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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修志编好人物传应处理好六大关系(李洪珍) 2011/10/11

李洪珍

 

历代修志,都重视记人。二轮修志理应加强人物撰写,不仅是入志人数,记述篇幅,更重要的是质量。实际上,一部志书优劣,窥其人物传即可略知大概。因为记人最难,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有时代性、独特性、复杂性。准确认识评价人的一生行状、功过是非,不易!而方志写人最难的地方,在于能写出人的个性,写的鲜活,不雷同,不千人一面。2008年9月16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第五章第二十一条“人物传记述传主的生卒年月、籍贯(出生地)、主要经历、典型事迹、个性特征、社会评价等。”对撰写人物传提出了基本要求,但要进一步写好人物传还有六大关系应该处理好。

一、传文与《资料长编》、《考异》的关系

传文是资料长编(简称《长编》)、考异的升华,长编、考异是传文的基础。总之,二者是升华与基础的关系,好的升华有赖于好的基础,没有好的基础不会有好的升华,要有好的升华,必须有好的基础。没有好的基础,就不会有好的升华。长编、考异这一基础工作做不好,也就不能升华出好的传文。撰写任何传文过程中,都不能也不应该放弃或者忽视长编和考异的编写,放弃或者忽视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到传文质量。所以,要想写好传文,首先就要做好长编,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尽可能地搜集与传主有关的各种资料,只要和传主相关,无论是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的资料,统统搜集。搜集的过程也是了解认识传主的过程,资料搜集结束,对传主也就有了基本的认识。再按时间顺序摘编、梳理、排比,编成传主一生的行状。如果发现内容有缺漏,还要再补充。其次,要做好考异,在编写长编过程中会发现问题,或者时间不一致,或者地点有出入,等等。这就要博采旁取,排比众说,参考诸家异同,改正谬误而归于一。当然,也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全部考证,应选择和传文有关的、重要的问题做考异。做好了长编和考异,接下来,就可以写传文,这样史实也就比较准确、真实、完整。

但是,做好长编、考异,也不能放松传文的升华。由于长编资料要远远多于传文,就还有个取舍的问题。怎么取舍?必须先要给传主一个准确的定位,也即是,传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传文成败的关键。有了定位,就可以取用那些直接、清楚、完整的资料,而间接、模糊、零碎的资料为次,能准确反映传主的行状,给传主定位的资料,是应取用的有力“证据”。在撰写时,切忌颠倒主次关系,将“主角”(传主)变为“配角”(传文中的次要人物);也不能简单罗列传主行状,不分主次轻重,好事坏事并列,弄成“大拼盘”,对传主的是非及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不置可否,不问是非,只写其事,难见历史真相,不能给予本质性的认识。还要注意避免写成评传式、履历表式、鉴定式、年谱式、大事年表式的人物传。

二、撰写者与传主的关系

撰写者是人,传主也是人,作为此人的撰写者对于作为彼人的传主而言有“生杀予夺”之权,扬之可以入天,按之可以入地。传主呢?也只有乖乖地做撰写者刀俎上的鱼肉,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也没有一点申辩力量。撰写者与传主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但是,对于撰写者而言,这样的关系是不合适的,毕竟,主动与被动是相对的。形式上看起来主动,撰写者对传主可以溢美,也可以笔削,但溢美或笔削的主动会让撰写者得意忘形,以致失之主观,流于偏见,也就在内容上置自己于被动,撰写者没有能真实生动的展现传主形象,笔下的传主只是自己想象中的传主,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传主,主动也就转为了被动。可这样的关系确确实实明显地摆在那里,无法绕过,也不能回避,只有直接面对、正确对待,恰当处理好这样的关系,防止主动变被动。

而要防止主动变被动,就要谨慎的主动,要对传主具“了解之同情”,要若即若离,“即”是为了接近传主,切实感受传主的情状,达到“了解之同情”,“离”是避免由于太过接近传主而失去了理智和客观。正所谓“距离产生美”,当然,也要注意防止距离有了,美没啦!一般而言,撰写者与传主都有一定距离,不了解,不熟悉,也就没有共鸣,也谈不上同情。但是,写人和记事对象不同,人是活的,有感情和想法。这些感情和想法就要求撰写者设法了解、同情。只有对传主有了解、同情,才不至于武断偏颇。而要了解、同情就要以人度人,要“神遇”,而不能简单地“目视”。“目视”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只有“神遇”才能了解真相,才能和传主处于同一思想境界,才能设身处地的想象传主当时的境地,才能理解传主的感情和想法。这样,撰写者最好能调整心态,与传主拉近距离,把传主当成自己身边的人,去接近、认识、感受,将心比心,进而有了感悟,就会对传主产生亲近感,笔下的传主就会变得真实、鲜活。反之,如果与传主有距离感,动起笔来可能就比较呆板、僵硬,难以达到活灵活现。当然,也要注意避免和传主太亲近,以致只看到优点、好的方面,忽视了缺点、不好的方面,甚至没有了是非观念。毕竟,传主不是完人,一生中不可能完全正确、一直正确,说错话,做错事,是常有之事,也属情理之中。恰当适当的反映传主的不足反倒可以立体展现传主形象,也就更加可信,正所谓相反相成。

三、传主内在与外在的关系

传主作为人,有内在,比如气质、品行、修养、信仰、性格、嗜好等一些内在品格;也有外在,像举手投足、反应应激、情绪宣泄、习惯动作等一些外在表现。内在是外在的机理,外在是内在的表现。内在制约外在,外在反映内在。两者应是统一的,也就是表里一致。如果表里不一致,那么就会不协调。要么是内在品格不符合,要么是外在表现不适应。比如一个气质优雅的人,习惯动作应该是美妙的。如果有不雅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必须进一步考察,找出到底是与传主内在品格不符合,还是某种情况下的特殊现象。如果是特殊现象就要交待清楚,从而更好地展示传主的内在品格。也就是说,撰写传文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传主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不能前后矛盾,前文写传主修养高雅、性格恬静,后文写传主情绪暴躁、动辄发怒,以致前后判若两人;也不能移花接木,把其他人物的外在嫁接到传主的内在上;也不能张冠李戴,把其他人物的内在戴到传主的外在上;更不能弄虚作假,胡乱编造。

当然,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很难把握,毕竟传主不是撰写者自己身边的人。撰写者与传主既没有共同生活过,也没有一起工作过。撰写者只能凭借手头资料,判断传主的内在与外在。但是,这些不应成为回避或者忽视传主内在与外在的理由或者借口。因为,作为入传人物一定有值得入传的标准和理由,或者有重大贡献,或者有突出成绩,或者有一技之长,即使“劣迹昭昭”,也一定足以鉴戒当代,警示后人。这些人的内在和外在同样有示范和鉴戒意义,适当恰当的记述和描述是非常必要和可取的,而且,如果记述和描写的好,也会和记载传主的经历相得益彰,可以使传主人物形象更饱满。此外,还应该适当描述一下传主的外貌,如身材、体态、五官面貌等。写好这些方面的内容,传主的形象也会更丰满、更形象、更生动。

总之,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是制约和反映的关系,也许有偏差,但大体一致,偏差是个别、是特殊,一致才是常态。撰写传文时,积极把握两者间的关系,适当恰当地加以记述和描述,会使传主形象更饱满,也有利于增强读者对传主的感性认识,从而也有利于读者理解传主的经历和行为。

四、传主经历与所处环境的关系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经历总是和其所在的环境密切相关,经历也总是特定环境中的经历,人的经历不可能离开其所处的环境单独展开,一定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环境。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互作用。没有离开环境的经历,也没有无经历的环境,既不能离开环境单独写经历,也不能没有经历只写环境。环境应该是经历开展的平台,经历应该是环境中特定的舞姿。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特定的经历也一定有特定的环境。好的传文应该将经历和环境巧妙的糅合,展现出特定环境中传主那特定经历的曼妙。所以,撰写人物传,还应该注意处理好传主的经历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不能只见经历不见环境,离开环境谈经历,总是有点空,不容易让人理解。毕竟,传主也生活在具体环境当中,其经历和环境也密切联系。因此,叙述传主的经历,不能不见环境。没有环境,实际上就是把传主的经历都架到空中,经历成了无场所、无环境的空中“楼阁”。看上去可能很美,但仔细想想总不能落到实处,总让人心里嘀咕,甚或感到难以置信。如果能恰当处理好经历与环境的关系,那么传主的所作所为也会更让人容易理解,也就更加让人信服。

需要注意的是,传主的经历应当包括履历和实践活动,写履历应写主要的、重要的方面,不能也没有必要全部罗列,更不能按照履历顺序,把重点放在写履历上,反而忽视了实践活动,甚至把实践活动放在次要地位,这就颠倒了主从关系。实际上,人的实践活动才是第一位的,有位无为的情况并不鲜见,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也不少,是不是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主要还是看实践活动,所以传文必须把传主的实践活动放到首要地位,传主的履历应该放在其实践活动中加以反映。而环境应该包括家庭、学校、单位、城区等具体小环境,也包括地理、人文、政治、社会等大环境,也就是传主生活的时空环境。这些都应有适当的描述,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过多渲染,应把对环境的描述和记载传主的经历结合起来,便于说明传主当时当地的活动。

五、传主行与言的关系

敏于行、讷于言,行动要敏捷,说话要少,不夸夸其谈,也就是行要多、言要少。行与言的关系应该是行多言少。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式,不是真动作,成不了事,更谈不上成绩和贡献。行要比言更重要,行是第一位,言居其次。但是,行和言又密切相关、相互影响,所谓言不顺则事不成,没有言的顺畅,行也就可能无果而终,行要顺利要有成效,常常离不开言的宣传和帮助,言常常是行的先导。而行则是言的实践,言行要一致,不一致,言就不信,不信,也就会影响下一步的行。撰写人物传重点也要放在记行上面,但是也不能忽视或者忽略记言,甚至一点都不记,这是违背生活、违背事实的,人总是要说话做事,不可能只做事不说话,反映在志书人物传里应该是有行有言,只记行不记言违背实事求精神。行和言都必须重视。

撰写人物传传主的行无疑是重点,应该费笔墨、下功夫写好。然而仅此还不够,人不仅做事还要说话,做事有贡献,说话有影响。实际上,说话也反映了传主的思想。人物传如果只记行不记言,那传主还能“活”吗?传主作为人,应该说话。怎么说?不能长篇大论,不能说的比做的多,应该说到点子上,能在整篇传文中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应该有利于展示传主的性格,说明传主的行为。所谓察其言、观其行,主要看言行是否一致,言是否更好地反映行、衬托行。不仅记行,还要记言,两者都要记,既不能割裂,又不能因为偏向其中一个,而忽视了另一个。有行有言,言中包含人物的思想,这才叫人物传。在部分人物传中,发现有的只记行,几乎不记言,通篇不见传主说一句话。这就有些呆板,不够鲜活。二轮修志编写人物传时,这点应该注意避免。另外,也要注意记言的精准,撰写者不能自作主张、随意增损传主说的话,甚而断章取义,或者言不达行,不仅无益于记行,反倒有害,那就不好了。

总之,行与言的关系是行多言少又密切相关、相互影响。

六、大事与小事的关系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容易辨认,也不容易辨认。说容易,大与小可以比较;说不容易,大与小又是相对的。2003年末,温家宝总理亲自为重庆市云阳县农民工熊德明讨要被拖欠的工钱,就事情本身看,相对总理要处理的国家大事而言,应该算是一件小事。但总理通过这件小事的解决,向全国明确表示了政府决不允许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态度,从而拉开了全国解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问题的序幕,许多拖欠多年的工资也很快得到支付。那么,这件事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来说,就是一件大事。这是领导管大事却从抓小事做起的一个最经典的例子。胡耀邦《致南阳武候祠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大事与小事的关系是辨证的、不是绝对的,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要全面、运动地分析,真正分清大事小事。在此基础上,注重大事的撰写,同时,关注小事,记好小事。

分清大事小事,注重撰写传主大事,分别轻重缓急,记述好描述好传主一生所做的大事,这是首要的、主要的。然而,对于小事也不应忽略,像传主日常生活的细节,处理的一件小事,也应该有所记述。一粒沙中可以看世界,一滴水中可以见太阳。一件小事、一个细节,有时候就足以显现大事所不能显现的侧面,展示传主处理事情的策略和技巧。大事可见传主魄力和决断力,小事可见传主气度和灵活性。梁启超曾说:“真凡能够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替他们作很详尽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最要紧的是看历史人物为甚有那种力量。”(梁启超:《饮冰室专集》第99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第30页。) 小事也值得撰写者关注。

方志“存史、资政、育人”,若细分讲,人物志较其他各志育人功能更强一些,而人物传作为人物志中的重头戏,应该又是最具有育人功能的部分。或许可以说,人物传是方志最具育人功能的部分。那么,写好人物传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方志编者于此应多用些心力。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