部将“科技”篇列在文教大类之首。章节设置也较完整。但在新形势下尚须进一步加强和充实。1、首先要加强“科技改革”的记述。早在1985年中央就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又做出《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1988年做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但在31部志书中只有2007年出版的《普陀区志(1991-2003)》才将“科技体制改革”列为专章,下设二节,一节为“管理体制、机构、人事改革”,一节为“科技经济转型”,内容仅一页半,极为简单。其它30部新志,基本上未记述改革内容。上述三个文件中,有许多改革的决定、规定,诸如:组织结构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改革、科技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经费拨款制度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规定和措施、鼓励发展科研生产经营实体、开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兴办高新产业开发区、支持集体、个体等不同所有制形式科技机构的发展和推行各种形式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在方志中均未得很好的记述和反应,亟须加强。2、《普陀区志(1991-2003)》志新增了“知识产权”专章,其它志均未记述。新方志对如何执行《技术合同法》、《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也很少记述,应予充实。3、科技发展主要依靠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但新方志在“科技”篇中基本上未设“科技队伍”专章,对科技队伍的现状、结构、问题及如何加强队伍建设未见记述,应予增添。4、关于“科技产业园区”的安置问题,目前,多数志书均在“科技”篇中设专章。唯有1992年出版的《嘉定县志》将“科学卫星城”设专章放在经济大类中。笔者很赞同将“科技产业园区”从“科技”篇中析出,列入经济大类之中。但笔者不赞成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理由把整个“科技”篇放到经济大类中去。因为科研机构及其活动的基本属性是非营利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第六,加强“文化”篇的记述和把“文化产业”从“文化”篇中分离出去列入经济大类中的建议。这里的“文化”指狭义的,即新方志“文化篇”中已予记述的文化场馆站院、剧团、群众文化、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及文化管理机构等,需要加强的是:1、“文化体制改革”的记述。1983年国务院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1988、1996年均下达了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特别是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各地如何按当地情况贯彻执行,新方志中应设专章加以记述。2、进入信息化时代后,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特别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吧、“网民”的出现,方志中也应加以记述。3、近几年新出版的志书将“文化市场及管理”列为专门章节,但其概念比较乱,有的把民营娱乐场所、印刷业、书店、录像厅、音像制品销售店等行业、单位也纳入,把单位和市场管理混在一起。笔者认为行业单位应纳入有关章节中去,“文化市场管理”主要记述根据有关法规建立的文化市场执法机构、执法人员及其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市场监管和执法情况、办理案件的分析等内容。4、要加强文艺团体、剧团、文化事业单位的文化专业人才、文化队伍建设的记述,这方面不少志书遗漏不记。5、方志中原来设置的“文化产业”章节主要记述两方面内容,一是事业单位的文化场馆设备商业性应用以获取经费收入,二是文化事业单位投资兴办的工商企业、服务业。笔者认为前者可保留在“文化”篇中加以记述,后者应从“文化”篇中分离出去列入经济大类相关行业中去记述。6、新近发展的经营性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9大文化产业,均应列入经济大类中去记述。原来归属文化事业单位的,经过改制而转变为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也应纳入经济大类中去记述。根据形势的发展,新方志必须在经济大类中专门设立“文化产业”独立篇章以容纳这些新事物。7、“档案”、“文物”、“名胜古迹”、“地方史志”是否要从“文化”篇中分出升格为独立篇,由各地方志机构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必作统一规定。

  第七,旧志中十分重视的“文献”,在新方志中并未给予应有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编纂的10部县志中只有3部设独立“文献”篇。以后出版的12部区志没有一部设独立“文献”篇,新世纪出版的9部续志中只有1部设独立篇。从4部设独立篇的志书看,认为祖籍本地文人少,人口流动性大等理由并不能成立。新方志应恢复旧志的好传统。2007年出版的《奉贤县续志》专设“艺文”卷,第一章著述、文章存目(含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译著),第二章史志、家谱、碑刻,第三章文学作品选录(含散文、杂文、小说、诗歌),第四章艺术作品选载(含书画作品、音乐作品)。笔者认为奉贤能做到的其他区县也应能做到。

  第八,加强“卫生”篇的记述及对“卫生产业”的安置问题。除了目前已成型的章节设置外,需要加强的是:1、加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记述。在31部新志中只有3部设立“卫生体制改革”独立篇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对“卫生改革”有不少意见和决定,其贯彻情况,新方志中基本未见记述。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其中,有不少内容过去早已提出,并进行了实施,现在的《意见》从新的高度更加予以深化。特别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方面,新方志中均应加以高度重视。2、关于“中医”“中药”有的志书设独立章节予以记述,有的志书则忽视遗漏,“民办医院”“个体诊所”也有同样遗漏情况,均应加以改进。3、要加强医疗卫生专业人才结构的分析和卫生人员的业务培训和队伍建设的记述。这方面不少志书遗漏不记。4、方志中原来设置的“卫生产业”,其中医院资源设施商业性应用以获取经费收入,可以保留在“卫生”篇中。至于医院投资兴办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企业单位,应列入经济大类相关行业中记述,不应在“卫生”篇中记述。

  第九,加强“体育”篇的记述及对“体育产业”的安置问题。体育不仅直接关系群众的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1、除了继续加强专业体育团队的记述外,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后,特别是最近国务院正式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后,要更加重视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努力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的记述。2、对于“体育产业”,笔者认为与“文化产业”、“卫生产业”一样,属于体育资源、设施的商业化应用和开展体育服务可以保留在“体育”篇中记述。至于由体育单位投资兴办的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企业单位,应列入经济大类相关行业中记述,不应在“体育”篇中记述。实际上生产和经销体育用品的工业、商业早已在经济大类中记述。

  第十,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新方志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记述,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外经济贸易交流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这个领域在方志经济大类中已有充分记述。中外政治领域的交流在政治大类中也有详细记述。唯独中外和大陆与港澳台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方面的交流,在现行志书中均归属于政治大类中的外事、港澳台事务篇中记述。2008年出版的《卢湾区志(1994—2003)》率先在“文化”篇中设“中外文化交流”专门章节加以记述,开了一个好头,值得推广。

  以上十个方面的建议,是笔者一孔之见,其中肯定有不少不够成熟或不妥之处,所以提出的目的是供方志界进一步探讨作参考,也可以以此获得方志专家的指正。

  四、转变观念是方志文教类记述创新改革的重要前提

  从首轮和第二轮方志编纂的总体情况看,经济大类记述的创新改革比较多,而文教大类记述的创新改革比较滞后。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编纂者特别是主编对时代形势的深刻变化认识不足,对某些旧的观念转变不够。为此,方志文教类记述在继承前志好的传统基础上加强创新改革,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

  (一)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文化建设不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和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作用已经大大提高。在新方志编纂中也必须加强宏观思维和全局观念,对文教大类内容的记述予以高度重视,加重加大记述的深度和广度。

  (二)必须牢固掌握一条主线,深刻认识一个特点。在文教大类内容的记述中,牢固掌握以改革开放和发展为主线,加强对体制、机制改革和业务方面改革的记述,加强对文化建设中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记述,两者不可偏废。要在文化建设的记述中贯穿科学发展的理念。

  (三)必须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但还不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影响还无处不在。当前社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处于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许多方面从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新事物与旧事物往往交叉存在,许多新事物涌现了,但还不够巩固,不少旧事物被淘汰了,但并未完全退出现实生活。思想文化领域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虽然往往滞后一步,但同样具有这方面的特点。记述文教大类的内容,务必重视这点。特别是对文化领域中的新生事物,虽然还处于萌芽状况,不够成熟,仍必须十分重视。

  (四)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各级党和政府特别重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记述文化建设中,对于更好地逐步解决“上学难”、“升学难”、“看病难”等社会矛盾,应予以极大重视。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记述。要重视大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内容。

  (五)必须深刻认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出现的一个新的重大变化,就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某些方面正在相互融通。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必须正确处理继承性和创新性,稳定性和变异性的关系。在方志篇目结构布局和门类设置上,该变化的就要敢于变化、该调整的就要勇于调整。千万不要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采取的按党和政府各个机构设置的职权分工,来作为方志篇目设置的主要依据,以便于把方志篇目简单地分解到各相关部门,然后等着各包干部门将志稿送上门来。文教大类篇目设置变革后,如何落实编写任务,搜集资料,确会增加很大难度,如果不以创新精神、与时俱进,新方志就难以改变面貌。

  (六)转变观念,归根结底在于修志者要加强自身的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深入学习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理论观点,才能驾驭复杂的史实材料,完成文教大类的编写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