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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优秀传统 光大方志文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县卷》出版感言(许洪新) 2012/04/06

许洪新

 

正值华亭建县1260周年之际,《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县卷》出版了。华亭是松江的前身、上海之根,已佚北宋祥符年纂《华亭图经》是上海方志之源,南宋绍熙《云间志》是上海地区今存最早志书,松江府县旧志的篇幅又占上海府县旧志半壁江山。该卷的出版,意义重大,也标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于本世纪初启动的旧志整理工作,告成在望。

旧方志是一地从自然到社会的历史情状及其流变轨迹的重要载体。上海是我国方志编纂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曾纂修府州县卫厅乡镇及各类专业志书340多种,存世150多种,还有大量的备稿、札记、正讹等方志资料。以松江府为例,自元代至元间设府不久即修纂的《松江府图志》至清光绪《松江府续志》,至少修纂15次,今存7种,又存《志略》、《摘要》2种。修纂次数与存世志书之多,连续性之强,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旧志刊本很少,有的只是钞稿本,历经水火兵燹,存世极稀。幸存的也因虫蚀脆损、管理疏忽,正在不断减少,如清嘉庆《大场里志》钞本,上世纪50年代中曾征集入藏吴淞图书馆,却因迁馆而致遗失。再如《光绪〈南汇县记〉札记》,原藏某省图书馆,上世纪90年代中还有人见过,去年复询却已有目无书了。至于完帙变残本的那就更多了。更兼旧志深藏库房,使用困难,珍善孤本更难得见。为此,整理出版旧志,化一为千,既能有效保存这些历史文献,更将这座巨大的历史文化资料宝库,呈献于社会各界面前,为人们更好地利用创造了条件,使历史文献能更好地为推进社会发展服务。

整理出版上海乡镇旧志和府县旧志两套丛书,对疏理上海历史文脉、保存上海文献、深化对上海历史情状及发展轨迹的认识与研究,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新上海,有着巨大意义;是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基的文化系统工程之一,是服务当代、造福后世的功德无量之举。

两套旧志丛书的整理出版,也为新方志编修更好续接方志文化历史文脉、传承优秀传统,提供了方便。中国传统方志的修纂者,大多是官员、学者一身两任,然而除章学诚、戴震不多几人外,大多没有长篇大论的方志理论著述,但在不少修纂者撰订的序跋例引中,在他们所修纂的志书中,却透发了许多有关方志理论与方志实务的真知灼见,虽多只是片言只语,却见解精湛,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宝贵财富。依笔者的拙见,仅从上海修志先贤修纂的志书中,我们将在他们对方志的认识、修志的态度和编纂方法诸方面,得到许多教益,并引为借鉴。

许多修志先贤都有端正而明确的修志目的。修志是为了存史,是通过存史为今后政事“所出”作“征”、作“考”,也就是为资治提供历史依据。明崇祯三年(1630)《松江府志》主修、知府方岳贡,明白提出“修志者多侈言山川、人物、风土之藻丽,以为郡观。而予不然,志以志吾过而已”。①故该志对当时社会情状,特别是对当朝弊政敢于记述、勇于记述。如其田赋、役法两门,以5卷的篇幅详记了当时军兴不息、国计单虚,赋役重繁、催征急迫之情形,进而指出:“吾松一郡之赋,凡当大省六七,古未有也”;继又力陈赋役重繁、催征无度的结果是民困俗偷,内盗另发。记当朝当时弊端至详如此,实官修史志所罕见。方岳贡是一位忠君、干练、务实、清廉的“补天派”,他于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由户部主事而于崇祯元年授松江知府,对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是竭力而坚决维护的,曾对滨海之“盗”,“捕得,辄杖杀之。”②但他能透过治安不靖之现象看到赋重役繁、催征无度这一根因,遂望“后之吏兹土者,幸赐详览焉”。③反映了他希望通过这部供朝廷、上官与后继者读的志书,呼吁调节统治政策、减轻对百姓剥削的强度。

再如目前尚未整理出版的清光绪《金山县志》,此书向以精审翔实著称,是继清乾隆《金山县志》之后,集道光间姚、咸丰间钱熙泰等多次修纂积累的一部力作,仅钱氏咸丰县志稿,今存就有见藏上海图书馆的咸丰五年(1855)草稿本与清稿本,见藏台湾的咸丰八年清稿本3种,故是精益求精的产物。知县龚宝琦强调志书贵在可信实用,他在是志序中说:“志科则之高下,累黍无差”,“使银米之征得按图索骥,胥吏莫能影射,则户口田赋平矣。”显然,他是将志书作为治理县事的蓝本与依据,亦是防止贪官墨吏瞒上欺下的手段。

正是为了存史及服务于长远的资治,先贤们的修纂态度极为认真,方岳贡在崇祯三年府志刊刻后,认为“校刻未精”,毅然决定再请俞廷谔补订,遂有崇祯四年本问世。该本较三年本,除进行了正讹和内容增补,还增图8帧;分门也更合理,由原48门改为60门。

南汇首任知县钦琏也是这样。他是主修者,却又是真正的主纂者,尤其可贵的是离任后还能负责地完成志书。当他在平江(今苏州)待分配时,于旅邸中还对未定志稿“重加校”。大约是校审中遇到资料问题,难于继续,但他没有放弃,他想的是:“志为一邑之记载,凡政事之所出,皆于是乎征。且在创始,前无所因,后将何考?此长民者之责也。余首宰于此,虽去矣,乌始事而中辍哉?”于是,“乃约一二老友,裹粮载笔,泛舟申浦,重游治所,遍询父老,印证稿本”,删芜补阙,正讹核实,终成《分建南汇县志》。④

钦琏在序文中没有讲到重返南汇阶段的费用是否报销了,但古代修志常常没有经费却是事实。为了筹款,大多采取田赋带征,也有采用劝募的,有的干脆自己掏腰包捐俸刊刻。如明正德《崇明县志》,“书成,县大夫虑后湮没,遂捐资俸,命工锓梓,以传悠久”。⑤又如乾隆《奉贤县志》,知县李治灏“捐俸以集事,刻期以观成,俾一邑之掌故,自此获有成书焉。”⑥读着这些文字,这种对修志对历史对自己的职责高度负责的崇高境界,足令我们这些后学由衷钦佩。

上海地区的志书,颇多出自名家大儒,如顾清、陈继儒、王圻、陆锡熊、孙星衍、王昶、俞樾、黄炎培等,从他们所修纂的富有特色的志书中,还可以学到许多修志的方法与技巧,特别是勇于探索的精神。正德《松江府志》主纂顾清,就是“述而不作”修志记述原则的较早提出者;崇祯三年《松江府志》主纂陈继儒,在《艺文志》书目之后增附了按语,或注作者生平,或录序跋,或评得失,看似违反“述而不作”,却因增附得体,学术价值很高,历来受到好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修志有规忌墨守,修志崇创不离宗,关键是既要敢于探索,更要善于探索。

说到修志方法,最值得注意的是嘉庆《松江府志》,该志在每门前加有无题小引;更为读用者和后人可核敢用,所引古书悉标出处;若有未详及疑讹之处,后附考订或按语。这些都是针对清康熙《松江府志》某些不当而采取的措施,也是对宋元以降方志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该志主纂孙星衍曾对康熙《松江府志》有过尖锐的批评:

康熙间,知府郭廷弼作郡志,本之明人顾清及陈继儒,时亦似见此二书者,而改易其文,又多舛误。如沿革:苏州,增“大历中改为雄州,建中元年复名苏州”等语,并不知雄州之为郡望,如县之有赤、紧,非州名也。其诸山:则删节《云间志》高若干丈,周围若干里,不知古人测量之法。古迹:则误以《云间志》静安寺记有“赤乌中建,号沪渎重元寺”之文,遂伪为有赤乌碑。……其所引古书,不载出典,以意增改其文,不及更仆数也。⑦

孙氏的种种做法,都紧扣着一个“信”字,志书既为“存史”、“资治”,就必须存“信史”。这个“信”字正是志书之“魂”、修志之“宗”。回想首轮修志曾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云方志是不注出处的,又云不要搞烦琐考证等等。虽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已经予以纠正,但这一说法对首轮志书可信度的损害却难以弥补。其实,这是对方志传统的无知。由于种种原因,志书中出现一些差错,殊所难免;对于同一内容的记述,不同志书存有差异,甚至同一志书自相矛盾,亦时有所见。但只要标明出处,读用时即可便捷地复核,差错与矛盾是易于解决的。反之,大海捞针,费时费力,难于确断,结果影响了志书的可信性与使用价值,也影响了修志机构的公信力。如能早早从旧志中汲取这些有益的养分,是可以避免或少走这样弯路的。总之,两套旧志丛书的整理出版,仅对方志修纂而言,也为传承优秀传统,进而更好地创新,更好地发扬光大方志文化,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由于上海地区的旧方志尚有少许或存藏于外省市,或存藏于上海文博等部门,未能于这次一起整理出版,如府志便有见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崇祯四年《松江府志》残本,见藏文博单位的康熙《松江府志略》嘉庆钞本和康熙二十年(1681)《松江府志》等3种。亟盼能通过协调后,于不久的将来,出版乡镇旧志和府县旧志的补遗卷,以期丛书成为完璧。

注释:

(明)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序》。

《明史·方岳贡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册,总8477页。

崇祯三年《松江府志》,卷之八《田赋一》小引。

钦琏(清)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序》。

(明)张庆:正德《重修崇明县志·序》。

(清)陈祖范:乾隆《奉贤县志·序》。

(清)孙星衍:《重印〈云间志〉·序》。

(作者为上海市黄浦区档案馆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