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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地方志机构志书质量管理情况调研报告(陶俊) 2012/02/16

陶俊

 

确保志书质量,是地方志工作的第一要务。此次对上海志书质量管理问题的调研,课题组同志深感肩负的责任,因为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为了获取真情,先后到市志办了解情况,听取志办各业务处室负责人的工作介绍和对话;到18个区(县)地方志机构调研,听取各区(县)方志机构现任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其间,还阅读了近年方志工作情况总结和《编纂通讯》,查阅了历年修志审议、文论和新出版的有关续志及资料。通过调研,学习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结合自身修志实践的再思,对于上海修志质量管理的总情印象加深,有了新的认知和新的体悟。

一、上海修志质量管理情况

上海首轮修志,从1981年郊县开始,继而中心城区起步,随后市级部门和有关单位的编修专志工作展开。广大参与者均无修志经历,经过业务培训,初获修志知识,即付诸行动。于是从搜集资料进行地情调查入手,在实际修志探索中学习,于具体编纂过程中践行,既鼓劲,又细心,不断提高修志水平。1987年《奉贤县志》出版,成为上海新编地方志书的第一部;1993年《普陀区志》出版,被称为上海区志的“领头羊”;1994年《上海电力工业志》出版,又被视为全市专志的新开篇。1995年1月《上海通志》启动,2005年12月《上海通志》出版面世,历经10年不懈努力,完成了上海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综观上海修志工程,量大面广,有总有分,有块有条,起步不一,各不相同。每一部志稿成书有它的不平衡,每一部志载内容有它的亮点与不足,每一修志单位也有各自的经验与教训。尽管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上海首轮修志是成功的。

(一)评审制度规范,严格执行。据调查一些知情者所言,当年修志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从鉴别、遴选资料写初稿,从初评、修改志稿报送审,再经评审增删复改到订正,最后定稿出版。有统稿人概称修志有“一抢、二磨、三雕”的经历。全市每一部县志、区志和专志的诞生,都严格遵循“一评、二审、三验收”的程序,因而志书质量相对有了保证。《上海通志》更是分卷审定,严格把关。所以凡是参加过首轮修志的一员,都有“过五关”的体会。要把好“资料关”、“体例关”、“特色关”、“政治关”和“文字关”。上海市志办原副主任刘其奎在谈到上海首轮志书时,认为“总体质量不错,一般都能达到指导思想正确,篇目框架基本合理,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通顺规范流畅,反映地情和专业的特色鲜明,均属合格产品,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上乘之作,少量堪称精品佳作。”据全国和全市方志优秀成果获奖情况,1993年全国新县志评比,《松江县志》《川沙县志》获一等奖,《金山县志》、《嘉定县志》、《奉贤县志》获二等奖。1996年全国新编地方志评比中,《上海县志》获一等奖,《上海财政税务志》、《静安区志》获二等奖。1998年、2009年上海市一届、二届地方志优秀成果评比中,先后共有77部志书获奖。获特等奖6部,一等奖15部,二等奖19部,三等奖37部。《上海通志》获特别荣誉奖,《上海县志》、《静安区志》、《上海市财政税务志》、《松江县志》、《川沙县志》获特等奖。获一等奖的,区县志方面是《奉贤县志》、《嘉定县志》、《金山县志》、《黄浦区志》、《卢湾区志》;专志方面是《上海工运志》、《上海公路运输志》、《宝钢志》、《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电力工业志》、《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中共上海党志》、《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租界志》。

此外,有的志书如《上海通志》,2006年在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4〜2005)评选中,获著作一等奖。《上海科学技术志》在全国科技学院评奖中获一等奖。由此可见,从总体上反映出它的成功。上海修志的成功还在于把综合性的地情资料,从区、县、专业志到全市的《上海通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上海全貌。从古到今,求实存真地记下了上海“一方之全史”。内容涵盖:天文地理、资源物产、工商贸易、城市建设、交通运输、文化艺术、革命运动、政权兴替以及风土习俗、方言俚语等等,无不备载。其过往的历史与现状,诚可给人鉴古证今。

现在,全市把编纂成的一部10册46卷近1100万字的《上海通志》为“一纲”,10部县志组合成《上海市县志系列丛刊》、12部区志组合成《上海市区志系列丛刊》、110部专志组合成《上海市专志系列丛刊》为“三目”,构成了上海市地方志书的完整体系。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的总字数达1亿6千余万字。所有这些志书的出版面世,无疑是全市广大修志人员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尽力奉献的实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杨振武在上海市首轮新编地方志编纂工作总结中称:本市首轮修志“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市情大调查,其成果‘一纲三目’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如今面对这志书“一纲三目”的汇集,不能不使人们感受到它是从浩如烟海的上海史料素材中提炼记述的成功,是前人薪火相传,今人集体攻关,众手成志的结晶。

(二)资料整理记述,合情合体。志载资料包罗上海万象,每部不同的志书都按建置、演变与发展的史事,分门别类,通合古今,记述了一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上海地域的演绎与变化,城市的形成与拓展,古城墙的建造与拆除,各种不同行业的兴衰与演变,各方不同人等的汇聚与交往,各类不同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各种不同民居的建成与迁徙;上海滩上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涌现出各个方面不同的知名人物,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数据,不同地域兴建或损坏或已消失的著名楼宇及桥梁,历史形成的知名马路与街坊,大街上出现的知名品牌与时尚的变换,社会上老习俗的延续,新风俗的传播;随着时代发展,古老行当的变革,新兴行业的出现,许多老地域发生巨变,一些新地名悄然出现,凡此种种,从上海各类志书有关的编章中诚可见到踪影。而《上海通志》则“宏观轻型”,以其“文约事丰”全面系统地记事“鉴古证今”,成为沪滨地情资料的“百科全书”,为“一方之全史”。

(三)专家学者志评,显特可信。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称《上海通志》“不同凡响”,他以《存史宝典,资政佳构》为题著文称:《上海通志》“门类设置方面,在齐中凸显特色;资料使用方面,于继承中创新;文字表述方面,于准确中求简洁。”认为“其资料是经过有关部门审核的资料,其表述是经过有关部门认可的表述,集资料的可靠性与政府的权威性于一体,远比一般史书可信可靠。《上海通志》的出版,对于人们了解上海、研究上海、建设上海,对于上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一定会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邹逸麟翻阅了《上海通志》第一和第十首尾两册后,称《上海通志》出版是“上海文化史上一大盛事”。认为《上海通志》的内容,信息量大,科学性强,存史价值高。“对于‘特记’中的‘上海租界’、‘上海外国侨民社区’两章的记述翔实,是许多专著和资料的综合,对读者了解上海,尤其对年轻一代了解上海是怎样成为‘华洋杂处’、‘海纳百川’特点的城市,有极大的帮助。”专志中的《上海租界志》受到近代史专家好评。时任市志办副主任沙似鹏,在专志编纂工作总结大会上曾告诉人们:它之所以受到好评,因为“这部专志发挥了档案馆藏优势,翻译了大量的租界工部局文献档案,填补了租界史、近代史研究诸多空白。”在区(县)志的志评中,亦可见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对《松江县志》评论,认为:其优点之一是能不沿袭旧志的谬说。优点之二是妥善保存了民国六年撤除松江府以前元明清三代松江府志和元以前这个地区的历史资料,特辟《松江府记》作为县志特记,值得赞许。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振鹤评《黄浦区志》称“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用丰富的史料实实在在地描绘了上海市这块变化最迅速的地方的全貌”。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特色建筑单独列为一篇,将外滩建筑群,优秀建筑和石库门房屋的出现与演变发展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是卓有见识的。”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郑祖安评《静安区志》在编纂上“有突破、有创新”,“将‘静安古寺’编放在卷首,这一安排可谓别具一格,别开生面。给人耳目一新”。称其好处追寻到了静安区区域发展的起源,一区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起源,开宗明义、画龙点睛,明确区名的来历。

(四)志为现实服务,史料可用。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霍美芬曾以《水利志》对上海发展的作用,论述了新编志书的价值。“全市已经编就的20部水利专业志(工程志)书,在日常的水利、水务工作中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科研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90年代中编著的《上海水旱灾害》,近年来上海水务学院开展的全市水资源普查,水利部水电科学研究院周魁一、谭徐明教授于2004年组织编制完成的《洪水风险图编制导则》,以及由著名学者季羡林任总主编,武汉大学教授黎沛虹等编著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长江治水》等专著中,《上海水利志》都是重要的应用和参考资料”。“1989年12月,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教授等一行三人到青浦考察长江三角洲水利情况。接待人员根据《青浦县水利志》提供的该县水利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有关政策、水资源利用等情况,向日本客人作了详尽介绍,引起来宾的极大兴趣。滨岛教授说:听了你们一天的介绍,取得了胜过在日本研究一年的成果。1990年2月还寄来感谢信。”对此,青浦区志办副主任占雪根也谈到:1996年在复旦大学留学的一名日本学生福田岗清,为了撰写一篇论文和考察中国国情,还专门乘车到青浦地方志办公室购买《青浦县志》。

(五)质量管理更新,成效显明。志书素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亦为当代信息交流发挥重要作用。2010年全国方志界代表相聚上海世博会之时,上海市志办为感谢中指组和全国地方志机构对上海修志工作的指导与支持,把首轮修志成果“一纲三目”1亿6千多万字几十公斤重的上海新编地方志载入只有200克重的电子阅读器,作为上海人的世博礼品相赠,深受各方欢迎,获得好评。市志办王荣发同志在《全国方志界代表相聚上海世博会》一文中披露了这条信息,正是这种对志书存史质量管理上的改进与更新,“使传统志书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扩宽了传播渠道,让传统志书方便携带查阅和开发利用”。在此给人们看到了市志办在质量管理工作上具有成效的一角,令上海广大修志者为此而高兴。

二、上海方志质量管理问题

首轮修志结束,继而续志进行,正当人们期待认真总结首轮修志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把新一轮修志工作质量提升。正值此时,2006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地方人民政府方志工作机构履行的职责,其首要职责就是“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为了更有效地贯彻执行《条例》,2008年9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又下达了《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规定编纂的志书“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刷规范”。是年11月,全国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刘延东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要求“始终把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全过程,努力编修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作”。可见方志质量之重要。因为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以此存史,必须可信。

这次调研访谈,从实际中使课题组同志更领悟到《条例》、《规定》和刘延东同志的讲话精神。从原则到具体,要人们“依法修志”。从搜集资料到编写志稿,从评议到审定出版,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严格把关,不可轻易放过。在实际中,应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确保高质量的志书出版面世,服务当代,有益后人。以此对照上海修志实况,检查问题,以求改进。

(一)查阅修志文论中提出的问题。曾参与首轮修志的许洪新同志,对入志资料、尤其是一些重要资料未标明出处,“导致读用志者心存疑虑,难被信用”,并专题撰文《新方志亟待立‘信’》。上海市志办王继杰同志对某些志书“篇幅太过庞大、行文不够简洁”一部续志比前志记事的年代短,却洋洋洒洒200多万字,“是否适当,值得研究”。上海市志办原副主任刘其奎同志对二轮修志中出现的篇目框架体例不够合理,资料的选录和运用不够系统、全面、真实,要克服方志界中浮躁、趋时不正之风,要坚持评审制度,请专家学者参与等问题,著文《关于第二轮志书质量若干问题的思考》,希望“注意改正”。

对此,参与首轮修志过来之人的范洪涛在他的《坚持贯彻依法修志,全面推进方志事业》一文中,提出了“值得重视”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是,少数领导者出于某种原因,不顾方志编纂工作客观规律,片面追求时间进度,给方志机构压出版时间硬指标,造成赶进度不顾质量的问题。二是,有些领导和主编重图照、重容量(字数)、重装帧,而轻内容,志书愈出愈厚,图照愈来愈精,装帧愈来愈美,而内容却平平,甚至差错不少。三是,仍保留计划经济时期的地情分析的痕迹和观念,对市场经济时期的新形势、新的地情、业情缺乏深入研究,对转轨时期的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制订的篇目大纲往往不尽科学合理,脱离实际。四是,在政府机关从全能政府改变为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后,资料征集工作条件起了极大变化,对独立法人特别是合营、外资企业,中央属、部属企业的征集难度很大,有时往往达不到资料征集要求而降低编写要求。五是,资料工作的整理、筛选、考证工作未能达标。多数地区作出硬性规定必须先编写资料长编才能进入编写阶段,实际执行情况不理想。有些重要历史资料未经严格考证,也未能在志书上注明出处,使学术界不敢引用。六是,总纂力度不够,内审制度不严。少数地区上级验收有搞形式、走过场现象,不严格执行“不达标准不准出版”的制度。七是,有些志书出版校对不严,差错率较高,甚至出现重大错误。尽管文中指出以上问题只存在于少数单位,但应看到面上仍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即便一些修志工作比较先进的单位,在某一点上的疏忽,也出现了不该有的差错,以致使记事、述物或传人欠准,必须引起警觉。

(二)细察首轮区县志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修志更应如此。要不忘前志之丰,不忘前志之工,从中吸收修志经验;更要不忘前志之憾,从中汲取教训。这次调研过程查看区县志书中的问题,从各个不同角度,摘实例于后,供新一轮修志者借鉴。诸如《黄浦区志》载区人大主任刘端有一处错为“刘瑞”,徐重道药号的“代客煎药”错成“代客剪药”,把“煎药”变成了“剪药”。《普陀区志》有一处把“王家厍”变成了“王家车”,人物中的郭伯和(1900〜1927年),错成为(1890〜1927)年,出生日期提前了。《静安区志》“名店介绍”中梅龙镇酒家记下“创始人俞仁达”,而大事记则记为“俞引达”。究竟是“仁”还是“引”?从上海各方资料记载该酒家曾有一位与文化界人士有广泛交往、在业界有一定影响的女经理吴湄,名店介绍中只字未提,似有遗漏之嫌。《金山县志》在高级知识分子辑录中有一位俞仁培为女性,因未注明(女),人们以为是男性,问此名是她还是另有其人。《嘉定县志》“鸟浜乡”错成“乌浜乡”,“新民乡”错成“新浜乡”。《奉贤县志》有一处把历史名人“诸葛瑾”错成了“诸葛勤”,一处把“国民党”国民两字颠倒了,错成为“民国党”。《青浦县志》彩照名胜古迹4“唐代泖塔”错成了“宋代泖塔”,一处记人“李季奇”因漏掉了一个“奇”字,变成了“李季”。《杨浦区志》照片说明中应是复兴岛仓储部,错记为“复兴路仓储部”;1990年全区各行存款余额18.63亿元,因校印时未看出当中少了一点,结果变成了“1863亿元”。这就告诉人们无论是地名、党名、物名、人名、性别、人的出生年代、名胜历史朝代、以及有关数据的记载等各方面的编校,必须严格校对,慎之又慎,哪怕是“一点”也不能马虎呀!

(三)查看专志中的问题。翻阅了两部获奖专志,总体印象很好,但也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如《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在记到通海进出口行经理为“陶月”,但在另一处则记成了“陶日”,是“日”还是“月”?也可能是校对问题,但留给读者的歧义就日月难辨了。(因陶俊曾是通海行的学徒知情,经理先生应是陶月,谱名陶基武)。《上海租界志》总述“当时不少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建筑设计师在上海设计了不少富有特色的建筑,使上海租界内各种别具风格的建筑比比皆是。如匈牙利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著名华商建筑企业陶桂记营造厂施工建造的国际饭店,作为上海第一高楼而闻名于世”。据熊月之主编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记载,国际饭店为“邬达克设计,华商陶馥记营造公司承包建筑”。杨嘉祐著《上海老房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也记下了“此楼设计者是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而参与投标、中标的建筑营造厂为“馥记营造厂”“营造厂老板陶桂林”。《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部分,记有兴建国际饭店“由当时上海非常有名的匈牙利建筑大师邬达克(L.E.Hudec)设计,陶桂林创建的馥记营造厂承建,历时3年零4个月,耗资420万元,于1934年8月装潢完毕,12月1日正开业。”(199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会否在这里把陶桂林错当成了“陶桂记”,因为陶桂记也是沪上著名营造厂,老板名叫陶桂松。浦东新区政协文史丛书之六《浦东名宅》在专载《著名营造商陶桂松与陶氏精舍》,书中介绍了陶桂记在上海20〜30年代营造了许多著名建筑,其中有迦陵大楼、新永安大厦、美琪大戏院等,未提及国际饭店。《租界志》另一处在人物传略中记述哈同“娶华籍女子罗嘉陵为妻……”看来此处有误,哈同之妻为罗迦陵,此“嘉”非那“迦”。该大楼地处南京东路四川中路口,此幢13层大厦为哈同所建,以其妻之名命名为迦陵大楼,上海解放后此楼由房管部门管理了,在上海一些大楼改名时,因地处四川路,四川有嘉陵江,此楼即更名为嘉陵大楼,虽更动一字,音同而意殊。也许在编志中未能注意细节,把大楼现名当成了原来哈同的妻名。或许知道原名因音同而疏忽留下了笔误。

(四)探找续志中的问题。春节期间,对于在《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公布后出版的《杨浦区志1991〜2003》。有重点地阅读了有关篇章,给人印象深刻,无论在记事、述业、传人,其编纂工作比较扎实,尤其是挖掘地情历史资源,结合杨浦实际,凸显区情特色方面,可谓有继承又有创新。然而细读深究,其中也发现有的对记述全国有影响之事不够缜密,行文欠准。

《杨浦区志·专记》“国歌,从这里唱响”。记载详尽显特,且当年电通公司所在地现已建成“国歌纪念广场”,成为上海市一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革命之歌的形成与唱响的史料于一体,给今人参观,服务当代,发挥出“存史、资治、教化”功能,令人起敬。然而,就在区志专记中一处记述有误,这里必须提出以引起注意。翻到《杨浦区志》1200页,第5行,志文记述:“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部分歌词作了修改后,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此处所记“部分歌词作了修改”。这样的记述欠准!经查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歌词是“集体填词”。歌词内容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这里哪有是在原词上作“部分修改”的迹象?完全是重新填词。对此当年的《人民日报》特用《八亿人民的新长征》为题作专题报道。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曲、集体填词。”未出现《义勇军进行曲》字样。同日,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征集小组”的名义,发表了《继续革命的战歌》的文章。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如“专记”中所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五届五次会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二天,12月5日《人民日报》公布歌谱词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日《人民日报》第5版由新华社记者采访夏衍,专题报道《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夏衍谈〈义勇军进行曲〉》。这一实例,诚可引人思考!既反映了修志者对史事的记述问题,也反映出市志办对志稿评审验收方面的问题。对于重大史事的记述必须认真考察历史资料原文,一定要按原来的史料客观记述,精确无误,以真实为准,落笔成文务必“求实”存真。

三、加强方志工作质量管理的建议

关于上海市第二轮修志工作质量管理问题,这次调研交谈中,同志们联系实际,寄希望市地方志工作机构“给力”,一定要认真对待此前修志途中的经验教训,服务当前修志实践。应积极争取领导,强有力地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修志”;切实加强对全市修志工作的业务指导,使广大参与修志人员明白修志之理,了解搜记之法,知晓编纂之工,投身编修之中,为编出精品良志尽力尽心。

在整个编纂进程中,要按《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作为衡量标准。定人、定编、定时、定位,针对问题检查,规范志稿评审验收制度严格执行,对不同的志书和修志部门或单位出现的问题,结合实情及时提醒与改正。把“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的职责,随同整个修志进程“与时偕行”,使上海地方志书记述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尊重史实,特色鲜明,总体志书质量提升。综览各有关同志提出的有关质量管理方面的议题设想和意见,建议于后:

(一)加强资料基础工作,切实编写资料长编。志书质量管理必须从头抓起。一部志书的质量高低,归根结底在于资料是否丰厚,在于入志史料是否存真。这次静安区续志,就从资料卡片入手,每则资料详注出处,对志中统计表格亦注明资料来源,各类资料来源也收录其原材料复印件,对于奖牌、奖杯之类实物用拍摄照片或扫描等方法制作附件资料,对于口碑资料或来自工作人员工作笔记、手头资料、电脑中的电子文件等非档案资料,均填写《静安区志资料考证单》。区志办曾先后两次下发资料工作规定要求“一事一卡”。由此可见,其续志资料工作细而扎实,编写资料长编言而有据,以后志书面世用而可信。市志办对静安区志从基础入手、着眼长远,把编修志书作为建设区情资料库抓手的做法已给予肯定。中国地方志协会城市区志专业委员会2010年学术年会上,市志办区县工作处负责人发言,讲述“资料基础工作有待夯实”中特举此例,提出“值得推广”。调研同志认为应予积极推广,弥补前志之不足;但必须从推广中措施落实,持之以恒,把编写资料长编列为修志必备课,并严加督促检查,落到实处。

(二)加强统稿业务指导,记述坚守“存真求实”。志书质量管理务必记述求真。有同志提出:要防止记述空泛,引述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过多,行文中大话、套话、空话不少,所记内容述而不精,存史价值不高。虽然已出志书不完全都是如此,但在不同的志书有的编章中确有此情存在,必须引起注意。地方志中的记事、记业、记人,都应当对所记内容在“存真”前提下,选材以准,记之以实,文字以精,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其存史价值,有利于世人应用。日前报载一文,正好反映了用志之理。2010年9月3日《文汇报》“学林”刊登了倪墨炎一篇《鲁迅住闸北还是虹口》的文章,文中说:香港有一个胡菊人,在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间,在香港《明报》上接连发表二十多篇文章,造谣和攻击鲁迅……,其中包括鲁迅当年到底住在哪里。鲁迅在1932年6月18日致台静农信中谈到“一·二八”战争时说:‘我住在闸北的时候,打来的都是中国炮弹,近的相距不过一丈余,瞄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听说后来换了厉害的炮火,但那时我已逃到英租界去了。’对于这段话,胡菊人在发表于1972年12月25日的〈诡词知其所蔽〉中说:‘鲁迅绝不是住在闸北,他在说谎。’又说:‘鲁迅当时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那一区正是日本势力范围,内山书店也在附近。……明明是居住在敌人阵地里,却说是住在闸北——国军的驻守区’。‘这是鲁迅为了掩饰自己当时的‘不当之行’而弄的手法。……’”

鲁迅当年住地,是在闸北还是虹口?怎么弄清楚,先生说:须查一查地方志和上海历史地图。然而,吉人天相,同一办公室的同志相赠《虹口区志》,倪氏细细翻阅,竟然发现了他所需要的材料。据《区志》记载:“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新政府成立闸北市。民国十七年(1928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改闸北市为闸北区,下列一块与虹口接壤的地域属于闸北区:东至嘉兴路、溧阳路、宝安路、四达路、欧阳路,西至宝山路、淞沪铁路、西宝兴路,南至武进路、北至柳营路、水电路、广中路、东体育会路。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这块地域为日本侵略者占领。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将这块地域和另外一些面积划为十七区。民国36年(1947年)十七区改称北四川路区。1956年北四川路与虹口区合并为虹口区,直至今日。”就是这一记实倪氏撰文引用后写道:“经查,鲁迅1927年10月到上海后住进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5月迁入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1933年4月又迁至施高塔路(大陆新村),这三个住所都在上述的区域内,1928年前属闸北市,1928年后都属闸北区。鲁迅写信告诉人家‘我住在闸北’,或作文自称住所为‘闸北庐寓’、‘闸北之且介亭’,完全合乎事实,是正确的。胡菊人以1956年以后的区划为‘依据’,攻击鲁迅自称‘住在闸北’是别有用心的‘说谎’,正说明胡自己不顾史实,才真是‘别有用心’。……”由此可见,只要志书记事“存真求实”,所需要者随即会有人自发读志用志。2010年10月17日《新民晚报》也有一则《石湖荡桥确属史量才参与督建》的新闻追踪,报道称:史量才研究会副会长、史量才内侄孙女庞荣棣女士介绍说,清末全国兴起的爱国保路运动,苏浙两省分别成立商办铁路公司,拒向英国借款,要求自筹资金修建沪杭甬铁路。1907年,史量才和《时报》报馆的众宾客一起投入了这场运动。史量才当时被推举为江苏铁路公司常务董事,曾到上海名园愚园演讲,为筑路募集资金。对此,松江泗泾文史研究工作者曹云岐也从地方志中查找到了重要史料记载:沪杭全线桥梁50余座,其中石湖荡斜塘大桥久未完工,史量才于是亲临现场督察,历尽艰难,工程最后得以完竣。君以此佐证史量才参与了34号桥的建设,当属确凿。

(三)加强地情研究,关注不同志卷各显其特。志书质量管理显特不可忽视。对每部志书统稿中整合地情资源,探究地域特点,彰显地方特色的内容都应高度注意,因为这既可以此防止“千志一面”,但也有可能为了显特,资料记述不够精准、扎实。志载资料一定要具有一地的代表性、典型性,史料的可信性。无论是地域、事物、创业、人文等诸方面资料的汇集与筛选,必须记而有据,确当反映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变。如果能有一地的典型性、可比性的史料对照,其记述的内容则更能显现。诸如去年世博会举办,或旅游业畅谈浦江两岸景色,都涉及到黄浦江边。往昔黄浦江边如何?翻阅《上海电影志》1936年天一影片公司曾拍摄过一部电影《黄浦江边》,由邵醉翁编导。《电影志》仅列表未记内容,而《上海通志·文化艺术卷》专列了电影歌曲名目,记下了“黄浦江边”有一首插曲——《舢板曲》,虽未见内容,但提供了线索,这次调研就此探源,终于在《中国电影音乐寻踪》中找到了这“黄浦江边”插曲。这里不妨摘取一段歌词:“舢板小,小如鸥,随波逐浪浦中游,浦东多矮屋,浦西多高楼。摇船人,发深忧,矮屋中人难度日,高楼歌舞几时休。天天摇舢板,酸泪满胸头,清早摇起摇到晚,一家衣食尚难周。”这就是往昔上海滩黄浦江边的一曲写照,对照浦东开发开放后的陆家嘴新貌,或“以古鉴今”、或“抚今追昔”,两相对照则更有助于当代人们领略上海巨变,由此体悟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的光辉前景。

(四)加强评审验收制度实施,确保志书出版质量。志书质量管理必须严格把关。这关口就在“一评、二审、三验收”的志稿评审验收制度上,前者有制度规范,但更要严于实施。首轮修志因坚持执行,先有修志单位志稿的内评内审,再由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有关领导和对口修志知情人员对志稿评议,听取意见修改后转为送审稿,二审逐编、逐条、逐句提出意见修改成审定稿报送验收,验收后定稿出版。这不同层次的递进式评审,虽一而再,再而三,此举实际有效,首轮新编地方志书的质量保证就在于此。然而首轮修志完成后,二轮修志起始对此有所放松必须改正。今天,在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依法修志”中更应加强,设法克服往昔修志中的不足。尤其是许多单位首尾之弊,开头未重视编写资料长编,新一轮必须编写!而收尾的最后出版前的阶段文字校对,必须加强。

 

综览现已出版的区县续志,在其最后部分都不约而同地设有“前志拾遗”和“前志勘误”或“更正”,反映出前志在某个内容上有遗漏,某些文字上有差错,有的数据上不精准。对于这些问题,在这次调研与各区县方志机构的接触中,均有同感,特别是遇到一些修志老人,对留下不该有的硬伤,深表遗憾!现在,续志中虽然已经更正,列有勘误表或补遗,但是原有的志书“依然故我”,错在其中。对此,在建设服务型的市地方志办公室开通的“上海通”网站中能否把错处更正,不再使社会各方用志查阅者发生误导。

为了保证志书质量管理,2010年市志办下发了《上海地方志书评审验收办法》,有些区县方志工作机构也制定了《志书审稿规则》、《志书质量标准》和《志书行文细则》。所有这些,反映出质量管理意识加强,令人高兴;但使人关注之点,还是希望要严格执行!要牢记前志之憾,严把评审之关,尽献编修之力,抱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与时俱进,使上海第二轮修志有继承又有创新,把全市修志工作志书质量管理提升到新水平。

 (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