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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创新海峡两岸同修精品良志--以上海市《上海县志》、台湾省《台北县志》为例(沈永清) 2014/05/20

沈永清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研究祖国各地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是一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等方面的资料性文献。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或先(台湾省对修志工作较为重视,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即议修志事宜)或后(大陆先后于50、60年代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展新方志编修)进入高潮,继承优良文化传统,富有时代特点,地情特色,弘扬方志文化精神,奏响了当代东方巨人的美妙乐曲。

 

继承创新编修精品良志

 

一地一志,浩如烟海。笔者仅举海峡两岸各一县志:上海市《上海县志》和台湾省《台北县志》进行对比性研究,不难发现当今修志各自的功力和特色,共识是主流,差异是自然的。海峡两岸修志应求同存异,取长补短,继承创新,弘扬方志文化精神,指日可待。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立,隶松江府,1992年9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上海县。至此,上海立县700年。

上海县纂修县志,有记载可考的凡15次,明代五修、清代六修、民国二修、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修。明洪武三年(1370年),邑人、县训导顾彧创修上海县志。其后,编修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前后、万历十六年(1588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嘉庆十七年(1812年)、咸丰十年(1860年)、同治五年(1866年)。民国初年,邑人吴馨任民政长,提议纂修《上海县续志》,经议参两会议决,上限至同治十年,迄宣统三年,以完全结束清一代之文献。1915年志稿粗成,1918年5月刻成。1924年9月,县议事会倡修民国《上海县志》,起于民国元年,迄民国12年,以继《上海县续志》。次年由姚文楠编定纲目,约人分纂。稿未竣而姚逝。时上海特别市成立,1928年7月上海县、市划界,县志因此而改定体例,下限延伸至县市分治。疆域、川流、田赋和纪年4篇仍用姚氏原稿,余则由秦锡田、黄艺锡等增补成书,凡20卷,1936年春铅印成书。1947年设县文献委员会,拟重修县志,未果。1981年7月组建《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年新编《上海县志》定稿,次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今正在编修《上海县续志》为立县700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政府正式在台湾置府设县,随即也开始了地方志的纂修。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被迫割台,开始了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由于日本受汉文化影响甚深,也有编纂志书的传统,所以志书的编纂没中断。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编纂地方志书的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

台湾光复后,最先提出修志的是台北县。1946年11月8日,台北县修志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主席为台北县县长陆桂祥。他说:“今日邀集各位商讨进行本县修志事宜,辱承拔冗惠临,不胜荣幸。修志一事,原为艰巨之工作,不仅关系地方文献,且为民族精神所寄托,尤以本省中经日本统治时代,我先民拓殖开创之丰功伟烈,及五十年来在异族暴政下之含辛茹苦,悉为被御用史家曲笔抹杀。兹幸故土重光,则文献之重光与先民事迹之阐扬,实刻不容缓。地方政府于此盖责无旁贷,是以本人不度德量力辄敢率先发起,尚望诸先生惠予鼎助,共襄盛举。回溯我国自来重视地方志书,然成功之作实不多见,较著名者有收入四库之陕西武功、朝邑二县志,及明末遗臣李元仲之福建宁化县志(曾为康熙帝许为天下第一);今年以来,则余绍宋之浙江龙游县志于体例内容多所革新,号称良志。晚清志学权威章学诚,曾提出‘修志即修史’之语,认地方志书为国史之基本材料,且于阐发地方特有文化一点,尤可以补国史所未及,因此主张修志之态度及方法应同于修史,宁化县志之见称,义亦在此。其志取舍叙述实具国史之手笔,其纲目部分以土地、人民、政事三者分类,尤符合现代政治学之原则,吾人三百年后读其书,诚不能不钦服先贤之卓识。际此时代新生之会,本省光复之始,以台湾民主精神之昌皇,史实之光灿,暨晚近科学之发展,建设之进步,倘能于执笔之初,对史实之理董,文字之纂修,运于近代科学之方法及前志之良规,吾人幸生此时,幸有此土,实不难在志学上放一异彩。唯兹事体大,发凡定例,既应严谨,整理搜访,尤须博识,是则本志之讫年代及进行步骤,殊为当前先决之课题,敬希各位委员多多发表宏论。”与会的专家、教授、贤达,有黄纯青、杨云萍、林佛国、潘光楷、李梅树、林朝卿、李建兴、陈炳俊等,“共同讨论之结论要点如下:(一)宗旨:以发扬民族精神,尤以阐发‘台湾民主国’史实为中心。(二)起讫:上接淡水厅志及噶玛艺厅志,自刘铭传之新政至台湾光复,为时约一百年。(三)体例:推选专家召集专门会议,先草大纲,再行审议。(四)编纂时间,至1947年10月25日光复二周年纪念日蒇事,约以六个月搜集资料,六个月编纂。(五)搜访资料:加聘采访员,以购买、搜求、交换、采访、借抄、摄影等方式,多方采集资料。(六)建议公署纂修省志。台北县率先编纂县志,并首先建议纂修省志,促进了台湾全省修志工作之进行。”

此会此举,是台湾光复后方志学界的最早的一件大事,试想,台湾光复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台北当局能有如此远见卓识,继承修志传统,实属难得。上述结论唯对修志的难度估计不足,时限太紧。特别是当年12月11日夜,该县县府“大火成灾,损失惨重,档案簿记为之一空”。其修志资料匮乏,可想而知。

1948年6月1日,台湾省通志馆成立,翌年7月1日改为省文献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整理地方文献,修纂通志(省志),也有指导全省各县市修志的职责。与其相适应,台北县于1951年10月组织台北县文献委员会筹备会,翌年正式成立,台北县志修纂加紧实施,聘请盛清沂为总纂。即使如此,也是困难重重,一是搜集资料难,二是编纂人员少,三是办公地址狭小、七载七易等等。后来,县志的编纂采取会外特约编纂制,分卷请专家主笔,其志以1951年底为断,共设27卷,另设卷首为凡例、纲目等,全书一次完成,先油印志稿,后经对勘审阅,于1960年排印出版。1983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发行。

“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地方志纂修办法》及《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地方志书为省志、市志及县志三种。……1997年,台湾内政部修正《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各省(市)、县(市)文献机关及各县(市)政府办理。……县、市、乡志20年为纂修间隔,并有续修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5月18日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

海峡两岸继承修志传统,都用“条例”规范地方志的编修,规定县(市)以上志书为“官修”,续修志书间隔为20年。共同目标是继承创新编修精品良志。

 

上海市《上海县志》与台湾省《台北县志》

 

《上海县志》写了700年的上海历史,重点则写近百年的历史,写近百年上海的伟大变革,写了旧上海的方方面面,让人们看到了上海的昨天。有学者认为:《上海县志》“是我所见到的新修县志中资料最丰富,内容最完善的志书之一,它基本上反映了上海的百年沧桑。”

《台北县志》起自刘铭传之新政至台湾光复,为时约一百年。有专家认定《台北县志》“体例与内容为台湾光复后各县市新修志书中最完备者。”

由此可知:《上海县志》、《台北县志》是海峡两岸分别于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所编修的精品良志。

 

 

《上海县志》和《台北县志》框架结构与篇目设置对照表

上海市《上海县志》

台湾省《台北县志》

组织机构:上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组织机构:台北县文献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祖光(县长)

副主任委员:朱思学、周建邦、王士彬、施荣华

主任委员:戴德发(县长、监修)

专任副主任委员:林兴仁(主修)

主编:王孝俭

总纂:盛清沂

1993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0年出版  1983年影印

191万字(16开横排,全一册)

约303万字(16开直排,影印分12册)

卷首:题词(1则)、照片、地图、序(1篇)、凡例(8则)。

目次:概述、大事记之后分篇为:建置、户口、自然地理、政权政协、政党团体、政事、公安司法、军事、财政税务、金融、工商物价计量管理、水利、农村生产关系农业经营体制、农业(上)、农业(中)、农业(下)、工业(上)、工业(下)、商业、粮油购销、交通运输、邮电、城乡建设、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科技、文物胜迹、社会、方言、人物、特记(上)、特记(下)、文献等35篇。

卷末:后记、《上海县志》编修人员、审定人员名录。

卷首:照片、序(5篇)、凡例(20则)纲目、修纂人员名表等。

纲目:纲目分卷,一志一卷,计大事记及疆域、地理、史前、开辟、氏族、民俗、人口、行政、自治、社会、土地、财政、警察、军事、卫生、水利、农业、林业、水产、矿业、工业、商业、交通、教育、文艺、人物等27卷。每卷名下都有主笔署名。

 

 

一、篇目结构同中有异

两志都是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的实际出发,设置篇目。《上海县志》的“篇”相当于《台北县志》的“卷”(志),列类35篇和27卷之比。《上海县志》概述、大事记未列入篇次,所以两志实际列类为37篇和27卷之比,属于中小型编章体。以章节(分目、条目)来说,《上海县志》139分目(章)比《台北县志》的180章少41章,即章(分目)之比为139:180,《上海县志》分目下设1049条目(节)比《台北县志》多611节,即节(条目)之比为1049:438。《上海县志》条目下有的设子目,个别子目下设子子目,即3~5个层次(基本为3层次),《台北县志》节下设段,部分段下有项,个别项下有目,即4~6个层次。两志篇(卷)章(分目)节(条目)层次大体一致。但字数相差较大,《上海县志》193万字,每条目(节)平均1839字,《台北县志》303万字,每节平均6917字,前者细而精,后者细而详。

二、“官修”性质一致

中国地方志编修传统,县级以上志书历来属于官修。《上海县志》和《台北县志》也都由当地政府来主持县志编修,成立修志机构。《上海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县志办公室。台北县文献委员会出面具体编纂业务。均为政府立言,志书稿均由政府审议定稿,县长作序。当今海峡两岸县级以上地方志书,都为“官修”。

三、编纂人员有同有异

《上海县志》主编王孝俭,编纂人员除有10位专职者和14名专家学者为特约撰稿员外,一般是从有关部门抽调,集体操作,“众手成志”,各篇没有单独署名,仅有《上海县志》编纂人员名录。利在主编一支笔统稿“总纂”,能基本保证志书的文风格式一致;弊在执笔者有的缺少责任感,有依赖主编统稿总纂的现象。如果主编功力不足,则就问题多多。《台北县志》总纂盛清沂,其志各卷采“会外特约编纂制”,聘请专家学者分卷(志)主笔编纂,专家修志,品位提高,独立性强,格式、内容、笔法的自由度大,能发挥专家的特长和才干。并在各卷名下“署名”,表示负责,也不湮没功名。但也往往使一部志书的表达形式不同,给总纂带来某些困难。

四、两志凡例,规范体例

《上海县志·凡例》8则:规范其志记载时间、空间范围,结构层次,人物传标准,资料来源等事项。其凡例与首轮新方志凡例雷同,反映特色不显。

《台北县志·凡例》10则,独具匠心。志书的特性,可以说是从“凡例”始。规范要求,有章可循。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讲“创例发凡,独具别裁”。要编纂者着力用心。“台志”修纂人员在台湾光复不久,即为当代方志,首明体例,“悉以史法为之”。要求“集一方之文献,考其原委,析其流变,以为治世者资”。“现有事类,而统史实,使类自成卷”。以科学方法设置纲目。鉴于荷人、日人的长期侵占,须扬我民族精神,按本县发现的遗址,考古论证,台北“与大陆史前文化,颇有渊源”,因立“史前志”;按文献考证,清初台北尚为蛮烟瘴疠之乡,粤我先民,逐惊涛,历殊俗,出万死之计,以开此绝荒,而立“开辟志”;本县氏族60余姓,固皆中原之移民,“与民族生存繁衍,关系至巨”,故设“民族志”等等,实是匠心独运,注重史地结合,立论凿凿。鉴于旧志史文摹拟,不注出处,或有舛误,后世考稽为难,“凡例”强调“本志所有援引,皆外加括号,并详明出处,裨便考按”。

《台北县志》的凡例被认为是拟得比较好的一种,受到当地学者好评。有人说,该凡例“理论之完备,方法之周密,似有胜于省通志”。兹摘录如下:

“一、方志者,集一方之文教,考其源委,析其流变,以为治世者资,具史载而擅实用。今参酌旧论,证其新说,既无他例可循,应从斯义为是,故本志固体立裁,悉以史法为之。

二、方志标列纲目,其例不一。故一清旧日杂目,统之曰志,庶纯体例,而归齐一。

三、时间与空间,乃构成历史之二大要素,地理不明,史将焉附,况夫山川气候、地质土壤,在与人以莫大影响,故以地理志冠之于志首。

四、近来史前史之研究,蔚成专门科学,本县发现遗址,不一其地。据近人探讨,与中原远古文化,颇有渊源,故检要著录,明其所在,模其图形,以供考古者资,因立史前志。

五、部颁修志办法,须首列大事记一项,按志记之为体,本难厘分,因易记为志,俾门类齐一。

六、自来疆域沿革,多隶于地理志中,质之名实,或有未妥。盖幅员之规划,实以政治为转移,虽受地理影响,然非固定不变之势。吾国数千年来,郡县分治,可为明征,故移其子目于行政志下。

七、本志分类,略仿西北联大《城固县志》体例,而加以损益。计卷首略述本志对方志学之认识,以供研究家与编纂者之参考。卷一综述本县地理条件,以明文化之自然基础。卷二、三,系关于历史者,用以提挚本志名篇之纲领。卷四、五关于社会者,用以阐明人群问题之所在。卷六迄卷十二,分志行政要点。卷十三迄卷十九,申述经济概况。卷廿迄廿二,罗缕文化情形。都廿三卷,而修志本末附焉。至于立纲分目,或与旧志不同,然意在前后相属,经纬互贯,以求阅读之便利,殊不为前例所囿也。

八、吾国史体,夙分三类:一曰编年,二曰纪传,三曰纪事本末,迄于今日,未能易之者。本志量才取法,重时则以编年,重事则以纪事本末,人物地理则以纪传,兼采各体之长。

九、按方志文体,不外二种,或社会群籍,自铸新词,或上挚纲领,下列征引之书。今据首都志例,于兹二体,随文之便,兼有所取。

十、史文撰拟,不注出处,此古例也。然或有舛误,每致后世考核为难。故本志所有援引,皆外加括号,并详明出处,俾便寻找。”

五、两志照片、地图各有千秋

《上海县志》卷首彩页35页,照片147帧,再现一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概貌。同时设置8开的上海县政区图、上海县水利图、上海县交通图(1984),16开的宋~元时期的上海县、明代时期的上海县、清代时期的上海县、1928年上海县和上海特别市、1949~1984年上海县域变化图、上海市西郊区位置图、元至清代上海县沿革图、明弘治年间上海县全境图、明嘉靖年间上海县全境图、民国四年上海县全境图、清同治年间上海县城图等15幅。读其地图,上海县之建置沿革尽收眼底。随文照片206帧,示意图6幅。其不足是缺上海县在上海市的位置图,随文照片设置不均匀。

《台北县志》在每卷(志)卷首有相关的图照一、二幅外,注重随文图照。如卷二疆域志,每章记述某个朝代之疆域,几乎均有舆图,计53帧,以舆图佐证历史,非常可信而有价值。又如地理志(上)的第一章地形,有大幅的“台北县地形图”比例尺十万分之一,长宽各60公分,以及随文图照48帧;地理志(下)第五章名胜古迹照片28帧。再如民俗志的衣饰样式图照,文艺志的画家、摄影师的代表作(19帧)等等,有文有图(照),以资对照说明,方法科学,效果喜人。

六、概述异同

概述“为首轮新编方志之创意,大多数志书竞相采用,效果甚佳。”《上海县志》“概述”1.3万字,写作体式为浓缩体。全文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叙地理概貌,第二部分叙县域的重大建置变化,第三部分记述县域经济的历史发展概貌,第四部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及社会各业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文末置“1949~1988年上海县主要国民经济指标情况表”,文表相辅。“全文结构新颖,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叙议结合,文风端正。”其志除工业(下)、特记(上)(下)、文献4篇外,其余31篇之首均设置200~1000字之无题序,明各事类之主旨。并将该篇下各分目的内容作概括,加强了内在联系的整体性,力避旧志中各事类之间缺乏相互联系,只见木不见林之弊端。

《台北县志》虽无全志的概述,但不少卷(志)有类似的做法,反映了不同主笔者的不同思路,如卷一疆域志第一章“序说”;卷四史前志有“序言”和第一章“总说”卷五开辟志有“引言”;卷六氏族志也有“引言”;卷十八农业志第一章“总说”;卷十九林业志第一章“林业概况”;卷二十水产志第一章“概说”;卷二十二工业志第一章“绪言”等等,其名称不一,用意也都是不同程度的统括深化本卷内容。如卷六氏族志的近千字“引言”,概述了本县166姓,除山胞为土著外,固皆中原之移民,自两汉以来,渐次南迁、东渡,“吾人安土重迁,凡属身历足经,生地死所,莫不铭之碑冢,载之谱牒,移民之迹,本甚明也。唯中经乙未日人之变,旧时家史,半付劫灰;以至五十年来,先民史迹,晦焉不彰。”光复之后,“咸谓若长此以往。匪但数典而忘祖,抑且本县开创之功,亦将随之以尽;乃有氏族志之倡议”。遵循“国父遗教,扩家族以为国族之义,董成斯篇”。“引言”末,揭示“日人据台五十年,包藏祸心,更改我氏族姓名,冀逐其皇民化之迷梦,曾几何时?竟自食败亡之果,兹志其经过,附之卷末,以为后世侵略者戒焉”。11如此言之铿铿有声,弘扬同根生、同种源的民族精神,可谓宏论,优哉!美哉!

七、大事记均以编年体为主

《上海县志》大事记按时序排列,起自“751年(唐天宝十载)置华亭县,止于1993年3月24~30日闵行区人民政府成立,上海县人民政府自撤销”,即上海县建置结束。详今明古记载上海县城内所发生的大事1282条,脉络清晰地再现上海县域内1242年之发展简史。

《台北县志》大事记分为五章:(一)开辟时期;(二)清代领台时期;(三)乙未之际;(四)日据时期;(五)光复以来。值得注意的,“乙未之际”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割台的一年,独辟一章,逐月逐日,详尽记叙台湾人民心怀祖国、英勇抗日的事迹,非常显突、非常鲜明。

八、两志的“地理类”《台北县志》特色鲜明

志书重视“地理”是有传统的。当今台湾方志界就有新地学的观点和方法一说。从实践结果看,海峡两岸当代方志的“地理类”,一般包括疆域、建置沿革、行政区域、自然环境等内容。

《上海县志》的地理门类由第一篇建置、第三篇自然环境两篇构成。建置辖建置沿革、县域、行政区划、县治、乡镇、集镇新村等6分目,自然环境辖地形地质、气候、水文、土壤、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异象等6分目。另外在其特记设:马桥古文化遗址、马桥文化(马桥古文化遗址发掘,马桥古文化遗址地层、遗存,马桥文化),以此反映上海县的地理环境与特点。

《台北县志》的“地理类”,内含四大卷:疆域、地理、史前、开辟,卷卷有特色。卷二疆域志,开卷正名“台北之命名,古曰鸡笼、淡水”。引古籍论证,“盖由地象而得名”。12阐明本志“综其规制大要,明其沿革因果,为疆域志一十九章,庶存旧闻,以备治世者资焉”13同时,采用小号字“编者按:日人谓鸡笼之命名,系由山胞凯达格兰族(ketagalan)字音转变而来,实未可为训。……日人轻翻旧案,故本志不取。”14卷三地理志,篇幅最大有26万字之多,分上下卷,运用科学方法,提供丰富资料。

卷五开辟志,“引言”阐明疆土之开拓,文化之繁衍,皆我先民丰功伟业。“光复以后,本会成立之始,缅怀先民创业之艰,爱有编纂本志之举15,本卷(志)对全县34个乡镇,设34章,分章逐一记述每个乡镇开辟的经过情况,并附“有关开辟文契”五十种以资佐证,其中,影印文契原件七种。最早的年代,“第一号,大佳腊开辟古契”16,是康熙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给,发淡水社大佳腊地方张挂。

尤其是特设卷四“史前志”,意义深远。台北对于史前时期的遗址,历有发现,考古论证,“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之史前文化显有关系”。本志记述了迄今(50年代初)发现的遗址合计72处,将其分为15个区域,列表说明72处的分布区域、名称、遗址高度(海拔公尺)、遗址范围(长宽公尺)、采集遗物(名称、件数)、发现日期、发现人等等。接着对每个遗址的发现情况作了详细记叙,并附有考古遗址地形图11幅,地形照片18帧,出土文物(石器、陶器等)图版27页,文物照片15页等等,内容十分丰富,论证非常有力。如日本考古学家鹿野忠雄认为:“台湾先史文化的基层是中国大陆的文化,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台湾。”17这是鹿野氏所著的《台湾考古学民族学概况》一书,对台北遗址发现的文物:陶器(绳纹陶、网纹陶、黑陶、白陶、彩陶)、石器(匙形石斧、有肩石铲、有段扁平石凿、石刀)等等,进行考古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早年,裴文中著的《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一书,曾指出黑陶文化起自龙山时期(即商殷之前)的山东半岛,此种文化之民族向南沿海移动于浙江,再南迁而至台湾。18鹿野氏对台北圆山等遗址的黑陶文化研究,也指出黑陶文化,“以山东省为其发祥地,则台湾黑陶或为沿着海岸南下,然后传入台湾。”19光复之后,台湾考古学开展对圆山寺等遗址进一步发掘,考古学者石璋如考证后认为:“圆山人的祖宗是大陆,而现在的高山族乃是他的后裔。”20等等。“史前志”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台北地区之史前文化,若依以上数氏之推测而论,最晚似应于两汉以前即已存在,而终于元明以上。……圆山史前文化,则其年代似应在隋唐之际,吾国东向海运兴盛之时。”21《中国方志大辞典》介评《台北县志》,“独立设置史前志,其以考古之实物铁证,充分说明台湾与中原远古文化的渊源关系,从而证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意义深远。”22确是千秋之功。

九、两志的“社会类”内涵不一

“社会”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旧志中尚无专志,而散见于风土、方言、庶政等志目中。当代方志“社会类”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各志记述的内涵甚是不一。大陆方志有将“人口”编入“社会类”和姓氏、民俗、方言、宗教等并列。这与台湾方志的结构相近。

《上海县志》的社会由第三十篇社会(居民区、家计求职、习俗、宗教、土特产、褚家塘社会调查)第三十一篇方言(语音、语汇、语法、谚语、歇后语)所构成。其中褚家塘社会概况调查设:褚家塘自然村概况、户籍人口、姓氏宗教家庭、婚姻生育、职业、农副业收入、住宅、文化娱乐等12个事类,以6000余字展示了上海市区西南部一个0.5平方公里自然村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1991年的历史原貌。其调查撰稿者是生于褚家塘,居于褚家塘,又善于保存积累原生态资料的褚半农先生。褚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资料出版了25万字的《褚家塘志》23,此志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凡誉之谓:“这是具体生动的自然史,是今日之活动史。自然村是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基层细胞,如果没有自然村这一基层细胞,又哪有地县、省市及国家的社会组织呢?由此,历史家的眼光,应该由下而上,从具体了解自然村及其家庭组织的生活真实开始,逐步向上推移扩展,最后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24从中可窥见“褚家塘社会调查”之学术价值。褚家塘自然村“至2009年4月,褚家塘农民村最后几户家庭迁至邻里花苑等处,老楼房全部拆除。褚家塘从此不复存在。”25其调查为已消失的褚家塘自然村留下完整系统的微观资料,其存史价值不可低估。

《台北县志》卷五民俗志中设“山胞”一章,记叙县境内为数不多的山地同胞(泰雅族),全县1950年有165户782人,占总人口的1.6‰。依据“凡例”所定:“本县山胞,为数颇微,若将其文化形态,逐篇分述,势必一言片语,星布各章,匪但查阅困难,而编者亦苦破碎。”26今本民族平等主义,设“山胞”章,下例四章:族系与人口、行政与教育、社会与生活、宗教与礼俗。记述有条不紊,资料丰富多彩。

其志将“人民团体组织”归于“社会志”属下的一章,而《上海县志》与大陆方志一般是将其归属于“政治类”的“党政团体”篇,相互出入较大。

十、两志对“人口”的记述都下功夫

人口问题历来是方志中十分重视的问题,人是社会与自然的主体,人的自身繁衍和素质,有关一个民族国家的前途。

《上海县志》第二篇户口,下辖(一)户口(户口消长、历代户口统计、人口构成、外国侨民、居民姓氏),(二)人口控制(人口生育概况、提倡晚婚计划生育)2分目。由此可知上海县户口与人口之变化情况:“上海立县时,人口约10万人,清末达11.5万户,56.8万人(不含租界)。市县分治后,1930年有2.6万户,11.4万人。1949年解放前夕有2.5万户,11.87万人。1984年达11.06万户,39.76万人。密度1086人∕平方公里。1958~1983年,全县户数年递增20.03‰。其中农村户年递增20.44‰,城镇户18.20‰。……人口自然增长率,1953~1984年平均为15.82‰。”27

《台北县志》有“台北县历年人口动态统计表”28从1909(宣统元年)~1941年(中有间断)、1950~1955年连续6年,分列人口数、出生数(率)、死亡数(率)、结婚对数(率)、离婚件数(率)等,很有价值。从出生率看,历来是40‰以上,仅有两个年头(1916、1950年)略低于40‰;而死亡率有40年代前的20~32‰,到1950年以后逐年减少,1955年的死亡率降到8.7‰;自然增长率则由40年代前的7~24‰,到1950年以后大大递增,由1950年的26.3‰,到1955年升为35.1‰。总人口1909年48.3万,1911年46.99万,1931年42.45万,1941年51.86万,30多年间有升有降,总增长率是0.7%;而在1950年50.3万的基数上,到1955年达63.8万,6年则净增26.8%,其志还列了1951年“本县与本省各县市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较”29,表明台北县在全省22个县市中,出生率排名第19,死亡率排名第8,自然增长32.9‰,在全省居中偏低。

十一、两志“经济门类”容量较大

《上海县志》经济门类列15篇,《台北县志》经济门类列10卷,文字量都占全志1/3强。显示海峡两岸当代修志都改变了旧志“轻经济重人文”的缺陷,把经济作为入志的重点内容,记载大量的经济资料,反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反映地方经济各方面历史发展的具体变化。两志对农村土地制度变改作了翔实的记载。

《上海县志》第十三篇农村生产关系、农村经营体制,下辖:土地改革,(上海县土地改革前各阶土地占有、新泾区龙华区土地改革土地占有、特殊土地、地租、土地买卖、土地改革)农村生产互相合作(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人民公民化、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责任制、重点户专业户)、农场(公营、国营农场、私营农场),土地改革遗漏户、农业单干户(土地改革遗漏户、农业单干户)。用7万字对此作了翔实记录,这些宝贵资料,均非举手可得之物,自然都是志书编修者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寻求而得。有一分耕耘,必然就有丰硕成果,这就是事在人为。该篇充分体现了资料性文献的属性。

《台北县志》卷十二土地志,下设12章35节,从土地制度、地籍整理、地目等则调整、规定地价、地权清理、公地放租、耕地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实施耕者有其田、荒地使用、土地征收、外人地权处理等方面,用了10万字,详尽地记叙了50年代前期,台北县土地改革的全过程,说明了变革地主所有制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

十二、两志的“人物志”都是生不立传

人物志,古今重视。章学诚讲人物志“书中之髓”、“志中之志”。清代的志书,人物类篇幅少则五分之一,多则达二分之一。

《上海县志·凡例》指出“本志不为生人立传”。第三十二篇人物,(一)人物传记立传77人,传主中有元代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明代学问家王圻及书画家董其昌,明末抗清志士侯峒曾,近、现代有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钮永建,著名中医药专家秦伯未。(二)名录,烈士英名录收录烈士15名、元明清进士榜收录自元至治元年(1321)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584年间中进士的赵庭兰等280人。其人物篇再现上海县人物之风彩。

《台北县志》的观点:“史重本末,自古而然,故事备生前,论断死后,始可一是非之议,而窥始终之节,本志取焉。”30这和大陆修志“生不立传”原则是一致的。《台北县志》也和《上海县志》一样,人物入传偏严,两志人物篇的字数占全志3~4%。《台北县志》人物志第一章忠义列传首列了抗日领袖林李成、简大狮等,其英烈事迹为世人所敬崇,赞其“舍身成仁,志气磅礴,保家卫国,义无反顾,我中华民族之可贵者在此,其所以能屹立不衰者亦在此”。31

综上可知,《上海县志》、《台北县志》各有千秋,有异有同,可说是异曲同工,共同奏响了新时代东方巨人的前进曲。

 

学习传承两志优点,展示方志文化精神

 

一、资料性是地方志的第一(本质)属性

“地方志的功能决定了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的,因而要县志记述一般性,表面性的资料不难做到。但是,也因此容易发生记述角度上的偏差,产生重点抓不住,过程性介绍很多,有价值资料少,不反应本质,较为肤浅等缺陷。”32《上海县志》的编修,一般都始记于清末年或民国初年,为了能人们集中地了解旧上海的概况,还专门设置第三十三篇特记(上),对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前的上海县和1843年至1928年的上海县作了集中记述,所记内容也都是具体的、丰富的,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正如主编王孝俭在此志后记中所言:“反映任何一个典型的县,不能靠描述,而要让资料来说话。”从此话就可看出作者是有见地的,他懂得“地方志的功能决定了地方志首先是资料性的。”因此,为了修好志书,必须狠抓资料搜集。地方志资料第一应成为方志界的共识。

二、注明资料出处,确保其准确无误

《台北县志·凡例》指出:“本志所有援引,皆外加括号,并注明出处,俾便寻找。”而大陆首轮和二轮新方志已版志书其凡例都说其志“一般不表明资料出处”。正如上海史志学会原会长邹逸麟所言:“近年来出版的志书,有一通病,即大多数不重视资料出处。志书基本上是一种历史性资料书,所记内容均不注明出处,不仅当代人无法审其是非,后世人利用者更是如何信得?”33《台北县志》编者的严谨治学精神值得方志界弘扬。

三、反映时代特色,展示社会进步

突出时代特点是当今修志的一项基本要求。当今时代的潮流,是改革、发展、全面推进现代化。《上海县志》、《台北县志》都能跟上时代步伐,反映时代要求,力求用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设置篇目,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记叙内容,剔除封建的、愚昧的、不科学的东西,删去旧志中圣制、皇德、烈女、仙释这些门类。运用“图照”先进手段引入传统方志,如台北县有关开辟文契50种,史前考古遗址72处概况表等。如上海县马桥古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佐证历史,给人求实的信史感。

两志最显著的共同时代特点,改变旧志“轻经济”的缺陷,用大量篇幅(各占全志三分之一),记叙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突出社会生产的发展。

《台北县志》的土地志,记叙了台湾当局遵循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原则,“铭记大陆的惨痛经验,锐意改进土地制度”。34抓住了当时兴邦安民这个根本问题,稳定民心,稳定社会,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对于后来台湾经济“起飞”,起了不可低估的“原动力”作用。如此等等,可知,把一个地域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轨迹,全面真实而具体地记载下来,存史价值高矣!

《上海县志》的农村生产关系、农业经济经营体制(见上文)同样是反映时代特色,展示社会进步。

四、弘扬民族精神,发扬国际主义爱国主义

台北县修志的首次会议上,明确修志的宗旨:发扬民族精神。在“序”中进一步彰明:“我台同胞,来自大陆,气质禀赋,初无二致,本县绅民,爱国保种,勇敢奋斗的事迹,尤足以惊天地泣鬼神。”35这个主旋律贯穿全志,特别在大事记、疆域志、史前志、开辟志、氏族志、军事志、人物志等,都有充分体现。

当乙未(1895)三月,传闻“日人索割台湾”时,“台民闻讯,奔走相告,哀签请止”。36当割台成事实时,台湾民众谋独立以阻割地之议,电奏清廷:“伏查台湾为清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载皇灵,为南洋屏蔽。”37当成立“台湾民主国”时,建元“永清”,宣告“遥奉正朔,永作屏藩”,38等等,台湾民众强烈抗日的民族意识,今日读来,仍令人感奋不已。

台北民众领袖林李成、简大狮、林成祖等先后组织义军、义民英勇抗日牺牲,民族意识愈演愈烈。台北知识界,“学人高士,闭门不仕,忠义之气,发为诗歌。”“流传国故,寄存族魂。”39当时,台湾著名历史家连横(雅堂),发愤著作《台湾通史》,40在“自序”中强调“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41以顶天立地的气概,亮明著书立说的观点。

台湾人民的强烈民族意识,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惊骇。1939年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台湾社会运动史总序中承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汉民族的系统,这是牢不可破的。哀叹日本统治台湾已四十多年,台湾人仍还保持着汉民族的意识。它无可奈何地供认:“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之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42所以,他们疯狂镇压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强制推行“皇民化”等等,难以奏效,就知其缘由了。

这种深情的“台湾意识”、“祖国情结”,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地释放出来,“县民以山河重光,欣喜若狂”,43来庆祝回归祖国。光复后立即着手修志。在“凡例”中一再强调:“尤以革命诸役,先烈赴义,志气磅礴,其人其事,均足为民族矜式”。44树碑立传,为世人所楷模。

《上海县志》第八篇军事中设有虹桥机场事件、日机轰炸、县境沦陷、日伪清乡、抗日战事等条目,记载1937年日本侵略军挑起“虹桥机场事件”肇始“八一三”淞沪抗战;日军飞机轰炸县域“炸死炸伤平民900人、炸毁民房六七百间;日伪“清乡”(1942年7月~1944年)期间“不少平民被杀,大批房屋被毁。”45。其志在第三十四篇特记(下)设抗日纪事,记载日本侵略军罪行:“1937年11月~1945年杀害平民380人,烧毁房屋5500间,奸淫妇女不计其数。”46其罪行为千夫所指。救护美国飞行员记载“1945年1月20日美国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所属野马式(P51型)战斗机……下午2时左右,坠毁于黄浦江夏家嘴东西两里许上海县三林乡大绞圈村东南200米处,美军少尉驾驶员托勒特跳伞村落村西100米麦地,着陆后逃匿村民陆阿桥家床下。……4月18日送交驻华美军辅助勤务处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47其文详细记录上海县村民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冒着生命危险(村民蒋和尚被日军杀害)救护美国飞行员托勒特,其救人行为令人肃然起敬。

两志所记“抗击日寇”事迹,是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生动教材,从方志文化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是方志文化精髓之所在。正如《海峡两岸地方志比较研究文集》的编者所说:“在地方志方面,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华夏源流,有着共同的悠久历史,有着共同的优良传统,有着共同的编修实践。”48当今绽放的方志之花,喜在世界文化林中盛开,这是时代的记录,历史的结晶,民族的骄傲。

(作者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

 

注:

①柳浪:《台湾方志体例与编纂方法的演变与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3期。

② 参阅饶展雄、黄艳嫦:《台湾修志纵横谈》,《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1期。

③ 《台北县志》第30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83年版。转引自金德群:《海鲜两岸继承修志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4期。本文下引《台北县志》资料均出自此文。

④ 张仲荧:《台湾的地方史志撰修及理论研究》,《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5期。

⑤ 仓修良:《王孝俭〈上海县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第3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⑥ 《中国方志大辞典》第28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⑦ 《台北县志·凡例》第21—25页。

⑧ 此凡例转引自饶展雄、黄艳嫦:《台北修志纵横谈》,《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1期。

⑨ 来新夏: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新方志“概述”点评·序二》,中华书局,2008年7月版。

⑩ 《新方志“概述”点评》第697页。

11 本段引文均见《台北县志》1437—1438页。

12 《台北县志》第349页。

13 《台北县志》第350页。

14 《台北县志》第350页。

15 《台北县志》第1272页。

16 《台北县志》第1378页。

17 《台北县志》第998页。

18 《台北县志》第999页。

19 《台北县志》第999页。

20 《台北县志》第1004页。

21 《台北县志》第1005页。

22 《中国方志大辞典》第283页。

2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24蒋凡:《褚家塘志·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25 《褚家塘志》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26 《台北县志》第25页。

27 《上海县志》第150页。

28 《台北县志》第3360、3361页。

29 《台北县志》第1976、1977页。

30 《台北县志》第25页。

31 《台北县志》第14页。

32 王孝俭:《上海县志·后记》。

33 邹逸麟:《修志贵在征信——读修志〈云翔寺志〉有感》,《〈云翔寺志〉论文集》第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7月版。

34 殷章甫:《中国之土地改革》第162页,台北1984版。转引自金德群:《海岸两岸继承修志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35 《台北县志》第14页。

36 《台北县志》第227页。

37 《台北县志》第229页。

38 《台北县志》第229页。

39 《台北县志》第5033页。

40 连横:《台湾通史》第14页,转引自金德群:《海岸两岸继承修志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

41 《台北县志》第14页。

42 黄康显主编:《近代台湾意识的社会发展与民族意识》第275页,香港1987年版。转引自金德群:《海岸两岸继承修志传统弘扬民族精神》。

43 《台北县志》第296页。

44 《台北县志》第24页。

45 《上海县志》第333—336页。

46 《上海县志》第1295页。

47 《上海县志》第1295—1296页。

48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文集》第1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