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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新县志》出版二十年后的反思(童健飞) 2012/02/16

童健飞

《大新县志》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20年时间。我作为该志主编,代表全体编纂人员感谢区内外十几位方志专家、学者、同行如欧阳发、苑广才、唐志敬、张一民等对该志的评论,也感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广西通志馆领导和《中国地方志》、《广西地方志》、《方志研究》等杂志的支持,这期间共有16篇文章和来信评论到《大新县志》,或肯定其成功之处,或指出其不足之处,有的甚至“击一猛掌,促人清醒。”不论是肯定或批评,对我们编纂人员特别是我都是很好的教育;加上近年来浏览全区、全国新出版的上百部市、县志,对照学习,认真思索,也使我从中深受启迪和教益。现根据实事求是原则,理论结合实践地作一番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以利再战。也许对后出版志书的同行和二轮修志会有些参考作用,同时也是对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一点探索。

《大新县志》的初稿46万字纂成于1981年8月,经区档案馆(当时指导全区修志)和南宁地区组织召开评稿现场会。由于修志伊始,全区全国尚无经验可借鉴,只能披荆斩棘、自己摸索探路,所以志稿存在诸多问题,与会者共提出170多条意见。修改稿70万字于1984年6月出来后,拿到广西师大历史系去征求意见,8月又到全国南片县志稿评议会去展览,而后在区通志馆的指导下再次修改篇目、充实内容,仅篇目就改了10次,并五易其稿、三次总纂后,1986年形成73万字的送审稿,下限至1985年底(原1982年)。当年4月第二次召开评稿会后再作修改,然后逐级上送地区和通志馆审查。1987年副馆长罗解三到大新,与县志办共同修改10天后定稿,而后付印出版,成为广西首批6部新县志之一。印3000册,已基本发行完,其中国内外销售300多册。社会效益初显:该县改造低产田时,是根据县志记载的12000公顷低产田规划的,两年来已改造5333公顷。雷平中学买了4册,教师争相借阅;清明节师生到“全国爱民模范”戴志敏陵园去扫墓时,校长宣读县志记载的烈士事迹,大家深受教育,回校后写日记,争为军烈属做好事;学校还办《县志选载》宣传长廊,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桃城镇83岁老人高修邦自费买了县志认真读,说:“县志编得好,古往今来、天文地理都有。我读了还推荐给一些青年人读呢。”

一、成功之处

摸索探路,继承创新,篇目框架结构严谨合理,符合地方志的体例。该志采用大编体,凡8编(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杂记、附录)60章168节107目,层层相辖,基本指当。雷坚撰文说,“探索的道路是艰辛的”,“开拓者之功不可没”。欧阳发来信说:“《大新县志》装帧美观、大方,分类合理,行文简洁,是部合格的县志。”

注意抓特点,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志敬撰文谈到,《大新县志》记载世界上迄今首次发现的全白叶猴(白猿)、独具一格的冷禾、品位质量都居全国首位的锰矿和壮族的崖葬、壮医以及近65万亩(农业人口人均1.14亩)草密质优的牧场等,都是“因事命篇”,饶有地方特色。

政治部类的内容比较丰富、不简单化。冯光国撰文指出不少志书的重大政治运动仅仅在“大事记”中记述、反映是远远不够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这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无法传之后世,失去鉴古知今的作用。之后又谈到,《大新县志》在政治编中设“重大政治运动”和“拨乱反正”两章,集中详记历次政治运动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内容,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说其主编“有胆有识,锐意进取,敢冒风险,值得钦佩。”黄汝珍撰文认为,《大新县志》详述了县委和县政府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加强与人民的联系,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的事实。“这种写法较好。”“详记了建国以来的三次基层选举工作,在这方面写得很成功。”“大新的土司制度,从唐代始置五个土州,宋代增设三个州,至清末改土归流,前旨延续一千二百多年……写得不错。”设边务章“写好与边境有关的各种问题,十分重要”。并另撰文说,该志设了“施政方法”这一要项,“先记施政方式、措施,后述施政结果、成绩和社会反响,说服力强。”

敢于如实反映历史和现状,既记革命建设的成就,也记失误,还注意记纠错后取得的新成果。张一民撰文谈到,《大新县志》在农业、林业、工业、乡镇企业等各章中,都详记了主要成就如“1983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总产达23994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全县造林27572亩,比1978年增长38.86%”等。也记失误,如计划4500万立方米库容的上湖水库,已投工200多万个,最后渗漏报废,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浪费。还记纠错后的新成果,如记拨乱反正后,仅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就吸收优秀教师入党151名,使教师党员数增到536人,占全县教职工总数的17%。认为该志在坚持实事求是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是显著的优点和特点。

指导思想、政治观点与历史轨迹相一致,选材精当,编得比较成功。苑广才撰文谈到,《大新县志》坚持用事实说话,寓观点于史实的叙述之中,如4000字的“概述”,“编者不仅善于浓缩资料,而且具有相当的写作技巧。”认为其编纂实践是成功的,编纂经验是丰富的,如能系统地加以研究,必能深化和发展方志学理论。李德辉撰文谈到《大新县志》注意选材的实用性有三方面:1.主体资料和文献资料都一一注明出处,方便读者查考。2.对有出入的或有分歧的史料,作出考证后加以说明,如1980年地名普查有44个废村,经核应是49个。3.对事物变化的原因,必要时作出交代,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的考核。

此外,还有梁明辉撰文谈《大新县志·大事记》的几点长处是善于选材,体现历史进程;巧用体例,体现观点;善于用词,寄寓褒贬;文字精炼简洁。王华娣撰文谈《大新县志》人口记述提供的经验是设“人口”专章,记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控制,并在其他有关编章中也充分发挥了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性质,重视有关人口内容的记述,记准了人口的基本特征,给党政领导和计生部门提出了今后人口控制的努力方向,有利于稳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该志人口记述的成就和价值。”朱祖周撰文谈到《大新县志》对粮食产量作了全面的记述并举例。雷坚文章谈到该志详记防治疟疾病的成果和用图、照反映送京参加科技画展的作品有价值以及“教育经费投资情况表”别具匠心等。

这些,无疑都是对我们编纂人员的鼓励和鞭策。

二、不足之处

《大新县志》定稿于80年代中期,虽然尽量吸取众志的精华为己所用,但此后的许多修志新鲜经验毕竟不能吸收。当然,客观情况不能掩盖主观努力不够的缺陷,志书不足之处不能忽视,正如许多同志所严肃指出的那样:

内容欠缺不够充实。廖学明撰文指出:“《大新县志》对某些标志本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未能在各行业得到全面的、准确的反映。例如,对劳动力素质的记述,仅在农业章中注意到了,而其他行业却忽略了。又如对社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国民收人等重要经济指标,只有全县各年度的数字对比,而没有本县各乡镇的数字对比;对各企业机械设备的新度系数的差异也没有准确的反映和对比。因而对当前我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的突出景象,未能得到充分的、准确的反映。”还指出,该志记历次党代会没有交代背景材料和会后对本县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体现不出共产党对本地区的领导作用。有的党代会是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召开的,但读者看不出“左”的事实在哪里。类似不足也在“宣传教育”节存在,记学“老三篇”,搞所谓“斗私批修”、“割尾巴”等,没有揭露这是林彪一伙阉割毛泽东思想、为“左”服务、为他所用的政治阴谋。

史实不准。苏为典、刘仲桂撰文指出《大新县志》对水文与水系的记述,有黑水河、桃城洞等的来龙去脉说得不清楚,有些地方文字与表格记载有矛盾:有些数字计算错误使用不当;有的计算单位搞错等多处不足。如对几条河流的说明中,指出平均流量的数值加上个“1982年”,令人不解。因为一条河流每年的水量是不同的,丰水年水量多平均流量也大,枯水年水量少平均流量也小。因此在记述一条河的流量时,一般采用“多年平均流量”这一数值。如果有必要选用1982年的流量,就要说明其原因,并必须指出平均流量这一数值是哪个地点的,才有意义,才准确。又如记地下水,其流量的计算单位应有“升/秒”而错用“立方米/秒。”计算单位一错,流量的数字整整扩大了1000倍。县内11条河流的天然落差、平均流量和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的表,除黑水河等4条数值正确外,归春河等7条数值都错,有的相差十分悬殊,如下雷河表列理论蕴藏量数值为11074,正确数值应是3891。

记述有错。郑作广撰文中指出,《大新县志》在语言的记述部分有许多差错。一是国际音标方面。声调符号或用错、或标错位置,或漏注,误用音标符号;音节结构不合要求。如在同一组音节中杂用了两种符号“mΔn2ηυan”。又如“R”是小舌滚闪浊辅音,该志却误用了这个音“Ra:10: 6”。二是汉语拼音方面。违反规则,自造汉语拼音音节,声调标错位置。如汉语拼音中充当韵尾的鼻辅音只有--n、--ng两个,而该志自造音节“lmg”却加创了一个--mg,又如该志有“gai”、“pia”音节,声调均标错位置。“这不但有损于汉语拼音方案的规范化,而且也有损于汉语拼音的严肃性、权威性。”三是以汉字拼音字母为壮语拼音方面。认为该志用这种方法甚至用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同为壮语注音也不足取,因为互相间的差异很大。如汉语的“菜”,大新方言“侧”,汉语拼音“Cei”,国际音标“bek8”,汉语拼音与国际音标从声母到韵母到声调都完全不同,使人难以弄清究竟该以哪个为准。

分类欠妥不够科学。张代民在文中指出,《大新县志》的编纂者在国民党、共产党排列先后上不坚持原则,原稿已按照方志体例要求先排了国民党,后受到压力又改排共产党在先,不符合统合古今的原则。黄曙光撰文指出,《大新县志》的工业章以所有制来分类和把行业与所有制混为一谈,如按矿产、建材、食品、化工、机械等行业分了目,又按手工业、乡镇企业分目。这样编排既累赘又不科学。商业章也有类似情况。王华娣上述文中指出,该志的“计划生育附表一”中“净增率”应为“自然增长率”。两者是两个不同的统计指标,不能混为一谈,县城各时期户数人口情况表中所列项目也有混淆,设计不太合理;“社会成员文化程度比较表”中,“社会成员”项不符合人口统计规定,未指明人口的范围是总人口、城镇人口或农业人口。

应记不记或应详记而略记。张一民文中指出,《大新县志》没有记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很大的疏忽,“对这样一个有关党的思想路线,影响深远而巨大的重要问题都不记述,显然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个问题,送审稿是写的,最后终审被删去了,实在可惜。还指出,统治大新县长达1200多年的八个土司应详记而被删略了。曾参加1956年广西土司调查的中央民族研究所王汉武也来信说,《大新县志》所记的土司情况太简单,不足以反映其全貌,乃美中不足。

此外,还有黄汝珍文中指出,《大新县志》记县人大代表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政治作用如行使职权、执行重大决策和提案处理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风貌方面,比较薄弱。廖学明文中指出,《大新县志》把“为地富分子脱帽”作为“拨乱反正”章的一节记述,岂不否定了土地改革?这显然是观点有误。笔者自查的不足之处,尚有志首的彩照专页只有18福照片,太少,显示不出一个县各方面的主要风貌,文内配插的黑白照片也不够分量;人物传中无照片的传主没能按原计划画头像;原画的许多示意图、地理图、几何图等,付印时被删去,很可惜;教育章的“教学改革”和“人才输送”两部分重点内容,没能按原计划设专项详记,使该章的内容较单薄;内容单薄的还有人物编的“传略”节,共立传21人,传主还少些,面不够广,文化编的“文艺创作”和“档案”内容比较简单,拟设的“改革开放”专节,没有实现,留下了遗憾;还有的资料考核得不够准确、有些内容的记述考虑得不够周到、记产量应用公斤却用市斤不规范、有些地方文字不够精炼、有的校对不细造成差错,以及有些内容特别是珍贵资料删去过多,使整部县志文字太少等。除此之外,肯定还有读者未及指出的、自己尚未觉察的许多不足之处。仅以上这些,就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像服了一付镇静剂.冷静下来好好地想想。

三、几点思考

要编出一部合格的高质量志书,牵涉到许多方面。就人的因素而言,离不开领导的支持、群众的帮助、专家的指导、同行的赐教,但最关键的是编纂人员,而主编又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中的关键人物。在一定意义上,主编的水平有多高,志书质量就有多高。正如梁寒冰所说:“志书质量的高低决定于主编和编辑水平的高低”,他强调“人才就是质量,人才要培养”。蓝一博也强调。“一代之志需一代人才”。由于笔者水平不高,知识面窄,主编的县志就出现了诸多不足。

就业务而言,要编好一部志书,需要从指导思想到布局谋篇、从广集资料到选择运用、从竖写志稿到内容总纂、从突出特点到文字功夫以及图照、装帧、校对工作等等,都必须作风十分扎实,认真再认真、仔细再仔细才行;哪个环节稍有闪失,就会出现问题,后悔莫及。如真理标准向题的讨论这件大事,审稿时有同志主张删去,我没有坚持原则,国民党、共产党排先后的问题,原稿是按时间顺序先排国民党的,我也不坚持原则随大流改为先排共产党,搞乱了体例。

一部志书,洋洋百万言,涉及上百科,再有能耐的编纂人员也不可能“把把刀都利,门门都在行’、这就需要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善于聚众智为己所用,努力成为内行人。上述语言方面记述的差错,就因为自己不懂造成的,主要责任在我,教训深刻。

谨以上述粗浅的认识,再次向专家、学者、同行和读者君请教。

 

(作者单位:广西通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