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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用上海闲话应朝前多走一步或几步--《莘庄方言》后记(褚半农) 2014/05/20

褚半农

 

地情资料是包括方言内容的,但将一个区域的方言资料予以全方位地收集、整理、研究、出版,《莘庄方言》在上海是第一部。上海西南地区的莘庄方言是原松江府方言的组成部分,几百年的沉淀积累,使它成了老派上海方言的资料库,和研究上海方言以及吴语发展史的活化石。

时至今日,方言赖以生存的背景、条件完全变了。几百年前产生和几十年前还在上海滩通用的方言,很多已在上海市区消失,大量的特色词语也影迹无踪。对老词语的理解,有的甚至到了一错再错、讲不清爽的程度,成为不折不扣的疑难词语,可它们从来没有在家乡方言中退出过。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因生活环境的改变,普通话的普及等原因,对方言既缺少感性认识,也缺乏感情,离方言会越来越远。因此,我们这代人如不去做或再不做好老方言的收集、记录、整理、研究这件事情,那么有很多老词真的要变成谁也不理解的死词,五十、一百年后的人们要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我因文学创作的需要,三十多年前就予以采录,乐此不疲而越记越多。心里积累起挥之不去的方言情结,使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们整理出来,留下历史记录,也为家乡做点事。

清初有部话本小说《醒梦骈言》,这部仅十二回的“小书”,作者署名为“守朴翁”、“蒲崖主人”、“菊畦子”。他是谁?一直未能确认。又因小说内容都可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找到相应故事,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就是蒲松龄,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不可能是蒲松龄。我因研究明清吴语,《醒梦》早就看过,不仅对内容熟悉,对书中大量使用的吴方言也非常熟悉。前年,我看到了研究作者是或不是蒲松龄的双方论文后,感到《醒梦》中很多可作为作者不是蒲松龄“证据”的吴语内容反驳方没有点到,这可能同作者不是吴地人有关。我想我也可以参与其中,便从我的视角,调用我的方言语料积累,写出了一万六千多字的论文《亦谈〈醒梦骈言〉与吴方言——兼论蒲松龄不可能是该书作者》,并很快发表在学术核心刊物《蒲松龄研究》2010年第3期上。写完后意犹未尽,觉得还有个重要内容需专题讨论。于是接着撰写了《〈醒梦骈言〉的吴语和排印本的径改——兼析蒲松龄不可能是该书作者》,分析出版排印本时被编者径改原作者使用的吴语词汇、特色句子等问题,并由此对研究产生的偏差和影响。恰在此时,我接到去温州大学参加第六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的邀请,这篇论文顺理成章提交给了研讨会并作了交流,后来被收入研讨会论文集《吴语研究》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中。

我讲此事,丝毫没有摆架子(夸耀)的成分。它涉及到另一个话题,即学习方言有什么用?或者说,学习沪(吴)语要来干什么?

如果说,学习方言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流,那么,普通话是最好的工具,全国各地,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人人都听得懂。何况几十年的“推普”,普通话早已深入了人心。而且随着老一代人的陆续离去,从我们的第二代起,可以说是人人会说普通话了。我们强调使用、学习、继承上海方言的重要性,不能仅仅停留在会说这个层面,还要向前多走一步或走几步。

说来很有意思,我们从小就会说的那些方言土语,其源头有的虽然可向上追溯,但记载最多的历史文献却是从明朝出现的。正如《明清吴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主编石汝杰先生在前言中说的,“在已知的文献中,只有明代才出现了跟现代吴语有明显的血缘关系、语言面貌相近的材料”。我的家乡莘庄在历史上一直属松江府,那些在农耕社会背景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风俗习惯下出现、形成的本地闲话,一直是这个地区民众用作交流工具并代代相传,也是吴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到20世纪六十年代时,大量的生活用语、生产用语基本保持着语言的原生态,特别是那些“土著”色彩很浓的词语,其读音、其含义同几百年前记载的完全一样,如“千拣万拣”、“千讲万讲”等中的“万”读“曼”音,“生肖”的“肖”读“少”音等。回过头再说《醒梦》作者,我的研究结论为什么不是蒲松龄?这同书中大量的吴语词有关。在我阅读过的三四百本明清文献中,吴语词数量特别多的只有几本、十几本而已,除了 “三言二拍”、《型世言》、《九尾狐》等外,还有就是《醒梦骈言》了。此书中大量使用吴语词,尤其那些熟语,都是吴语中的特征语词,如牵头皮、板杀数、垫刀头、放野火、讨惹厌、眉花眼笑、日晒夜露、家翻宅乱、一事两合当等等,它们因流传有序至今在松江府原住民方言中常用,也是我从小讲到今的本地闲话,因此我对书中的吴语词和常用句式,一是特别亲切,二是非常敏感,没有吴地长期生活经历的蒲松龄怎么可能大量熟悉而应用自如呢?

应该说,对明清、民国以来的沪(吴)语词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在我看来,文献中出现过的很多吴方言词语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线,《醒梦骈言》中就有,再有如李渔、李玉剧本中的“撺”,《浮生六记》中的“大畅”,《沪谚外编》中的“拔三眼”、“捌姆”、“语头”,《海上繁华梦》中的“摇梗”、“下巴馋”等大量词语。就是进入视线的,有的理解明显有错,有的错得让人看了脸红。简单如“叉袋”,这种明代时已有、松江府(还可包括今江苏苏南地区)农村原住民1970年代还在使用的袋子,各种工具书上对它的释义,错的多,对的少,含糊的多,明确的少,还有学者不仅将它与不同材质的蒲包混同,还将其形状同当今塑料马夹袋混同,并撰文到处介绍。这些情况说明,对明清以来的沪(吴)语词研究需加大力度,需正本清源,不然的话,“有很多老词真的要变成谁也不懂的死词,50年、100年后的人们要像考证甲骨文那样对待它了”(拙著《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自序)。有感于此,前几年我就撰写了《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一书,拾遗补阙,纠错改差,计收吴语词727条之多,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吴语难词。其实,这些或被“遗忘”、或似“难懂”的词语,现在都还活在民间,活在农村,活在原松江府、现五六十岁以上的原住民中,也活在莘庄、七宝方言中。由于吴语的通用性,当然也活在吴语区其他农村乡间。上面提到的“撺”、“大畅”、“拔三眼”、“捌姆”、“语头”、“摇梗”、“下巴馋”等“难词”,在我们这里还都是些常用词,原住民老人中人人都懂。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上海闲话的使用、研究比起以前来,重视了好多,热闹了好多,参与的人数也增加了好多,这自然是件好事。但谈的较多的是要叫我们下一代、下二代会说。会说了吗?可以说开始在会说了。是不是一直会说下去,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说、用方言的环境能否长期保持有利还有变数,总体来说,包括语言环境在内的整体社会环境并不有利于方言的继承、传播。另一个是会说了多少?这更不容乐观了。从我自己的后代和接触到的其他人的下一代、下二代来看,他们掌握的词汇量,比起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少得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城里人同农村人相比,前者也比后者少得多。这就好理解了,为什么现在对方言中的“老词语”理解经常出错,且错得离奇,连乡下老头老太都懂的词语,有的研究者就不能理解。年纪轻的则在使用过程中屡屡出现不是上海闲话的上海闲话,如“撒宁”(啥人)、“米空”(面孔)、“大月”(汏浴)等,为此有作者在媒体上斥之为“伪上海话”。话说得有点过了,但倒反映了一些事实。

方言中含有极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民俗信息,是先人留下的一笔十分丰厚而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有派司的作家、无职称的学者,我有责任把它们记录下来,说不定有用得着的时候。又因这一十二年来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村宅基批量消失,农民进城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导入,由此造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改变,以及普通话普及等,当地大量流传有序的特色词语、常用句式从此失去了依存的条件和基础,在我们下一代中开始消失或者已经消失。更为严重情况的是,从我们的第三代开始,他们都不会讲本地闲话了,连简单的词语都已不能理解,方言的生存环境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难度,这就更显得记录、保存老方言、老词语的重要和迫切了。

学习上海闲话要向前多走一步或多走几步,我的意思是除了会说,不能仅仅停留在会讲这一层面上(即使会讲也还充满着变数),还应在掌握更多的方言词语上下功夫,如同学习外语一样,词汇量越多越好,要有足够多的积累。或者说,学用上海闲话还应多读点书。这些书,可以是理论方面的,也可以是明清、民国以来的其他沪(吴)语文献,其中包括当年轰动上海滩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以及评弹、沪剧剧本等。它们中自然有明清白话小说,如“三言二拍”、《海上花列传》、《何典》等,还应有《海上繁华梦》(附续梦)、《上海春秋》、《歇浦潮》、《新歇浦潮》、《人海潮》、《人间地狱》等等。这些书不仅好读、有趣,方言词语用字也比较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大量的吴语词至今还在原松江府方言中使用着。从方言发展、变化、传承的角度着眼,重视本地闲话,抢救本地闲话,把还活在民间(主要是农村)的方言土语,从语音、词语、句式等方面赶快记录下来显得很有必要了。只有对上海闲话词语了解、掌握得越多,我们对先人会越敬重,对方言的感情会越深,对文献的理解会越正确,这份遗产才有可能继承下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着这件事,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尽可能多的记录下来,并且研究它们,在参与学术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的同时,还出版了《明清文学中的吴语词研究》、《上海西南方言词典》、《莘庄方言》等书籍,这些书记录、研究的是松江府县的老方言和明清民国以来的老词语,突出的是地域特色和农耕特色,为的是使记录更详尽,内容更准确,保存更长久,也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文本。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