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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老部长陈沂两三事(马学新) 2011/07/18

马学新

 

陈沂同志曾任总政文化部长,1979年6月到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80年代的多数年份和1990年代初,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尊称他老部长。

老部长主持上海宣传文化工作。他作风深入,经常下基层,除了搞调研,开座谈会,还亲自到工厂、农村给干部群众讲形势、作报告、上党课。1980年2月22日,大年初七,老部长就冒着严寒到上棉二厂给党员同志上党课,讲“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这已是他第三次到该厂进行党课讲话。我当时在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任职。这三次党课,我都参加了。

 老部长讲党课、作报告,从不要秘书或下属代笔。无论是重大政策问题、理论问题,还是现实工作的难题、老百姓关心的事情等,他都可以不用讲稿,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娓娓道来。这次讲“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老部长首先要大家考虑一下“我们自己合格不合格”的问题。然后,他全面阐述了重新发表的陈云同志提出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大家都按这些标准“来照镜子”,找出问题和差距。接着,他话锋一转,谈到正在进行的评工资,指出“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大家,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讲,与合格不合格的问题也有关系”。因为这次加工资的面只有40%,就有人说“红纸头”(指奖状)可以让,“花纸头”(指钞票)不能让。个别党员也滋生了这种想法。对此,老部长批评道:如果在座的共产党员也来个这不让、那不让,“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员的风格啊”!他再三强调,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就要有特殊的要求。在评工资中,共产党员就要有高的风格,要有谦让精神。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争的是当新长征的突击手,争的是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工作任务,争的是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设!一席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党课后,上棉二厂有100多党员同志写信给老部长,讲述听党课后的体会,表达争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决心。我也从中受到深刻教育,从此把争做合格的共产党员作为一生追求的奋斗目标。

1985年1月,我作为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大会的代表,前往遵义。途中,与已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担任领导的老部长相遇。此行,老部长的秘书因故未随同,我就当了一回老部长的“临时秘书”。

老部长是遵义人。他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常听他说,一个人如果不爱家乡,哪来爱国主义?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大会结束后,我陪同他在家乡考察。一路上,老部长不顾年老体弱,风尘仆仆,下工厂、去农村,对家乡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反复进行思考,不断提出见解。他看了茅台酒厂,呼吁要把茅台酒提高到国家的地位来达到优质高价,可在全国、全世界搞专卖,扩大茅台酒的名牌效应,发挥茅台酒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龙头作用。他走访“万元户”,对这些“万元户”叮嘱道:你们要靠勤劳、靠智慧致富,不能钻国家政策的空子,用不义手段捞钱。当地的一些干部对农民发家致富的问题缺乏正确认识,提出了是共产党领导“万元户”还是“万元户”领导共产党的疑问。他转过身来对随行的县、乡干部说:对“万元户”要领导好、教育好,共产党永远领导“万元户”,现在就怕没有“万元户”可以领导。如果遵义有1万户乃至更多的“万元户”、专业户,发展就有经济基础了。老部长还到田头和农民拉家常,探讨如何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提出在稻田养鱼的建议……离开遵义的日子临近了,老部长又与遵义地委的领导、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坐到一起。对着话筒,他深情地表白:我16岁离开家乡,中间虽然回来过,但屈指一算,也已是悠悠50多年了。但今天在这里,我不讲亲人久别的话语,不讲催人泪下的往事,不讲对家乡山水的留恋之情,而是把对遵义建设和发展的思考、建言奉献给大家。他寄语遵义的领导干部,要继续解放思想,带领广大群众大胆开拓前进,“遵义因遵义会议而扬名天下,今后要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绩而扬名天下”!在回上海的飞机上,老部长拉着我的手说道:像我这样的情况,许多人都说已经很不错了,待遇不低,工资不少,住房不小,可以享享清福了。但我不这么想,我总是想,共产党人要人老志不衰,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这次遵义行,我的主要目的不是探亲访友,而是想着要为遵义的建设、发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这番话,特别是其中的“人老志不衰”一句,就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心里。现在我已过60岁,决心追随老部长,学做一个“人老志不衰”的共产党人。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市委宣传部担任理论处副处长,主要精力放在两项工作上,一是全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二是筹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当这两项工作初见成效时,干部处的同志找我谈话,告知组织的意见,要调我去《当代中国》上海卷编辑部工作。我有些不愿意。老部长就把我找到他家里谈话。这时,我才知道老部长已接到市委的任命,担任《当代中国》丛书上海卷的主编。此前,市委曾任命了两位同志,其中一位不愿意干,而另一位则干不了。老部长可说是临“危”受命。在他的主持下,《当代中国的上海》编委会、编辑部先后建立起来。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老部长提出编辑部要吸收年轻同志加入。我成为人选之一。当听说我有点“闹情绪”,老部长便亲自出面做我的思想工作。他没有批评我,话题是从他个人的经历谈起。他说:我是一个经历坎坷的人,因为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才使我的不幸遭遇得到改正,重新回到党内,并被分配到上海工作。我除了高兴,没有怨言。现在,我已经是一个70多岁的人了,想再多干点事,但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以后许多工作要靠你们年轻人来做,你们会做得更好。接下来,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马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为党工作可不能掺杂个人的私心杂念。我相信你经过考虑会接受这份新的工作。在老部长的教育下,1986年10月我走上了新的岗位,先后担任《当代中国的上海》编委、编纂室主任(其间有近一年的时间兼任老部长的秘书),以后又主持当代上海研究所工作,在当代地方史研究领域一干就是20多年。今天可以告慰老部长的是: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向组织开过口、伸过手,一直以老部长为榜样,任劳任怨、尽责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