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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党的早期出版机构寻迹(朱少伟) 2011/07/18

朱少伟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机关曾长期驻于上海,并留下了许多红色史迹。在即将迎来建党九十周年之际,我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寻访昔日的革命出版机构旧址,回想其中的感人故事……

一、《新时代丛书》社曾掩护党的“一大”会址

《新时代丛书》社可算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而且它还立过一个令人惊叹的奇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于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大家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他叫程子卿,是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突然闯入,环视一遍在场者后匆忙退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

党的“一大”会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这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展革命活动多年,早已受到监视。据马林事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马林在1921年6月抵达申城,先进南京路的饭店,接着住麦根路(今石门二路)的公寓,上海租界当局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并曾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

当大家撤出会场仅十多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就停在门前,武装巡捕蜂拥而至,法籍警官厉声质问房主李汉俊:“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这些家伙的气焰有所收敛,并且搜查得也比较马虎,最终悻悻而归。至于李汉俊到底对巡捕们说了些什么,他因已在1927年12月牺牲,没留下回忆资料;但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披露,巡捕们离开之后,他曾前往探视情况,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内,竟没被发现。”原来,筹备党的“一大”期间,为了方便出入和确保安全,在此先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这使留下应变的李汉俊得以用出版机构需要召集各类作者商议出书选题的理由与巡捕们巧妙周旋。既然是出版机构,出出进进的人自然不会少,编辑、作者坐在一起谈谈约稿和出版方面的事情更是顺理成章,巡捕们觉得没借口和没必要深究,只好不了了之。于是,党的“一大”化险为夷,避免遭到破坏。

《新时代丛书》社的发起者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十五人,其中多为早期共产主义者。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报》也刊登了此文。《〈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宣称:“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知识”;同时,公布《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它与望志路106号的后天井相通,同为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后来,《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移至上海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那儿。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相继推出了《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和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尊、李继桢译)等十种书籍,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如今,上海图书馆仍然收藏有《新时代丛书》九种(缺少“第二种”)。这些出版物均为三十二开本,每册数万字,页数少而内容充实;封面设计简朴庄重,黑体书名虽不大却醒目,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五字,那紧握的双手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它们已成为珍贵的史料。

二、九十年前就有一个人民出版社

我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书店”和“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决定在上海建立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从此,“出版社”的名称正式亮相,并逐渐流行。

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编辑《新青年》;在党的“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当年李达的上海寓所,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七十四平方米,门额刻着吉祥图案,内有小天井,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楼下是客厅。这里虽然挺简陋,但周围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锁定,便于隐蔽;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可以迅速撤离。

《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曾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十五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十一种,其他读物九种。由于条件限制,最终这些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当年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十二种,各印三千册。据查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大约近二十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的中译单行本,还有《共产党宣言》(重印1920年陈望道译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书籍,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四种小册子;此外,为纪念马克思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还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谈到:“‘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当年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原是遭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逼迫由沪迁粤的新青年社社址,后来搬至隔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曾发布启事称:“本社现已迁移隔壁,即昌兴马路二十八号,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对于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蔡和森在1926年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这样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人民出版社社址与党的“二大”会址同为一处。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李达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回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举行的。”

1958年,李达专程到上海协助寻访革命旧址,他指认成都北路(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随后党的“二大”会址得到了有关部门确定,早期的人民出版社社址也被勘实。

三、海外设分支的上海书店

党的早期出版机构虽条件艰苦,却颇有作为,有的还在海外产生过影响,上海书店即为其中之一。

上海书店创办于1923年11月,店址设在南市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今人民路1025号)。此系沿马路的老式房屋,单开间门面,有一楼一底加弄堂过街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招牌,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橱,为了转移鹰犬们的视线,在醒目处摆出新文化书社、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该店的出版、印刷、发行具体业务,由徐白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委员)主持;各刊物的编辑工作,则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分别负责。1925年上半年,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直接领导该店,更使之有了新的发展。

上海书店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党的所有对外宣传刊物,如《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团刊《中国青年》等。此外,该店曾重印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物,并陆续出版一些新书,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沈泽民译的《恋爱与道德》,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六种“中国青年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四种“向导丛书”,合计逾三十种。该店很多出版物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重印了八次)。

五卅运动爆发后,各地对上海书店出版物的需求猛增,原先承印的私人印刷所难以完成,因而毛泽民在闸北香山路(今象山路)香山里设立国华印刷所(对外曾称崇文堂印务局),作为党的地下印刷机构。该印刷所配备对开印刷机、圆盘机、切纸机、铸字机等,使书刊印刷的质量和速度都得到保证。接着,该店为了方便读者购书,在沪西、沪东、沪北设分销处,又在南昌、宁波、广州、香港等地建发行点,连海参崴、巴黎也有了代销处。

随着上海书店的影响不断扩大,军阀当局非常惊慌。1926年2月,淞沪警察厅查封该店。党组织很快在沪另设机构处理未了事宜,并派骨干赴汉口筹建长江书店。到1929年春,党组织又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762号办起华兴书局(曾使用春阳书店、启阳书店、浦江书店等名称),印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世界经济地理纲要》等一大批书籍(被查禁的出版物就达四十九种),还出版《共产国际》月刊和《瀛寰》半月刊。1931年初它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以上这些在沪党的早期出版机构,由于所处环境险恶,存在时间都不算太长,但为向广大群众开展革命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在现代出版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当年《新时代丛书》社的勇于开风气之先,早期人民出版社的卓越编辑创意,上海书店的积极开拓精神,均值得今天的出版人记取和发扬。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