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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干部楷模--忆林克同志(刘其奎) 2012/04/06

刘其奎

林克同志是我心目中崇敬的老领导,他因病住院期间,我多次去华东医院探望。2011年10月下旬,我和黄美真老师再次探望,情况大为不妙,他面带呼吸机,一句话也不能说,只是招招手让护工阿姨向我们述说他的病情:天冷之后,因患感冒发生肺炎,呼吸困难,离不开呼吸机。

我和黄美真老在病榻前干坐了半小时,失望地离开了病房。在回家的路上我内心叨念,老林大概熬不过春节。果不然12月27日下午我给市级志书编纂人员业务培训班讲授“关于志稿的分纂和总纂”时,市志办朱敏彦副主任告知林克同志今天上午走了。得知这一噩耗,我内心极为悲痛。

2011年12月31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林克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大厅的中央写有一副醒目的对联,上联:光明磊落  一生正气;下联:克己奉公  两袖清风。这是对林克同志人品的真实写照。

春节期间,我接触到复旦的一些老领导、老师和同学,说到林克同志,都异口同声:“林克同志,好人啊!”远在美国探亲的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庄锡昌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林克同志是少有的好人,并要我代他向林克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赴美国探亲的黄美真老师也来电告我:得知老领导林克同志病逝,内心无限悲痛。

春节期间,我去拜访同乡好友、曾任复旦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的孟伯衡同志,忆及林克同志,他热泪盈眶,深情地回忆起在林克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往事。

林克同志一身正气,工作有主见有魄力,对上从不吹牛拍马,对下从不盛气凌人。他坚持原则,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认定正确的事情,不受上下左右的干扰,一抓到底。“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党中央派出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严佑民、林乎加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来沪,改组上海市委,开展揭、批、查工作。复旦大学历史系原党总支书记老师“文革”期间因受“四人帮”余党朱永嘉指派参加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用作大学生政治课教材),后被审查。就讲义而言,“文革”中在极“左”路线下,编写党史教材,全国各地大同小异,其内容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反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吹捧江青,歪曲篡改史实。经过一个时期的审查,老师属于“说错话、做错事”,讲讲清楚就解脱了,而后在任职使用上不受任何影响。后来余老师回校先后任党委宣传部长、历史系主任。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清查”办公室说上海清查工作“三不足”要补课,于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将原先已经审查清楚作了结论的老师再度调往市里隔离审查,并定为“三种人”,要开除党籍。

此事通知到复旦,历史系教师党支部讨论,一致反对定老师为“三种人”,并以党支部全体党员的名义上书校党委并市清查办公室。据实申诉对老师的处理决定不公正,要求撤销把余定为“三种人”的结论。作为校党委书记的林克同志,已经知道市里早已对老师作出“说错话、做错事”讲讲清楚的结论,认为没有发现余有新的问题,硬把余打成“三种人”是不妥当的。林克同志以冷静的态度,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草率从事、匆匆处置。

出于对教师的关心和爱护,林克同志顶着压力,冷静处置,他先是指派校组织部门派人深入调查,后又找老师亲自面谈,耐心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数年之后,弄清事实,林克同志坚信老师不是“三种人”,原先审查作出的“说错话,做错事”,讲讲清楚可以解脱的结论是正确的。待到1991年校党委对老师作出“留党察看二年”的结论,保住了老师的党籍。事后,林克同志在我面前谈及此事,他很有感触地说:“处理人要慎之又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在阶级斗争为纲‘左’的路线指导下,没有抓出几个坏人,反而伤害了大批好人,教训惨痛啊!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这话刻骨铭心,我历久不忘。

上世纪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复旦大学文科的几个系有几个尖子研究生,发表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作为党委书记的林克,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处于对青年学生成长的关爱,他亲自召开研究生座谈会,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耐心地帮助和引导他们分清是非曲直,更好地成长成才,学校平稳妥善地处理了八六学潮。再如学潮风波之时,文科某系的高才研究生收到过北京风波之地发来的资料,后来北京某机构派人到复旦,要党委同意查抄某研究生的家。林克同志亲自面见北京来人,并明确表示,此事不合法制,拒绝同意查抄研究生的家,来人被顶了回去。后来这位研究生在复旦大学领导、师长的教育培养下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的领军人物。林克同志以沉稳果断的工作方法,维护了学校的安定团结,保证了学校健康稳定地发展。

林克同志尊重和爱护广大知识分子,政治上引导,工作上支持,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帮助,既坚持批评教育,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复旦大学,林克同志是党委书记,校级最高领导人,我是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除了在大礼堂听林克书记报告之外,我和林克同志本人没有什么接触。1990年8月,林克同志从复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担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我是1993年由复旦调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从此我和林克同志有了直接接触。在我和林克同志工作交往的十多年中,林克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下列几点:

首先,克己奉公,不谋私利。林克同志17岁参加革命,1957年任南通市长,那时他就是正局级干部,直到1996年离任,40年一贯制,职级仍是正局级。直到他去世,在其生平中看到:“中国共产党党员,复旦大学正局级(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离休干部”。我在与林克同志工作交往十多年中,未曾发觉林克同志对职级问题流露过任何不满或抱怨情绪。

再者,至1996年离休,林克同志的住房仍是复旦大学分配给他的1958年建造的一套4室无厅的老住房。后来他把老住房卖掉,由在美国的小女儿出资买下翔殷路一小区一套复式的住房。还有他就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没有任何报酬,完全是尽义务工作。后来《上海通志》启动后,成立通志总纂室,聘任若干修志的编纂人员,每月由通志专项经费发给少量聘任费。我想林克同志对上海地方志工作极为关心,特别是上海通志启动后,动员会、报告会、研讨会,他会会参加,还经常看志稿、发表意见,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我建议在通志专项经费中给予他一定的补助。后经主任办公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给予每月500元津贴。像林克同志这样的清正廉洁的干部实为少有,他的这种克己奉公、不谋私利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林克同志严于律己,但对群众生活十分关心。地方志办公室成立时间晚、新人多,住房比较困难。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两次参加国家教委组织的参观活动。回来后,他认为广东许多单位自筹资金,适当地给大家“安居补贴”。后来,我们落实他的意见,半个多月努力筹划,本办三分之一的人员购房、换房,改善了居住条件。

其次,有主见,敢决断,勇于负责。编纂地方志书是一项全面、系统、完整、科学的工程,要依靠领导的支持,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少地方长官意志,不管质量急于出书,有的领导要求志书的编纂出版要与地方政府换届同步,一任长官换届,志书一定要出版。林克同志很反对这样的长官意志,他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志书有志书的编纂原则、规范和要求,进度一定要服从质量。他认为,志书的主编、总纂、主笔要有主见,敢决断,勇于负责。

上轮和二轮出版的大多数志书的题词和彩照,选得过泛过滥,多数是领导人的题词和参观、考察的照片,无存史价值可言。而《绍兴市志》独树一帜,不但内容符合志体,而图照选得适当,1997年在全国地方志书评比中被评为一等奖。该志33页彩照,只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6位中央领导人来绍兴视察的照片,浙江省、绍兴市及省市部门领导一概不录。1999年,林克同志和通志总纂室成员赴绍兴考察,在与《绍兴市志》主编任桂全座谈时,我提出该志图照选录是否请示过领导批准,任桂全说:“这是主编责任范围内的事情,没有请示领导,出版后也没有听说哪位领导有意见。”后来我到林克同志房间谈上海通志编纂工作。林克同志很赞扬任桂全的做法,动情地说:“编修地方志,作为主编、总纂,要有主见和勇气,敢于抵制和克服种种不正之风,坚持修志规范,不必样样请示,这样才能编出有特色的符合质量标准的志书。”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因而在我参加评议和审定志稿时绝不随风附和,坚持讲实话、讲真话。

第三,干地方志工作,不能主而不编、总而不纂、常而不务。林克同志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岗位退下来之后,1990年8月担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当时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工作总体规划为“一纲三目”,即《上海通志》及其县志、区志、专业志三个系列丛刊。当时10部县志编纂接近尾声,12部区志正在紧张地编纂之中,《上海通志》编纂工作正在策划、论证、拟定篇目,还没有正式启动。从总体上看,上海的地方志工作与其他省市相比起步较晚,面临着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等困难。林克同志担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他不是常而不务,只图虚名,更不是坐主席台念稿子,讲几句大话、套话、空话。到任后他召开过一系列的调查会,听取市志办主任的汇报,了解修志动态,熟悉修志工作情况,并多次随市志办的领导一起参加县志、区志、专业志志稿的评议、审定工作。特别是上海通志编纂工作启动后,他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这一主体工程之中。

《上海通志》最初设计总体要求是宏观轻型,总规模500万字。所谓“宏观轻型”就是要立足于资料,着眼于宏观、整体、系统,它不是三个系列的拼凑、组合、归纳、概括,它是一部具有独立品格的科学的资料著述。因为最初参加通志编纂工作的都是新手,通志“宏观轻型”的要求又太抽象,不易理解,后来总纂室分别召开了篇目设计、宏观思路理解、试写初稿交流、分章如何合拢等一系列研讨会。每次研讨会,林克同志都积极主动参加,耐心听取大家的发言,最后作总结讲话。这里我摘录几段林克同志参加志稿评审和志稿研讨会上的即席讲话,是有感而发。

1992年10月8日在《普陀区志》志稿评议会上讲话:“志稿篇目体例大体是合适的,文字也比较清楚、简练。有的章节写得很不错,如药水弄、玉佛寺、环境保护等。这个评议稿具有评议和修改完善的较好基础。作为评议稿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作为城市的区志,如何在志书中正确地充分地反映城市化的轨迹,并且作为志书的一根主线贯串全书,也就是有的同志所说的时代特征;如何从一个封建城镇、一个地区,变成一个城市的工业化的区,在这方面似要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加强。普陀区是上海的老工业区,集中了大量产业工人,工人运动写了专记当然好,但还要在其它各个方面反映老工业区的特色。再如如何避免过多的交叉重复,在一部志书中,各卷之间有许多内在联系,有些重要的交叉不可避免,但要尽量避免过多的可以避免的交叉重复。再如文字上仍有不少病句,赘句,有些描述过于具体,有些形容得过于饱满,还可以斟酌。”

1995年10月在《上海通志》篇目研讨会上,林克同志对于《上海通志》的性质、模式谈了他很有见地的见解:“《上海通志》是一部从总体上、宏观上反映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城市化、近代化发展轨迹的宏观轻型的通志。通志,一叫通,通志统也,要统合古今,从整体上写;二要新,就是要反映出上海发展的特殊性。所以说,上海通志既不是百科全书式的,也不是历史长卷式的,但又兼有两者的成分。从宏观上统,同时又要有特,这就是《上海通志》的风格和它的特殊性。各卷的编纂都要把握住这个要求,尽量避免部门痕迹,不要搞成专业志的简化、浓缩。要从宏观上反映,就需要对资料进行提炼,不能面面俱到地写部门的东西。要反映特点,就要下功夫研究探讨,找准特点,在篇目的设置上就要尽可能使人看得出通和特来。”

林克同志有关方志编纂方面的讲话、发言还很多,不能一一例举。仅就上面摘录的有关《普陀区志》评议稿和对《上海通志》性质、模式的讲话,可以看出他认认真真地读过普陀区志稿,才有上述深入细致、客观真实,而切中时弊,高质量很有水平的发言。他对《上海通志》性质、模式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对上海通志如何编纂作过一番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吸纳综合其他同志的意见之后而归纳、概括、提炼而成的经典权威之谈。他任职地方志工作的二十年间,在指导和参与修志的实践中,已经成为一个地方志专家。他的上述谈话已经成为《上海通志》编纂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二十多年来,林克同志殚精竭虑,为全面完成上海新编地方志书的首轮编纂任务,深入推进第二轮编撰工作,繁荣上海地方志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直接指导和参加编纂的《上海通志》,经编纂人员历十年之辛劳于2005年正式出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香港特别行政区编修《香港通志》特别选择《上海通志》作为参考借鉴的样本。

我和林克同志交往的十多年中,他几次谈到当前学术界有股不正之风:下面编书领导当主编、学生发表文章导师第一个署名、出版的志书也多由地方长官当主编。其实是主而不编、总而不纂、常而不务,不干实事要名要利。而恰恰相反,林克同志是只干实事,不谋私利。

林克同志是我崇敬的领导、师长、挚友,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

往事多多,不能尽述,愿林克同志安息!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