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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二轮新志书的编纂(姚金祥) 2011/07/18

姚金祥

 

    如果从2001年算起,第二轮新的地方志书编纂也已走过10个年头。十年后的今天,在与首轮新志书的比较之中,品评一下新编志书的质量,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有利于在二轮修新志的后十年更好地发扬成绩,克服不足,进一步提高新编志书的水平。

(一)

    目前,对二轮新志书质量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二轮新志书的质量不如首轮新志书。笔者以为,尚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的确,二轮新志书与首轮新志书相比,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大致有四个方面:第一,可读性弱。这实际是“胎里病”,天生的不足。首轮新志书都是通纪志,记述时间跨度短则百年,长则千年,古往今来之人、事、物应有尽有,并都有开端和发展经过,记述跌宕起伏,故事性、趣味性比较强。阅读志书,往往特别关注地名由来、事情始末、著名人物、重大事件、历史遗迹等内容。这些内容,首轮新志书中比比皆是。而二轮新志书是断代志,或称断时(段)志,所记只是眼前一二十年之事。一般都为读者所熟知,阅读时就觉得“没啥看头”。就可读性而言,往往“吊”不起读者“胃口”。有的地方将首轮、二轮新志书放在一起评奖,首轮志书易得奖、易得高奖,二轮志书难得奖、难得高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可读性,二轮新志书为此往往要吃点亏。第二,篇幅偏大。以上海市的首轮区县志来说,22部区县志平均每部159.2万字,而已经出版的14部区县志二轮新志书(包括1999年12月出版的《嘉定县续志》)平均每部达到192.85万字,增幅达到21.1%。正在编纂中的其他一些区县志篇幅也都不少于平均数。笔者接触的正在评审中的几部江浙两省的二轮新志书,情况也大致相同。篇幅偏大,有新增门类和记述、行文方面不够简洁等原因,但主要还是资料。资料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记述过深、收录过细,舍不得割爱。比如县(市)志记辖属乡镇,首轮新志书一般都采用“概况+特色”的记述方法,每个乡镇少则一二千字,多则二三千字;记专业分志中的事物,如介绍学校、企业、文化单位等,首轮新志书采用的是选介,每家数百字,如今却都是家家介绍,介绍得又特别周详。正因如此,才出现记一二十年之事的篇幅远胜于记百年千年之事的篇幅的现象。不同的志书,记述对象是不同的。一部志书只要把本级之事记述明白,其任务也就已经基本完成。过多、过深地记载较低层次的事物,不仅篇幅大增,也势必与记述较低层次内容的其他志书大量地交叉重复。第三,歌功隐过。这方面,首轮新志书已经是个问题,二轮新志书并没有加以克服,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何在?首轮新方志记历史上久远之事,用不到歌功隐过(或隐恶),主要是记解放后的事情时才存在此种弊端。但毕竟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且因政治运动多等原因,人事变动比较大,记述时相对容易落笔。二轮新志书所记,都是改革开放时期之事,人事方面相对变化也小一点,当代人记当代事,难办的事就多,讲好话易,讲不好听的话难,落笔时就容易笔下留情,出现莺歌燕舞、歌功隐过的情况。尤其是碰到党员领导干部犯错、犯罪的,更是“蜻蜓点水”,甚至水也不点。第四,记“工作”多。首轮新志书由于历史跨度长,要记的事情多,比较注意“事以类聚,类为一志”,一些过于具体的工作过程排不上号,记得较少,它不可能去逐年细写各部门的工作经过。而二轮新志书历史跨度短,“纵写史实”少了,有的同行就在“横陈现状”上大做文章,如数家珍般地大量记述具体业务工作细节和经过。比如有个地方记“宣传工作”,首轮新志书为4600多字,二轮新志书却剧增至14700字,增幅达到216.8%。各行各业部门的具体、详细的工作情况一一入志,志书必然会“虚胖”。除上述不足之外,二轮新志书编纂过程中还有其他毛病,如篇目结构不太合理,内容记述不太完整,前后有交叉甚至有矛盾,统计数据不太准确,有的提法欠推敲,保密注意不够,书写有不规范之处,有错别字,等等。但这些问题,大都在评议稿、送审稿中存在较多,在经过反复修改、精雕细刻后付印出版的志书中存在较少。参加二轮修志者,大多数是新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应该说也属正常。我们衡量一部志书的质量,不能以编纂过程中的未定稿作为说事的对象,而应以最后正式出版的志书为对象。况且这样的问题在首轮新志书编纂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甚至更多,并非二轮修志所独有。

(二)

    依据上述所列之不足,是否就可得出二轮新志书质量不及首轮新志书质量的结论呢?未必。因为以上还只是二轮新志书存在的不足,它还有较首轮新志书进步的地方。我们看问题要两点论,不能只是一点论。笔者以为,二轮新志书的进步是明显的,具体也罗列四个方面。

    第一,篇目结构更趋理性和稳妥

    首轮新志书的篇目结构有个实践、摸索的过程,因此出现过多种多样的类型,也走过弯路。总的来说是开始阶段不太得体、不太理想,慢慢才走上轨道。二轮新志书的篇目结构建立在首轮新志书实践总结的基础之上,不需要再走有违志体的弯路,总的感觉是表现得更加理性和稳妥,并有所探索和创新。在此仅举数例用以说明问题。比如志书的部类(或称板块)构成,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类两轮新志书中都有设置,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这三大部类的前后两个部类。前面的部类,首轮新志书常以“地理”为名,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建置、人口等等,二轮新志书中除原有的内容之外,还包括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等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以“自然”为名。但细看一下,建置、人口、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内容都非天然,所以名为“自然”,实则并不名副其实。笔者主张用比较切题的“环境”之名取代“地理”或“自然”的说法。因为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是人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客观先决条件。所谓“社会环境”,就是“人类利用和改善环境而创造出来的高度人工化的生存环境,既包括地理、气象、生物等自然环境,也包括房屋、工厂、道路、市政基础设施、服务娱乐生活设施在内的社会环境”(《辞海》)。我们当今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人与环境要和谐相处。如果环境被破坏了,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活动必然遭到环境的报复。人只有与环境和谐了,社会才会安宁,才会更快的进步。又如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类后面的“社会”部类,首轮新志书中有许多志书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必备的固定部类,有的干脆不设此篇目,甚至否定有“社会”部类的存在。二轮新志书则不同,虽然各地志书对“社会”内涵的理解有所差异,需要进一步形成共识,但一般都已设置有“社会”部类,内容包括民族宗教、风俗语言、人民生活、民间集藏,有的志书还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民政、人口、人物等也归入其中,成为二轮新志书中的一道风景线。再如县(市)志中的“乡镇”和“集镇”,首轮新志书一般都设于“建置”之中作简介,而简介的内容广泛,远远超出“建置”的范畴。这种“头大帽子小”的现象明显属于归属不太合理。二轮新志书为此从年鉴编纂中汲取长处,将它们与建置分离,在卷末单设“乡镇(街道、社区)”卷,有的还单设“集镇”卷。再从政治部类中的党政各卷来看,二轮新志书中一般都已设置“重要决策”、“施政纪要”等二级门类,而在首轮新志书中则较少见到。这说明二轮新志书的篇目结构经过梳理,较之首轮新志书,已经更加合理、更加妥贴。在经济部类中,综合性的卷、产业性的卷、管理方面的卷梳理得更加清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二,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更加鲜明

    首先是时代的特点。首轮新志书的记述断限一般都很长,从古到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时代。而二轮新志书所记,虽然有的同行主张从1840年写起或1911年写起,实际大都从前志的下限写起,至多也只追溯到1978年,时间只二三十年,所记就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或者说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是改革开放”。反映到志书的记述之中,改革开放的时代之风扑面而来。比如上海已经出版的十几部区县续志中,“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合作与交流”、“工业园区”、“旧区改造和动拆迁”、“集团企业”、“招商引资”、“房地产业”、“现代服务业”、“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反映改革开放的新篇章逢志必有,“外来人口”、“实事工程”、“三资企业”、“移动通信”、“高新技术”、“文化市场”、“社区生活”、“物业管理”等等记述改革开放的新内容志志可见。一部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志书成功的标志之一。已经出版的二轮新志书,这方面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优秀的。又如党和政府在这个新时期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执政理念,反映到二轮新志书中,较之首轮新志书,增加了许多关于“三农”、关于“农民工”、关于医疗改革和受教育面等等与普通民众休戚相关的事物的记载和调查,这同样是股清新的时代之风。

    其次是地方的特色。地方志书是记载地情之书。地情当然包括一个地方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一部志书的方方面面与其他地方志书相比,除了数据不同,没有什么特色可言的话,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志书。首轮新志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注意在各个记述层面,将有地方特色的事物采用各种方式予以详细记载,其中包括采用“升格”的办法。首轮新志书编纂时,对于可否用“升格”之法详记有特色事物是有过争议的,最后才被大多数同行所接受。而二轮新志书编纂中,除注意全面理解和反映地方特色之外,则已经普遍都能使用“升格”法记载最有地方特色之事。仍以上海市已经出版的14部二轮区县志来说,采用“升格”记述地方特色的有9部,占64.3%。如《黄浦区续志》有“形象街场”编,专门记述上海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等内容,《南市区续志》有“豫园商业旅游区”编,《卢湾区志》有“淮海中路商业街·上海新天地”等编,《宝山区志》有“上海北翼工业基地”编,《金山县续志》有“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上海金山实业公司”等编,《松江县续志》有“松江工业区”、“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等编,《杨浦区志》有‘五角场城市副中心建设”、“高等院校”等编,《上海市长宁区志》有“三大经济组团”、“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古北新区”等编。正在编纂之中的区县续志,也都有“升格”之卷,如《上海市虹口区志》中就有“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编,《上海市静安区志》中有“静安南京路”编等。而且上述所举,还只是编的“升格”,在章、节、目中的“升格”同样非常多见。这些地方特色事物的“升格”记述,无疑为二轮新志书大为增光添彩。

    第三,入志资料更为齐备、可信

    如上文所说,二轮新志书固然有篇幅偏大之不足,但同时也说明二轮新志书的入志资料是比较齐备的。除了改革开放后,有些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竞争比较激烈的企业不太愿意提供本单位详细资料外,二轮新志书中的资料相当周全,具体体现在:凡横向需要记事的单位,必有具体篇目布置其提供资料,一般并不存在“横向缺门”的情况;凡需要有历年数据的,都有断限内的历年统计数据,一般并不存在纵向断线问题,而这一点,正是首轮新志书所难以完全做到的。究其原因:一是记述之事距离修志之日时间不算长,档案比较齐全,当事人也大都健在;二是各地自首轮修新志书中后期开始编纂的年鉴起到了存史备查的作用。

有的首轮新志书为人们批评的突出一点在于志书中存有“硬伤”,即因考证粗疏,有的史料与史实有所出入。而且志文中对资料的出处交代也比较少,以至有的人讲出什么“新方志不能直接引用”的话来。这儿且不论如此评论首轮新志书是否公允,只说二轮新志书在“征信”方面采取了不少有效办法。比如强调必须编写资料长编,做到事事有出处;对所有的统计表,每张表都交代清楚资料来源。像浙江省《萧山市志》等,做得更加严谨。已经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山市志(第一卷)》,它在正文旁边排有详细的注文,有的说明资料出处,有的考证事情真伪,把修志当成学术研究一样认真对待。在二轮新志书中,虽然前后矛盾、数据不一等情况仍有所存在,但以这样的态度修编志书,应该说可信度有了较大提高,差错率自然也就不断下降。

    第四,理论研究给予的支撑作用更为有力

    这个意见,粗看好像与对二轮新志书的评估不是一回事,关系不大,但细细想想,却是密切相关的。

    方志学学科理论的研究,从首轮新志书编纂之始就已行动,随着时间的推延,方志界同行们对方志和方志学的认识亦在不断深化。研究理论,并非为研究而研究,研究方志理论的成果最终必定会落实在方志编纂之中。中国新方志理论的研究,不计20世纪50年代的,也已有三十年时间了。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说新方志学理论至今尚未形成,理由是至今尚未诞生一部权威的方志学著作。笔者的看法有点不同。笔者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不停研究,中国方志学理论已具雏型。它虽然尚未有一本权威性的标志性著作,但它是全体新方志工作者心中业已初步形成的一杆“秤”,始终指导和支撑着整个的新方志编纂事业。中国新方志学理论体系已经初步有基础理论部分,也已初步有应用理论和方志学简史部分。它虽然没有一本标志性大著作,但已经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以及一系列的文件,已经包含在三十多年来诞生的数以百计的方志学理论著作和数以万计的方志学论文之中,尤其是近十年来出版的各种方志学著作和论文之中。正是因为业已初步形成的方志学理论的支撑和指导,尽管全国的方志工作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已经达到的方志学理论水平和新志书质量水平,不是越来越低,而是仍在与时俱进之中。是否诞生一部方志界公认的方志学大著作,并不是新方志学理论是否形成的分界线、标志点,而是将业已初步形成的方志学理论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更加有利于方志学理论独立于学术之林的分界线和标志点。我们不能认为在大著作出来之前,中国就没有像样的方志学理论。我们很难想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方志学理论是不像样的,而新志书的质量是合格的、是高的。

    方志学理论的指导和支撑作用,还通过具有较高方志学理论素养的具体修志人员和评审人员去实现。二轮新志书编纂之中,有一部分志书的主编或参与主编工作的人员,就是首轮新志书的主要编纂人员,他们也都主编过或正在主编有关的二轮新志书。笔者虽非名人,方志学的理论水平也不高,但退休后也应邀担任过两部新志书的执行主编,几部新志书的编纂顾问或特约编审。俗话说:“老马识途”。修志行家主持或参与二轮新志书的编纂,志书质量的不断提高容易得到保证。同时,很多省市还聘请一批对方志学理论较有研究、修志水平较高的人组成专家库,每次评稿、审稿活动,都从专家库中抽取一定数量的专家把关评审、验收志稿,这与首轮修新志时“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情景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二轮新志书与首轮新志书相比较,虽然尚有不足之处,但更有不断进步之处。进步,要继续保持;不足,要不断改进。只有这样,中国的地方志事业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进步不停留。如果评价不公,既不符合二轮修新志的实际情况,也可能会挫伤地方志工作者的积极性。

(三)

    依据前文所述,笔者认为,今后二轮新志书的编修,除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毫不动摇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之外,在方志业务方面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合理布局。志书的谋篇布局十分重要。布局不合理,志稿写成后常会遭到专家、同行的批评,不得不一改再改,有些部分说不定推倒重来,不仅浪费时间、精力和物力,也使编纂过程弄得别别扭扭,人心不安。所以,修志伊始,先要拿出一个大体像样的篇目,待资料搜集基本就绪时,还得依据资料情况适当调整。在初稿与最终的付印稿之间,虽然总是会对篇目不断有所改动,但尽量不要有伤筋动骨的变动。篇目如果反来复去,说明开始时的结构布局不合理。志书的框架不能千篇一律、千志一面,必须有自己的思路。这个思路要符合《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基本要求,能够体现社会分工与科学分类的有机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框架设计的具体模式允许百花齐放、千姿百态,这有利于适应千变万化的不同地情,有利于综合性志书、专业性志书等不同志种的需求,也有利于新方志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和进步。但布局应该条理清楚、归类正确,这是基本的准则。比如经济部类,综合性的内容与专门性的内容应予以区别,产业与管理不宜混杂,产业中一、二、三次产业的排序要清晰,等等。只有分类清楚、内在联系紧密、符合当今社会实际情况的布局,才有可能成为上乘之作的基础。

    二是显示特色。特色,包括时代的特色和地方的特色。从内容来说,有特色的人、事、物,应该多写;从篇目来说,有特色的东西,可以考虑设置特殊的门类或章节,予以浓墨重彩地记述。发展经济,有特色的门类、行业必定是各地最看重的“亮点”和“王牌”;编纂志书,这些“亮点”和“王牌”也必然是记述的重点和出彩之点。所以,对特色内容,不宜一般化记述,要紧紧抓住,充分把它们显示出来。只有挖掘和彰显各自的特点,方志园中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目前,全国县市级二轮新志书,可能半数左右已经出书或大体定局,但专业志、行业志可能大部分尚未进入实质性编写。专业志要不要坚持特色?也要。一个地方的专业志与专业志之间,时代特色大致相同,但行业分工有明显差别,不同地方的同一专业志,同样有所不同,仍应坚持自己的特色,写出自己的不同风格。

    三是确保征信。要征信,首先必须编好长编。资料长编是志稿的基础。有翔实、理想的资料长编,才会有精彩、完备的志稿。而长编的基础则是“原生态”的资料。编写资料长编,就是收藏令人信服的“原生态”资料。所以,编不编资料长编,有没有理想的资料长编,并非可有可无,它是修志资料工作的试金石。无论一轮新志书还是二轮新志书,大凡存在内容有缺漏、史实有出入、前后有矛盾、所记不可信等等弊端者,其根源均在于资料长编没有编好。上海首轮新志书编纂时,曾经提出每志必须要有资料长编,没有资料长编就不予审定、验收。尽管后来不是全部单位都做到,但这个要求是正确的,有利于地方志书的征信。二轮新志书也应这样做。“信”是志书的根基。古人将其列为“志之大义有三”之一(见民国河南《夏邑县志》刘芳显旧序,三大义为“信”、“正”、“详”),认为志书应“传其信,不传其疑”(清乾隆河南《新乡县志》许作梅序)。为了征信,有的同行倡导志书中的资料逢条必注。笔者以为,想法是好的,但实践起来很难。若真的逢条必注,一是与资料长编并无差别,二是篇幅大量增加。所以,二轮新志书在编写资料长编基础上,只要确保做到统计表格必注、引文必注、古籍资料必注,说法不同必注,大体也就可以了。志书要确保征信,还必须“于人之善固不能欺,而于人之恶亦无能掩”(河南顺治《新乡县志》孙奇逢序),也就是不要扬功隐过。二轮新志书记成绩,自然是主要的,但记问题,也得如实说明白。比如信访工作,有的志书只有一些统计数据,而没有信访问题的分类和例举。而笔者最近读到一部志稿,在记述信访基本情况、基本统计之后,还敢于把历年处理的重大信访事件一件件记下来,既讲情况,也讲最后的解决办法。志书中如此记事,方能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为实录”(民国河南《夏邑县志》刘芳显旧序)。

    四是控制篇幅。历史上,志书有详志,也有简志。最简的一部县志只有五六千字。有人说简志好,也有人说详志好。笔者以为,志书中必须要有能派用场的资料,没有资料的志书能有何用?因此志书中的资料必须翔实。但如前文所述,目前二轮新志书的篇幅在不断增加,所以有必要加以控制。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一个地方,其他任何书籍都没有志书那样门类齐全,记述完整。这就自然碰到一个永远的矛盾:想要记得齐备,却有篇幅限制。如果资料不翔实、不齐备,不合志书的要求,用处也不大;如果不加限制,志书篇限就会无限膨胀。因此,志书中的“翔实”、“齐备”只能是相对的,志书的记事注定是有放有收、详略适度的。过简虽不行,过于详细则汗牛充栋,记不胜记。这里重要的是“辨体”,就是各种志书要有各自不同的、明晰的记述对象。本级记述对象的情况基本记清了,它的记述任务就算完成了。记述的方法一般是“基本发展脉络+典型、特色事例”。如果不断地“追”上去或“沉”下去,过多地、超额地去记比自己层次高的记述对象,或者记比自己层次低的记述对象,其篇幅必然会失控。在首轮、特别是二轮新志书中,不少志书都设有专记、特记、附记、附录、杂记、专门调查等。这些记述形式设置得恰当,定能为志书增光添彩;但如果设置过滥,将会大大增加志书的篇幅。所以,在设置这些门类时,对入志内容还得“抓大放小”、“抓特色弃一般”。现在有些志书篇幅偏大,与这类资料收录过多不无关联。主编人员不能由着自己的兴趣,样样朝志书中塞。有些好东西不一定非要入志的,可以编撰其他的资料书予以保存。

    五是精雕细琢。一部志稿形成后,笔者以为不要急于出书,要有一个反复修改、琢磨的过程。近三年,笔者受邀对一部志稿连着看了三遍,每年一遍,明显感觉到志稿的质量在不断提高。第一遍看篇目和结构、布局方面有何不妥,稍带当然也看文字;第二遍看问题主要在编写格式等方面;第三遍看第一、第二遍看到的问题已非常少见,着重看图文关系、看行文规范中的“漏网之鱼”。“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反复多次修改的志稿,才有可能成为精品佳作。首轮新志书编纂中,创造有“一稿抢,二稿磨,三稿雕”的经验,二轮新志书编纂中仍然可用,修志人员应该树立决心和信心,将志稿中的各种差错消灭在编纂过程之中,消灭在“打磨”和“雕琢”之中。写志如画山水,大凡先是墨稿,再是上色,最后是点苔。我们不要怕在“墨稿”和“上色”过程中毛病多多,那是可以修改和弥补的,韵味无穷的山水佳画是在创作过程结束之后才最后诞生的。所以,在修改过程中,不要怕有毛病,也不要怕别人提意见,甚至是很难听的意见,听到意见是好事,出书前多听意见正是为了出书后少听到批评意见。雕琢阶段,请有关行家、专家共同“会诊”或动动“手术”,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法。雕琢阶段,不要急于求成,要把志书的质量放在首位。精雕细琢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二轮新志书的编纂质量,犹如芝麻开花,节节攀高。雕琢阶段,时间多花个一年半载,是值得的,因为志书不仅给当代人看,还要给千秋万代的子孙看,志书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六是研究理论。没有理论的高水平,是很难会有地方志书的精品佳作的。新志书编纂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志书编纂中的有所进步,往往源于方志学理论方面的有所突破。比如首轮新方志记人物,强调“盖棺论定,生不立传”,这是对的。但也有误区,认为在人物卷中不能简介活人,否则就是变相为活人立传,就会后患无穷。所以入传人物均为谢世者。但因首轮新志书贯通古今,立传的人物数量还是很多的。如果二轮新志书仍照此办理,由于记载时限较短,立传人物非常稀少,有的志书中只有五六个人的传记,显然不适应欣欣向荣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不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当今党中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志书中人物卷的编纂理应与时俱进。如今,也确实有所突破了,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二轮新志书在为去世者立传的同时,也敢于为活着的、够格的人物进行简介了。这说明,若想不断提高二轮新志书的质量,必须下大力深入钻研方志学的理论。目前,一个十分现实的矛盾摆在方志工作者面前:自《地方志工作条例》问世以来,地方志工作部门的人员陆续都“参照公务员”待遇了,职称不再评定了,讲课、评稿也不准拿报酬了,于是有相当多的修志人员认为钻研理论、写不写论文无所谓了。这是“参公”后的负面效应。如果长此以往,方志学理论水平逐步下降,怎么可能会使二轮新志书的质量逐步升华呢?对此,方志工作部门必须予以足够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修志人员的理论兴趣和理论水平。比如,各地对方志刊物适当增加投入,提高方志论文的稿费标准,对方志学论著的出版适当给以补贴,还可定期评选方志学理论研究的优秀作品,也可将是否撰写方志学理论作品列入对方志机构和个人的考核范围。地方志学术团体也必须发动广大在岗人员思考研讨方志理论,定期交流心得体会。地方志学术团体需要发挥离退休老同志在方志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作用,但学术团体并不只是为离退休人员创办的,方志学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应该是在岗的业务人员,包括各级方志机构的负责人。原因很简单,方志工作第一线的人员最了解修志中的情况、问题和难点,他们需要拿出、也能拿出破解各种难题的见解和办法,提高二轮新志书的质量就有了决定性的保证。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