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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寄情三十载--解读王孝俭的方志观(沈永清) 2012/04/06

沈永清

 

王孝俭是闵行区(上海县)华漕镇吴家巷人,1967年毕业于上海市七宝中学高中,插队十年当农民,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新组建的上海县地方志办公室从事地方志编纂业务,1992年评为副编审。1991~2007年先后任上海县地方志办公室和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6年8月~2004年任《上海通志》总纂室主任。期间,主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总纂《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4月版),总纂《七宝镇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整理清代名镇志:《蒲溪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紫村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版)。主持、指导闵行区(上海县)乡镇村志、专业志37部。主编2000~2007版《闵行年鉴》8卷。2008年1月退休后受聘于闵行区政府,主编《上海县续志(1985~1992)》至今,方志寄情三十载,在地方志编纂实践中,王孝俭逐渐形成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志观。笔者择其要者进行解读,旨在为二轮志书提供编纂实践与理性思考。

一、要用“全新的方志概念”来指导编修《上海县志》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文化传统。志书编修有其传统的体例与记述方法,其合理之处均能为新方志继承与借鉴。然而社会主义新方志从本质上看,是全新的事业,无论是志书的框架,还是志书的内容,记述方法都应进行继承与创新。王孝俭提出要用“全新的方志概念”来指导编修《上海县志》。王孝俭认为:“所谓‘全新的方志概念’,从比较的参照物上看,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对旧方志的革新,另一是在近几年来已经出版的新方志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其基本点是地方志不是事物发展轨迹的简单复述,要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县志所要记载的事和物,把一切所要记述的事物看作是社会的问题,历史的积淀,一定地理、经济形态下的必然产物,是一种文化特别注意从貌似平常,无足轻重的事物中发现、发掘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较高的文化价值;充分发挥地方志的资料功能,运用现代各门学科的基本原理来观察我们材料的搜集和取舍,调整我们的编辑思路,指导我们的编写,使得县志更具有学术品位,能更好地为各界所利用。因县志所要记述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和农民,我们还特别注意利用近现代学术前辈在研究社会问题上较为成功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二三十年代风行全国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概况调查,北京大学的民俗调查和民俗学研究等等。这些探索是艰苦的。我们努力的结果也是不成熟的,但不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所见的《上海县志》是另外一种面目,其原因盖出于此。”①            

《上海县志》用190万言基本厘清了上海县700年(1292年立县,1992年9月26日撤县)的历史沿革和自然与社会之变化脉络。其志被志界同行誉之谓:篇目科学,记述准确,资料恢宏翔实可信,在上海新编区县志中属上乘之作。1997年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评比中获一等奖,源于其“全新的方志概念”之理性思考并指导其志的编修实践。

二、志书框架应适合地情实际,内容要充实、因事设目

王孝俭认为:“县志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框架,总的原则架式要小,内容要充实,因事设目,有什么写什么,易于读者阅读。……不追求无谓平衡,不求面面俱到。条目篇幅也不求平衡,有话则长,无话则短。”②

框架之细化,则为志书的篇目。篇目是志书的编纂蓝图,篇目设置应体现志书内容的特定形式。一部志书的质量从根本上取决于志书的内容价值;取决于它的信息量与真实性;取决于它的深度和厚度。但是志书篇目设置也极为重要,相同的内容,篇目设置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志书整体性和科学性的高低,也影响着志书质量和社会价值。合理科学的篇目设置,能更好、更有序地反映内容。修志必须反映时代特点,制定和修订志书篇目是修志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篇目的科学设计是编修志书的首要问题和头等大事,也是志书能否真实、全面、系统、深刻地反映当地发展的完整面貌和发展演变轨迹的前提。设置不同层级(次)的志书框架,其价值取向也各异,省、市、县三级志书是一地综合性志书,由于地域大小不同,因而框架结构也应按其地情不同而定,然而王孝俭所说的“志书框架适合地情实际,内容要充实,因事设目”则是共同的价值取向。乡镇村志的框架同样应是“内容要充实,因事设目”的价值取向。

王孝俭认为:“《紫村志》编者是生活在清代的初、中期,但其整体性看事物,强调地区联系的开放式态度,一点也不输今人,这是值得当今小志编纂者学习的。可惜,我们所能看到的当今编的小志,所记无不严格限於一个行政区内,记述的地方好像是一个不与外界有联系的孤岛,四平八稳,端起了县志的架子,很是乏味。”③此言值得新方志编修者反思,志书篇目设置“适合地情实际,内容要充实,因事设目”应成志书编修的通例。

三、选准县情是编修《上海县志》的立足点

编修志书,编者首先应熟悉、研究地情,使之达到编修主体与客体地情之统一。王孝俭认为:“各县情况千差万别。造成千差万别的因素有许多,但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一县品格的主要因素就一二个。编写县志,首先就要在总体上能把握决定一县走向的因素,把握由此而形成的县情,并作为编写县志的立足点,以此决定县志的框架和资料的趋向。在县志编纂过程中,我们始终把上海县视为中国特大城市近郊县的典型。这样,县志编纂就有了扎实的立脚点。上海县的发展历史及其现状,在中国大城市郊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县原来是沿海一个普通县,鸦片战争后,迅速走向中外冲突的前沿。上海开埠,国内最大的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上海县内形成,上海中心城区迅速在上海县母体孕育。直至1927年上海市建立,县、市分离,上海县降为一个农业县。解放后迅速发展。成为上海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供应全市1/3蔬菜、1/4鲜蛋、1/5生猪。成为城市大工业延伸地,建成三大市级工业区;改革开放后,上海市三大经济技术开发区均建在县内。乡镇工业发达,成为全县国民经济支柱。大批市政、住宅小区建成,导入大批城市人口,成为上海市区延伸地。形成水上、陆上、空中交通网络,沪杭铁路过境,有黄浦江航道,上海唯一的航空港、国内第一个卫星地球站都坐落境内。县域不断缩小,高度城市化地区不断成为市区的一部分。以传统农村风俗为主的社会风俗,日益受城市风俗的影响,形成了介于农村和城市的新风俗。形成了上海县独特的经济、文化风貌。经历了农村一城市一农业县一副食品生产基地和城市延伸地一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综合其发展过程是不断城市化的过程,这是影响上海县走向最根本的因素。这就是《上海县志》的立足点。基于这一点,就不能把上海县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县来记述,县志所记述的对象是中国最大城市的母体和近郊县。县志的框架编排和资料取舍,均要以此为坐标。这样使得整部县志,而不是县志的某方面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从而客观、全面、准确反映县情。”④

在新方志编修实践中,志界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深入研究地情,对于编纂志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地方志是科学严谨的资料性著述,是地情的载体。因此,编纂志书必须以深入研究地情为前提条件,认识、熟悉地情,唯有如此,志书才能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一方地情。《上海县志》编纂者选准县情——“始终把上海县视为中国特大城市近郊县的典型”之编纂实践无疑具有示范意义。

四、写好基本门类体现县情特色

王孝俭认为:“编纂县志,大家都在努力反映特色。但是,解放后,由于国家的高度统一,一县的重大活动基本上都是在中央大一统的政策下进行的,所以也容易造成各县县志记述上的雷同,千志一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县志用设特色篇,把县中某些具有特色的事业(事物)升格为基本篇或基本卷来弥补。这不失为一种办法。但不是治本的办法。我们认为,只有写好一县的基本事业(事物),写好一般县志通常均要设立的基本门类,才能真正体现县志的个性。首先,县志主要任务是要反映一县的基本情况,理应写好基本门类。其次,只有一个县的基本事业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才组成了一县的基本骨架,这些基本事业在全县举足轻重,缺一不可,而绝大部分人员在这些基本门类中活动,写好了这些基本事业,一县的基本轮廓也就凸现出来了,全县绝大部分‘特色篇’不具备这种品性。诚然,特色篇所记述的对象大多是该县特有的,但大多不是一县的基本事业,有的只是历史痕迹,如一个文化遗址、一个寺庙。显然,这些特色篇无法承担起体现全部县志特色的重任。这个重任只有一县的基本门类才能承担得起。所以,记述好一县的基本事业,是县志始终要追求的,也是编纂力量的重点。基本门类,各县都有,那么,其个性、特色何处显示呢?在其区域性,也就是基本事业在一县的具体体现。写出区域性,就可以使得志书的每个方面都是独一的,每方面的独一,组成了全志的独一。《上海县志》,从第一层次‘篇’的角度看,无一篇是升格而成的,所设的篇都是全国各县都有的基本门类,但这丝毫不妨碍体现县志特色。”⑤

《上海县志》写好基本门类、体现县情特色的方法有:(1)从勾勒一县的基本社会形态着手。少写活动过程和沿革过程,而是紧扣所写事业(事物)重要发展阶段的内部结构,按事业(事物)的要素展开。一部县志主要形成两个层面的内部结构形态。从整部县志看,各篇(卷)则是结构形态的组成部分。从整篇(卷)看,内部也要展示结构形态。以此为据,写农业,从耕地(面积、土质)、产业结构(粮棉油、经济作物、副业、畜牧水产等之间的关系)、投入、产出、亩成本、劳力(人员、投入)、农民收益(决算方法、收入量)等几方面着眼。写工业,主要写行业企业、产业结构、产品、产值利润、销售额、供销、固定资产、从业人员等。写教育,主要写学校、教师、学生、教学等。写一个乡镇,不以其沿革为主,而主要写其规模、产业结构、组织形态、干部农民报酬分配等内部结构状况。一个行政村的工业,几乎都是从工业规模、行业、产品、产值利润、从业人员展开的。这样社会结构形态就非常清晰,基本门类的资料区域性就非常强烈。(2)点面结合,宏观微观相结合。这一点可以从志书的框架和资料两方面考察:在框架上,经济部类和文化部类,采用“⊥”型结构。把每篇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即“∣”,宏观记述一县某事业的规模,从整体上显示基本状况和发展水平。经济部类记述的多为标志一县某事业发展水平的内容,文化部类则主要是设施和人员。后半部分“_”,为展开部分,经济部类记述的主要是内部行业,如工业的化工业、机械工业等,文化部类主要是具体业务,如卫生中传染病防治、环境卫生等。通过“⊥”型结构,用宏观资料展示全县某方面发展的大势态,用微观观照大势态,两者相结合,最终使得貌似相似的一县基本门类的资料呈现区域性,县志的特色也就在其中了。资料的点面结合,主要是在记述基本门类县一级层面情况的基础上,还辅以大量典型材料,面、点互相观照,以进一步完整充实全县基本状况,使得记述的对象既有骨架,又有血肉,可亲可感,面目清晰。

一言概之:只有写一县的基本事业(事物),写好一般县志通常均要设立的基本门类,才能真正体现县情特色。写好了这些基本事业(事物),一县的基本轮廓也就突现出来了。而采用升格设置特色篇不具有这种品性,更无法承担起体现全部县志特色的重任。设置特色篇是治标之法,写好基本门类才是治根之法。

五、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

王孝俭认为:“地方志的功能决定了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⑥“资料对地方志的意义,无庸多说。但是我们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认识还不够,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认识到地方志的资料价值还在于向各类人员提供别处得不到,或难以得到的,一个地区完整的有价值的史料。如果少了这一层,县志的价值和功能就大大降低。事实上,《上海县志》出版几年,能在全县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一些作用,在上海地铁一号线延伸段设计,全球大公司美国英特尔电脑公司投资到县内等重大经济活动中,起到参与和咨询作用,在于县志提供了在别处难以得到的如此完整详实的资料。资料是地方志的生命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料第一。”⑦《上海县志》的具体方法是:(1)力求志书各门类主干部分资料的完整和翔实,清晰地反映各事类的兴衰起伏与发展脉络。(2)挖掘新鲜材料,重视第一手资料。少用陈芝麻烂谷子材料,少用史籍中现存资料,不但要重视挖掘历史资料,更要重视挖掘现当代资料。这次修志,实际上是一次地情大调查,编者应该向读者提供更多的第一次面世的资料。要肯下功夫,挖掘资料。档案更多的是文书档案,缺乏反映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资料。所以还须有社会调查和个案调查。《上海县志》第三十篇社会,(六)诸家塘社会概况调查,设:诸家塘自然村概况、户籍人口、姓氏宗族家庭、婚姻生育、职业、农副业收入、住宅、文化娱乐等7目12个事类,以6000字版面文字展示上海市区西南一个0.5平方公里自然村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91年的历史原貌。(3)挖掘深层次资料,提升志书学术品位,这是客观、准确反映地情的重要手段。(4)不猎奇,用社会学眼光来透视看似平常,或确是平常的事件、事物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内涵,注意资料的选用角度等。

“志之重要,在于资料。”⑧“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⑨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行政区域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文献,所谓资料性文献是指用资料来表现,具有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的书籍。其次,它又不是一般的资料性文献,它是特指本行政区域的有关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资料性文献。同时,它还不同于年鉴、概览、旅游画册、风土民情等地情书,是全面系统、规模较大、层次较多,内容丰富的资料性文献。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志书质量的关键在于资料,资料的准确、全面、真实是志书的核心价值。王孝俭提出的:“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的命题,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

六、志书资料要完整、系统

王孝俭在总纂《上海通志》时指出:《上海通志》“是一部系统的、完整的、综合性的大型科学资料著述,是一部具有独立品格的志书。必须立足于整体,统合古今,客观反映上海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全貌,要紧紧地把握方志必须具有的资料性、地域性、科学性等特点,重点记述上海近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突出反映地方特色、专业特点和时代特征。”⑩同时强调志书资料要系统。“地方志是一种资料性地情工具书。就通志而言,我们还要补充的是地方志的资料性,不光在记载突出事物、事件的史实,还在于提供了全市主要方面的系统资料。通志资料,力求系统,力求通过系统的资料来反映上海某一方面的发展轨迹。与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地方志不能用个别事例来说某一问题,只能通过系统的资料来反映事物、事业的发展。在总纂时,注意整体资料、各阶段资料、事物内部结构资料,以及事物间比较资料,用高密度信息来反映上海。”(11)

其资料具体运用要点有:(1)整体资料。通志所有各卷,都要有涵盖全市某一方面的完整整体资料,缺了整体资料,这一卷其他资料只能是零碎的,不足以反映你所要记述的事物、事业的基本面貌。凡是各卷所涉及的事物、事业发展标志性指标,均要有历年的统计资料。如水利卷,记述工程投入,主要指标就包括了资金、劳力。材料(水泥、钢材、木材)等投入,少了一项,资料整体性就无法体现。(2)各阶段资料。各阶段资料系统性,有两方面要求。一是重要阶段要有资料,二是保持各阶段资料项目和要素的连续性。重要阶段包括:事物、事业的起始、结束阶段;中间各阶段,可参照历史时期分期,也可以事物、事业本身发展阶段划分。事物、事业的起始,必须要求有完整的资料交代,道理很简单,这是事物、事业的发端。同时,上海的许多事物、事业的发端,也是全国某事物、事业的发端,不少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某种标志,搞清、记完整这部分内容,意义重大。如城市建设中,第一个煤气罐的地址、容积、供气范围、经营商、每立升煤气费等。如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外国房地产商的注册资本、投资范围、营造面积等。如第一块批租土地的座落、面积、批租价、用途等。(3)展示资料内部结构。事物的整体性自然是首先要注意的。但还不够。整体基本相同,其内部结构的不同,也会引起整体实质上的不同,有的甚至内部结构起决定作用。如公安,某两年发案总量基本相同,但发案的案由的比重不同,实质上这两年社会治案情况也不同。通过内部结构分析来展示事物、事业的发展,是必须的。如广播电视卷,要记述电台各时期每天总的广播时间,还要分出新闻、政治、文艺节目各时期的比重,可折射时代面貌。(4)各事物间的比。许多事物,在一定的比中,更能显示其价值和地位。特别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在国内有相当地位,为了体现这种情况,谨慎的用些“比”一类的资料是可取的,如财政税务卷中,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的比重,上海市上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则完整显示了上海市财政的基本面貌。又如外贸,上海口岸进出口货值在全国的比重,上海口岸海关税收在全国的比重等,对体现上海市这些领域的基本面貌均是不可或缺的。

志书资料要完整,系统是地方志价值取向之所在。王孝俭所说,志书资料要完整、系统的方志观值得二轮志书编修者关注。

七、完整还原已经过去的生活和自然形态

乡镇村志是地方志大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其资料取向是注重细节与微观,详县区志资料之略,略县区志资料之详,补县区志资料之缺。

王孝俭认为:“努力完整还原已经过去的生活和自然形态。首先农业社会。七宝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是迄今大部分七宝人及其先辈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今天我们在享受现代化城市文明的同时,有责任把过去的社会形态记录下来。由此,不厌其烦记录了从土地改革,经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农业责任制的生产关系和经营体制的变革。在农业章中,一反一般地方志记述农作物产量、面积等为主的套路,而着重记述农村三大忙季(三夏、三抢、三秋)中农民之忙之辛苦,赋予了人文的精神。记述作物种植,从完全以生产流程为主,变为以人的生产活动为主,凸显了深厚的人文内涵,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农业社会风俗画。其中,还记述了100多样工具,绘制了农具线描图,让这些在七宝农村已基本消失的农具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中,也为上海市郊农业留下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其次是还原市镇生活。七宝向为上海西南重镇,其市镇社会是上海市郊市镇社会的一个缩影。市镇社会的基本要素是商品集散地、商店、作坊、民居大宅、居民、寺庙、文化设施、古迹、风尚等。在本志中,我们用特记形式选择了十几份足以概括七宝市镇生活的资料,让七宝的市镇社会得到了充分展示,为地方保留了完整的市镇生活资料。再次是相关的社会生活。编撰人员走访有关人员,收集了1957年到1977年20年中,进入七宝或迁出七宝参加农业生产的近1200名知识青年,并予以记述,还原了那个特殊时期城镇知识青年生活的一个方面。不少被采访的人员为此激动万分,纷纷拿出照片、报到证等有关资料。有关自然形态的变化,组织编写七宝动植物志表,记述了七宝地区297种植物、164种动物。对动植物的记述首先不着眼于其自然属性,而是重点记述了这些动植物在七宝地区的变化,让这些动植物‘七宝化’,同时,还记述与这些动植物相关的七宝地方风俗。这些记述实质上反映了农业社会的世俗生活,一份看似冷冰冰的资料一下子活了起来。”(12)

《七宝镇志》完整还原已经过去的生活和自然形态的具体方法是:(1)记事完整、系统,展示历史脉络。(2)记事物注重细节,复现事物原貌。(3)详记镇域河道,复现自然原貌。(4)翔实系统资料,显现七宝镇情特色。 王孝俭“完整还原已经已过去的生活和自然形态”的方志观对新方志的资料取向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八、从资料性上考察专业志优于县区志

上海首轮志书由10部县志系列、12部区志系列、100多部专业志系列和《上海通志》构成,区志、县志、专业志三大系列志书为《上海通志》提供基础资料。

王孝俭认为:“大批专业志的问世,并得到了各界的认可。专业志已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并显示了综合性地方志不可取代的作用。解放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大一统,使得一定行政区划内的区、县区域性特点逐渐减少,趋于同一。反映在地方志上,区志、县志内容大同小异,或者基本雷同。这样,从高一层层面,如省、市等来看,区县志的史料功能大大降低。如上海10部新编县志,对解放后的情况的记述基本相同,为上海市志所能提供的资料十分有限。专业志却不然,所记述的对象是一级行政区内的某个方面,或行业,或系统。无论是从某一方面展示行政区的发展轨迹,还是记述的深度,都要超过以地区为记述对象,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的县志、区志。但是,就现在新编地方志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机构组织、人力、物力等实际编纂力量的投入,编纂的研究,专业志均比不上区县志。可喜的是上海的专业志,凭籍编纂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佳作迭出,其成就超过区县志。成为佳作的原因很多,依我看,主要有两点。一是抓住了行业、系统、行当的特点,都把自己的专业放在某种行业的起源这样一个地位上,来反映上海乃至全国的历史过程,契入点明确。其二是资料性突出,老老实实理清本行业、本系统、本行当的家产,找根,寻发展节点,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鲜为人知的资料。由于开埠以来,上海的许多事业在全国是开创性的,这些资料的史料价值也更大,对全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是很大的贡献。现在中国的、上海的许多事情没有搞清楚,其主要原因就是资料太少,搞资料的人太少。(13)

专业志是记载某专业(行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其资料取向是专业门类之全和资料的专业性,具有一定深度,能展示专业(行业)的发展脉络。县区志是记载一区县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资料性文献,是综合性志书,其资料取向是一区县地域内各专业(事业)门类之全,其资料是取向综合性。因此从专业志的资料价值取向上考察,专业志之资料性优于县区志。

九、地名命名要讲究文化性,不可“求大求洋求霸求怪”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它随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发展而演变。

“紫村,即今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诸翟集镇,其历史上名称之多,在上海地区乡镇中甚为少见。然探其名称之由来,却均循上海市郊旧地名称之常例。或以土著本地人姓氏加地理形势,或以特殊的地貌,或以行业,或以风物。叫‘诸翟’,则是诸姓、翟姓始居於此。称‘诸地’,因地处两郡(松江、苏州两府)、三邑(上海、青浦、嘉定三县),既而在清代有统管三县交界地的巡检司设立,故地又叫‘三界司’。镇河蟠龙江多飒飒芦苇,又名‘诸荻’。镇西沿江种紫薇,故有‘紫薇村’、‘紫薇江’的美名。其地又名‘白鹤村’,盖地有白鹤。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古地名名称大多平实,包含历史信息,今之观之,可见一地之初始情况。又因地名的形成是口口相呼,自然而然,不由机关命名,十分自然亲切。约定俗成,地之称名也形成了一定的规律。1991年上海县志办公室进行自然村普查,全县三千多个村落,百分之77.4的村名由当地主要居民姓氏和自然地理 形势、建筑物组合而成。后者最为普遍的是荡、宅、巷、浪、桥等早年上海市郊普遍存在的地貌形态等。今之新地名,好用不着边际的概念,虽五花八门,终不脱求洋求霸求怪,与本地毫不搭界。这种情景,不禁使人想起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大家争着改地名、厂名、店名、校名乃至人名。前者好用‘东方红’、‘反帝’、‘反修’、‘红天下’等;后者多‘卫东’、‘卫兵’;若女儿出生,又会用‘青’名之。以昔照今,尽管时隔40年,社会已大变,思维方式实无大异,庸俗的价值观仍一脉相承,甚至变本加厉,岂不悲乎。试比较新旧地名,旧地名有吴家荡、翁板桥、谈家巷、油车里、韭菜、荷花浜等,新地名如世纪、水清、疏影、豪都、名门、保罗、泰晤士等,‘三民’(民族、民间、民俗)的称名与杂乱无章无根底的称名,意趣大异,高低也立显。紫村的历史称名,富有诗意又实在,显示了古人高品位的趣味和不尚虚浮的厚实处世态度,在方法上和价值标准取向上,均值得后人思考。”(14)

地名是地理实体的名称,地名之读、含义、位置、沿革、变迁与该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地名又是历史的“化石”,从地名之兴衰、更迭中折射出某地区社会发展轨迹,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之内涵。王孝俭对历史地名的人文内涵有着独特的理解,地名命名要讲究其文化性,不可“求大求洋求霸求怪”,此一方志观对地名文化的历史传承无疑具有学术意义。

十、经世致用的命题:召稼楼是传统浦东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区

召稼楼位于闵行区浦江镇,东邻浦东新区南汇地区,老王家浜贯穿镇中,报恩桥将南北街联为一体。如今的召稼楼已是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这是上海市郊的旅游之地。

王孝俭认为:“浦东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其主要原因是成陆晚。标志上海6000~5000年成陆史的三条冈是身沙冈、紫冈、竹冈,都在浦西,而有文献记载能标明浦东已经成陆,只是悍海塘的重筑,那已是唐开元元年(713年)的事。悍海塘的重筑,标明下沙、周浦一线以西地区已经成陆,距今只有1300多年。召稼楼作为浦东最早的成陆地区之一,至少在元代,周边已有成片的熟化农田。元初,以漕运起家富倾上海的朱清、张就已在拔赐庄、召稼楼等地拥有大量田地。此外,还有前朝宋宗室、庙宇等田产尽管到元大德元年(1302年),这些田地都被籍没充公,赐给他人,但田地仍在这个地方。召稼楼在历史上不同凡响。它是浦东垦荒,发展农业文明的象征,在历史上这里涌现出一批影响浦东,乃至上海发展进程的人物,又是传统浦东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区。召稼楼的影响,还在于为本地区、上海奉献了一大批优秀人物,在这里出现了浦东本土最早的杰出人士。召稼楼地区出现的人物,其影响的领域是多方面的,凡政治、经济、军事、医学、文学、文字学、艺术、新闻都有所涉及。这些人物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召稼楼地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领域之广,为上海其他地区所少见。自明至民国,可数的有秦裕伯(上海城隍)、叶宗行(水利专家)、谈伦(明工部侍郎)、施维翰(清监察御史)、火雪明(文学家)、奚燕子(南社社员)、秦翰才(谱牒专家)、孔令古(古文字学家)、金武周(社会学家)、秦伯末(中医学家)、蔡钓徒(新闻家)、雷汲韩(实业家)等。上海城隍秦裕伯和水利专家叶宗行影响更是至深至远,自明代其直接影响到上海市民的精神生活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根本方向。召稼楼是江南水乡、江南集镇,更是典型的浦东水乡、浦东集镇。它具备一切江南水乡、集镇,浦东水乡、集镇的特征。镇依水而建,有逼仄的商业街,把商业街连接起来的石桥,有江南集镇所常见的茶馆、羊肉摊。凡一般集镇应有的它都有。但骨子里,召稼楼却透露出少有的灵气、书卷气和迟暮的士大夫气,为他镇所不及,承载的是厚重的浦东文化。”(15)

编修地方志应当为当地发展经济服务,经世致用,充分发挥志书的实用功能。王孝俭在参与编修《浦东召稼楼》的过程中,从召稼楼的历史文化资料中得出“召稼楼是传统浦东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区”的命题,值得上海史研究者关注。王孝俭“经世致用”的方志观值得发扬光大。

注释:

①王孝俭:《孜孜不倦梦想成真——新编《上海县志》编纂历程》,《上海修志向导》1993年第5期

②⑥王孝俭:《上海县志·后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③(14)王孝俭:《紫村志·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版

④⑤⑦王孝俭:《写好基本门类体现县志特色》,《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5期

⑧周谷城:《湖南地方志》题词

⑨胡乔木:《1986年12月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

⑩施宣圆:《上海通志“一支笔”》,《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0月13日

(11)王孝俭:《通志整体性资料系统性》,《上海修志向导》1998年第1期

(12)王孝俭:《七宝镇志·后记》

(13)王孝俭:《上海民用航空志·序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15)王孝俭:《浦东召稼楼·序》,学林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