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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做"编外的地方志工作者"(朱少伟) 2012/04/06

朱少伟

 

长期以来,我在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老上海的文章,其中有党史珍闻、名人踪影、报刊介绍、商海钩沉、地方风土等;也出版过一些涉及老上海的书籍,罗致了各种鲜为人知的轶事趣话,被朋友们戏称为“编外的地方志工作者”。所以,中新社记者于今年10月初专门找我作专题采访,安排在中国新闻网视屏上介绍曾活动于申城的辛亥英杰庄蕴宽,并冠以“上海著名名人掌故专家”的字幕。我对此没有丝毫的自豪,倒是回想起自己从开始喜欢到埋头搜集上海掌故的历程,并由衷觉得这同三个人的“推动”颇有关联。

在沪南,有条不起眼的瞿溪路,我的童年就在路边弄内一栋小屋中度过。40多年前,它称为“瞿真人路”,我和小伙伴们几乎每天要徜徉于弹格路面,一起打弹子、掷橄榄核、刮香烟牌子。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做完功课,突然问祖母:“弄口那条狭窄的马路,为啥叫做‘瞿真人路’啊?”“这是由于附近有座瞿真人庙。”祖母马上说,“现在我就带你去看看吧。”于是,祖孙俩出了弄口,沿着弹格路慢慢往西走。约模过了刻把钟,眼前便出现一座飞檐高翘的庙宇。祖母告诉我,这座瞿真人庙是清代光绪年间由上海湖南会馆集资修建的,昔日大门朝南,现已改为朝西。踱入庙内,只见里面香烟缭绕,不少人在向一尊木质偶像顶礼膜拜。据祖母介绍,那就是瞿真人像,他生前长期在湖南集云山修炼,羽化后成仙,相传能帮助人们指点迷津、逢凶化吉,因而被同治皇帝追封为“溥护侯”。此刻,邻居袁婶也携儿子小山跑进大殿,原来她听老人说让孩童拜瞿真人为“过房爷”便可免灾,所以抽空赶来了。在小山跪拜时,一名持拂尘的道士问我:“小家伙,你既然来了,为啥不像他一样认个干爹保平安呢?”我立即回答:“我有位当解放军的爸爸,根本不需要这木偶的‘溥护’!”祖母一听笑得合不拢嘴,乐呵呵地牵着我的小手离开了。嗣后,祖母有空时常讲各种往事,使我不知不觉地对上海掌故着了迷。

1978年秋,我从崇明农场考入复旦大学(分校)历史系。一天中午,班长兴冲冲地说:“下午周谷老要来作学术报告!”在复旦校园,大家习惯称周予同教授为周予老,称周谷城教授为周谷老。我对这位史学大师仰慕已久,所以午后就在等候。周谷老走进教室时,只见他步履稳健,精神矍铄,使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位80多岁的老人。作为开场白,周谷老先谈了治学主张,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博大精深”四个字。周谷老说:“就做学问而言,似乎‘博大’与‘精深’难以兼顾,其实它们是能够有机地结合的……”他那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清晰的论述,深深地吸引了大家。不久,我为学术问题去向周谷老求教,他亲切地问:“你平时的兴趣在哪方面?”我回答:“喜欢上海掌故。”周谷老听后说:“掌故与地方史关系密切,值得重视!”因而,在安排毕业实习时,同学们都争取涉足研究所、档案馆、博物馆、出版社,我则要求赴沪郊的上海县县志办公室,在当时县志办公室副主任、主编林德昭先生指导下,为编纂《上海县志》收集相关资料,并撰写了《上海县概述》小册子;不久,又根据掌握的资料写成《救救龙华蟠桃》一文,登载于《新民晚报》。大学毕业后,我的志趣依然未变。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个会议中遇到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的周谷老,我以为他已认不出自己,谁知他微笑道:“我记得,你就是那个喜欢上海掌故的同学!”我非常激动,顿时说不出话来,只是紧握他的手。仅隔数日,经过周谷老介绍,我有幸拜访赵朴初居士(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交谈中他提及昔日“沪上四大丛林”之一的留云寺,希望搜寻这座毁于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名寺遗迹。很快,我在沪南找到了原留云寺山门位置,并搞清其所在的柳市路旧名留云寺路(“柳市”即“留寺”谐音);其俗称海潮寺,附近的海潮路也由此得名。我向赵朴初居士汇报了这些情况,他又转告佛协别的领导(顺便说明,留云寺在1998年12月被批准重建,移址嘉定南翔镇,与千年古刹云翔寺两寺合一)。周谷老后来获悉此事,曾表扬我“热衷于掌故收获颇丰”。嗣后,我遵照周谷老的教诲,长期潜心于上海掌故,尽管工作单位几次变动,却始终矢志不渝。

由于就读大学期间曾在上海县县志办公室实习,所以我踏上工作岗位后一直关注《上海县志》编纂进展。真是“十年磨一剑”,在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后不久的1993年夏,《上海县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是上海较早完成的一部新县志,同年秋,我在图书馆翻阅时,只见主编王孝俭先生在《后记》中写道:“在新编《上海县志》即将问世之际,我十分怀念我的前任林德昭先生。县志初创,荜路蓝缕,先生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不幸英年早逝,不亦悲乎。我受命担任主编,实勉为其难。学识、才能,对县情熟悉和整体上的把握,都不足当此重任。每念此,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稍有懈怠。”此刻,我不禁忆起以往在县志办公室的情景,遂冒昧地给素不相识的王孝俭先生去函,说明自己早先负责撰写过《上海县概述》,希望获赠一册《上海县志》。没过多少天,王孝俭先生便邮来《上海县志》,并客气地在扉页题写“朱少伟先生教正”;他还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谈到修志近况,也提及:“《上海县概述》几成绝响,仅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保存有一册。”从此,咱俩成为朋友,他曾想邀我到七宝古镇品茶,我曾想请他出席研讨会,但因双方太忙未能如愿。1996年夏,王孝俭先生被任命为《上海通志》总纂室主任、副总纂,一干就是8年,最终出色地完成重任;其间,他还主编《闵行区年鉴》、整理清代《蒲溪小志》、编纂沪郊第一部新村志《华一村志》。从《上海县志》到《上海通志》,王孝俭先生几乎把自己的“黄金”年华都献给修志工作,使他成为上海史志方面有名的“一支笔”,这种执着深深感染了我。尤值一提,今年春天我去一家高级宾馆参加宴会,偶然品尝到一种陌生洋菜,觉得别有风味。邻座的法国友人儒勒教授介绍:那叫朝鲜蓟,又称菊蓟,据说从前上海也种植,它原产于地中海沿岸,由菜蓟演变而成,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就开始食用,现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栽培最多,已成为风靡欧陆的高档蔬菜;我随即跑遍各农贸市场寻觅,仍未搞清它在上海的下落,这时恰巧王孝俭先生赐寄总纂的《七宝镇志》,一下子揭开谜底,里面这样记载:“朝鲜蓟,本地叫外国百合。清末,顾家塘天主教堂神甫从法国引入。长期种植亩许。20世纪80年代初停种。”近年,王孝俭先生还相赠校点的清代《紫村志》,我则回送自己的《渐宜斋札记》。在手机短信中,他曾希望我以“第一批修志人员”的眼光来阅读所赠地方志,这无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在不算频繁的联系中,我获益匪浅,并更坚定了自己对上海掌故的爱好。

昔日祖母不经意间的引领,后来恩师周谷老的启迪,继而地方志专家王孝俭先生的感染,正是我与上海掌故结缘的“三部曲”。2011年5月30日,上海作家朱效文先生在《新民晚报》发表《在细节中写就上海历史》一文,说:“读朱少伟先生新著《渐宜斋札记》,发现书中面面俱到地将上海的政治史、文化史、民俗史,用点睛的方式,择其闪光处一一道来;既避免了琐屑与冗赘,又史料翔实,评判清晰;更将遗失在街头巷尾的伟人足迹和民俗风情细细挖掘记述下来,使上海的历史变得亲切可感,使读这本书的人,仿佛能在不经意中,触摸到母亲臂弯中的每一条肤纹,每一声脉动。”这是既肯定了我的辛勤钻研,又促使我继续努力。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