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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共产党历史》感言(刘其奎) 2012/02/16

刘其奎

 

编者按:  今年是建党9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了一部176万多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海市方志办原副主任刘其奎教授在通读全书的同时,撰写了一篇“读史感言”。阅看这篇感言,对于了解中共党史很有启发。今本刊特发表这篇“感言”,希望方志工作者大家都来读点党史,这对于进一步了解党的历史、在地方志工作中正确地运用和掌握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修志编鉴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大有裨益的。刘其奎教授年逾古稀,勤于读书,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其治学精神值得修志同仁学习。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出版了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以下简称《中国共产党历史》)。据我所知,建国60余年,由党中央官方机构编纂出版的全面、系统、完整的党史还没有。上世纪50年代具有权威性的党史读物是由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共4万多字。60年代我读大学时,一般大学的公共政治课都是各大学自编的《中共党史讲义》,综合性大学文科的历史系不上党史课而开设中国现代史课,当时采用的权威教材,是由李新、孙思白、彭明、陈旭麓、蔡尚思等专教授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文革”时期,各高校编写过不少《中共党史讲义》。其内容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反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吹捧江青,歪曲篡改史实。

改革开放以来,90年代初期,出版过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由刘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些省、市、区党史研究室或有关部门还编纂出版过不少地区性的党史读物,如《中国共产党上海史》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还编纂出版了中共众多领袖人物的选集、传记、文选、文集等。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分第一、二两卷,每卷二册共4大本。第一卷内容记载的是1921〜1949年的历史,于1991年出版,反映的是上世纪80年代掌握的史料和研究水平。10多年后,随着国内外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布,特别是共产国际和苏共档案资料的开放,党史界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许多新的认识和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在邓小平、江泽民著作和讲话中对民主革命时期党史有许多新的论述。故此,对1991年出版的第一卷于1996年开始进行修订,费时6年于2002年出版。

第二卷记载的内容是1949〜1978的历史,也就是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内容,于1994年开始编写至2011年出版,历时16年。编写过程中,江泽民亲自听取专题汇报并作出指示,胡锦涛提出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书稿4次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审阅;书稿还征求过中央国家机关、军队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等100多人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历史》以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线,充分体现了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精神,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使党史成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也充分体现了“成绩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的编写原则。

我有幸得学生张云教授(现任中共上海党史学会会长)赠书,不避酷暑高温,很有兴致地通读了全书。总的感觉,这部176万多字的党史: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载了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充分吸收和借鉴了30多年来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以及党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及教训。与以往出版的党史著作相比较,这部《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当前一个时期内,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科学、权威的党史学术论著。

鉴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篇幅庞大,我的这篇感言,不可能全面论述这部史著的新意,只能就人们关注的某几个党史事件和人物略述我个人的感受。

例一、关于陈独秀的评价

过去的党史论著,讲到新文化运动,都称“陈独秀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直到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陈独秀仍基本上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现《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最先倡导并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后来被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29页)

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旧的党史著作主要是批判、抨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新《中国共产党历史》用较多篇幅客观地分析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党处于幼年时期,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都没有经验,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革命特点、革命规律懂得不多,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没有完整统一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分析我党所犯右倾错误的同时,还第一次记载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刘少奇1937年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指出:“1927年前,我们还犯了‘左倾’的错误,尤其在工人运动中”,在国民革命军控制下的长沙、广州、武汉等地,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每日4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农民斗争偏激过火:“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致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181〜182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还特别强调:“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驻华代表之间,在土地问题、工农运动、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严重分歧,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许多问题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222页)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对陈独秀的评价以及对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陈独秀的研究相当深入,出现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2011年《春秋》第7期发表了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应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一文。认为陈独秀有三大历史功勋: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提出要通过党的正式会议决议重新评价陈独秀:陈独秀功大于过;洗雪加在陈独秀头上“汉奸”、“间谍”、“特务”、“叛徒”等莫须有的罪名;恢复陈独秀党籍;承认陈独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文中还以国内外新开放的史料批驳了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所谓三个理由,即: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来负;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要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负责的观点,说陈是“托派”;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触犯了苏联的国家利益。新发现的大量档案材料充分证明,过去对陈独秀的处分和评价是不公正的不符合事实的,应该正式重新评价陈独秀。

例二、关于“富田事变”

过去旧的党史或其他史著讲到“富田事变”都称是“反革命事变”。《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有关“富田事变”是这样记述的:“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为了巩固中央根据地后方,准备更有力地迎击敌人,赣西南党的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AB团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等人在南昌成立的反革命组织。AB是反布尔什维克英文字缩写,目的是反共夺取江西省领导权)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1930年上半年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清除了一些反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但也错杀了被误认为‘AB团’成员的同志。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地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的,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在1931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更加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干部,使本来正在得到纠正的肃反严重扩大化错误又发展起来。随后还在闽西加紧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1931年初,在闽西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上,有战士误喊‘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造成在闽西有反革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说法和不良后果)的斗争,处决了许多被误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同志。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许多冤案、假案、错案,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根据地进行,在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根据地也分别开展。”“都程度不等地犯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在肃反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18〜319页)这一记述,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某些史实记述得还不十分详细,但较为客观真实地记述了“富田事变”的真相,是值得称道和赞许的。

例三、关于西路军失败问题

1936年10月,长征红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抗日的新形势,决定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向北发展夺取宁夏。为牵制黄河以西的西北军阀马步芳,支援河东红军主力,进而打通通往新疆和苏联的通道,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领导机关改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下辖五、九、三十3个军和一个骑兵师。

西路军西进甘肃河西走廊,遭遇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尾追兜剿。西路军孤军奋战、缺粮水咸,困难重重。在军事指挥上,指挥员没有机动自主的权力,每一步行动都要请示中革军委,且军令又不切合实际。如河西走廊,地势狭长,地处荒凉戈壁沙漠,村寨稀少,几十里不见人烟。但中革军委要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根本不切合实际。在敌强我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路军奋战近半年的时间,两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又据资料记载,在祁连山地区的牦牛山激战中,被俘西路军战士被解抵西宁后有600多人被活埋于南滩荒郊,3300多人被强迫做大坂山筑路的奴隶。

过去的史著,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说是违反中央的战略意图,多持批评、指责、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不切合实际,也是不公正的。

这次《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作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记述:“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尾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02〜403页)西路军牺牲的广大干部、战士,如果地下有知,他们的灵魂是会得到慰藉的。

例四、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记载

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1961三年)全国到底饿死多少人,我国官方从未公布过。但人们对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仍然非常关注。据有关报刊资料披露,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数,大致有三种说法:2000万、3000万、4000万。1982年胡耀邦在党内讨论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上,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2400万人;还有资料披露,2005年党内解密数字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3700万人;还有资料记载:1980年中央党校办了一个“文革”中大难不死的省委书记读书班,28个书记凑出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5800万;还有资料反映:三年困难时期河南饿死600万人、安徽500万人、四川1200万人。这些都不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有待进一步核实。

《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在分析三年困难情况时指出:“1959年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3393.6亿斤,仅完成计划的62%,比1958年实际产量3953亿斤减少559.4亿斤,仅相当于1954年的水平。1960年粮食产量2876.9亿斤,比1959年减少517亿斤,下降15.2%。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57亿元,比大幅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进入1960年后,粮食库存急剧减少”,“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七天,天津只够销十天,上海已几乎没有大米库存,只能靠借外贸部门准备出口的大米过日子”。“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560〜563页)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指的就是饿死的人。这里记载的只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为1000万,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指1959、1960、1961三年,六十岁以上的人都记得这三年前的1958年及其后的1962年也还有饿死人的情况出现。笔者以亲身感受而言,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就以1960年1000万作基数来推算,那三年至少饿死的人数也有3000万以上。虽然《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只披露1960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000万,很不完整,但它对人们极为关注的敏感事情能在官方的学术著作中披露出来,让人民知情,是值得赞扬的。

例五、关于华国锋其人的记述

华国锋是国人关注的曾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粉碎“四人帮”之后,舆论界曾流传不少非议。《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对华国锋其人并不避讳其功过,而是采取写志“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方法,记述事实,不加或少加评论。

(1)关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是这样记述的:“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察觉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严重危险,认为必须急谋对策,清除党和国家肌体的这个痈疽。9月11日(指1976年——笔者注),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谈到: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时候了。华国锋还请李先念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问题。9月1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了此事。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以及汪东兴等反复研究,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已超出正常的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范围,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解决,但也要避免引起大的社会动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执行同样的决定。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962〜965页)

笔者认为,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从急谋对策、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指挥,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斗争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策性的决定作用。

(2)关于所谓阻挠邓小平复出

“四人帮”被粉碎后,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内的老干部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是这样记述的: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强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992页)另据韩钢撰写的《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一文披露:“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笔者认为,在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上,当时的华国锋处于矛盾的心情:“四人帮”刚粉碎,一方面他要高举毛主席旗帜,“继续批邓”;另方面他的本意是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又不能很快出来工作,要有一个过程,在适当的时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让邓小平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说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是没有根据的,是不能成立的。

(3)关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

关于“两个凡是”的提出以及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历史》有详细地记载:“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全国人民又一次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这一方针的推行,既给揭批‘四人帮’划定了界限,也使得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恢复工作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遇到了障碍。”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991〜993页)

“两个凡是”虽然华国锋的提法和两报一刊社论的表述不尽一致,但社论是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华国锋是脱不了干系,是负有责任的。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分析,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总的精神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两件大事,不要干扰揭批“四人帮 ”斗争这个大局。有资料反映,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后不久,感觉自己的讲法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太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再未提“两个凡是”,官方的文件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1058页)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符合事实。

(4)关于所谓“洋跃进”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几乎搞到崩溃的边缘。“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普遍存在着加快建设速度,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愿望更加强烈。与此同时,由于对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进行认真总结,对经济好转的形势估计过高,结果使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情绪再度滋长起来。《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1977年4月18日华国锋在工业学大庆会议预备会议上提出“石油部不能只有一个大庆,年产5000万吨石油就满足了,要搞十来个大庆,必须在2000年以前搞出来。”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新提出‘跃进’口号,要求赶超三个水平,即“首先达到和超过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再赶超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77年11月1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的要点》提到:“今后八年,即到1985年以前,在基本建设方面,全国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主要包括:20个大水电站和8个大坑口火电站、7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和1条输气管道、11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多个大化肥厂,基本建设投资将接近过去28年的总和。到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年11月至12月形成的《1976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对国家计委“汇报要点”所提指标又略有修改,“20个大型电站改为30个,7个大煤炭基地改为8个”。“没有经过论证和反复研究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依然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了完成规划提出的目标,国务院采取办法,“一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引进技术设备,一是不断追加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1978-1985年)的引进规模由65亿美元增加为180亿美元”,中央原则批准这一方案。“此后,各方面又相继提出一批引进项目。到当年9月,中央提出的十年内引进的总规模已增加到800亿美元”。(《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999〜1002页)

在国民经济刚刚经历十年内乱的大破坏,亟须休养生息、总结经验教训之时,反而要大干快上,提出不切国情的高指标、高投资、高引进,发动这样的“跃进”,无异于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是只能事与愿违。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对于发动“跃进”所造成的错误无疑要承担重要责任的。但是,公正的说,这种错误的产生也不能都推到华国锋的头上,在制定高指标、高投资、高引进的规划时都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讨论、研究、通过的。

就拿引进资金从65亿美元追加到800亿美元这一过程而言,《中国共产党历史》新著因为某种原因隐去一些重要情节。有资料披露,如在听取计委的汇报时,邓小平认为“65亿美元可以加一点,15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后来扩大到150亿美元,邓小平认为“没有什么风险”。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几百亿元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也说“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表示赞同邓、叶的意见,提出180亿美元进口可以试一试。1978年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美元,搞它500亿美元”。到了9月引进规模扩大到800亿美元。以引进技术设备为标志的资金数额不断扩大的决定,是包括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在内的高层领导决定的,不是华国锋一人所为,把“洋跃进”的帽子戴到华国锋一人的头上是不公正的。1980年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1978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的身上”。(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5)关于华国锋最大的错误

华国锋其人是中国政坛上由“文化大革命”向“改革开放”转型时期的一个过渡性人物。高层权力的核心他经历了两次大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真空由他填补;一次是经历了粉碎“四人帮”扭转乾坤的大搏斗后,由他将最高权力转移给了邓小平。在他主政的两年多时间内有功也有过,总体上是功大于过。

如果言其过,最大的错误,是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追查和处置。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市和其他城市出现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和传单,要求追究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的责任。华国锋认为这是“反革命大字报,要追查”。

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央五号文件),22日又批转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央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为:“在一些地方,出现攻击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华国锋还亲自批准逮捕北京市重型机器厂工人李冬民。因为李1976年曾参加过“四五运动”,1977年李又伙同其他人在长安街贴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全国各地根据中央五、六号文件,进一步追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一些地方又逮捕了一批人。3月28日,国务院又发三十号文,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有关材料披露,“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有44人(有说40余人、50余人)其中包括“文革”中立案的所谓“恶攻”以言获罪的“政治反革命犯”,而在“文革”后审判的案件,都同五、六号文件有关。如王申酉、李九莲案,王、李都是在“文革”中被捕,1977年4、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1981年均平反)。(以上资料引自韩纲:《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当然,这些悲剧的产生与我们的“专政”制度、法制缺失的传统有关,责任不全在华国锋,但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结束了无法无天的动乱时代,如果“刀下留人”,冷静处置,也许可以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